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雕塑學會、湖北美術館共同主辦的“中國姿態·第六屆中國雕塑展”於近期在湖北美術館和上海中華藝術宮相繼展出,展覽共展出全國120餘位作者的優秀雕塑作品。本文特別刊發兩位策展人的文章,通過對雕塑最新創作成果的梳理,探討中國雕塑的學術底色和價值取向。
▲ 凝融——黃河抗凌(雕塑) 150×55×58釐米 2021年 鄧柯
“中國姿態——中國雕塑展”已經舉辦了六屆。這六屆展覽都以“中國姿態”為主題,體現了主辦方的學術立場、藝術態度和問題意識。
為什麼是“中國姿態”?中國雕塑在今天已經有了自覺、自主的意識,這就是用雕塑表現中國社會的現實;用雕塑表達當代中國人的思想感情;用雕塑展現中國人對未來的憧憬和希望;用雕塑參與國際間的對話和交流。“中國姿態”的意義在於,幾代中國雕塑家在近百年的雕塑創作中,從來都沒有忘記自己的文化根性和雕塑傳統,他們通過吸收優秀傳統文化和造型藝術的資源,通過對傳統的積極轉化和再造,成功地將民族傳統融入到現當代的雕塑創作中,從而形成了今天中國雕塑搖曳多姿的作品面貌和百花齊放的豐富生態。
縱觀本屆“中國姿態”的作品,如果用更具有中國傳統意味的術語來表達,它們集中呈現為五個類型,這就是“品物”“觀世”“寄情”“啟智”“化古”。
“品物”,是中國當代雕塑與過去相比的一個顯著變化,也是中國當代雕塑的重要特徵。所謂“品物”,就是以“物”作為表現對象,改變了過去雕塑的習慣,集中塑造人物,通過人物敘述一個故事、塑造一個場景。所謂“品”,是雕塑家對“物”的研究、實驗和琢磨;對觀眾而言,則是鑑賞、評品。“品物”極大地豐富了雕塑作為三維空間的物質形態所具有的表現力以及由“材料”“體積”“形態”所構成的豐富的空間關係。
在本次展覽中,付軒的《剋制劑》,就是對物的外部形態的精心處理,它給人蔓延、滋生的感覺,又內含一種節制和收斂。張斌的《見山》用倒置的木構型來與山比對,尋找木和山峰之間的同構關係,這件作品高度簡約的韻味體現出一種東方審美的意味。鄭天則的《囿型7號》是純粹的對物的品鑑和思考,它通過物與物的形態對比,以及並置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變化,代表了對物的空間存在可能性的永無止境的探索。景育民的《鏡像·維特魯威人》雖然出現了具象的人體,但由於他對高度符號化的經典圖式的運用,人形在這裡只是借用,作品的意義更在材料的探索上。
“品物”之“物”,不僅指雕塑的抽象和半抽象的空間形態,它同時還指“物件”“器物”,它可以是具象的,是現實中實際存在“物”的藝術表現,也可以是現成物。雕塑家在“品物”過程中,一方面,可以運用不同材料,對這些具體“物”進行轉化、模仿、再造,進行各種豐富的“物質材料”的實驗;另一方面,它也包括對現成物品、廢棄物品的再利用。在“品物”作品中,值得關注的還有餘康的《蠕行》、孟祥柯的《犁·生長》,以及孟蝴蝶的《痙攣》等等。
“觀世”是對古代藝術概念的借用。孔子在談論詩歌的功能時,曾經有“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說法,這裡的“觀”,就是指詩歌所具有的反映社會現實,觀察世道人心的功能。“觀世”在當代雕塑中,是指當代雕塑家利用雕塑的方式關注我們生活的世界,表達對於社會問題的立場和態度,它也可以揭露和批判現實中存在的問題。
錢雲可的作品《夜》表現的是一個疲憊的防疫一線的醫護人員,作品是對他們奉獻和犧牲精神的禮讚。鄧柯的《凝融——黃河抗凌》是對一個瞬間場景的生動表現。王同銳的《一次偉大的航行》表現的是人們熟悉的“春運”期間的場景,那些最普通的打工人用摩托車帶著全家奔馳在回家的路上,生活雖然艱難,但他們胸懷希望。王朝勇的《古鎮》是對當前最普遍的城市化現象的觀察,這是對一個地方古鎮空間變化的記錄。
縱觀本次展覽,“觀世”類的作品總體偏少,“品物”類的作品整體偏多,這種現象需要引起注意。直面社會,關注現實,是一個藝術家的責任,實際上,雕塑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他們不可能不接觸大量的社會問題,他們怎麼可能沒有更多可說的呢?在這方面,除了藝術家自己的努力外,我們的社會如何給藝術家提供更多的可能也是一個方面,如何為藝術家創造一種能鼓勵他們大膽創作的氛圍,也非常重要。
“寄情”是指雕塑家通過雕塑作品,集中傳達個人的感情,例如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緬懷之情;對社會作出貢獻的傑出人物,對英烈、模範的敬仰之情;還有就是“人之常情”,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親情、友情、愛情等。表現歷史,表現重大題材是在雕塑創作中值得提倡的,雕塑畢竟是一門擅長紀念性的藝術;只是,在今天,隨著時代的變化,如何在新的時代更好地表現歷史人物,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在提倡表現重大歷史題材的同時,不僅僅將它們看做是一種題材,一種社會需求,還應看作是藝術創新和形式突破,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在本屆展覽中,李鶴、許群波、石富等雕塑家的作品在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表現少數民族生活,表現民族之間的感情,也是雕塑中比較常見的題材。本屆展覽中,蘇小林的《美麗新疆·大巴扎》、趙強的《4500米的微笑》、王晶的《高原紅》等作品表現了少數民族的生活,表現他們豐收的喜悅、他們純淨的微笑、他們學習的場景,這都是非常可貴的。
“化古”是指在當代雕塑的創作中,一些雕塑家立足於傳統的現代轉化,以古開今,借古創新所進行的嘗試。“化古”具體表現在,第一,借鑑傳統的造型方式,表現古代的題材和生活內容;第二,靈活地運用古代傳統的雕塑作品,或挪用、或拼接、或戲仿……巧妙地與當代現實生活結合起來;第三,通過對傳統文化和藝術審美的學習和領悟,進行內容和形式上的創新性的表現,從作品中可以體現出雕塑家們對傳統的尊重,以及對傳統雕塑資源的挖掘、利用、昇華,體現出一種濃郁中華氣息和東方風韻,從而形成了一種一看便知的民族格調。“化古”是一種態度,它是民族傳統的根性在當代人心中的體現,是當代人對自身文化傳統的珍惜和依戀。改革開放以來,有大量雕塑家在進行這方面的探索,在本次展覽中也有較多的體現。如董緒興的《五賢賦》、李禹康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不僅是對古代人物的表現,更重要的是在如何表現上進行了不同方式的努力和探索。
“啟智”作為當代中國雕塑中一個類別,它繼承了中國古代藝術講究立意、講究隱喻和象徵的傳統,它的特點是富於哲理,促使人們從常見的事物、場景中獲得思考。“啟智”可以從各種雕塑形態出發,可以是具象的,故事性的,也可以是空間形態、物質材料的,它們通過對比、暗示、隱喻,揭示事物之間的聯繫,打破人們的思維的定式和常規,啟迪人們智慧。實際上,“啟智”也是一種觀念的呈現,說它是中國式的觀念藝術也未嘗不可。湯傑的《一1》啟發人們產生關於簡單和豐富,單一和多維度關係的思考;宮宇的《時間的計劃系列1》運用時鐘的不同指針隨機排列,讓時間變得有形,作品在無序和有序之中,啟迪觀眾思考時間和空間的意義;張弦的《同一條河》試圖用雕塑的方式直接回答一個哲學問題“人能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等等。
“品物”“觀世”“寄情”“化古”“啟智”這五種類型並不能完全描述本次展覽的全貌,但卻代表了當代雕塑在今天的一種本真狀態。它們的展示,有利於我們梳理當代雕塑的現狀,找出它們存在的問題,在交流和討論中,推動中國雕塑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