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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早期歐洲種族主義理論以“前亞當論”的提出為先導。“前亞當論”屬於批判基督教正統神學的一種“異端”思想，強調亞當並非人類共祖，人類族群有多種起源。古典多源論在近代早期歐洲的復興，為“前亞當論”再現提供了理論依據。美洲及印第安人被“發現”，為歐洲學者從實證研究角度論證“前亞當論”的合理性提供了素材。在此過程中，“前亞當論”受到一些歐洲學者青睞，建構了與傳統單源論敘事有所區別的種族主義理論。這一理論為西方殖民政治辯護，成為現代西方種族歧視的重要根源。
關鍵詞：前亞當論 種族主義 近代早期 單源論 多源論
種族主義理論在西方社會根深蒂固，由它引發的一系列種族歧視事件常常引發社會的關注與爭論。歐美學界對種族主義理論造成的社會危害已達成共識，但對於這一理論的歷史源流卻莫衷一是。一些學者認為，西方社會種族主義理論源頭，在於18—19世紀產生的“科學種族主義”理論。這是一種基於不同族群的身體特徵、利用生物學等方法證明種族優劣的學說。這一觀點忽視了傳統基督教神學中存在的種族主義敘事。而且，將基督教神學的種族主義敘事排除在種族主義理論源頭外，同樣有悖種族主義理論演進邏輯。在另一些學者看來，種族主義“科學”吸收了基督教神學中的“退化論”敘事，以論證有色人種的“低劣”。因此，科學種族主義與基督教神學關於種族分類的敘事，在結論與目的上具有一致性。由此可見，關於歐洲種族主義史的以往研究具有兩極化特徵：一種完全忽視基督教神學對種族主義理論的影響，另一種則將基督教神學中的種族主義敘事與科學種族主義視為一體，忽視了二者的區別。
國內學者意識到了歐美學界的上述傾向，一方面看到，“19世紀之前，基督教教義和歐洲傳統習俗是種族主義思想的基礎”；另一方面則明確指出，種族主義理論圍繞人類起源問題的論述展開，依照學說內容分為“人類同源論”與“人種起源多元論”兩種種族主義敘事。他們的研究為釐清歐洲種族主義歷史演進提供了清晰思路。然而，國內學者主要關注18世紀後的歐洲種族主義理論，鮮有關於近代早期歐洲種族主義源流問題的深入論述。從歷史視角看，近代早期歐洲種族主義理論圍繞人類起源問題的闡釋逐步建構，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兩種彼此頡頏的種族主義敘事。一種強調人類具有共同起源的單源論學說。秉持這一理論的學者以基督教神學中的“創世紀”敘事為依據，認為有色人種與白人都是亞當後裔，有色人種的“低劣”源於他們精神發生“退化”。另一種論證不同人種具有獨立起源的多源論學說。持此論者強調，人種之間的“優劣”在起源之初就已確定，不存在變化的可能性；有色人種生而就是“低劣”族群。
多源論種族主義敘事，源於近代早期歐洲學者對基督教單源論敘事的質疑。他們針對人類起源於亞當的神學預設，提出“前亞當論”的人類起源理論，強調亞當並非人類唯一祖先。意大利學者喬爾達諾·布魯諾率先論證“前亞當論”假說。17世紀法國學者艾薩克·拉佩雷爾撰寫專著，系統闡釋了“前亞當論”。此後，“前亞當論”主張的人類多源說在歐洲迅速蔓延。歐美學界曾對近代早期歐洲的“前亞當論”進行了一些研究，雖看到“前亞當論”在近代早期歐洲社會產生的影響，卻將其置於宗教史框架下進行研究，視為基督教神學內部的義理之爭，並未過多關注“前亞當論”對多源論種族主義敘事的影響。有鑑於此，本文通過研究“前亞當論”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其對多源論種族主義敘事的影響，探討多源論種族主義敘事在近代早期歐洲社會的建構與演變，為理解西方種族主義理論歷史源流提供不同面相。
人類起源於亞當是基督教神學大廈的基礎，基督教關於“原罪”和“救贖”的理論，都建立在單源論的神學預設之上。17世紀英國學者威廉·尼克爾斯對此明確表示：“基督教似乎是由以下真理組成，或者至少是建立在這些真理的基礎之上：第一，摩西給我們的關於創世的解釋；第二，人類在創世之後的墮落；第三，耶穌基督帶給世人的救贖，使得世人能夠從墮落中獲得拯救；第四，以上事實的權威性所賴以依存的《聖經》的真理性。”尼克爾斯此論指出了單源論的重要性。在基督教神學家眼中，亞當是上帝創造的第一個人類，自然也是所有人類的共祖。亞當犯下的“原罪”影響到所有人，因此，所有人種都需要基督教的“拯救”。基督教的種族主義敘事建立在單源論基礎上，具有鮮明的神學色彩。
1613年，英國神學家薩繆爾·珀切斯所著《珀切斯遊記：創世以來的世界與宗教》在倫敦出版。正如英國學者哈里·卡爾弗維爾·波特所言，珀切斯撰寫此書是為了“基督教的擴張”，真實用意在於向歐洲基督徒宣示正統基督教的神學世界觀，促進正統基督教神學義理的流佈。珀切斯在書中嘲弄了那些“幻想世界是永恆的，認為所有人類不可能種出同源”的“自然主義者”。“自然主義者”強調人的唯物質屬性，主張人類和其他動物由自然而生，最終歸於自然。基督教神學觀與之針鋒相對，認為人類作為神創之物，同時具備上帝不朽的“神性”與造物終將朽壞的世俗性。前者由不朽的靈魂體現，後者由具有生滅性的身體反映。這種特性使得人類成為連接“神之領域”和世俗領域的紐帶。由於人類連接宇宙中一切物質與精神，人類的身體便包含了宇宙中一切元素，“人”由此成為世界的“映像”，亦即反映並彙集了宏大世界的一個“小世界”。
對基督教神學家而言，由於人類具備“世界紐帶”特性，宇宙中一切生命形式都匯聚在人體中，因而人體包含了具備任何一種生命形式的潛能，成為“森羅萬象的總和”。這種觀點蘊藏的神學含義在於，人類形體因其精神優劣而變化。珀切斯在另一部著作中，論述了靈魂因沾染外塵而使人類形體發生的種種退化。人類身體發生退化的理論，為基督教神學理解人類族群的多元差異提供了一種解釋框架，不同人類族群之間存在的生理差異與人類皆源於亞當的單源論神學敘事，由此實現邏輯上的調和。
因此，人類身體發生“退化”的學說，成為基督教神學家解釋種族差異的主要依據，對於維護基督教單源論體系至關重要。珀切斯將這一理論運用到對人類種族演化的思考中，假定基督教教義中保留著源於上帝的真實知識，可以防止人類進一步“退化”。然而，亞當之子該隱背棄了上帝教諭，在祭壇前犯下弒兄罪行，造成原始宗教的“第一次分裂”。該隱由此成為所有“異端”宗教的始作俑者。另一位英國學者沃爾特·雷利也利用該隱敘事，強調除信奉基督教的白人之外，其他種族都發生了“退化”。在他看來，該隱的子孫後代成為“盲目的偶像崇拜者”，並且“隨著世代的移易變得愈發低劣”。該隱不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惡徒”，也成為與基督徒對立的“邪惡種族”的始祖。
此後，基督教神學不斷利用該隱敘事闡釋人類族群的分裂。該隱的後代不僅是“崇拜太陽、月亮與星辰”的異教徒，而且變為“極端邪惡之人”。他們與真正的基督徒相隔絕，“在黑暗與愚昧中寂靜無聲”。更為重要的是，該隱的子嗣在遠離基督教的“黑暗和愚昧”中，成為一個與基督徒截然不同的種族，“這個種族十分不幸，以至於發生退化”。基督教神學將迥異於歐洲白人的人類族群納入該隱譜系中，該隱成為“世界上一切令人討厭的生物之首”。通過該隱敘事，基督教神學家建構了一個穩定的、二元對立的神學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虔誠的基督徒居於中心，該隱的子嗣則成為環伺基督教世界的“邪惡種族”。
基督教神學對單源論的強調，還有更深刻的政治原因。在基督教神學家看來，人類起源於亞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人類學命題。由於亞當為上帝所造，因此，人類的一切知識與權利皆通過亞當傳承自上帝。對此，英國神學家喬治·沃爾克在《創世史》中強調，在上帝創造亞當的“第一次創生”中，“人類擁有關於所有自然萬物的完美知識。這些知識迅速從他的自然靈魂、力量與能力中崛起並擴散。這是上帝在他身體中創造的自然原理。在這種狀態下，人類無須教授任何藝術與知識，也無須通過經驗來學習”。威尼斯學者喬萬尼·洛裡達諾寫道：“上帝給予亞當先驗知識，使他通曉科學，知道所有動植物的名字；令他了解美德，通曉天空、大氣與星辰的性質。”亞當在“失樂園”之後“墮落”於塵世，上帝給予他的知識受到了“汙染”，一分為二。“真實的”先驗知識被掩蓋起來，人類此後只具有“潛在的知識”，亦即尋找“真實知識”的潛能。此後，隨著該隱的進一步“墮落”，人類源於上帝的“真實知識”也愈發難以“恢復”。基督教神學家強調，只有研讀《聖經》並且接受宗教人士的指導，才能恢復人類在起源之初的“完美知識”。
由此可見，基督教神學家對單源論敘事進行了擴大化闡釋，不僅利用單源論解釋人類的起源，而且利用這一理論解釋人類知識與文化的起源。對基督教神學家而言，單源論的重要意義在於：第一，人類起源於亞當，因而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應接受基督教“教化”，由此樹立了基督教在世俗世界的權威。第二，人類的知識通過亞當傳承於上帝，只有接受基督徒“教化”，才能最終“恢復”。由於神職人員將自身視為上帝在人間的代理人，基督教的這一理論便確立了教會和神職人員的權威。對此，17世紀英國神學家蘭斯洛特·安德魯斯不遺餘力地宣揚：“牧師的口是用以保存知識的，他們應當成為上帝賜予人類奇蹟的管家。”基督教神學中的單源論敘事將人類知識視為上帝“恩賜”，確立教會與神職人員作為上帝代理人對自然知識進行闡釋的壟斷地位。
基督教神學家以人類起源問題為核心，建構了一套為基督教神權政治賦權的理論體系。單源論學說成為基督教會對信徒進行精神控制的理論工具。對基督教神職人員而言，人類起源與人種演變問題是敏感的政治議題，而不僅僅是無足輕重的學術話題。法國神學家皮埃爾·阿列克謝曾極力為基督教單源論辯護。他認為，“上帝創造第一個人類”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也是“基督教不可改變的基石”。人類皆起源於亞當的單源論，成為基督教神學體系的核心要義。
在此基礎上，基督教神學家炮製了以單源論為核心的種族主義敘事。為了契合《聖經》中關於人類起源和人類族群演變的記述，他們利用該隱敘事解釋黑人膚色的成因。一些神學家認為，黑人是該隱的後代，受到上帝“詛咒”，皮膚“退化”成為黑色。另一些學者將該隱敘事進行拓展，強調“該隱之惡”由諾亞之子含繼承。基督教神學家結合上帝為諾亞三個兒子劃定世界歸屬的故事，將受到詛咒的含視為非洲黑人祖先。一位匿名作者在一部神學著作中寫道：“迦南人、埃塞俄比亞人、黑皮膚的摩爾人、巴比倫人都被包括在含的詛咒中。含是非洲的領主，與他的家族居於世界的第四部分。他的家族從未獲得任何勝利。含在此世獲得詛咒，在彼世也定然如此。”在單源論敘事模式下，黑人祖先成為受到上帝“懲罰”的惡人。英國學者尼克爾斯對此明確表示：“由於上帝不會在人類中單獨創造一個如此令人厭惡的同胞，因而我們十分有理由相信，他們（膚色極黑的黑人）是那個受到詛咒的、不幸的種族。”英國學者喬治·貝斯特也描述了諾亞之子含獲得詛咒的過程，宣稱“上帝令他的子嗣世世皆為黑色，並且令人生厭”。他進而強調，“只有非洲這塊受詛咒、乾燥、沙土遍地、不結果實的土地”，才“適合這樣的（受詛咒者）居住”。該隱敘事將不信奉基督教的人類族群賦予醜惡面貌與怪異形象，為歐洲殖民者醜化並奴役有色人種、建構種族主義理論提供了範式。以該隱敘事和“退化論”為核心的神學敘事，成為基督教正統神學建構的種族主義理論範本。
由此可見，基督教單源論種族主義敘事的特徵在於：在敘事邏輯上，基督教種族主義理論賴以證成的邏輯線索，以契合《聖經》敘事的文本主義為主；在敘事目的上，單源論種族主義理論旨在宣揚基督教“優越性”，試圖將有色人種與異教徒完全納入以《聖經》為核心的神學世界。英國學者約翰·波考克在關於近代早期歐洲宗教問題的研究中寫道：“依據《聖經》劃分出的種族，其顯著特點並不在於這個種族可能具有的身體特徵，而在於他所信仰宗教的正確或謬誤。”波考克此論意在表明，基督教神學家對有色人種起源的種族主義解釋，旨在宣揚上帝的“神威”與基督徒的“優越”，充滿了神學政治意味。
在單源論敘事模式下，基督教神學建構的種族主義理論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這一理論體系的目的在於鞏固基督教神權地位，宣揚基督教作為世界原始宗教的“先進性”，及其“拯救”有色人種、避免其進一步“退化”的“普世性”，為近代早期歐洲社會對有色人種的認知提供了一套模板。
然而，近代早期歐洲思想界的兩大變革，使得基督教神學建構的單源論世界觀受到衝擊。第一個重大變革是歐洲古典哲學再現。古典哲學關於世界與人類起源問題的思考，在文藝復興時代得到挖掘，不斷引起歐洲學者關注。古典哲學理論與基督教神學建構的單一世界觀大相徑庭，從而引發劇烈的思想變革。古典哲學關於人類起源問題的理論要點在於：人類並非由神創造，而是自然生成；人類在空間與時間上具有多重起源。古希臘哲人色諾芬基於多元世界理論，即宇宙中存在無數個世界，每個世界中的生物都有各自的起源，提出了關於人類起源的“自然發生論”。他認為，人類在土與水的混合與消解中不斷自然發生與消亡。在論述世界起源時，他寫道：“當大地沉積于海洋中，變成爛泥之後，所有人都被摧毀。此後，人類再度開啟新的世代，這種變化發生在所有世界中。”柏拉圖對古典多源論進行了系統闡釋，認為人類都“在（大地）母親的子宮中孕育，得以重獲生命”。地上、地下存在不同人類族群，他們各自具有獨立起源，彼此間有優劣之分。他的理論體系表明，多源論在古典時代就與人類族群的分類及等級劃分具有密切聯繫。
古典哲學在歐洲社會再現後，受到反基督教神學的懷疑主義者重視。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喬爾達諾·布魯諾利用古典多源論，建構了迥異於基督教單源論神學的理論體系。布魯諾吸收了盧克萊修等古典哲人的原子論，提出多元生命論，認為宇宙中存在無數星體，這些星體上都存在與人類相似的高級生命。關於高級生命的發生方式，布魯諾採取了古典多源論中“自然發生論”立場，認為人類等高級生命由星球通過吸收物質的方式自然創造，並給予生命營養，使其成長。因此，不同人類種族各自獨立起源於“自然之母”，並非上帝所造。在布魯諾的闡釋下，人類起源問題開始受到歐洲學者關注。
正當此時，美洲與印第安人的“發現”引起歐洲學者關注，成為引發歐洲思想界發生重大變革的另一大因素。《聖經》中並未記述美洲的相關情況，對於印第安人更是隻字未提。因此，印第安人的出現，使得基督教神學建立在《聖經》文本基礎上的單源論假說受到衝擊。歐洲許多學者開始意識到，單源論神學敘事並非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由於《聖經》僅記載了白人諸民族的起源與演變情況，一些學者開始認為，這部被神學家奉為圭臬的經典，可能只是在西亞古代史基礎上演繹而來的宗教故事，其中記載的僅僅是西亞地區的地方故事，並不是有關整個人類起源與發展的信史。布魯諾質疑《聖經》中的大洪水敘事，認為其只不過是一場地方性質的洪水，因為“海洋與河流不可能完全覆蓋兩個半球”。在此理論基礎上，歐洲一些學者愈發認為，《聖經》中記載的人類“始祖”亞當，可能僅是原始基督徒的先祖，而不是人類的共同祖先。布魯諾利用印第安人編年記錄，否定亞當作為人類“始祖”的神學理論。他明確提到，“新世界的民族擁有超過一萬年的歷史記錄”，這與基督教官方認證的編年史大相徑庭。布魯諾據此判斷，早在亞當誕生前就已經有人類存在。
布魯諾的學說引起歐洲學者關注。他曾在倫敦旅居兩年（1583—1585），其間撰寫了論證多源論的主要學術著作。與其同時，倫敦也出現了一些試圖論證“前亞當論”的學者。英國學者托馬斯·納什在一本小冊子中記載道：“我聽說有一群數學家正在證明亞當之前存在人類。”在另一本小冊子中，納什更是言之鑿鑿：倫敦的一些學者認為印第安人的祖先比亞當更為古老。布魯諾撰寫的多源論著作與英國學者的相關討論表明，“前亞當論”已在歐洲學術場域引起關注。
在此背景下，法國學者艾薩克·拉佩雷爾撰寫了《前亞當論》一書，試圖從人類起源問題入手，拆解基督教正統神學理論。對於近代早期歐洲種族主義理論演變而言，《前亞當論》提供了一種與基督教單源論敘事截然不同的方法論。基督教正統神學認為，人類的知識皆通過亞當傳承自上帝。因此，一些自詡正統的教派強調，關於人類起源與人種差異的知識，也是“在神的傑出影響下獲得，而非源於人類自己的論證與實驗”。在此論調下，《聖經》文本成為解釋人類起源與人種差異問題的權威。拉佩雷爾對此進行抨擊，強調應當基於實證觀察得來的證據探討《聖經》中的各種問題。他論述道：“亞當不可能瞬間知曉世界各地的情況，除非他首先環遊世界，親眼見到它們。”他強調，應基於實證研究得來的知識，來思考人類起源與人類族群演變問題。
拉佩雷爾基於實證主義理論，對北美格陵蘭島原住民進行了研究，進而解釋印第安人起源問題。格陵蘭島原住民起源問題曾在歐洲學界引起爭論，一些神學家認為，格陵蘭島原住民是從北歐遷徙而來的。拉佩雷爾在北歐進行調查研究，認為格陵蘭島上的居民並非北歐人後代，而是島上自古就有的原住民。此次調查研究使他愈發相信，美洲居民並非由“舊大陸”遷徙而來，其祖先早在亞當誕生前就已存在，與白人是兩支互相獨立的人種。拉佩雷爾利用“地理學、語言學與文化學方面的證據”，論證了美洲原住民是一個獨立人種，起源與亞當並無任何聯繫。
在實證研究基礎上，拉佩雷爾批判了基督教正統單源論敘事，提出系統的“前亞當論”。他認為，《聖經》中關於上帝造人的敘事並不能“推導出所有人類都源於亞當”。在其影響下，歐洲學者開始利用考古學、生物學等實證研究方法，論證“前亞當論”的合理性。意大利學者喬萬尼·保羅·馬拉納談到，考古學證據顯示，世界上第一批人類的飲食是蔬果而非肉類，因為他們可能存在不宰殺活物的傳統。然而，《聖經》記載，亞當父子宰殺牲畜對上帝進行祭祀。馬拉納據此推斷，亞當不是第一批人類。以今人眼光來看，馬拉納關於史前人類文化傳統的論述並不嚴謹，但在當時的背景下，卻與拉佩雷爾一道，共同推動歐洲學者利用實證主義方法解構基督教神學的單源論敘事。
拉佩雷爾強調不同種族各自具有獨立起源，但並不認同各種族生而平等。在他看來，亞當之前誕生的人種“是在初次造物中混亂的、不成熟的胚芽”，而亞當的子民才是“上帝創造亞當的二次造物中成熟的產物”。拉佩雷爾此論意在表明，不同種族具有“優劣”之分，他們的“優劣”屬性與生俱來、無法變易，無論有色人種是否皈依基督，都無法改變他們的“低劣”。拉佩雷爾在關於格陵蘭島原住民的實證研究中表示，這些人種“十分骯髒與汙穢”。拉佩雷爾強調不同種族“優劣”不可變易，推動近代早期歐洲種族主義理論開始切斷白人與有色人種在正統神學敘事中的“親緣”關係，有色人種被視為與白人具有天淵之別的種屬。在一些極端的“前亞當論”者眼中，有色人種由於和白人存在巨大生理差異，甚至不屬於“真正的人類”。以“前亞當論”為代表的多源論敘事，由此轉向更偏激的種族主義立場。
“前亞當論”使得近代早期歐洲種族主義理論，日漸超出基督教正統神學的傳統敘事。基督教正統神學通過“退化論”，將人類起源於亞當的神學義理，與人種之間存在巨大生理差異的生物學現實進行調和，為歐洲學者理解人種多樣性提供瞭解釋路徑。然而，“前亞當論”將存在不同差異的人種視為起源伊始就互無聯繫的群體，瓦解了基督教正統神學在單源論框架內解釋人種多樣性的邏輯鏈條。“前亞當論”者利用實證研究論證多源論的做法，促使人類起源與人種分類問題逐漸超出基於《聖經》文本的神學思辨，進入實證研究範疇。
《前亞當論》一書出版之後，多源論迅速在歐洲學界產生重要影響。英國學者理查德·卡彭特直言：“我曾讀過一部名為《前亞當論》的著作，確認在亞當之前存在數個世代的人類。”此外，該書還引起英國皇家學會關注，包括皇家學會首任秘書亨利·奧登堡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曾閱讀並探討了其中涉及的人類起源問題。皇家學會會士弗朗西斯·洛德維克明確支持拉佩雷爾的“前亞當論”。他基於實證觀察角度，提出了相關證據。第一，白人與黑人之間存在與生俱來的生理差異，無法通過通婚、遷居等後天因素改變。因此，“黑人絕對不可能與白人種出同源”。第二，世界上存在千差萬別的地理環境，每個種族都有獨屬於他們自身的環境，環境的多樣性證明人類起源的多樣性。在洛德維克看來，如果所有人都源於亞當，起初都誕生於宜居的亞歐大陸中心，那麼他們應當始終生活在這裡，不會遷居到“天寒地凍或是酷熱難耐的地區”。洛德維克意在強調，每個種族在起源之初就已具備適應特殊環境的身體結構，有色人種的體貌特徵並非源於遷居等後天因素導致的“退化”。
洛德維克的觀點得到病理學研究“佐證”。歐洲病理學家實驗顯示，不同人種在遷居到其他環境時，會患上特殊疾病。法國醫生加布裡埃爾·德隆發現，殖民非洲的白人中盛行一種“疝氣”病，而土生土長的黑人卻“較少受到這種疾病的影響”。英國醫生托馬斯·特拉漢姆系統研究了黑人、印第安人與白人在美洲環境下的病理反應，發現黑人與印第安人更容易感染性病，白人卻不易感染。同時，他將“妖魔一樣的雅司病”，視為源於“美洲印第安部落”和“非洲沙漠”的特殊疾病。德隆與特拉漢姆的病理學實證觀察，使得一些學者愈發認為，不同人種的生理差異由孕育他們的自然環境賦予，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由此，人種生理差異的固定性指向多源論的理論取向。英國學者亞歷山大·威爾森直言，黑人“如此與眾不同的外部特徵”，“證明”他們“是一個獨特的人種”，與白人具有不同起源；他們的身體構造“與生俱來，不存在變異的可能性”。威爾森的理論表明，歐洲實證研究開始關注多源論在解釋人種差異問題時具有的合理性。
在《前亞當論》影響下，一些歐洲學者開始將人種的生理差異，視為論證多源論的主要依據。不同人種在相同環境中的病理差異，也促使歐洲醫學研究者從實證角度研究不同人種的生理特徵。1675年，英國醫生馬丁·利斯特在巴巴多斯進行了一項醫學實驗，他將20名黑人的血液與歐洲白人的血液進行對比，發現白人的血液在靜置一段時間後，只有底部出現深色沉積物，而黑人的血液一開始就在表面呈現出黑色狀態。因此，他認為黑人的血液“幾乎與他們的膚色一樣黑”。美國學者克里斯蒂娜·馬爾科姆森認為，利斯特的研究指向“前亞當論”的人類起源理論。如果黑人與白人具有不同性質的血液，他們就很可能源於不同的祖先。利斯特的研究使得英國皇家學會一些成員愈發相信，黑人與白人為兩個具有不同起源的種族。
在上述思潮影響下，一些歐洲學者更加確認，黑人與白人的生理差異不僅表現在膚色等外在特徵，而且深入血液等內部組織中，促使他們對黑人體液展開實證研究。英國皇家學會理事會成員羅伯特·波義耳，在一份備忘錄中列舉了黑人與白人血液差異問題。利斯特在關於黑人血液研究的報告中直言：“尼格羅人的黑色很有可能植根在其身體內部，而不是由太陽的灼燒造成。”歐洲學者對黑人血液問題的研究，使得他們將白人與有色人種的生理差異，視為無法改變的遺傳特徵。
對此，意大利探險家菲力波·皮加菲塔提到，黑人的“黑色皮膚並非源於太陽的炙烤，而是源於他們精液中的本質”。隨著歐洲學者對黑人血液和其他體液研究增多，皮加菲塔的觀點得到許多學者認同。波義耳明確表示，造成“尼格羅人黑色皮膚的是他們精液中的一種特殊物質”。在此基礎上，他稱黑人的其他器官也會受到“特殊物質”影響，從而與白人的外在生理特徵產生區別。黑人的生理差異成為這個種族與生俱來的特徵。由於黑人與白人在遺傳特徵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因此所有人類源於亞當並具有血緣關係的理論便失去了實證研究支持。
由於傳統神學敘事無法對不同人種間的巨大差異給出合理解釋，歐洲一些學者試圖從病理學角度加以分析。在他們看來，黑人在血液方面呈現出的“異態”表明，他們的血液可能出現某種程度“汙染”。英國醫生約翰·弗洛耶認為，人體血液中存在著一種“滋養性的黑膽汁”。這種體液在本質上是一種酸性物質，就像“紅酒中的沉澱物”一樣沉積於血液中，當發生病變後，會在體內形成病理性黑膽汁。這些黑膽汁使人體血液變成黑色，進而使全身皮膚呈現出黑色狀態。因此，在歐洲醫生關於黑人的實證醫學研究中，黑色皮膚作為黑人的顯性特徵，逐漸與疾病畫上等號。
弗洛耶等醫生的觀點，源於近代早期歐洲學者對膚色病變問題的研究。英國解剖學家赫爾基亞·克魯克曾對“黑疸病”展開實證研究。“黑疸”是人體內黑膽汁發生病變所導致的疾病，在這種疾病影響下，病人全身皮膚會變成黑色。另一名解剖學家傑雷米亞·勒夫強調，“那些患了黑疸的病人，往往具有乾燥、憔悴與黑色的身體”。同時，黑膽汁“十分頑固，幾乎無法用任何方式加以清洗”。因此，“黑疸”往往“極難治癒”。“黑疸病”頑固的特性與黑色皮膚的顯性特徵，令歐洲學者猜測黑人可能患了遺傳性疾病，才導致他們的膚色呈現出黑色樣態。早在17世紀末，英國探險家喬治·貝斯特便推斷，黑人的膚色可能源於“世代遺傳的一種傳染病”。隨著歐洲病理學與解剖學的發展，這種理論逐漸佔據主流地位。當時一些醫學手冊上宣稱，遠離一些“瘋狂的醫學實驗”，就像“治癒尼格羅人的黑膚色一樣困難”。
病理學領域的相關研究，促使歐洲種族主義理論發生兩點變化：一是黑人等有色人種的膚色開始被視為一種遺傳性“病變”；二是一些歐洲學者利用“病變”論證黑人與白人並非種出同源，黑人的祖先比白人“低劣”。英國醫生漢斯·斯隆在牙買加研究了一種“令體液產生毒性”的疾病，認為這種疾病“獨屬於黑人，源於他們黑色皮膚的一種特殊病變”。英國海軍醫生約翰·阿特金斯發展了斯隆的理論，在前往幾內亞、巴西執行任務時，對黑人的病理情況作出觀察與研究，發現黑人更易罹患一種“嗜睡症”。這種病症不僅會剝奪他們的理智，還會使他們營養流失，皮膚呈現出黑色樣態。在他看來，黑人“病症”源於體液發生“病變”，是具有毒性的體液侵蝕大腦所致。在阿特金斯看來，黑人獨有的“疾病”，說明其“與白色皮膚的種族源於膚色完全不同的兩種祖先”。阿特金斯的理論表明，近代早期歐洲醫學領域對人類起源問題的探討，為“前亞當論”的證成提供了材料。英國學者諾里斯·薩克瓦門託注意到，近代早期歐洲學界出現的多源論，是“前亞當論”的“自然主義變體”，而阿特金斯的多源論正是這一變化的體現。薩克瓦門託所說的“自然主義變體”，意指“前亞當論”者利用實證研究，主張人種差異是自然生成，並非“詛咒”或“環境”等後天因素可以改變。在“自然主義變體”傾向影響下，白人與有色人種愈發被視為具有天然生理差異的種族，他們的差異不僅自然生成，而且具有“優劣”之分。這種論調最終使得具有歐洲中心主義傾向的西方學者走上更為極端的種族主義道路。
近代早期歐洲解剖學與病理學研究的不斷推進，促使越來越多的歐洲學者開始接受“前亞當論”關於人類起源問題的多源論闡釋。英國神學家納撒尼爾·拉德納強調，雖然不同人種的“膚色差異”不應作為否定單源論的依據，但他坦承，“現有的研究無法確認所有人類都源於同一對夫妻”，人類源於亞當的觀點僅僅是一種“未經證實的傳統”。歐洲實證醫學對“前亞當論”的探討，使得不同人種的生理差異被放大。在此影響下，近代早期歐洲學者開始利用實證研究，全面論證白人與有色人種的區隔。
近代早期歐洲實證醫學重點關注黑人與白人的身體差異，通過對比兩者的身體特徵，論證黑人具有獨立種族起源，二者不具有親緣關係。然而，這些研究較少涉及印第安人。因此，一些學者沿襲拉佩雷爾的研究路徑，利用實證方法論證印第安人與白人不具有共同起源。在此基礎上，他們試圖建構更加系統的人種分類體系，進而從“科學”角度全面論證有色人種的“劣等性”。
關於印第安人的起源，近代早期歐洲社會曾盛行“遷徙說”。歐洲學者認為，印第安人是從“舊大陸”遷徙到美洲大陸的，他們根據《聖經》記載，認為印第安人在“大洪水”之後從歐洲大陸移居美洲。因此，在他們眼中，印第安人與歐洲白人種出同源。荷蘭學者胡果·格勞秀斯認為，尤卡坦半島的印第安人是從埃塞俄比亞漂洋過海而來。阿科斯塔與格勞秀斯對“遷徙說”的堅持，目的在於將印第安人納入歐洲大陸人種譜系，維護基督教單源論敘事完整性。對此，英國學者馬修·黑爾表示：“亞當及諾亞的子孫向美洲遷徙不僅是成功的，而且是不容篡改的。”“遷徙說”符合基督教單源論，受到基督教神學家推崇。
在格勞秀斯等學者主導下，“遷徙說”在17世紀歐洲學界盛行一時。然而，主張“遷徙說”的學者無法舉出切合實際的例證，因此論據缺乏說服力。阿科斯塔在關於印第安人的自然史著作中提到，他本人無法說明印第安人從何處遷徙而來，只能“依據信仰”，籠統強調所有人類皆種出同源。阿科斯塔的論述表明，“遷徙說”僅僅是歐洲學者在契合基督教神學義理基礎上所作的猜想，具有濃厚的神學色彩。
“前亞當論”興起後，印第安人起源問題再度引起歐洲學者關注。由於傳統單源論敘事充斥著難以自圓其說的猜想，因此，歐洲學者試圖利用實證研究探討這一問題。在此過程中，他們愈發傾向於印第安人自成一系的多源論學說。英國學者亨利·霍默利用“前亞當論”，全面論證了印第安人與白人並非種出同源，認為依據《聖經》建構的“遷徙說”無法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他表示，倘若所有人種都是在“大洪水”後從亞洲逐漸遷徙到世界各地，那麼美洲居民應當是文明最發達的種族。原因在於，霍默推斷，文明程度越高的民族，其拓殖能力越強，能夠遷徙的距離也越遠。美洲距離亞洲最遠，同時又是最後受到拓殖的地區，如果印第安人是從亞洲遷徙來的話，那他們在文明程度上應該經過了數次提升，當遠遠高於亞洲和歐洲的古代文明。然而，霍默指出，“這些邊遠地區的人民至今仍然保持著漁獵的原始狀態”。他據此判斷，印第安人與白人是源於不同祖先的兩個獨立種族。
霍默根據自然史的實證研究方法，對比了印第安人和其他人種的體貌特徵，認為“美洲並未受到舊世界任何民族的移居”。在此基礎上，他提出改造後的“前亞當論”，即每個種族都有自己的祖先，亞當僅僅是人類“始祖”之一，與他一同誕生的還有其他種族的人類。更重要的是，霍默反對啟蒙思想家布豐在“退化論”中秉持的觀點。布豐認為，自然環境會改變人體的生理特徵，印第安人等有色人種是白種人到達美洲後發生“退化”的結果。霍默不認為人的身體特徵會隨著不同的自然環境發生變化，更不認為有色人種的身體差異是從“原初種族”的完美狀態“退化”而來。在他看來，“不同種族的始祖所具有的體貌特徵會始終遺傳給後人”。在實證觀察基礎上，霍默強化了“前亞當論”，將不同種族的身體特徵視為能夠持續遺傳的特點，開啟了歐洲學者依據不同身體特徵定義“種族”概念的學術取向。
在這一理論風潮影響下，德國啟蒙思想家康德對“種族”概念作出系統闡釋。他認為，“種族”指的是“能夠將同一個‘門’中的動物進行區分與分類的差異，這些差異必須能夠永遠在同一類動物之間進行代際遺傳”。在康德看來，只有膚色才是人種之間能夠代際遺傳的身體特徵。“種族”由此完全脫離了基督教正統神學範疇內的道德倫理屬性，開始成為一個具有“科學”屬性的實證概念。不同人種存在的生理特徵，得到科學研究的“認證”與固化。在英國學者尼古拉斯·哈德遜看來，現代“種族”概念將不同人種打上特有的生理標籤，並將其分門別類，排定次序，導致人類族群不再能夠通過族群間的文化交融，凝聚成更大的共同體。誠如哈德遜所言，這種做法在不同人類族群間，劃出一道不可逾越的生理鴻溝，使得不同人類族群通過文化交流實現融合的理論路徑徹底關閉。
“前亞當論”及其強調的多源論，推動歐洲學者在生物學上將白人與有色人種視為毫無聯繫、互相隔絕的種族，在文化上全面否定有色人種的積極形象，將其建構為“劣等”族群。霍默的“前亞當論”研究也遵循相同路徑，成為歐洲學者論證白人優越性的重要理論範式。在霍默的研究中，有色人種的獨立起源使得他們成為脫離文明社會的“野蠻人”，他對“退化論”的反駁並非出於理性科學精神，在他看來，“尼格羅人的膚色，足以證明他們是一個與白人完全不同的種族。他們在理解力方面的低下也支持了這一論點”；由於他們生而“低劣”，因此無法繼續發生“退化”，而是始終保持著種族誕生伊始的“劣等”與“野蠻”狀態。
“前亞當論”包含的種族主義理論受到歐洲殖民者青睞，用於論證白人統治有色人種的“合理性”。英國探險家托馬斯·哈利奧特炮製了一個印第安版的“前亞當論”。哈利奧特在報告中談道，印第安人的“亞當”是一個女人，是所有印第安人的“始祖”。哈利奧特將印第安人的起源傳說進行了演繹與拓展，他寫道，白人與印第安人有所不同，並非這個女人的後代，而是在這個女人誕生前的“許多世代之前的人類”。經過漫長時間後，白人“再度崛起，成為不朽者”。哈利奧特認為，印第安人的創世神話可以為歐洲殖民者所用，他坦言：“我們可以利用這一點，使得他們信仰真理（即信仰基督教——引者注），並且因此而服從、懼怕、愛我們。”哈利奧特試圖改造“前亞當論”，為歐洲白人在美洲進行殖民統治服務，將其變為統治、奴役印第安人的理論工具。
隨著歐洲殖民擴張的推進，利用“前亞當論”為歐洲殖民統治辯護的做法，在美洲地區愈演愈烈。法國殖民者路易·阿曼德在遊記中反映了“前亞當論”與殖民主義結合的趨勢。阿曼德記載道，美洲一些殖民者認為，印第安人在生理結構上與白人有巨大差異，表明他們與白人擁有各自獨立的起源，是在亞當誕生前就已存在的種族。由於印第安人並非出自亞當，與基督徒也沒有聯繫，並不知曉基督教教義，因此，印第安人應當“由於他們對基督教義的無知而受到譴責和懲罰”。阿曼德的論述表明，在一些信奉基督教的殖民者眼中，印第安人與基督徒並不具有親緣關係，他們應當受到基督徒的管理與“教化”。這一理論傾向，使得“前亞當論”在近代早期的大西洋世界逐漸演變為歐洲殖民統治的理論工具。
在此影響下，歐洲殖民者對美洲地區的有色人種展開鎮壓，將其納入殖民統治中。哈利奧特記載，英國殖民者對弗吉尼亞印第安人進行系統清理，對於順從的印第安村鎮“不予懲戒”。美國史學家薩繆爾·莫里森認為，哈利奧特旨在宣揚基督教對印第安人的“教化”作用，掩蓋印第安人對白人的反抗，因此，這些記載存在歪曲事實之處。哈利奧特還提及，一些印第安人村鎮在白人離去後人口銳減，印第安人可能“由於他們對基督教義的無知而受到懲罰”，遭到殖民者清洗。此外，英國羅阿洛克島總督約翰·懷特率軍清洗了一處拒不接受殖民者統治的印第安人村落。他將一名接受基督教的印第安人曼蒂奧冊封為自己的“封臣”，並任命他為羅阿洛克印第安人的部落首領，接受歐洲殖民者的統治。“前亞當論”與殖民主義結合反映了歐洲殖民者的現實需求，將有色人種建構為獨立於白人世系之外的種群，為殖民者統治有色人種提供理論依據。
“前亞當論”與殖民主義的結合，在英國牙買加總督愛德華·朗恩的殖民統治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朗恩是多源論種族主義理論的忠實信徒，認為有色人種與白人具有不同起源，有色人種在起源之初就是“低劣”種族。在他看來，黑人尤其“低劣”，甚至不能被歸為人類，而是介乎人類與猩猩之間的物種。在此觀點主導下，朗恩在擔任總督期間，對牙買加黑人奴隸進行嚴格管控，推動牙買加殖民地政府出臺一系列奴役黑人的法案，包括“規範和強化奴隸秩序與奴隸制法案”，“防止他人從奴隸主手中誘騙黑人奴隸法案”，以及“規範黑人奴隸買賣市場法案”等。為了鞏固對牙買加的殖民統治，他主導成立基金會，劃撥專款用於鎮壓英屬美洲殖民地各處奴隸叛亂。此外，他還在實踐中強化“黑人非人”的種族主義觀點，將黑奴、耕牛與蔗糖並列為白人殖民者的三大財產，並且建立法案進行專項管理。朗恩在牙買加推行的殖民政策，成為多源論種族主義理論在殖民政治中進行實踐的典型案例。
“前亞當論”作為一種“異端”思想，與基督教正統神學的區別在於：首先，在種族主義理論的具體內容上，“前亞當論”強調不同人種具有各自獨立的起源，上帝賦予人類的“榮光”僅僅屬於信奉基督教的白人。這一理論拆解了以單源論與“退化論”為主要內容的傳統種族主義理論，推動歐洲學者重新思考人類起源與人種分類問題。其次，在種族主義理論的論證方法上，“前亞當論”採取實證主義方法論。支持“前亞當論”的學者利用歐洲海外探險與殖民過程中收集的各種實證素材，論證人類具有多重起源。在此過程中，不同人種的生理特徵，成為評判種族“優劣”的絕對標準。這一理論傾向於建構固化的人種等級制度，最終催生了以多源論敘事為核心的種族主義理論體系。
從宏觀知識史視角看，“前亞當論”是近代早期歐洲實證科學試圖擺脫基督教神學束縛的產物，反映了實證主義日漸興起的歷史趨勢。對此，美國學者克里斯汀·埃利斯指出，實證主義在近代早期歐洲學術體系中的興起，促使歐洲學者開始拋棄傳統的人文主義想象，強調人類與動物的諸多共性，推動歐洲學者將人類按照自然界的其他物種分門別類，排定次序。在實證主義影響下，“顯著的身體特徵、解剖學構造，以及其他可以測量的特徵”，取代了基督教神學中超自然主義的玄思，成為歐洲學者論證種族問題的重要依據。埃利斯的論點似乎有些掩飾種族主義敘事的意味，因為實證主義與多源論敘事結合之後，並未在歐洲“弱化人類例外主義的原則，重構人類平等的邏輯”。歐洲學者在人類起源問題上對實證方法的運用，最終催生了更為不平等的多源論種族主義理論體系。近代早期歐洲殖民者的確“重構了人類‘平等’的邏輯”，只不過是將多源論敘事與奴隸制進行了雜糅，在人類族群的政治關係中，建構了一種新的壓迫制度，“前亞當論”強調的多源論最終發展成為更為極端的種族主義理論體系。
“前亞當論”在歐洲社會的演變對現代種族主義理論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以“前亞當論”為主的多源論敘事，一方面為白人社會對有色人種的排斥性政治運動提供理論工具，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美國社會，“前亞當論”再度甚囂塵上，成為種族主義者實施種族隔離與種族壓迫政策的藉口；另一方面，強調白人自誕生伊始的“優越性”，將有色人種完全排除在“文明”與“進步”之外，這一理論預設為白人殖民者利用種族主義謀求世界霸權的政治實踐大開方便之門，成為19世紀歐美殖民主義者奉若圭臬的理論工具。
時至今日，歐美社會仍存在試圖利用“白人優越論”，打造極端政治體的種族主義者。美國白宮前首席戰略顧問斯蒂芬·班農曾大肆鼓吹，“要把種族主義當作榮譽徽章”，試圖將白人打壓有色人種的歷史在大西洋世界進行復現。從這個角度來看，多源論種族主義敘事在近代早期歐洲社會的演變，打開了現代極端種族主義政治的“潘多拉魔盒”。
（作者孫一笑，系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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