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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身體力行，其溝通不能僅僅停留於實踐，也有理念的支持。實際上，在長期的溝通與傳播實踐中，“行人”也形成了一些為社會所公認的傳播技能與職業倫理，甚至沉澱為中國古代傳播理論的重要遺產，值得我們進行深入研究。
“行人”作為信使，代行君命，肩負著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及結交諸侯的重要政治使命，因此對所從事的工作，王室或諸侯國一定會有一些原則性的要求和期待。而行人在長期的邦交往來工作中，也自然會標榜或恪守一些職業信條。這些有關行人出使的原則性的信條或“社會共識”，也可以看成是“行人”作為媒介角色這一職業群體的“傳播倫理”。如春秋時期著名的行人叔孫豹對於“三不朽”的理解：“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就可以看成是先秦行人或使者的一種自我追求或傳播倫理。這種傳播倫理是行人在長期的出使和禮儀實踐中積累下來的，也是指導行人履行其工作職責的指南。我們可以通過一些古籍中的記載或行人出使的案例，來總結和概括行人的這種傳播倫理。
行人的溝通與傳播倫理首先體現在對“使於四方”中“忠誠”這一品質的強調。“行人”受君主之託，出使在外，溝通諸國，他代表的是出使國的國君意志和國家利益，因此“忠誠”是十分重要的。魯定公四年，楚國都城被吳國攻破，楚昭王流落在外，楚國大夫申包胥臨危行使行人之責，前往秦國請求援助，秦哀公雖禮待申包胥，卻對出兵援楚之事猶豫不決，似有推託之意，申包胥於是“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左傳·定公四年》），使得秦哀公最終決定出兵救援，楚國的危機遂得以解除。《左傳·宣公十五年》載晉國使者“解揚守信”的故事，也充分讚揚了“行人”恪守忠誠的品質。這個故事在《史記·鄭世家第十二》中也有記載：
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伯宗諫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虎，誆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令呼宋。遂負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國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莊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
為了不辱君命，周代在“行人”出使之前，都要舉行“命使”儀式，如《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使者再拜稽首，辭。君不許。乃退。”文中所呈現的就是命使儀式的情景。我們也可以通過《詩經》中一些讚美“使者”的詩歌看出“行人”的職業倫理中“忠君”的重要性。《詩經·皇皇者華》是對使者完成出使任務順利歸來的歌頌，“載馳載驅，周爰諮諏”“載馳載驅，周爰諮度”“載馳載驅周爰諮詢”等詩句表現並讚美了使者的忠誠和敬業。毛詩《鄭箋》：“言臣出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命也”。《國語·魯語下》叔孫穆子聘問晉國時說：“《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諮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為每懷，諮才為諏，諮事為謀，諮義為度，諮親為詢，忠信為周。’”使者往來奔走，就是為了完成“諏、謀、度、詢”的使命，所以詩歌特別強調和宣傳使者的忠誠和不辱使命的精神。
“行人”本身是執行邦交禮儀的職官，其所施行的禮儀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出使國的信譽和形象，因此對邦國交往中“禮”的恪守就顯得十分重要。不論朝聘活動中的迎來送往，抑或出使，都要嚴格遵照禮制。在邦交活動中“守禮”的行人會受到人們的讚揚。《左傳·僖公三十三年》：“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齊國使節國莊子在聘問活動中表現得十分有禮，使得魯國君臣為之傾服。反之，使節在邦交活動中表現得無禮，就會被認為是國家破敗或災難的象徵。《左傳·宣公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於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禮與德往往是聯繫在一起的，守禮就是守德。這一點在行人的政治交往中受到了強調與讚揚。
“公而忘私”是先秦行人重要的品德與傳播倫理。行人出使在外，遠離君主的視線，因而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不過一個“良使”卻需要公私分明，並以公利為重。《管子·侈靡》：“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使能者有主矣，而（爾）內事。”郭沫若解釋說，這句話的意思是辦外交的人有私心是不行的，一定要用公忠體國的、有才能的人來辦這項國事。假使一有私心，那就會為敵人所用，而成為內在的間諜。公元前，魯大夫叔聲伯（公孫嬰齊）奉成公之命出使到晉國要求釋放受誣陷而被拘留的魯卿季文子（季孫行父）。晉公族大夫部暈受季孫政敵叔孫僑如重賂，企圖收買聲伯，除掉季孫。但聲伯不為所動，他強調自己奉國君之命而來，別無私人企圖。晉卿範文子謂欒武子曰：“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左傳·成公十六年》）在齊使“公心”的感召下，最後季孫被釋放了。值得一提的是，周代覲禮不許大夫私覿（即私下以禮物拜會出使國之國君或大臣），也是為了強調使臣的守禮和公心。《禮記·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孔穎達疏曰：“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所以致敬於己君也。此申言上文朝覲大夫私覿非禮之義，非謂大夫執圭而使，不敢私覿也。”可見，奉公守禮也是行人邦交中的基本品德，這一點也成為周代行人的一種“職業共識”。
行人的傳播倫理也突出地體現在政治溝通中對“言辭典雅”的追求上。作為使者，言辭和談吐可以說是“行人”最為重要的“武器”和傳播工具。《史通·敘事》載：“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
可見，使用典雅的言辭以及對華麗詞藻的追求成為行人政治溝通中一個重要的傳播理念。《春秋穀梁傳·襄公十一年》：“行人者，挈國之辭也。”晉代範寧進一步解釋說：“行人，是傳國之辭命者。”“行人”出使，傳遞的是國君交付的使命，但行人通常“受命不受辭”，所以其言辭就顯得十分重要。“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論語·子路》）；“出言陳辭，身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說苑·善說》）都說明了政治交往中言辭的重要性。作為使節的“行人”其言辭關乎出使國的利益和形象，這也使得追求辭令之美成為先秦“行人”的一種共識和自覺。
在外交場合賦詩言志，通過引用詩歌來達成外交目的，是行人推崇辭令的一個突出表現。《左傳》一書引《詩經》處，大部分出自行人之口。如魯襄公八年，晉國使者範宣子聘問魯國，並將晉國要出兵鄭國的消息告知魯國，在魯國接待使臣的饗禮上，範宣子賦《摽有梅》，以此詩請魯國及時出兵幫助晉國攻鄭，魯國大臣季武子恭敬地答應了晉國的要求，並賦《角弓》一詩，以示晉、魯兩國如兄弟般親近，範宣子將要退下時，季武子又賦《彤弓》一詩，描寫天子賞賜諸侯彤弓之情形，奉承當時的晉國國君晉悼公將繼承晉國霸業。行人賦詩是春秋時期外交應答的常態，這樣的例子在《左傳》中屢見不鮮。劉師培先生曾對行人在外交場合的賦詩行為進行了分類，並以《左傳》一一證之：
有行人相儀而賦詩者；（見襄公二十六年傳，國景子賦《蓼蕭》，賦《轡之柔矣》，子展賦《緇衣》，又賦《將仲子兮》）有行人出聘而賦詩者；（見襄公八年傳，範宣子賦《摽有梅》）有行人乞援而賦詩者；（見襄十六年傳，魯穆叔賦《祈父》，又賦《鴻雁》卒章）有行人蒞盟而賦詩者；（見襄二十七年傳，楚薳罷賦《既醉》）有行人當宴會而賦詩者；（見昭元年，穆叔賦《鵲巢》、《采蘩》，子皮賦《野有死麕》，趙孟賦《常棣》）又有行人答餞送而賦詩者；（見昭十六年傳，子齹等賦《野有蔓草》諸篇餞韓起是）
無論是表達有明確指向的外交目的，還是作為儀式性的外交禮儀，賦詩言志都是行人對外傳播的一個重要手段，其本身也是一種交往禮節。當然，這種言辭不一定限於口頭傳播，也需要文字的輔佐。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說：“尋《左氏》載諸大夫辭令、行人應答，其文典而美，其語博而奧。述遠古，則委曲如存；徵近代，則循環可覆。必料其功用厚薄，指意深淺，諒非經營草創，出自一時，琢磨潤色，獨成一手。”可見，“行人”要成為一個出色的信使，不僅需要傑出的口頭傳播能力，也需要具備過硬的文字書寫和文學修辭能力，並以此指導自己的傳播實踐，這也是時人的一種共識。
“行人”掌邦交禮儀，自然需要對各種禮儀和典章制度十分熟悉。依據周代培養和選拔王官的制度，行人要成為一個合格的禮官和使者，除了熟悉各種典章儀式，更要精通“六藝”，尤其是詩歌禮樂和辭令，否則就難以完成出使任務，甚至會被人嘲笑，這樣的例子也史不絕書。公元前，晉國大夫籍談出使成周，由於對答有誤，被周景王指責為“數典而忘其祖”（《左傳·昭公十五年》）。公元前，晉國卿士鞅出使魯國，由於不熟悉魯國先君之諱而鬧出了大笑話。回來後，他常常以此告誡他人：“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國語·晉語九》）。《左傳·昭公七年》載：魯昭公朝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不能相儀”與“不能答郊勞”使作為魯卿的孟僖子很丟臉，他自己也十分慚愧，所以回國後，“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並派自己的兒子向孔子學禮。孔子讚許他“能補過者，君子也”。
孔子對辭令也異常重視，他十分推崇鄭國執政大夫子產的外交與言語才能。子產不但能夠“擇能而使之”，“又善為辭令”，“應對賓客，鮮有敗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孔子對其刮目相看，稱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行人子羽（公孫揮）則是子產的重要助手，也非常擅長辭令，《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對於行人子羽的文辭，孔子也是讚賞有加。《論語·憲問》中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在孔子看來，鄭國的外交卓有成效，這與注重外交辭令是分不開的，而鄭國的外交辭令之所以出色，又離不開行人子羽的“修飾”之功。行人在外交活動中不僅需要引經據典，有時還需要隨機應答，靈活應變。孔子對行人的這種“專對”能力亦十分強調，他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在筆者看來，孔子的這種“辭令觀”顯然受到了春秋“行人”的影響或啟發。一定程度上，孔子本身也是一位周遊列國的“行人”，他主張和推崇的“嘉言懿行”的傳播倫理與“行人”的傳播倫理異曲同工。
在西周，大小行人作為王官之一，執行禮儀和出使任務，其主要還是作為周天子的禮儀使者和“信使”的角色出現的，在發佈王命、“受幣聽辭”時，他們是天子的“喉舌”，在“使於四方”、采詩觀風時則是周天子的“耳目”。由於西周時期周王室的權威還足以號令諸侯，因此代行王命的“行人”其地位和威望也較高，在維護西周的宗法制度及與諸侯國的關係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到了春秋以後，隨著諸侯國的崛起，周王室的地位日益下降，傳統的“朝聘制度”也隨之式微。與此同時，諸侯國與周王室及各諸侯國之間的關係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到戰國時代，周初的“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逐漸轉變成“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諸侯國之間或結盟或爭霸。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相比西周，作為外交使者的“行人”，其角色功能變得更為重要了。考之《左傳》《戰國策》等典籍，我們就會發現，春秋戰國時代的行人群體可謂熠熠生輝，留下了許多歷史記錄。如果說西周時代的“行人”還只是眾多王官和媒介人物中的一種，那麼到了春秋戰國時代，“行人”已然成為一股影響歷史發展的重要政治力量。急劇的政治社會轉型使得“行人”的媒介角色和傳播功能發生了一定的演變。當戰國時代“縱橫家”登上歷史舞臺之後，先秦行人也就隱而不見了。
春秋時代（前—前），隨著周王室的衰微，各諸侯國對周王室已沒有那麼恭敬了。這充分表現在朝聘禮儀上，諸侯朝覲天子的“朝禮”次數明顯變少，而且逐漸變得有名無實。以魯國為例，整部《春秋》中，記載魯國朝聘天子僅有六次，其中只有兩次是國君親自朝覲天子。而與諸侯不常朝覲天子相反的是，天子卻不斷聘問諸侯，如《春秋》記載魯隱公元年至九年，周天子三次派使聘問魯國，而魯國卻一次也不朝聘；魯桓公期間周天子又三次聘魯，而魯國也一次未去朝聘。在此情形下，操持禮儀的西周王室的“行人”，尤其是“大行人”自然就變得可有可無，作用大不如前。但與之相反，隨著各諸侯國的崛起及諸侯國之間“互聘”的日益頻繁，各諸侯國的“行人”開始活躍起來，並在諸侯國之間的橫向邦交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這從各諸侯國對“行人”的重視中也能看出來。
春秋時代，各諸侯國基本都設有“行人”這一職官，這顯然是模仿或對應了周王室的制度設計。根據《春秋》《左傳》《國語》等的記載，春秋時期，巴、魯、秦、晉、楚、衛、鄭、陳、宋、吳等諸侯國普遍設有“行人”。《春秋》《左傳》中提及的行人，計有人次（Ｐ。有名有姓的如晉國的行人子朱、子員，鄭國的行人子羽（即行人揮），衛國的行人北宮結，吳國的行人狐庸、伍員、且姚；宋國的行人樂祁犁，陳國的行人幹徵師等。在這些行人中，有的是專官，有的則是兼官，還有的世代為行人。如《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載，鄭國的執政伯有派遣鄭國大夫公孫黑出使楚國，公孫黑因為鄭、楚交惡而不願前往，伯有曰：“世行也”，意即公孫黑家族世代為行人之職。這一時期“行人”的職責與西周時期的行人基本相同，主要負責外交接待或出使。但不同的是，諸侯國的“行人”一般沒有大、小之分，“行人”在這一時期已經成為“使者”的泛稱。由於外交活動在諸侯爭霸中作用越來越大，春秋時侯的行人其爵位和地位也不斷提升。西周時行人的爵位為大夫，到了春秋時期，“行人”開始由卿兼任，如鄭國的子產、宋國的華元等，都曾親自作為使者出使。
與西周時代負責朝聘不同，春秋時期的行人主要往來於諸侯國之間，在“橫向溝通”中發揮了更為重要的作用。春秋時代的朝聘已脫離周王室的主導，成為當時諸侯國之間互相交往，拉攏關係的重要外交手段，並與戰爭相輔相成，交錯進行。自齊桓公成為春秋首霸後，諸侯之間的會盟、聘問也成為“行人”施展才華的舞臺。據統計，春秋時期各種外交活動約，其中盟次，會次，朝次，赴，聘使問告次。這些活動中少不了行人的身影，“夫交接鄰國，揖讓諭志，鹹為行人之專司”。不論諸侯國之間的聯盟、聘享等大事，還是和平、戰爭等重要信息的傳遞，都離不開行人的溝通和中介。這一時期也為行人施展外交才華，創新溝通與交往手段提供了極大的空間。
不過，由於春秋時期的諸侯國之間的實力並不對等，在各種聘問活動中，行人要想“不辱君命”，維護本國利益變得越來越難。尤其對於一些小國的行人而言，想要通過外交與溝通手段來獲得利益，維護出使國的尊嚴，就需要有高超的外交藝術和溝通手段。這種社會情勢也讓一些既懂禮儀、又懂辭令的人被推舉為行人，走上歷史舞臺。伍子胥就因此被吳王闔閭召為行人，《史記·伍子胥列傳》：“闔閭既立，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齊相管仲也曾向齊桓公舉薦隰朋擔任行人之職，並認為自己不如隰朋。他說：“升降揖讓，進退閒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管子·小匡》）可見，這一時期的“行人”不再是依爵位來任命，而是任賢舉能，唯才是用，這也間接反映了“行人”在春秋邦交中的重要性已大為提升。
與“行人”的重要性提高並行而來的是春秋時代“行人”面臨的危險性也急劇增加。“行人”作為信使，在西周時期尚未有被扣押的記載，但在春秋時代，“行人被執”卻屢見不鮮。《春秋》一書中至少有記載，如《襄公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襄公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昭公八年》：“楚人執陳行人幹徵師殺之”；《昭公二十三年》：“晉執我行人叔孫姥”；《定公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此外，史籍中也不乏行人被殺的事情。據《左傳·桓公九年》載，巴國欲與鄧國通好，遂遣行人請求楚國從中斡旋。楚王於是派遣大夫道朔帶領巴國行人前往鄧國聘問，未料使者竟被殺害。於是楚、巴聯軍攻打鄾地，大敗前來救援的鄧國軍隊。這個因“行人”被殺而引發交戰的例子雖屬個案，但由此也能看出春秋時代的“行人”其出使與說服工作既重要，又艱難。
到戰國時代（前—前），社會變遷更加劇烈，周代的宗法制進一步解體，禮崩樂壞，各諸侯國之間的兼併戰爭愈演愈烈，大國崛起，小國覆滅。強國希望通過行人來達到自己擴大疆域的目的，而弱國則希望通過行人的遊說來保全自己的國家。在這一背景下，行人的職責又發生了改變，演變成了“縱橫家”，即以謀略和說辭進行遊說的說客。在班固看來，“縱橫家”源出於“行人”之官，但與春秋之前的“行人”又有著很大的不同。《漢書·藝文志》：“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諼而棄其信。”誠如班固所指出的，“使於四方”，“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是戰國縱橫家與先秦行人的共通之處，但“上（尚）詐諼而棄其信”則是“行人”發展到戰國時侯的變化，也是戰國縱橫家獨有的一個特徵。
在筆者看來，儘管戰國的縱橫家由春秋時代的行人發展而來，但兩者存在很大的不同，這種不同既表現在行人與縱橫家的身份及職能上，更表現在兩者所恪守的職業與傳播倫理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首先，從身份上看，春秋時代及其之前的“行人”是王官之屬，多屬於大夫或卿這一貴族階層，戰國以前的專職行人甚至可能是世襲的。但隨著周王室衰微，加之私學興起，文化下移，至戰國縱橫家崛起，“行人”已多屬“士”階層或平民階層出身，脫離了王官和貴族的身份。“行人”逐漸變身為職業說客。孔子的弟子子貢的經歷就呈現了這種變化。在《左傳》中，子貢是以奉使出行的外交行人身份出現的，而在《戰國策》中，他則以遊說列國的戰國策士形象出現，這顯示了時代的變化。這種變化誠如班固所言：“春秋之後，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
其次，從職能上看，先秦“行人”出使代表的是出使國的利益，“結諸侯之好”，“不辱君命”是行人的最高使命。但戰國縱橫家卻沒有固守忠君觀念和國家立場，與其說他們是國君的喉舌，不如說他們是自己的喉舌。韓非在《五蠹》篇中解釋了戰國時期的“縱”與“橫”：“從（縱）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橫）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縱橫家即為從事合縱或連橫運動的政治家和遊說者，他們在政治主張上極重外交，但合縱還是連橫，都視形勢和機會而定。縱橫家大多為個人名利奔走遊說，只為接受自己主張的國君效力，多有朝秦暮楚、易木而棲之舉。如蘇秦早年曾遊說秦王連橫，遭到拒絕後不久便至燕國轉而遊說合縱，足見縱橫家並無始終如一的立場。誠如劉知幾所描述和批評的：“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橫，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可見，縱橫家的宣傳與說服沒有立場，只有手段。
再次，行人傳播倫理發生了轉變。先秦行人恪守“禮尚往來”的交往準則，處處以禮樂詩書約束和指導自己的言行，“忠信為本”的傳播倫理在春秋時代還保持得較好。晉代袁宏在《後漢紀》中說：“春秋之時，禮樂征伐，霸者迭興，以義相持，故道德仁義之風往往不絕。雖文辭音制漸相祖習，然憲章軌儀，先王之餘也。”雷海宗先生在對春秋外交的辭令、歌（賦）詩、盟會的程序和原則、大國和小國的關係進行研究後也指出：“總覽春秋外交的各種情形，欺詐的作用雖不能免，但大體還是有規則、講道理、重禮節的國際交往周旋的一種方式”。但到了戰國縱橫家那裡，這種交往禮節和傳播倫理已破壞殆盡。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縱橫家常常不顧禮義廉恥，為追名逐利不惜採取欺詐手段。在言辭上，縱橫家不再推崇引經據典，而是崇尚巧舌如簧式的詭辯，只為追求說服效果的最大化。這種變化在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中有著精準的描述：
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為？”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也。
當然，“行人”演變為縱橫家有著深刻的社會背景，即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大變動。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比較了從春秋到戰國的巨大變化：“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土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在這種大變動之下，作為信使的“行人”不可能不發生變化。實際上，當戰國時代的“縱橫家”取代了行人登上歷史舞臺後，“行人”作為沿襲自西周的一種媒介人物，事實上就趨於消亡了。
(三) 歷史影響：秦漢以後“行人”的消失與“復活”
周滅秦興之後，就連縱橫家也從歷史舞臺上消失了。伴隨著君主專制這一新的政治模式建立起來，先秦意義上的“行人”制度終於被廢棄不用。失去了現實生存土壤的先秦行人，最終變成了留存於古代典籍中的“社會記憶”。不過，我們也發現，這種“社會記憶”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是被後世不斷復活或加以重構。正是這種“復活”顯示了先秦“行人”對後世的影響，也體現了中國歷史文化的延續性。
首先，先秦“行人”之名仍然保留在後世的職官制度中。“行人”這一職官仍然專司外交事務，不過，其地位和職能已無法和西周春秋時代的行人相提並論了，其所能獨立發揮的溝通與傳播職能十分有限。與西周時代的行人相比，秦以後的“行人”地位和品級都更加低下。如秦代設典客，屬九卿之一、掌外交事務，“行人”只是其屬官之一。漢代時典客又先後被更名為大行令、大鴻臚、典樂等，亦有屬官“行人”。漢代大鴻臚的地位遠在“行人”之上。如顏師古所言：“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人。”從晉到唐及宋元，有大鴻臚而無“行人”之名。到明代則又一次被“復活”。明代設“行人司”，“行人司”置“司正”及左右“司副”，司正一人，正七品；司副二人，從七品；下有“行人”三十七人，正八品。明代行人初由孝廉、茂才擔任，後從進士選任。主要掌管頒行詔敕、冊封宗室、撫諭四方、徵聘賢才，及賞賜、慰問、賑濟、軍務、祭祀等事宜，品位較低。而到清代，奉使之事，均臨時差官，“行人”被徹底廢除，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追溯秦以後的“行人”演變，我們發現，“行人”之名幾度被“復活”，其職能依然與外交、禮儀傳播等有關，這顯示了中國歷史與制度的某種路徑依賴性。雖然秦以後的“行人”不同於先秦“行人”，但先秦行人作為邦交使者，傳播王命及溝通內外的媒介功能，一定程度上被納入了秦漢以來更為完善的外交官僚體系中，顯示出先秦行人制度對後世的影響。
其次，先秦“行人”以禮外交、不辱使命的傳播倫理對後世產生了積極影響。先秦的聘問活動是以“禮”為中心展開的，揖讓進退都要合乎禮儀，貴族與邦國之間的交往充分體現了《禮記·曲禮》中所說的“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這對後世處理國家與民族間的關係具有重要影響。在這種外交思想的指導下，使者“以禮邦交”在歷代都備受推崇和讚許。儘管時過境遷，但歷史上對一個出色的使官的判斷標準其實並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春秋時侯，秦穆公想要選派一名使臣去考察晉國公子夷吾和公子重耳，他要求諸大夫推薦使者人選，孟明視推薦公子縶，稱其“敏且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知禮可使；敬不墜命，微知可否。君其使之”（《國語·晉語二》）。實際上，這種“敏且知禮”“敬不墮命”的品質一直為後世的外交使者所稱道。而孔子所推崇的“君子風度”及士的風度更是激勵了無數使者：“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十五》）“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論語·子路》）這種對仁義禮智信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推崇與追求也成為中國古代外交思想中寶貴的思想資源。
再次，先秦行人的采詩觀風及對辭令的錘鍊深刻地影響了後世文人及文學走向。先秦行人雖然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作為觀風知政途徑的“行人采詩”活動卻得以載入史冊，備受推崇，並被後世不斷地想象甚至“復活”。班固《漢書》：“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這顯然是對“古風”的推崇。漢代就仿照周代的行人采詩，建有采集民間歌謠的樂府制度。《漢書·藝文志》：“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雲。”這顯然是漢代的一種復古。漢唐之間，有關朝廷采詩活動的記錄也不絕如縷。如《梁書》載梁武帝詔曰：“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周書》載北周武帝詔曰：“朕克己思治，而風化未弘。永言前古，載懷夕惕。可分遣大使，周省四方，察訟聽謠，問民恤隱。”這些均是朝廷遣使采詩觀風之舉，其目的也與先秦的行人采詩十分相似。至唐代元稹、白居易等人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更是號召朝廷復立采詩之官，“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先秦“行人采詩”的影響之久遠由此可見一斑。
行人采詩、引詩以及對辭令的追求實際上也構成了中國早期的文學傳播實踐，這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劉師培就認為，中國文學的發生與先秦行人之間有莫大的關係，他說：“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行人之術流為縱橫家……蓋採風侯邦，本行人之舊典，故詩賦之根源，唯行人研尋最審。”今人趙逵夫先生也認為：“行人辭令是先秦時代具有文體學意義的散文，對後世散文，辭賦的發展有較大影響。”不論詩賦、散文還是記錄遊走四方的“紀行體文學”，我們的確都可以將其發端追溯至先秦行人的文學傳播實踐。
總之，先秦“行人”雖然早在戰國時代就已經消失，但其影響卻沉澱在古代的經典文本和古人的歷史記憶中。作為媒介人物，其傳播實踐及傳播理念對後世產生了持久而深遠的影響，這也是先秦行人留給後世的寶貴文化遺產。
從世界比較文明視野的角度看，先秦行人制度的發達是古代中國文明的一大特徵。作為周代官僚制度，尤其是信息傳播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行人等媒介人物的設置顯示了古人高度的政治智慧。行人制度得以發明，或許和西周時代極為特殊的政治社會背景有關。周代的分封制度使得邦國林立，王室和各諸侯國及“四夷”間的邦交十分密切，這客觀上促使“行人”等媒介人物出現並得以發揮作用。而至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競相爭鋒，迎來送往，互動頻繁，各國都企圖藉助外交“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弱勝強”或“化干戈為玉帛”，更使作為外交使者的行人有了施展自己溝通傳播技能的舞臺。在這一背景下，也產生了行人群體所認同和服膺的職業理念與傳播倫理。這種政治及溝通景觀在同時代的世界舞臺上是難得一見的。
在世界上，中國很早就進入了一個“邦交時代”。誠如論者所指出的：“外交作為處理國家間關係的手段，在中國、印度和西亞地區很早就已經出現，形成不同的外交圈、外交思想與行為模式。中國外交起源很早……到春秋時期，已經形成了一套有東方民族與地域特徵的外交思想、原則、方法與行為方式，留下了許多彌足珍貴的外交實踐。”行人的外交實踐和溝通思想無疑就是這種“東方特色”之一，值得我們深入總結和研究。
先秦行人的溝通與傳播職能對於先秦時代的政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最大的作用在於“去塞求通”。這一點正如柳詒徵先生所言：“故內外皆無隔閡，不但諸侯對於王朝靡所隱蔽，即諸侯對於諸侯，及諸侯之民對於他國之民，亦可以無扞格、齟齬之意，其立法之意深矣。”考諸史實，“行人”的活動的確有效促進了先秦的政治傳播與文化融合，這得益於其作為媒介人物的屬性和功能。行人是職官化的媒介人物，他既是行走的信使，也是禮法傳播的載體。行人作為媒介角色的突出特點是通過“身體傳播”的方式來傳遞信息、溝通關係。“身體的到場具有媒介傳播不可替代的儀式意義”，先秦“行人”就是通過自己的身體力行，在發佈王命、采詩觀風、上情下達、下情上達以及橫向溝通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戰國以後，儘管先秦行人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但其產生的歷史、社會及文化影響，卻十分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