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廣州?

為什麼是廣州?

漢朝使臣陸賈第一次來到番禺(今廣州)時,南越王趙佗用個性十足的的方式接見了他。


這是漢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劉邦一統中原後,意欲收服割據嶺南的趙佗,於是派陸賈南下勸降。


趙佗身居嶺南多年,自稱“蠻夷大長老”,平日裡身穿越人服飾,頭髮梳成椎髻,見到陸賈時,他雙腿向前叉開而坐,沒有半點兒中原禮俗的樣子。


陸賈當面數落他,趙佗還不服氣,說:“假如我當時也在中原逐鹿,哪見得就比不上漢皇呢?”


清代學者屈大均說:“粵處炎荒,去古帝王都會最遠,固聲教所不能先及者也。”意思是,廣東自古遠離中原,受中原聲威教化的影響較小。


用王道正統的觀點來看,古代嶺南的發展史,似乎是一段接受中原教化的歷史。從中原進入嶺南的移民,歷來被描述為傳播文明的使者,中央朝廷的每一次變動,都有可能改變這片土地的命運。


但是,中原帝王都的聲教,並非文明的唯一標準。從廣州這座城市的歷史,可以看到不同力量之間長期的博弈與交融。


▲廣州陳家祠屋簷的傳統雕塑。圖源:攝圖網



林語堂評價廣東人,說其“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這種性格似乎從兩千多年前就被刻進了嶺南的文化基因。


南越王趙佗本是河北人,早年在秦朝當官,他之所以在嶺南割據稱雄,要追溯到秦始皇時期的一次遠征。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將囊括四海的步伐伸向了五嶺以南的疆土,命屠睢率領50萬大軍南征百越。史書記載,此戰十分慘烈,越人“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屍流血數十萬”


秦尉屠睢一時輕敵,遭到越人夜襲,當場陣亡,百戰百勝的秦軍在南征途中狠狠地摔了個跟頭。


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軍吸取教訓,先在湘江與灕江之間開鑿靈渠,確保後勤補給,並訓練精銳的水軍“樓船之士”,隨後以任囂為主將,趙佗為副將再次出兵嶺南。


四年後,任囂與趙佗率領的秦軍平定嶺南。秦朝在嶺南設南海、桂林和象郡三郡,置“東南一尉,西北一侯”,其中任囂為南海尉,總領嶺南全局,趙佗為龍川縣令,共守南越。


嶺南,包括今廣東、廣西及海南等地,先秦時聚居於此的越人被稱為“南越”。


任囂對嶺南的經營一直持續到了秦末亂世,為統一大業立下汗馬功勞,史書將他與當時在北方防禦匈奴的蒙恬並稱:“秦北有蒙恬,威讋漠庭,南有任囂,恩洽揚越,而始皇乃得以自安。”


這一時期,來自中原的戍卒、農民、手工業者、商人與謫吏,為嶺南帶去了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並與土著的越人通婚。


任囂採取寬鬆政策,“撫綏有道,不敢以秦虎狼之威,復加荒裔”,接受南越習俗,與越人和睦相處。他任職數載,越人皆誠心歸附。


公元前208年,秦朝滅亡前夕,任囂敏銳地察覺到了時代的變化,但他已經走到生命盡頭。於是,任囂召趙佗到番禺,臨終前將嶺南託付給他,說:“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裡,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


當時南海郡的治所番禺,即今廣州市。


秦亡之後,趙佗不負任囂所託,迅速派兵切斷通道,嚴守關口,在番禺自立為王,史稱“南越武王”


▲廣州珠江沿岸。圖源:攝圖網


廣州,地處珠江三角洲北緣,為東江、北江、西江三江相匯之地。南嶺以南,三江來水分別從博羅田螺峽、清遠飛來峽、肇慶羚羊峽傾瀉而出,匯入珠江,奔湧向海。


由於古時候廣州“州治臨海,海流秋鹹”,當地人習慣將穿城而過的江河稱為“海”,稱今黃埔南海神廟一帶為“大海”,而“小海”指今荔灣一帶。


在古代,廣州不僅坐擁浩蕩江水,還有三十餘峰逐級而下,其中,以白雲山為第一級,越秀山為第二級,番山、禺山為第三級。


屈大均在《廣州新語》中描述廣州的山勢時說:“自白雲蜿蜒而來,為嶺者數十,乍開乍合,至城北聳起為粵(越)秀,落為禺,又落為番,禺北番南,相引如長城,勢至珠江而止。”番山、禺山大約在一千年前隨著廣州城建設而被夷平,後來逐漸退出歷史。


直到南越國滅亡的一千多年後,明太祖朱元璋仍然覺得依山臨水的廣州城有“王氣”,下令在越秀山修建望海樓(後改稱鎮海樓,即現在的廣州博物館館址)


這座雄偉的五層高樓取“威震海疆”之意,表面上像是一個觀景樓臺,實際上代表帝國對這片海疆的統治。按照當時統治者的迷信心理,其修建是為了鎮壓廣州的“王氣”


▲南越文王墓出土的絲縷玉衣。圖源:圖蟲創意



史書記載,趙佗活了一百多歲。


在趙佗統治期間,南越國長期處於承平年代,他繼承任囂的政策,以包容的心態對待南越風俗,對南越舊俗良則從之,惡則禁之,並鼓勵南遷的中原漢人與南越土著通婚,此即“和輯百越”


當年陸賈見趙佗時,指責他“反天性,棄冠帶”,整天和越人混在一起,想要以區區南越之地與大漢天子抗衡。


這是因為,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看,趙佗割據自立,身著越服,是落後的表現。


可從另一方面來說,趙佗擺出“椎結箕踞”的姿態,更容易與越人打成一片,從而在潛移默化之中移風易俗,史書說他“居南方長治之,甚有文理”


這種“文理”正是嶺南文化與中原文化的初次融合。在趙佗的領導下,南越國也漸漸學習了來自中原的音律、衣食、人倫、語言文字、政治制度。

趙佗去世後,南越國又存在了二十多年。漢武帝在位時,派五路大軍直搗番禺,滅南越國後,在嶺南設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等九郡,合稱“交州九郡”


南越國滅亡後,漢朝將嶺南的政治中心移往蒼梧郡廣信縣,意欲削弱番禺的政治地位,卻不經意間喚醒了此地的另一個特性——平民屬性


當時,番禺昔日的王室禁地變成了平民區,大量民眾湧來,在王城的城牆下販賣商品,建起了廣州最早的“城中村”。


▲現在的廣州:高樓與城中村融為一體。圖源:攝圖網


據《史記》《漢書》記載,當時的廣州已經是一個繁華熱鬧的商品集散地,“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玳瑁、果布之湊”,“中國往商賈者多取富焉”


北方中原的主角似乎總是赫赫有名的明君賢臣、名將大儒,而遠在南方的番禺,卻把歷史的舞臺讓給了無數默默無聞的商販。


三國時期,孫吳統治下的交州劃為交、廣二州分治,其中廣州的州治為南海郡番禺。


廣州由此得名。


孫吳大臣步騭南下到廣州為官時,登上象崗山,遙望珠江煙波萬頃的壯闊景象,才知道當初趙佗為何會選擇這裡作為王都,讚歎道:“斯誠海島膏腴之地,宜為都邑。”


只因古人常將廣州的江河稱為“海”,所以步騭說,這裡真是海島上的肥沃之地,是宜於建立都城的地方。


於是,步騭築立城郭,圍繞著曾經的南越國王宮,對番禺進行了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規模營建。


步騭擴建的廣州城在南海之濱煥然一新,直到兩晉之際,這裡仍是庇護南下移民的世外桃源。


西晉永嘉之亂後,中原十室九空,遠在越秀山下的廣州城卻是一片平靜祥和的樂土。有個南下移民去世後,在墓磚上刻下:“永嘉世,天下荒,餘廣州,平且康。”



南朝梁武帝在位時(502年-549年)菩提達摩從印度航海來到廣州,他後來被稱為中國禪宗的始祖


達摩祖師在廣州留下了兩處史蹟:一處是今廣州上下九步行街旁邊的“西來初地”,這裡相傳是達摩祖師西來登岸處;另一處是光孝寺的“洗缽泉”。


廣州光孝寺原是南越王趙建德的故宅。三國時期孫吳學者虞翻被貶廣州後,來到趙建德的故園中講學,每次前來聽課的學生多達數百人。虞翻在園中栽種樹木,人們將這個園子稱為“虞苑”。到了虞翻去世後,這個園子被捐出作為寺廟,因為其前身為王苑,故俗稱“王園寺”


達摩祖師在廣州登岸後,見王園寺的和尚每天都要到外面挑水喝,就告訴和尚們,寺院的地底下有黃金。


因為王園寺曾是南越國王故宅,又是大學者虞翻講學之地,大家都相信其中確有寶藏,就跟著達摩,挑起鋤頭往下挖。挖了幾丈深後,黃金沒找到,卻挖出了甘甜的泉水。正當眾人失望時,達摩卻說,這不是用黃金的斤兩可以來計算的。


據《光孝寺志》記載,人們在這裡打了一口井,稱為“達摩井”或“洗缽泉”,其“味甚甘冽,蓋石泉也”。


到了唐代,六祖惠能到廣州時,光孝寺(當時名為乾明法性寺)有了“風幡之論”的著名典故。


當時,印宗法師在寺中講涅槃經,講了一半,指著飄動的幡說,問大家是幡為何而動。


有人說是幡在動,有人說是幡隨風而動。


正當眾僧為此爭論不休時,惠能來到寺中,插話說:“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乃仁者心動。”


▲廣州光孝寺菩提樹。圖源:圖蟲創意


菩提達摩在廣州登岸,開啟中國禪宗的歷史,其實蘊含著廣州另一個古老的屬性——海洋屬性


秦漢時期,廣州流傳的果布、珠璣、玳瑁等商品多來自於海外。廣州南越文王墓出土的波斯銀盒、紅海乳香、蜻蜓眼式玻璃珠等文物,也是海外舶來品。甚至就連秦始皇發兵征服嶺南的原因,一說就是看上了“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


史學家呂思勉認為,早在先秦時,“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至交、廣者。”這條從南海出發,通往東南亞等地的航線,即“海上絲綢之路”的雛形。


▲珠江“八門入海”示意圖。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魏晉南北朝時期,廣州已呈現出“舟舶繼路,商使交屬”,海外商船“歲十數至”的繁榮景象。


當時坊間流傳一句話:“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這是說,廣州的刺史在城門附近轉一轉,就能收穫幾千萬錢財。


隋朝滅南陳,一統南北後,接管了廣州的海外貿易市場,也引起了當地人的恐懼,他們擔心隋朝加重對商人的盤剝。於是,番禺人王仲宣起兵反隋,以恢復南陳為名,引兵圍廣州。


隋朝不得不派兵平叛,解廣州之圍,隨後請出本地土著領袖冼夫人安撫民心,才平息了這場動亂。


為此,隋文帝楊堅規定,“外國使人慾來京邑,所有船舶沿拆江河,任其載運,有司不得搜檢”,確保海上貿易暢通,嚴令廣州官吏不得從海外客商身上侵吞牟利。隋代,廣州“商賈至者,多取富焉”


隋煬帝時,在銳意經略海外的同時,也加強了對嶺南的統治。


自隋煬帝起,朝廷在廣州建南海神廟,祭祀南海神祝融,祈求海不揚波,風調雨順。南海神廟的意義不僅在於祭祀,它也是王朝統治的象徵,南海神被朝廷推崇,南海也受帝國管轄,但這種超越人間的力量是王朝統治者賦予的,以此宣稱這片山海已被納入帝國的體系。


▲廣州南海神廟。圖源:攝圖網


到了唐代,從南海通往東南亞、印度洋北部諸國、紅海沿岸、東北非,乃至波斯灣諸國的海上航路,有了一個官方名稱——廣州通海夷道


此外,唐朝在廣州設置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市舶使院。這一時期,“廣人與夷人雜處……日發十餘艇……周以歲時,循環不絕”,號稱“漲海奧區,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寶貨,冠吳越之繁華”


六祖惠能在廣州留下“風幡之論”典故的時代,除了佛教外,還有無數外來文化在廣州爭奇鬥豔。


從這條偉大航道而來的外國來客,在廣州“蕃坊”定居,做生意,購田宅。唐代的蕃坊在廣州西城外,大致以今光塔路為中心,始建於唐時的懷聖寺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


蕃坊的居民以大食(阿拉伯)和波斯人為主,他們信奉伊斯蘭教、祆教、摩尼教等不同宗教。


商賈騷動之下,廣州開放包容。但即便是強盛的大唐帝國,對廣州這種重利的風氣還是看不慣的。


農為本,商為末,官府認為商人都是逐利之徒,廣州一帶“獵浮淫之利,民罕著本”,而商人表面上對官員畢恭畢敬,背地裡也與官府若即若離。


武則天光宅元年(684年),廣州發生了一起嚴重的官商矛盾。


當時,有些商人不堪官吏的任意盤剝,向廣州都督路元睿告狀。然而,路元睿不顧商人們的說辭,只知官官相護,判定商人有罪。這激起了商人們的憤怒。


那時有錢人家中經常用“崑崙奴”即東南亞一帶的“黑人”作為僕役。其中一個商人的崑崙奴闖入官署,提刀殺死了路元睿及其十多個親隨,並帶走了路元睿的屍首。崑崙奴完成刺殺之後,與商人登船入海,逃之夭夭。路元睿死後,人們從他家拉出了幾大車金銀珠寶。


安史之亂後,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廣州又發生了所謂“大食國、波斯國兵眾攻城”的事件。


中國史籍中常引用當時地方官員的描述,認為這是大食、波斯等國趁亂出兵攻打廣州的事件。但在阿拉伯等國的史籍中都找不到相關記載。


有不少人認為,作亂的其實是居住在廣州的蕃客,這背後也是官與商、本地人與外來人之間的衝突。


蕃商攻入廣州城,“劫倉庫,焚廬舍”,其主要目標都是官衙與官倉。由於地方官上報朝廷時不敢名言,而是誇大其詞,在史書中就變成了兵眾攻城的歷史事件。


唐代廣州的繁華如夢,後來被黃巢起義軍踏碎。


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私鹽販子出身的黃巢率領他的軍隊攻入廣州。黃巢看重廣州“市舶寶貨所聚”的金山銀庫,卻在掠奪之後,將對唐朝的滿腔憤恨發洩到廣州城上。


史載,廣州“初尉佗築之,後為步騭修之,晚為黃巢所焚”。黃巢四面縱火,大肆焚燒,使廣州遭受自東漢末年以來最嚴重的災禍,同時,大批居住在蕃坊的蕃客也被黃巢屠殺。《中國印度見聞錄》說,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祆教徒等,總共有12萬人死於這場劫難。


由於黃巢手下大都是北方人,南下後水土不服,疫病大發,黃巢只好放棄廣州,再次揮軍北上,攻打唐朝都城長安。但就是黃巢在廣州短短停留一個月期間,廣州至阿拉伯的通航被切斷,聽說黃巢大肆屠殺蕃客後,直到唐朝滅亡(907年),外國船舶都不敢來廣州了。


五代十國時,割據廣州的南漢政權在國內外商人的共同努力下,重建蕃坊,再度開海,才修補了黃巢起義留下的創傷。


《南漢書》聲稱,諸國之中當屬南漢富甲一方,“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於天下”。南漢君主雖然暴虐,卻支持寬鬆的營商環境,廣州遠離北方的軍事打擊,故而民安物阜,經濟繁榮。


在此後以海上貿易聞名世界的宋元時代,廣州城再度走向復興,但也存在一條隱秘的暗線。


▲廣州黃埔古港遺址。圖源:圖蟲創意


宋朝的官家起初並不喜歡廣州崇尚經商的氛圍。


“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鍾粟。安居不用架高堂,書中自有黃金屋……”這首詩出自宋代,大致意思是讀書人只要參加科舉考試,考上了就可以光宗耀祖。在文風鼎盛的環境下,崇尚打開國門做生意的廣州顯得格格不入。


宋滅南漢後,宋太祖一度禁止廣州人採珠,規定採珠販賣的人,年輕的充軍,年老的回家耕田。這就是要勸老百姓專心務農。


廣州有名的“五羊傳說”,入宋之後在世間廣泛流傳起來。最早記載相關故事的晉代《廣州記》,也僅在宋代《太平御覽》裡留下殘篇。


南宋《南越志》寫道:“昔有五仙牽五色羊至此。”傳說,有五位仙人騎著羊,手執穗禾降臨廣州,祝福廣州永無饑荒,之後五仙騰空飛去,五羊化為石像,故廣州有“羊城”之稱。


儘管這個故事的年代被設置在了廣州建城之初,但其蘊含的思想,顯然更符合宋時以耕讀為本的主流價值觀


▲廣州越秀公園五羊石像。圖源:攝圖網


宋朝在廣州設立市舶司,最初目的是控制當地的對外貿易,由官方壟斷經營。其中有一項規定:“敢與蕃客貿易,計其值滿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過十五千以上,黥面配海島;過此數者,押送赴闕。”你看,商人生意做太大的話,還要治罪。


歷經官方與民間的長期拉扯,宋朝才逐步放開政策。


淳化二年(991年),朝廷見廣州商人不聽號令,屢禁不止,只好承認“廣州市舶每歲商人船舶,官盡增常價買之,良苦相雜,官益少利”。另外,朝廷允許“自今除禁榷貨外,他貨擇良者止市其半,如時價給之,粗惡者恣其賣勿禁”。


這是減少對商人的剝削,扶持商業發展,並放開禁令,允許私商大量進入市場。


於是,中外商船再度雲集廣州。廣州作為國際城市,匯聚了來自海內外的奇珍異寶。宋人郭祥正如此評價廣州市場:“斛量珠璣若市米,擔束犀象如肩柴。”廣州的商人用斛量珠璣,像賣米一樣成批販賣,賣犀角、象牙的人像是賣柴一樣,用扁擔挑著到處走。


兩宋之後,元代亦是一個開放的朝代。


但元朝軍隊南下滅宋,入主廣州時,又一次對廣州造成毀滅性打擊。


南宋都城臨安(今杭州)陷落後,宋臣擁立的小皇帝趙昰南下避難。面對咄咄逼人的元軍,廣州臣民為捍衛宋室,曾三次奪回廣州。


元軍被激怒後,對廣州一帶大肆破壞,直到南宋君臣淹沒於珠江入海口的崖門。宋末元初的陳大震在《南海志》中寫道:“天兵南下,平夷城壁,樓櫓雉堞,一切蕩除。”


元軍攻入廣州後,毀掉了宋朝市舶司辦公的市舶亭,並繞開廣州,以福建泉州為主要通商口岸,率先恢復泉州市舶司。


泉州,是宋元時期與廣州齊名的海上貿易城市。宋末,在泉州主掌市舶司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壽庚向元朝獻城歸降,使泉州免於戰火摧殘。


元朝想以泉州取代廣州,並壟斷海外貿易,曾五次禁商下海,規定非官本船不能從事海外貿易。所謂官本船,即進行海外貿易的官船,一般由官府建造海船,發給本錢,挑選經手人入海貿易,所得利潤三七分成,官府得七分,商人得三分。


可是,廣州人自古就繼承了經商的文化基因,朝廷根本抑制不了他們出海的心。《南海志》記載,當時與廣州有貿易往來的國家與地區多達141個,超過唐、宋時期,可見無論官府如何控制,這條歷史悠久的航線始終無可替代。


於是,元朝只能再次在廣州設市舶司。在歷經多次摧殘、限制之後,珠江上依然千帆競渡,廣州的海上貿易市場欣欣向榮。


▲南宋時期的嶺南。圖源:中國歷史地圖集


明清時期,中國錯過了大航海時代,廣州卻成為為數不多的開放窗口。


明朝兩百多年間,市舶司幾度興廢,長時間實行海禁政策,不少沿海居民鋌而走險,靠走私謀生,卻被劃為強盜、海賊。


正統十四年(1449年),走私犯黃蕭養從廣州大牢越獄,率領一百多名囚犯起義,搶了軍械庫,後聚眾萬人,船數百艘,以“拜佛削羊”(攻打佛山、廣州)為口號,圍攻廣州八個月。


後來,明軍增援趕到,黃蕭養不敵,逃到珠江河面的白鵝潭,被流矢射中,落水而死。


▲廣州白鵝潭畔的沙面。圖源:攝圖網


嘉靖年間“爭貢之役”引發的海禁,讓廣州市舶司取得一家獨大的貿易地位,更是清代一口通商的預演。


嘉靖二年(1523年),日本大名細川氏與大內氏兩大商貿集團來明進行貿易。這兩路日本人到了寧波,接受市舶司檢驗,由於雙方的“勘合”(明廷所頒發的憑證)有新舊之分,都覺得自己的靠譜,因此大吵一架。


細川氏旗下的浙江人宋素卿深知官場門道,通過賄賂明朝官員取得信任。


在之後的宴會上,細川氏商團居於首席,大內氏退居次席,受到冷落、大內氏商團不甘人後,竟然因此大打出手,團搶出之前被收繳的武器,與細川氏商團在寧波展開械鬥,沿路燒殺搶掠,與倭寇無異。


這一事件平息後,明廷在震驚之餘,決定廢除福建、浙江市舶司,僅留廣州市舶司一處。


此後,明朝繼續加強對廣州貿易的控制。萬曆年間,朝廷派太監李鳳為廣東稅使,掌管廣州的經濟大權,每年要求廣東向朝廷徵解二十萬稅銀。同一時期形成的“三十六行”,負責壟斷外貿事務,堪稱清代十三行的雛形。


明代人稱廣州為“金山珠海,天子南庫”,這句看似有些自豪的評價,也表明當時的廣州貿易是為大明王朝服務。


▲明代廣州府境之圖。圖源:網絡


清朝初年,朝廷有了另一個實行海禁政策的理由。


當時,南明的國姓爺鄭成功收復臺灣,鄭氏與清廷對立多年,隨時可能發兵反攻。


清廷為了防止東南沿海民眾與鄭氏聯合,於是五次頒佈禁海令,勒令片板不準下海,又三次頒佈遷界命令,迫使沿海居民燒燬房屋,內遷數十里,敢越界者,將下獄處死,海岸邊一時成了“無人區”。


對於廣州這樣一個“四民之中,商賈居其半”的貿易都會,遏止商業意味著扼殺生機。


清初,廣州人歉收時買不到糧食,豐收時又賣不出商品,再加上戰爭、氣候等因素,順治年間,廣州一度陷入“人相食”的大饑荒,城邑衰敗,民間殘破,人口從明末的38.56萬人銳減到康熙十一年(1672年)的22.42萬人,近四成人死於非命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水師攻下臺灣後,“禁海遷界”的理由不復存在,康熙帝下令停止遷界,恢復開海。朝廷正式宣佈:“今海內一統,寰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次年,設立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四處海關。


在當時,朝廷是否決定開海貿易,既不聽商賈之言,也不考慮洋人意見,全靠天恩浩蕩。


有官員奏報,閩、粵兩省沿海內遷的老百姓回家時,感恩戴德地說:“我等離去舊土二十餘年,毫無歸故鄉之望矣,幸皇上神靈威德,削平寇盜,海不揚波,我等眾民得還故土,保有室家,各安耕穫,樂其生業。不特此生仰戴皇仁,我等子孫亦世世沐皇上洪恩無盡矣。”


▲清代廣州十三行:圖中可看到懷聖寺、六榕花塔、鎮海樓等廣州代表建築。圖源:網絡



可惜好景不長。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再次收緊對外政策,關閉其他幾處海關,只留下廣州一處通商口岸。至此,廣州進入“一口通商”時代,其英文名Canton也成為老外口中中國的代名詞。


“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據不完全統計,從1700年到1830年,輸入廣州的白銀多達4億兩,粵海關的關稅收人佔全國關稅總額的30%。


在一口通商的時代,廣州十三行得到清廷特許經營。行商在對外通商中扮演著代理中介的角色,外商來華做生意,都需要經過他們進行交易。


十三行行商憑藉壟斷性貿易而發家致富,怡和洋行的伍秉鑑,一度成為帝國首富,與潘、盧、葉三家號稱當時的“廣州四大富豪”。


▲伍秉鑑畫像。圖源:網絡


但是,壟斷性的生意表面上風光無限,背地裡往往需要政治的加持。


據統計,從1800年到1843年,伍秉鑑家族為了上下打點先後自願或被迫捐出了1600萬兩白銀,這還不包括各種私底下的賄賂及送禮。


1842年,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失敗,被迫簽署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除廣州外,清廷又新增了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作為通商口岸,十三行的貿易壟斷一去不返。


行商地位下降,失去利用價值後,清廷對伍氏家族進行最後的壓榨。《南京條約》中的鉅額賠款,有100萬出自伍秉鑑家族,而此前《廣州和約》的600萬賠款,伍氏也幫清廷出了110萬。


伍秉鑑在戰爭的風雨中心力交瘁,走向人生終點。就在《南京條約》簽訂的幾個月後,年邁的伍秉鑑在寫給美國朋友的信中說:“如果我現在是青年,我將認真地考慮乘船前往美國,在你附近的某處定居。”


過去兩千多年間,政治、經濟等不同力量在廣州的博弈,鑄就了廣州的千載繁榮,也書寫了這座城市的舉步維艱,而伍秉鑑只是其中一個犧牲品而已。


▲外銷畫:1856年廣州十三行大火。圖源:網絡


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


駐紮於廣州的英軍為了防止中國軍民對外國商館的襲擊,將十三行周邊的大片民房拆毀,築起防禦工事。


12月14深夜,憤怒的廣州民眾點燃被拆毀的房屋,火勢迅速蔓延,直至吞沒整個十三行地區。到第二天下午,除一棟房子倖存外,其餘全部化成灰燼,廣州十三行最終在大火中成為歷史。


在風雨如晦的時代背景下,廣州走進了新的動盪時代。



全文完。感謝閱讀,如果喜歡,記得隨手點個在看以示鼓勵呀~

參考文獻:

[宋]周去非;楊武泉註解:《嶺外代答校注》,中華書局,1999

[清]屈大均:《廣東新語》,中華書局,1997

[清]阮元:《廣東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楊萬秀主編:《廣州通史》,中華書局,2010

葉曙明:《廣州傳》,廣東人民出版社,2020

劉志偉:《廣州三重奏:認識中國“南方”的一個視角》,《知識分子論叢》2018年第01期

– END –

作者丨南朝子云

編輯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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