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治疑難病：這2個失敗病例，值得思索

中醫書友會

第347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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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導讀：所謂疑難病症，一是長期未明確診斷，而是長期治療效果不滿意。本文所列舉的三則疑難病，除了最後一個得到妥善的治療，作者記錄前兩個疑難病失敗的過程和思考，尤其值得我們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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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病證診治得失三則

作者/王錫安

所謂疑難病證，一是長期未明確診斷；二是長期治療效果不滿意者。現筆者例舉三則病案，言其得失。

1、肝脾腫大案

吉某：女，43歲，小學教師，1970年3月25日初診。1969年10月自己偶而發現腹部有一腫塊而去當地醫院就診，後轉至某醫學院附屬醫院進行診治。經B超等檢查提示為“肝脾腫大“，疑有肝硬變，由內科保守治療。適逢筆者在該地而請診治。

檢查：腹軟，肝在肋下2cm，邊緣整齊但質地較硬，脾在肋下4cm，質地亦較硬，但無蜘蛛痣及肝掌。患者年輕時有瘧疾史，否認有肝炎和血吸蟲病接觸史。血常規，大小便常規以及肝功能多次檢查均屬正常，僅面部及皮膚較前稍黑。

據此，筆者以中醫之“症瘕”辨治，投活血化瘀，軟堅散結之劑，藥如大黃、桃仁、穿山甲、赤芍、當歸、莪術，三稜、牡蠣、青皮、陳皮、鱉甲、丹參等，西藥則用保肝藥物，但療效始終不明顯。

其後，每年患者都要去市級以上醫院進行復查診治，檢查結果均為“肝脾腫大，原因待查”，且左側脾臟有逐漸增大之趨勢。時至1973年秋，因多方診治無結果，面部及皮膚色素沉若加重，而去上海就醫。上海某大醫院診斷亦同前。但在治療上，因考慮長期內科治療無效，而提出行脾切除術。

術中發現緊貼左腎附近有一大腫塊，經病理診斷為“副節細胞瘤”，為一少見病例。該院將這一腫瘤當作標本收存。術後病人亦未有明顯好轉，於1974年5月病故。

此病實屬疑難病，囿於當時醫療診治水平，在長達5年時間內均誤診為“肝脾腫大”，以致貽誤病機。中醫辨證雖屬合理，但由於該病罕見、難治，故效果也差。因此，對這類疾病應爭取早期診斷、早期手術治療，或許能延長患者生命。

2、腹部腫塊伴黃疸案

周某，男，48歲，幹部。1983年12月19日因腹瀉伴黃疸，被某部隊醫院以“急性黃疸肝炎”收治入院。入院後，在體查時發現劍突下有一斜長形腫塊，因而懷疑有腫瘤之可能，遂於同年12月26日轉至某醫學院附屬醫院腫瘤外科。

入院時病人精神欠佳，食慾不振，全身皮膚及鞏膜深度黃染，心率50次/min，血壓19.5/17.5kPa，心前區可聞及Ⅱ~Ⅲ級收縮期吹風樣雜音，腹軟，肝脾未觸及，膽囊區有壓痛，劍突下有一約1.5cm×5.5cm之腫塊，質地較硬，左鎖骨上淋巴結有兩處如黃豆大小。

12月27日肝功能示：Ⅱ80u，TBIL85μmol/L，DBIL7.64μmol/L，ALT 134u，AMS 16u，r-GT80u，ALP 12.5u，HBsAg（-）。以往有高血壓史，1年前曾患過腦出血，留有後遺症，發病伊始無發熱。

入院後擬診：①阻塞性黃疸；②腹部腫塊待查；③胰腺癌。

由於病情複雜，入院後又作了一系列會診和檢查。胃腸鋇餐示：胃及十二指腸未見明顯器質性病變：B超示：肝左葉後與腹主動脈之間有一1.5cmX5.5cm實質性結節；膽囊內有多枚結石。因仍不能判斷腫塊性質。擬行剖腹探查，但遭其家屬拒絕，無奈只好先行保守治療。此後病情加重，黃疸進一步加深，並伴全身皮膚瘙癢，飲食銳誠。

此時餘去探視，憑脈辨證，結合病史，以為阻塞性黃疸為結石所致，遂以清熱利溼，疏肝利膽之方以投石問路，藥如大黃、茵陳、梔子、木通、茯苓、澤瀉、柴胡、厚朴等，病人信心不足，7劑藥竟服了20天，效果亦不著。

1984年1月20日再診，考慮黃疸為腫塊所致，遂改投清熱利溼，軟堅散結之劑，酌加抗癌之品，藥如柴胡、鬱金、大黃、穿山甲、莪術、三稜、海藻、薏苡仁，澤漆、水蛭、牡蠣、石見穿等，孰料改用此藥，效機立見，首先瘙癢停止，繼則黃疸日消，諸證悉減。

1月26日檢查示，II 60u，ALT 101u；2月8日II 20u，ALT 84u，腫塊已觸摸不清。2月14日自動出院繼續中藥治療。3月24日再查II 5u，TBIL 0.2μmol/L，ALT 59u。

其後在長達10年時間內，不僅各方面都恢復正常，且原先因腦出血所致的後遺症也一併康復，並能正常工作。

然至1993年4月，同一部位又出現腫塊，但無黃疸出現。同年9月左鎖骨上下均出現腫塊，遂取左鎖骨下腫塊進行病理切片，診斷為：“腺癌轉移”。

餘再投前時之方藥，無效，其後又多次調整方藥，於事無補，1994年7月11日死亡。

此屬疑難病亦可成立，因患者拒絕手術探查：在長達10年時間內不知腫塊為何。早期中藥治療的療效是明顯、確切的；後期中藥治療無效，是否因腫塊惡變之故？或是“邪毒熾盛、正不勝邪”之因，值得思索。

3、下肢痿軟案

楊某，女，33歲，會計。自1991年9月起，漸感兩下肢痿軟無力，步履維艱，每行走百餘步就需休息。當地醫院曾給維生素、地巴唑等治療無效。

1991年10月起，病人曾4次去蚌埠、南京、青島和上海等醫院求治，以上海檢查最為詳細，但各種檢查的參數值均在正常範圍，其中包括血、大小便、肝功能、電解質、抗“O”，RF因子、血沉、肌電、肌紅蛋白以及免疫功能等。曾擬診為重症肌無力，但使用乙酰膽鹼類藥物進行診斷性治療也無效。

1992年1月在上海治療期間開始接受中醫治療，醫者按陽痿辨治，用藥如杜仲、菟絲子、鎖陽、巴戟天，枸杞、鹿角膠、細辛、鹿銜草等，服藥長達3個月，不僅無效，反有加重之勢。

1992年8月邀餘診治，筆者亦按“痿證”辨證，方用三妙丸加誠：藥如黃柏、蒼朮、萆薢、澤瀉、虎杖、薏苡仁、黃連、木瓜、牛膝、茯苓、山藥等。

5劑後，病情改善，15劑以後行走基本正常，30劑後病人痊癒，隨訪3年未復發。

此病中醫屬“痿證”明矣，但西醫則無法確定病名。“痿證”之治，重在辨證，因溼熱釀成者居多，以肝腎不足所致者亦不少。因1991年安徽遇水災，患者所在地區於淮河下游，水災達數十天之久，故病與“溼熱”有關。經雲：“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緛(ruan)短，小筋馳長。緛短為拘，馳長為痿。”餘用清熱利溼之劑：是“謹守病機”，故獲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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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安徽中醫學院學報（1997）》丨作者/王錫安丨薦稿/張春雲丨編輯/居業丨校對/曾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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