作者：金光耀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當代中國史研究》2022年第4期
新中國史是中國幾千年歷史長河中最貼近我們並且我們仍身處其中的一段歷史。加強對新中國史的研究與學習對於我們認識國情、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十分重要。與其他時段的中國歷史研究相比，新中國史的研究起步晚，學術積累相對少，但同時也存在歷史感更強、資料更加豐富等便利條件，尤其是隨著國家不斷發展壯大，有更多需要不斷拓展的研究領域，也需要有更多的學者尤其是年輕人的加入，一起推進其發展。改革開放以來，新中國史研究持續繁榮發展，成效卓著。在此過程中，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二個歷史決議）對新中國史研究有著重要的奠基和指導作用，為我們開展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屆六中全體會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三個歷史決議），既肯定了第二個歷史決議的“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適用”，又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有諸多新的重要論述，為我們繼續深化新中國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參照。筆者多年從事新中國史研究與教學，擬結合對第三個歷史決議的學習以及個人的工作體會，對新中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略述己見。
中國有悠久的修史傳統。論者通常將司馬遷與修昔底德並稱為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學之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撰寫《史記》的志向，也成為中國曆代史家追求的目標。中國共產黨繼承了這一傳統，十分重視歷史經驗的總結和書寫，形成了編撰黨史的傳統。從1945 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第一個歷史決議），到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再到 2021 年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第三個歷史決議，就是中國共產黨重視歷史經驗總結和歷史書寫的具體體現。
1945年的第一個歷史決議回顧和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24年來的歷史，對黨內若干重大的歷史問題做出正確的結論，為中共七大的召開奠定了思想基礎，使全黨達到空前的統一和團結。1981年的第二個歷史決議回顧和總結了新中國成立後32年的歷史，標誌著“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結束後中國共產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為改革開放打開了前進的道路。2021年的第三個歷史決議以更宏觀的視野全面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為在新時代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指明瞭方向。三個歷史決議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人對黨自身歷史的認識和總結，對於我們認識、理解、學習、研究黨史和新中國史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與現實價值。
如前文所述，第三個歷史決議明確指出，前兩個歷史決議“實事求是總結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在重大歷史關頭統一了全黨思想和行動，對推進黨和人民事業發揮了重要引領作用，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然適用”。因此，三個歷史決議是前後連貫的一個整體。因為第一個歷史決議只總結了中國共產黨成立最初24年的歷史及經驗教訓，對新中國史的研究而言，後兩個歷史決議尤其是第三個歷史決議尤為重要。
三個歷史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歷史認識的結晶。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共產黨對自身歷史的認識是隨著黨的實踐不斷深化、與時俱進的，這也是人類認識自身的基本規律。第二個歷史決議成稿於改革開放初期，“文革”結束後的歷史轉折剛剛開始，中國共產黨即深刻地認識到這是“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因為當時這一歷史轉折還在進行中，決議對這一轉折時期的敘述還只是初步的。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進行，在第二個歷史決議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對這一偉大歷史轉折的認識在不斷深化。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1949—1978）》對歷史轉折時期的敘述就更為具體，評判也更為全面，表明中國共產黨對轉折時期的認識隨著自身實踐而與時俱進。第三個歷史決議則是站在百年黨史的角度，對這一歷史轉折做了更加全面的評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刻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正反兩方面經驗，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借鑑世界社會主義歷史經驗，創立了鄧小平理論，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深刻揭示社會主義本質，確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明確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科學回答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紀中葉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戰略，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可見，我們學習第三個歷史決議時應該具有這樣的歷史感，即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會隨著社會發展進步而不斷推進。與此同時，經過實踐檢驗和歲月沉澱，中國共產黨對歷史的認識也會越來越全面和深刻，這既是我們學習第三個歷史決議應有的實事求是態度，更是我們開展新中國史研究與教學的重要方法指引。
學習和研究歷史離不開時間和空間兩個因素。新中國從1949年成立到現在走過了70多年的歷程，但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新中國的歷史，就不能僅僅盯著這70多年，而應該將眼界放寬。第三個歷史決議就以寬廣的視野總結了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全國人民不懈奮鬥的歷史，為我們從更加宏闊的視野開展新中國史研究與教學做了很好的示範。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黨和人民百年奮鬥，書寫了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上最恢宏的史詩”；“全黨要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從黨的百年奮鬥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中國共產黨立志於中華民族千秋偉業，百年恰是風華正茂。過去一百年，黨向人民、向歷史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現在，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又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的趕考之路”。可見，開展新中國史研究與教學既要著眼過去又要放眼未來，既要立足中國又要面向世界。
1949年10月1日，五星紅旗在天安門廣場升起標誌著新中國的誕生，是 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界標。但“新”“舊”中國並不能因此而截然斷開。毛澤東詩詞中有歌頌新中國的名句“雄雞一唱天下白”，從漫漫長夜到雄雞報曉，並不是瞬間完成轉換的，從黑夜到日出有一個東方欲曉的過程。因此，要更好地理解新中國的歷史就不能機械地以1949年為界，限制自己的視野。中國共產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這個執政黨在延安時期成長為一個成熟的政黨，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有了以自己領袖命名的指導思想以及一套完整的組織和思想建設機制，這些對新中國的發展有著深遠而持久的影響。因此，完整地把握和準確地理解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和發展，是研究新中國史必不可少的前提條件。
共產黨是打敗了國民黨才建立起新中國的，推而廣之，民國時期的歷史、近代中國的歷史都是我們認識和研究新中國史的重要前提。20世紀上半葉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中的發展、挫折和失敗，是20世紀下半葉新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必不可少的參照系，將兩者放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天平上，能使我們從一個較長的時段來認識和評析新中國的歷史。這一點尤其應該引起青年學者和學生的重視。新中國史是一門年輕的學科，年歲稍長些的研究者在進入這一領域前，大都做過1949年以前歷史的研究，而年輕一代往往一進入歷史研究就一頭扎入1949年後的歷史。這樣的好處是主攻方向明確，但容易受限於視野不夠開闊，對此要有清醒的認識。
時間的另一端是當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人體解剖對於猴體解剖是一把鑰匙。低等動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動物的徵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動物本身已被認識之後才能理解”。馬克思的這句話是筆者讀本科時聽老師在課堂上講的。當年體會不深，甚至認為應該反過來講，猴體解剖才是人體解剖的鑰匙，就像生物實驗室中通常所做的。但40 多年來改革開放的進程，讓筆者理解了這段話所蘊含的哲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新中國史的一條主線。4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實踐使我們對社會主義有了更全面的認識。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只有對內、對外開放才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增強我國的力量。我們過去多年搞的是蘇聯的方式，這是一種僵化的方式，實際上是把整個社會和人民的手腳都捆起來了”。“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範圍內也發生了某種程度的革命性變革。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們已經開始找到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路子。在改革中，我們始終堅持兩條根本原則，一是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為主體，一是共同富裕”。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日益完善，推動中國經濟上了一大個臺階。到2021年，中國經濟總量超 114萬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80976元。今天回過頭去看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建立以及之後的發展歷程，原先看不清楚的歷史進程就可以看得清楚些，原先不全面的認識可以變得全面些、客觀些。因此，研究新中國史一定要關注和了解當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以獲得歷史的縱深感來剖析和理解已經過去的歷史。研究古代史，或可以兩耳不聞窗外事，但研究新中國史，不關注當下是無法做出有深度的研究的。
所謂空間因素，首先就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梁啟超曾經將中國的歷史分為“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和“世界之中國”三個階段，分別對應“上世史”“中世史”和“近世史”，其中最後一個階段起自乾隆末年。葛兆光稱1895 年以後中國開始從“天下”走出來，進入“萬國”，不得不面對一個全新的世界秩序。顯然，進入20世紀後，中國已經與世界越來越聯為一體，不可分割了。要研究20世紀的中國，必須瞭解世界，瞭解並研究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新中國成立時，冷戰已經開始，世界分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因此，如果要更好地開展新中國史研究，尤其是對一些涉及黨和國家重大政策的分析，就必須將其置於世界歷史的框架之下。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邊倒”方針的出臺為例，就不得不考慮當時的國際國內局勢。這一方針的提出，是毛澤東在總結中國革命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從當時整個國際戰略格局，主要是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態度並實行包圍封鎖這個現實情況出發的。這樣做，“才有可能迫使帝國主義就我之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不僅僅是外部世界和國際格局對中國的影響，也有中國對世界的影響。改革開放前，中國處於相對封閉的環境，但對外部世界的影響仍不能忽視。美國學者理查德·沃林的著作《東風：法國知識分子與20世紀60年代的遺產》就論述了毛澤東思想對法國“五月風暴”的影響。這種影響不僅是對法國及其知識分子的，通過法國知識分子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和所付諸的行動，也使我們增加了一個外部的視角來認識和理解新中國史。德國學者史傅德在復旦大學任教期間與筆者合開過一門全校通識課，我們分別從歐洲和中國的視角討論60年代的歷史，這樣的講授不僅深受學生喜愛，筆者也從他有關歐洲的歷史講授中獲得啟發，加深了對當時中國的認識，並對自己講授的內容有新的補充。改革開放後，中國與世界的聯繫日益緊密，影響更加深刻。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今日之中國，不僅是中國之中國，而且是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
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之外，中國內部的空間因素也不能忽略。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地區差異很大的國家，因此長期以來區域發展存在一定差異。對此，鄧小平明確指出：“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構想是這樣提出的：一部分地區有條件先發展起來，一部分地區發展慢點，先發展起來的地區帶動後發展的地區，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有鑑於此，學界對新中國區域歷史的探討已經非常充分，並取得了較為豐富的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時代發展、社會進步以及新的理論和問題的產生，區域間的差異問題仍然值得進一步探討，而以地方為研究路徑的新中國史取向仍會是一個重要選擇。在這方面，《當代中國史研究》便進行了很好的實踐，刊發了不少當代地方歷史研究佳作。
總之，在更長的時段和更廣的空間中，新中國的歷史可以展現其更完整立體的面相，研究者也得以更全面地認識和理解這一段歷史，既可以更好地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也能為相關學科的發展提供歷史知識和歷史智慧。
第三個歷史決議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人民至上”：“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黨的最大政治優勢是密切聯繫群眾”。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大會上的講話中也明確指出：“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真正的英雄”；“我們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中國共產黨人、中國人民、中華民族團結奮鬥的結果”。可見，新中國史不但需要關注黨和國家的歷史，也需要關注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國家建設、創造中國奇蹟的歷史，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新中國史研究的史料也就更加廣泛，這對我們開展相關研究既是便利條件，同時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研究歷史需要從史料出發是一個常識。新中國史的史料與古代史、近代史的史料相比，最大的特點是多，汗牛充棟、浩如煙海的形容一點也不誇張。古代史尤其是中古以前的歷史，不少史事或人物，因缺乏足夠的史料，需要靠推理和想象將不完整的資料串聯起來，才能構建一個完整的敘述框架。一般來說，古代史對一個專題的研究，在史料上可以做到竭澤而漁一網打盡，但在新中國史的研究中，這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史料幾乎是無法窮盡的。
新中國史的史料在種類上十分繁多。除了官方檔案和報刊外，有大量領導人和普通人物的回憶錄，有日記、書信、工作筆記等，許多普通人的日記書信通常被稱作為民間文獻史料，還有研究者採訪當事人的口述史料等。閱讀古代史料需要古漢語基礎，閱讀新中國史料沒有這一門檻，但面對不同種類的史料並非不需要相關的知識和技藝。比如報刊文章，絕大多數是政策宣傳和典型報道，加之隨著數據庫的廣泛應用，報刊資料可通過電腦檢索獲得，一些重要信息便可能被忽略，因此，我們需要回到歷史現場，通過詳細解讀報刊資料及其歷史語境，通過前後（即時間）左右（即版面內容）等對比分析，進一步挖掘史料及其背後的歷史，以呈現出更加豐富深刻的歷史圖景。
儘管新中國史的史料數量浩瀚、種類繁多，但在研究中也會遇到史料少甚至完全沒有的困境，包括以下兩種情況：一是歷史發生過程中沒有留下記錄；二是有些歷史進程雖然留下了記錄，但記錄材料不易獲得。歷史上不少時段會留下帶有自身時代特點的資料，如上古的竹簡，中古的碑刻，還有如敦煌文書、徽州文書等，歷史學家通過對這些資料的研究得以瞭解那個時代的社會歷史。新中國的歷史離我們最近，就是我們生活於其中的歷史，有浩如煙海的民間文獻史料，這是研究近代以前的歷史學者不可能遇到的，也是研究新中國史的學者的獨特機遇。
有論者指出，當代民間文獻史料（主要包括文件、賬簿、信函、日記、筆記等）以其反映基層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人際交往、家庭關係、個人境遇等而成為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主要史料來源之一，這類史料中的日記、筆記等對於研究社會心理是非常難得的，同時也要看到記載者難免會受到時政的影響，因而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和片面性，運用時需要與歷史事實相對照；而且這類史料一般以大隊、村社為單位，資料分散，且個案性強，因此是否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意義是需要研究者十分注意的。確實，民間文獻史料不易獲得，其典型性和普遍意義也需要注意，但從近年來的相關研究來看，這方面的確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例如，一些研究人員通過集體化時期農村賬簿等資料，對人民公社制度、農戶收入等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因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拓展民間文獻史料的蒐集、整理和研究，實現民間文獻史料和官方權威文獻的互動，展現更加豐富多面立體的新中國史。
在民間文獻史料中，要特別提一下日記和書信。近年來，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化名人的日記和書信已出版不少，並引起學者的關注，開展了相關的研究。例如，2011年中華書局出版了12卷、600萬字的《顧頡剛日記》，這就為我們開展相關研究提供了可能。筆者這裡想指出的是，新中國史工作者也要重視普通人的日記和書信，以拓寬我們的研究範圍並藉此發現新的研究議題。筆者2015年主持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史料的蒐集、整理和研究”中有一項子課題，專門蒐集整理知識青年的日記和書信，已取得很大的進展：其中有的是日記主人從下鄉第一天一直記到離開農村7年多時間的完整日記，有的是下鄉4年多給父母親的全部信件，也有知青戀人間長達數年近十萬言的兩地書。這些知識青年的日記和書信，展現了官方文件中缺失的歷史面相，尤其是知識青年與當地農民的互動，他們在農村的生存狀態以及他們的私人情感，而這恰恰是知青史以及新中國史研究的薄弱環節。對此，已有論者利用相關書信、日記開展了一些研究，如結合書信以及官方檔案、地方誌等對電影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研究。不過，相較於近代史研究領域在這方面所取得的豐碩成績而言，我們還有很大的拓展空間。例如，晚清山西舉人劉大鵬的《退想齋日記》於20世紀80年代被發現以來，近代史學界已圍繞該日記開展了深入研究。新中國史研究者應該在結合官方權威文獻的基礎上，注重利用包括日記和書信在內的民間文獻史料，開闢新中國史研究的新天地。
還值得一提的是，歷史本就是一個立體而互動的過程，參與一方與被參與一方都會留下一些蛛絲馬跡的信息，通過不斷追溯相關歷史進程的參與人，我們也能獲得一些可以利用的歷史資料。對此，新中國史研究的最大優勢就是許多歷史的親歷者還健在，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對親歷者的口述採訪，進一步拓展史料的來源。正如胡喬木對黨史研究所提出的建議：“對黨的歷史的研究要進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視詳細地佔有材料”。新中國史研究同樣需要廣泛佔有一切可以利用的各類資料，推動相關問題的探討持續深入，完善其學科建設，為國家發展社會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
總之，重視歷史和歷史書寫是中國共產黨的優良傳統，併為此提出了一系列指導方針、原則和方法。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便對黨史研究提出了“全面的歷史的方法”，並將其稱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發生的一定的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這一研究方法對持續推動新中國史研究深入發展也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類方法的基礎上，第三個歷史決議又對新中國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決議的精神下更好地推進新中國史研究，仍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需要廣大學者尤其是年輕學者的加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