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讀︱《大發現四百年》：歐洲與海外的多重交往

文丨屈伯文

當今世界，伴隨全球力量格局中新興國家的興起，歷時數百年的西方霸權越來越難以維持，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長盛不衰的西方中心論偏見越來越多地被人們注意到，並加以反思與批判。此一趨勢不獨見於非西方世界，早在數十年前，便在西方世界內部露出端倪。美國考古學家、人類學家布賴恩·M. 費根（Brian M. Fagan）的《大發現四百年：一部文化衝突的歷史》，即是體現此一趨勢的一部力作。

▲《大發現四百年：一部文化衝突的歷史》，[美]布賴恩·M.費根著，喬蘇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

《大發現四百年：一部文化衝突的歷史》（以下簡稱《大發現四百年》），顧名思義，是以不同文化間的衝突作為關注點。具體而言，是對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歐洲與海外人群、文化的交往史（包括碰撞、理解、衝突、融合等）進行考察。以該主題而言，本書並不是最早出現的相關著作。早在數百年前的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便做出了類似努力，其名作《風俗論》（全名“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歷史”，梁守鏘等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代表了構建全球文化史的最早嘗試。及至19世紀中後期的工業革命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馬克思、恩格斯站在揭示世界歷史發展趨勢與規律的高度，將近代以來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與殖民-帝國主義的擴張，世界市場的開拓，大工業與資本主義社會的興起與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中說：

美洲的發現、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天地。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化、對殖民地的貿易、交換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業、航海業和工業空前高漲……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

在這裡，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合乎世界歷史發展趨勢與規律的進步性有著清醒認識，並做了深入探討。遺憾的是，有人看到馬恩肯定了資本、資產階級在歷史上起過的積極作用，並指出工業化大生產是全人類的必經之路，而所有這些又與當時的西方世界有著最緊密的關聯，遂將其劃入線性歷史觀的陣營，認定其秉持的是另一種形式的西方中心論。他們沒有看到或有所忽略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興起所自帶的血腥與罪惡，馬恩做了深刻集中的揭露與批判（“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引自《資本論》，郭大力、王亞南譯，上海三聯書店，2009年版）；對西方發展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義，馬恩也多有保留（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誌編輯部的信》：“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註定要走這條道路……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以此而論，馬恩可謂最近幾十年來批判西方中心論潮流的先驅。

與馬恩一樣，布賴恩·M. 費根也對歐洲中心論做了引人注目的批判。不同的是，由於他本人是一位人類學家、考古學家，故此其探索視角帶有較多的人類學、考古學色彩，按他自己的話說，是要將人類學與歷史學結合起來。基於此，該書內容除了我們習見的宏大主題，如殖民主義的擴張，還有對不同民族在宗教信仰、身體狀況、風俗習慣、人口演變、經濟社會生活等方面的細緻考察。由此呈現在人們面前的，是一幅又一幅關於海外民族及其文化的生動圖景。

▲布賴恩·M. 費根

綜觀全書，我以為它包含三重意涵：追尋、反思與控訴。

追尋，即通過史料、民族史、人類學、考古學儘可能還原海外民族及其文化的詳細信息，從而“為我們的故事編織起豐富多彩的架構”（本書第40頁，下同）。多樣化材料來源的組合體現了海外民族研究的特異性，因為這些民族有許多處在原始、落後的發展階段，書寫文字尚未發展、發達，又由於殖民入侵，像城市、建築之類的許多文明痕跡並未存留下來，因此，不能不依靠口述歷史、田野調查、考古挖掘等信息蒐集手段。通過這些渠道，人們發現先前有關海外民族的想象有許多是站不住腳的，無論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比如，在地理大發現以前，西方長期流傳在東方存在一個由祭司王約翰統治的古老王國，其統治範圍從“東非直至印度河”（第44頁），是一個遍地黃金的天堂。而在尋找天堂的過程中，歐洲人不經意間發現了許多前人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民族。其中的大多數與所謂“高貴野蠻人”的神話極不相符，他們忙於“日常騷亂、恐懼、疑惑、懷疑和野蠻行為”（第46頁）。作為其代表，費根特別舉了非洲好望角科伊科伊人的例子。在歐洲作家筆下，該民族是“所有野蠻、邪惡和原始事物的縮影，與其他人類幾乎沒有什麼相似之處”（第48頁）。其殘忍、好戰的性情，異常的行為（偷竊，行事鬼祟，食用腐爛的死魚、腐爛的牛、海豹內臟、蝨子），原始簡陋的居所（用灌木、木棍搭建的粗糙庇護所，巖洞），古怪的裝扮（穿著動物皮，塗抹惡臭的油脂，脖子上戴動物腸子），發出咔嗒聲的語言，漫無目的、四處遊蕩的生活習慣，無不給歐洲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拋開這些表面觀感，深入挖掘背後的一些因素，可以發現，這些被評價為“缺少目標且生活原始的人”（第58頁）卻是適應當地特殊自然環境的能手：“他們得以瞭解牧草何時最為茂盛、植物類食物何時當季。科伊科伊人能察覺其家園每個微小時刻的時令變化。他們細心規劃每年的遷移以保證最大限度利用好他們領域內的資源，避免珍貴草場的過度消耗。”（第59頁）追尋讓作者儘可能真實、全面地蒐集到材料，從而為反思提供依據。

與追尋相伴的是反思。反思的對象多種多樣：可以指向歐洲人，也可以指向非歐洲人；可以針對一種文明存在的價值，也可以針對歐洲人自以為是的偏見與傲慢。由於身處一個價值觀、社會環境與過去迥然相異的時代，在掌握更豐富、全面材料的基礎上，費根擁有了更多視角（不僅是歐洲的），因之，能對存在許久的偏見、習見提出挑戰和質疑。比如人們常以為，除了明顯帶有惡意的殖民者及其所犯罪行，歐洲並不缺乏海外民族的同情憐憫者及其善意行為。基於動機的良善，無論結果如何，他們在道德上似乎可以免責，其行動的緣由與依據似乎可以不加細究。事實告訴我們，在許多情況下，由於人們對海外民族的社會情形並不十分了解，他們提供的幫助、做出的善行往往是罔顧後者情感、意願的一廂情願之舉，不能切中要害不說，反而產生適得其反的惡果。耶穌會士對北美休倫人的傳教即是如此。站在前者的立場，他們的目的是讓後者擺脫邪惡異教，將靈魂從永恆詛咒中拯救出來，至少在主觀上沒有惡意。他們為此做了大量工作，其中不乏“用進口糧食儘可能進行救濟”（第295頁）的義舉。而讓傳教士想不到的是，其行為對休倫社會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新引入的基督教使休倫人產生分裂。舊宗教儘管是原始的，卻帶有團結社群、維繫傳承的功能。新宗教雖然打著冠冕堂皇的旗號，卻由於與舊信仰在教義、儀式、生活習慣、死者安排等方面的分歧，引發了大量紛爭，以至於將一個社會活生生地毀滅掉。各中緣由到底是休倫人的愚蠻與落後，還是傳教士的偏執與自信？其他暫且不論，歐洲人對自身文明先進性、普世性的盲目自信是確切無疑的，這也構成了其所作所為的心理根源與信念支撐。在此影響下，無論產生什麼後果，至少在思維、邏輯上，歐洲人的行為套上了合乎情理的外衣。信仰如此，那些在“經濟發展”或“現代化”的偽裝下強加於殖民地人民的種種舉措（也可能產生災難性後果）同樣是這樣。費根所反思的，許多便是滲透於這些思想、行為中的歐洲中心論偏見。

追尋與反思還滲透著作者的控訴。回首歐洲人遭遇海外民族與文化的歷史，間或有貿易、傳教等較為平和的活動，但予人以深刻印象的，往往是雙方之間的互不理解與激烈衝突。由於前者具有綜合性的力量優勢，最終的結果無一例外是歐洲人勝出。與此相伴的，是發生在後者身上的政治、經濟以至大規模的人口災難（甚至是種族滅絕），無論其起因是流行病（如天花），還是經濟掠奪、文化侵略（如傳教）乃至赤裸裸的暴力（戰爭）。作為一名有良知的學者，探索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及其因由固然重要——這是原則與底線，同樣不可或缺的是，他要表達自己的情感與態度，儘管這種表達或許是隱晦的。我們看到，在記載歐洲殖民者的累累罪行時，費根並未曲筆維護，其冷峻的筆調令他在堅守事實的同時，亦發出不平、冤屈和控訴之聲。有這樣一段話（第27—28頁）：

殖民者和移民在種族優越感的庇護下為吞併部落領土或優質耕地辯護，他們通常詭辯道，這些土地並未得到其本土擁有者的合理利用。這種似是而非的說辭一針見血地指出：不太聰明的孩子怎麼可能習得最新的農業技術，或用一種“文明的”方式管理他們自己呢？把這些問題留給一個優越種族吧，帝國強權們喋喋不休道，與此同時給非西方世界造成了毀滅性的影響。數百個鮮為人知的社會……都在與 19 世紀的傳教士、商人和殖民者們接觸後被徹底改變了。很多族群……迅速地銷聲匿跡了。其他的……分散在各地……倖存者淪為新社會中既邊緣又窮困、受壓迫的少數群體。只有極少數……成功地適應了新世界。

海外民族的遭遇令人扼腕，作為一名人類學家，費根同樣痛心疾首於文化-生態多樣性的流失。身處高歌猛進之工業時代的歐洲人極自信於自身工農業、科技的發達，其對殖民地土著文化、生活方式、生態環境的傲慢與不屑給後者造成了災難性影響。而據學者們的研究，這些文化、生活方式有許多經受住了時代的考驗，與生態環境保持了和諧，本可成為全人類的寶貴財富。一旦受損，便成了全人類的重大損失。思之忖之，怎不令人遺憾萬分？

往者已逝，來者可追。對過去的傷悼已無法改變歷史，今日的人們唯有吸取教訓，在一個更強調平等與多元化、去西方中心的世界學習相互尊重，從而達成和平共處。在書末，費根表達了自己的美好期望：“多元的工業社會將必須通過允許人們在文明中表達他們的多樣性來達成和諧，在這種文明裡，沒有任何一個群體擁有壓倒一切的優先權，而且最卑微又極度貧困的人們能通過很多方式贏得尊敬。”（第379—380頁）我們樂見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