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二歷史選擇性必修3《文化交流與傳播》第9課“古代的商路、貿易與文化交流”主要講述絲綢之路的內容。備課的時候，我查閱初中的教材，看看講到什麼程度，發現了一個小問題——初中《中國歷史》七年級上冊第14課的標題是《溝通中外文明的“絲綢之路”》，為什麼“絲綢之路”四個字要加雙引號呢？標題中的概念使用雙引號的情況並不多見。再查閱課文，有些地方使用了雙引號，有些地方則沒有。高一《中外歷史綱要》上冊是使用了雙引號的，高二選必3第9課也是有的地方使用了，有的地方沒有。
一般說來，重要的概念加雙引號有兩種情況，一是表示特定稱謂，二是表示特殊含義。特定稱謂是指某一概念的名稱是特定的、專有的，特殊含義是指某一概念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中產生了新的意思。我認為教材中“絲綢之路”加雙引號屬於第一種情況，即特定稱謂。其實，“絲綢之路”加不加雙引號並不重要，教材很多地方也沒有加雙引號。加了雙引號是為了提醒我們要注意理解和講授“絲綢之路”的特定含義是什麼。
那麼，“絲綢之路”有什麼特定的含義呢？起碼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絲綢之路”中的“絲綢”是商品貨物，但“絲綢之路”並不意味著僅僅運送絲綢。正如初中教材所說的那樣：“通過這條道路，漢朝的絲綢、漆器等物品，以及開渠、鑿井、鑄鐵等技術傳到西域；西域的良種馬、香料、玻璃、寶石等，以及核桃、葡萄、石榴、苜蓿等植物，以至多種樂器和歌舞等傳入中國。”在所有的這些物品中，絲綢的影響力是最大的，甚至可以當作貨幣使用，因此使用它來統稱或者指代當時“絲綢之路”上的所有流通物品。
第二，“絲綢之路”容易讓人認為僅僅是貿易路線，在學術史上也曾經被稱為“販絲之道”和“運絲大路”，但我們今天對其定位已經超越了貿易的層面。正如《文化交流與傳播》第9課的“學習聚焦”所指出的那樣：“絲綢之路等商路不僅是商貿路線，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就此，我們就容易理解為什麼初中教材的題目為《溝通中外文明的“絲綢之路”》，因為對“絲綢之路”的定位就是“溝通中外文明”。
第三，絲綢之路是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一條商貿路線，但“絲綢之路”這個概念不僅僅指代具體的歷史事物，同時具有象徵意義。《文化交流與傳播》第9課指出：“絲綢之路是東西方經濟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徵。”有學者明確指出：“‘絲綢之路’現在已不是某一條道路或某一種交換物品的專稱，而是古代中外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統稱，甚至突破了原來的‘中外關係史’和‘中西交通史’。”（劉進寶：《“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
綜上所述，我們就能夠理解“絲綢之路”為什麼要加雙引號。這是提醒我們不要僅僅從字面去理解這個概念，它並非只是一條單純的絲綢貿易通道，而是具有非常豐富的內涵。
在講授高中歷史課程的時候，我們還要注意這個概念在初中和高中的差別。這可以從外延和內涵兩方面去分析。
從概念的外延來講，高中教材中“絲綢之路”的概念大大擴展了。首先，從時間上分析，初中教材中該概念只限於漢代，唐代已經沒有再提及“絲綢之路”，而高中教材則延伸到了明代，指出“明初鄭和下西洋達到了古代‘海上絲綢之路’交通的巔峰。”其次，從空間上分析，初中教材僅提到“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而高中教材則指出“除絲綢之路外，古代歐亞大陸還存在其他重要的商路，它們往往也被納入‘絲綢之路’的廣義範疇。”“歐亞大陸的其他重要商路還有‘草原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這裡尤其要注意“西南絲綢之路”，這是吸收了學術界關於“絲綢之路支線說”的研究成果。“支線說”的本質是不再把“絲綢之路”看作是一成不變的一條商路，而是看作是一片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路網”。學者指出：“不論是支線說，還是各條道路的單獨存在，都是‘絲綢之路’概念的擴大或充實，實際上也就是今天所說的網絡。我們知道，李希霍芬、赫爾曼所說的‘絲綢之路’，是指從中國長安到羅馬之間的東西方交通路線。後來，隨著交往的不斷擴大，尤其是由於氣候、政治、戰爭、宗教等各種因素的變化，中西交通路線可能會隨時發生變化，從而偏離原來的路線或規劃，甚至廢棄某一段道路，也會不斷開闢新的支線或道路，這些支線分而複合，合而復分，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劉進寶：《“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
從概念的內涵來講，初中教材主要強調“絲綢之路”的實際作用，而高中教材在強調其實際貢獻的同時，也強調其象徵意義：“絲綢之路，為中國與西方之間的物質、技術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成為東西方物質和文化交流的重要象徵。”
總之，“絲綢之路”四個字雖然簡單，但作為一個歷史概念，內涵十分豐富。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那樣：“今天，在用詞上最微妙的改變，是最終去掉了‘貿易’二字，固定為‘絲綢之路’，從而抹掉了商業的銅臭，只留下絲綢的美好。李希霍芬也曾偶爾省掉‘貿易’，簡稱‘絲綢之路’，但他是無意識的。有‘貿易’二字，還是沒有‘貿易’二字，這是李希霍芬未曾注意過的差別。‘貿易’一詞的省略，不僅是減掉了兩個字，也使‘絲綢之路’具有了超越貿易活動的更加寬泛含義的可能，這便於後人對其灌注政治的、文化的內涵。我們今天說：絲綢之路象徵著友誼和平。這是李希霍芬絕想不到的。”（唐曉峰：《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讀書》2018年第3期）
高中教材對絲綢之路的講述比初中教材詳盡得多，但在教學上還是需要尋求一些新的思路，不宜只對初中的知識點做簡單的重複。可以結合教材最後“學習拓展”欄目的要求思考新的教學設計思路：
第一種思路是根據《課程標準》提出的“學術情境”的要求，講述李希霍芬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下提出“絲綢之路”的概念的。具體的資料可以參閱王丁《李鴻章與李希霍芬》（《讀書》雜誌2023年第3期）一文。2023年是李鴻章誕辰200週年紀念年，也是李希霍芬誕辰190週年紀念年。兩人早已知曉對方的重要性，而且曾經正式會面。關於他們會面的場景，《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有記錄。記錄的內容雖然文字不多，但還是比較生動傳神的。
我比較了《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和《李鴻章與李希霍芬》對雙李會面的翻譯，其中一些地方差異較大。如《李希霍芬中國旅行日記》的翻譯是：“看來李大人並不準備接受外國人的任何建議”（61頁），而《李鴻章與李希霍芬》的翻譯是：“儘管如此說，李鴻章似乎並沒有不接納外人建白的意思”（94頁）。為什麼雙李有諸多的交集？因為他們的興奮點都是為了尋找中國礦產。“找礦”就是“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產生的重要學術情境。《李鴻章與李希霍芬》一文還提到一個有趣的細節：外國人持中國“護照”都需要有中文翻譯的名字，李希霍芬本來取有過一箇中國姓氏“慄”（Li-Kastanienbaum），後來在朋友的建議下改姓“李”（Li-Pflaumbaum），因為希望“歸宗到一個顯赫的家族，成為李鴻章的本家。如此這般，在中國，所到之處每當我出示護照，都引起人們刮目相看”，一字之別，身價陡增。
第二種思路是講述“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史。“絲綢之路”概念從提出到被接受，從內涵簡單到極其豐富，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例如李希霍芬提出“絲綢之路”有一定的偶然性，他對“路”的興趣遠大於對“絲綢”的興趣，同時他對“路”的理解也是錯的，認為是一條筆者的道路。對“絲綢之路”概念形成和傳播做出更大貢獻的是瑞典的探險家斯文·赫定（1865—1952年）。在瑞典，斯文·赫定的名氣不亞於諾貝爾，中文翻譯和研究斯文·赫定的著作也比李希霍芬多得多。瑞典曾在1973年發行了一套5枚的著名探險家郵票，其中一枚就是斯文·赫定。
相關資料可以參考兩篇文章：《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通往一個概念的考古學》（《西域文史》第七輯，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主要論述了“絲綢之路”概念在西方的形成史，《“絲綢之路”概念的形成及其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主要論述了“絲綢之路”概念在中國的接受、傳播和發展史。結合這些學術成果的內容講授絲綢之路，不是為了研究學術發展史，而是為了更好地幫助學生完整地把握“絲綢之路”這個概念。由此我想到，中學教材中許多概念，學生能夠準確理解已經非常不容易，確實沒有必然引入更多的概念增添學生的學習負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