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四年，法國塞納（Seine）的地方長官普貝爾（Poubelle）宣佈應在當地街道上放置一些裝垃圾用的盒子。隨著官方對垃圾桶外形、顏色、樣式的逐步規定，普貝爾的名字逐漸成了垃圾桶的代名詞，甚至發展出一種專門的說法——poubelle agréée，也就是“可愛的垃圾桶”——來描述街邊隨處可見的綠色大桶。對當代人來說，綠色的大桶已是街邊司空見慣之物。可回到疫病連連的十九世紀，垃圾桶以及與之相連的公共衛生概念無疑是驚人的發明。
一八五八年，倫敦經歷了有史以來最熱的夏天，全天平均氣溫達到33度，整個倫敦近兩百萬人口的生活廢水與排洩物一同排進泰晤士河，直接導致倫敦的夏天被惡臭與病菌所環繞。為解決所謂的“大惡臭”（Great Stink）事件，議會於同年通過《泰晤士河淨化法》，計劃修建泰晤士河大堤，用下水道將廢水運走。可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僅僅幾年前，同樣是倫敦，同樣是骯髒的泰晤士河，水源中的細菌導致了嚴重的傳染性疾病，一條街道內數以百計的市民感染而死。可直到十多年後，基本的公共衛生體系仍未能建立，在狄更斯的小說中，被稱作掏糞人的群體仍每天漂浮河上，打撈糞便、垃圾與屍體。
類似的狀況不僅發生在歐洲：大西洋彼岸的美國，1884年的女性仍需自行組織衛生機構，通過法庭訴訟的方式迫使公共機構幫助清除紐約東河腳下發酵多年、重達四萬噸的糞便；至於整體的城市規劃，根據記者與攝影師雅各布・里斯的說法，直到1895年，退役內戰老兵沃林成為紐約街道清潔部部長，並用鐵腕手段展開城市清潔計劃（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就是在街頭巷尾安裝垃圾收集裝置）後，紐約才真正擁有了乾淨的街道，順帶“掃除了我們民眾大腦和道德中的蜘蛛網”。
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何普貝爾在塞納留下的東西會被稱作“可愛的垃圾桶”。自一八五九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後，自由主義的物競天擇觀念就主導著整個社會的發展。可普貝爾與沃林所放置的“可愛的垃圾桶”卻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底色：權力的所有者開始嘗試照看每位市民的身體，或者用福柯的話說，這意味著一種“生命政治”，所有市民的生命都是國家與權力所有者的政治資本與關懷所在。說簡單些，通過在街頭巷尾放置綠色的垃圾桶或安排工人們進行沿街掃除，普貝爾與沃林向城市的街頭巷尾撒播了一種家長式的慈愛。
並不是所有人都熱愛“我對你好”的宣言。卡爾維諾就有一篇名為《可愛的垃圾桶》的文章，其中詳盡描述了他對意大利和法國不同時期的垃圾回收方式的記憶與感受：最晚近的是巴黎的“可愛的垃圾桶”，“從它的外形和顏色就可以看出它是我們這個城市的官方設備，並宣告著，在每個人的生活中它們都具有公共色彩”；往前是大型住宅區的公寓樓，“那種撲通撲通的悶響，垃圾桶裡的東西扔進與地面垂直的垃圾道里，一直掉一直掉，直到落在院子裡的水平面上修建的黑窟窿裡，發出撲通撲通的聲音”；最早則是同年時的收垃圾的人，他或她“揹著個大袋子，走著來到大陸的轉彎處，一直走到我們家的別墅前，從鍍鋅的垃圾桶裡清理垃圾”。
卡爾維諾敏銳地意識到，哪怕是在可愛的垃圾桶遍佈的時代，狄更斯小說中的掏糞人也從未遠離，只是經由一層層機制隱藏在了世界的運作之後。人類學家羅賓・內葛（Robin Nagle）在與環衛工人們相伴數年後方才意識到，環衛工人們從未擁有隱身衣，所有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他/她們的存在，可當他/她們在街頭忙碌地處理著城市運作的殘餘物時，卻總是被人“有意地無視”，除非他/她們駕駛的垃圾車塞住了馬路，或是某處的垃圾沒有得到及時清理。換言之，環衛工人之於公共衛生系統，就像門把手之於門，只在他/她失去功能之時，他/她才會得到注視，而如果一切完美無缺，市政官員們就會因其對城市公共衛生所作出的貢獻而收穫祝福與表彰。
某種意義上，環衛工人的處境也是所有普通人的處境：不再作為一個完整的人，而被看作特定的工具或功能，這也對應著馬克思所謂的異化，或盧卡奇（Lukács）所說的物化。問題在於，當我們自身在被看作工具或功能的同時，我們也在將它人看作工具或功能，因此，除去要團結有愛或實現世界大同這類的理想外，八十年代後的社會學研究者中漸漸出現不同的聲音：一些學者認為，擁有數十億人的現代社會之所以能如此良好地運作，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完全將彼此異化，而恰恰是因為我們習慣了“陌生”，習慣了與他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我們不需要與每一位外賣小哥或環衛工人交心，這能讓我們留有充分的能量應對更精細的分工，而不需要處理瞬間湧來的所有信息。
只是這也不足以解釋垃圾桶或環衛工人的功能與身份之間的巨大落差。現代經濟中物的生產、消費、流轉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我們不可避免地期望通過使用、佔有各種物品來展現自身，而這種呈現就不可避免地帶來持續的廢棄物——只有解決這些廢棄物，更加新穎的物才可能繼續在世界上流通，我們才能繼續在物理或心理上追求良好的生活。概言之，垃圾桶或環衛工人不止保障了衛生，也保障了整個世界中物質的持續流通，哪怕不在馬克思為經濟活動定下的四個環節中（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專門拓展出“回收”一項，垃圾桶或環衛工人的地位也不應如此之低。
或許卡爾維諾所說無誤：在技術的革命與顛覆之外，現代城市歷史的另一部分是垃圾、垃圾桶或環衛工人，這些受排斥的人與物一點點從城市生活中隱形，退縮到城市邊緣地帶的垃圾場中的過程，可也是在同一過程中，他/她/它們越發猛烈地滲透了整個城市的運作，慢慢佔領了城市的所有角落。人類學家莫斯在《禮物》中提到：“一個被所有者遺棄的物件，它也仍然裹挾著這位所有者的某些東西”。如果我們相信這一點，那或許在骯髒的街道上出現可愛的垃圾桶，掏糞人被組織成環衛工人的過程中，那些披上了隱身衣的人都變成了超級英雄，默默無聞地拾撿物質世界的遺留，拼湊他人靈魂的碎片，再將它們重新投入系統的運作之中，等待一切從指縫中再次穿梭而過。
本文參考了卡爾維諾 《聖約翰之路》一書。
撰文：常井項
新媒體編輯：WHW
排版：新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