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沙塵暴簡史 - 每日一頭條

公元413年，當匈奴後裔赫連勃勃來到今天的陝西靖邊一帶時，呈現的他眼前的，是一個水草豐美、“臨光澤而帶清流”的牛羊遍佈之地，這位十六國時期的梟雄忍不住讚歎說：

“吾行地多矣……未見若斯之美。”

於是，這位大夏國的開國國君徵發十萬人，耗時五年在此營建都城，為了確保工程的施工質量，每建一小段城牆，赫連勃勃的手下就會讓弓箭手在一定距離處對著城牆放箭，如果箭頭穿入了城牆一寸，那麼建築這一段城牆的民工就會被全部殺掉，然後把屍體扔進城牆中作為築城材料。即史書所說的“錐入一寸，即殺作者而並築之”。

赫連勃勃的要求標準是，只有當弓箭射到城牆上被反彈落地，那段城牆才算修建成功。

五年後（418年），這座被稱為“統萬城”的匈奴都城終於竣工，當時，大夏國秘書監胡義周撰文稱讚這座城市說，城池周邊“石郭天池，周綿千里”，城裡則是“華林靈沼，重臺秘室，通房連閣，馳道苑園”。

但這座被赫連勃勃寓意“統一天下，居臨萬郡”的雄奇都城，並沒能護佑匈奴人多久，統萬城建成僅僅9年後（427年）就被北魏大軍攻破，此後數百年間，這座城池幾經戰亂，到了唐代時，曾經水草豐美的統萬城，在歷經數百年的人類開發破壞後，周邊的毛烏素沙地正在逐漸成型，此時周圍已是“皆流沙”、“風沙滿眼”、“茫茫沙漠廣，漸遠赫連城”。

到了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宋軍在經歷與西夏的反覆爭奪後終於攻佔統萬城，為了防止西夏重新爭奪，宋太宗下令大軍摧毀統萬城，對於統萬城（當時稱夏州）當時周邊生態環境的惡化，宋太宗曾經說：

“夏州深在沙漠”。

從公元418年建成，到994年成為“深陷沙漠”之地，統萬城僅僅經歷了500年時間，就成為了人類開發破壞的“經典之作”。

▲統萬城遺址。圖源：圖蟲創意

但中國人與流沙的邂逅才剛剛開始。

就在統萬城深陷流沙之時，北宋帝國也開始困擾於沙塵暴的襲擊。

就在父親宋太宗下令摧毀統萬城僅僅13年後，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三月，北宋首都開封遭遇了一場特大沙塵暴的襲擊，“三月甲寅夕，京師大風，黃塵蔽天，自大名歷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

當時，這場從今天的北京大名，一直吹到河南開封、泌陽（宋代唐州治地）的特大沙塵暴，讓宋真宗苦惱不已。北宋立國167年間，後期100年記載的曾經席捲首都開封的沙塵暴就達13場之多，當時，這些主要來自西北的沙塵，不僅波及開封，甚至連遠在江南的浙江江山縣，都能感受到這些沙塵暴的威力，以致北宋時江南一帶有俗語稱為“黃沙落”。

北宋時，有的沙塵暴甚至持續達10天之久，以致百姓不敢出門，店鋪不敢經營，有的老弱病殘甚至因為長期被困家中以致餓斃。

根據科學家研究，沙塵暴在地球史上已經存在達數千萬年之久，但人類的出現與墾荒砍伐，卻將沙塵天氣越來越推向極端，在中國古文獻記載中，古人將沙塵暴多稱為“霾”，比如，“大風霾”、“風霾”、“大霾”、“沙霾”、“塵霾”等。

按照科學家研究，形成沙塵暴主要有3個因素：大風、不穩定的大氣層結、豐富的沙塵源。

如果說大風、不穩定的大氣層結這兩個因素是地球大氣的自然運動狀態，那麼豐富的沙塵源地，則越來越拜人類所賜。

學者們在研究中國古籍資料後統計得出，隨著中華文明史的推進，關於沙塵天氣的記載，開始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從時間上看，在公元前4世紀，關於沙塵天氣的記載只有2次；

到了4-10世紀的700年間，中國境內關於沙塵暴的記載出現了39次；

11-15世紀的500年間，中國境內關於沙塵暴的劇增到了97次；

而從16-19世紀的400年間，沙塵暴的記載共出現了115次。

由此可見，統計時間在不斷的縮短，但沙塵暴的記載次數卻越來越頻繁，而且，當時的沙塵暴記載有個特點，就是從先秦時期的主要侷限在西北地區，開始呈現東擴的趨勢，例如北宋時，當西北的統萬城（黃河上游）深陷流沙之時，相對東部的河南開封等黃河流域也開始頻繁出現了沙塵暴的記載，而到了元明清時期，整個華北地區，都廣泛出現了關於沙塵暴的身影。

▲沙塵。圖源：攝圖網

實際上，中國地區的沙塵暴從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的越來越頻繁出現，與各個時期的氣候冷期、乾旱背景也有很大關係。

史學家總結髮現，當氣候進入冷期，西北與北方遭遇長期乾旱，少數民族不斷南下侵擾的魏晉南北朝、遼金，以及明末到清中期等遊牧民族南下時期，恰恰也是沙塵暴記錄的高峰時期，因為冷期與乾旱造成草原的退化和沙地沙漠的形成擴大，從而為沙塵暴提供了廣泛的策源地，這也可以看做是少數民族南下的氣候與環境背景。

但氣候環境的循環古已有之，為何在人類進入文明時代後，沙塵暴才開始形成越來越肆虐之勢？

從世界範圍來看，沙塵暴在全球共有四個高發區：這分別是非洲撒哈拉沙漠南端、澳大利亞、中亞地區、美國西部和墨西哥北部。

在中國，沙塵暴的策源地則有四大源區：分別是新疆塔克拉瑪干沙漠周邊地區，甘肅河西走廊和內蒙古阿拉善盟地區，內蒙古陰山北坡及渾善達克沙地毗鄰地區，蒙陝寧長城沿線。

▲中國主要沙漠、沙地分佈。圖源：網絡

而中華先民的不斷拓荒開邊，則是沙塵暴加劇的重要原因。

公元前121年，雄才大略的漢武帝派遣霍去病出擊右匈奴，大漢帝國拓地千里，將今天東起蘭州、西至敦煌的整個河西走廊首次納入華夏版圖，此後，漢帝國在河西走廊設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等四郡，隨著河西四郡的設置，中華先民也開始了對原本水草豐美的河西走廊的移民拓邊。

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從西北的河西走廊到內蒙古鄂爾多斯高原再到黃土高原，中華帝國的人口也在增長。西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數據是5959萬人，唐玄宗天寶十四年（755年）的數據是5291萬人，考慮到人口逃逸等問題，人口學家估算唐玄宗時期，中國人口實際已達8000萬人；

到了南宋光宗紹熙四年（1193年），南宋加上金國、西夏、大理等國，人口學家預測當時中國人口已破1億。

隨著中華帝國的人口增長和邊疆拓荒，曾經在《漢書·西域傳》中頻繁出現的樓蘭、龜茲、且末、精絕、莎車等綠洲古國逐漸消失，並被不斷擴大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所吞噬；

這種沙漠化的趨勢，逐漸從西向東，向中華文明的腹心地帶擴張。

從漢代開始，原本森林密佈的內蒙古陰山、河西走廊，在中華先民的開發拓墾下，許多地方開始從森林、草原退化為戈壁、沙漠；

在河西走廊以東的甘肅天水、隴西一帶，西漢時期，那裡還是“山多林木，民以板為室屋”的森林茂密之地，然而三四百年後，到了曹魏景元四年（263年），當司馬昭率軍西征羌人時，靈州（今寧夏靈武縣）等地已經是“北臨沙漠”；

而在五胡十六國時期還是水草豐美的統萬城（位處今陝西靖邊），到宋代時開始“深陷沙漠”，被不斷擴大的毛烏素沙地所吞噬；

統萬城對面，原本水草豐美的烏蘭布和地區，由於秦漢時期，中央政府為了抵禦匈奴入侵，在河套平原大規模屯墾駐軍，以致草原植被遭到大規模破壞，到了北宋時期，原本屬於草原的烏蘭布和地區成為了“沙深三尺，馬不能行，行者皆乘橐駝”的沙漠地區。

可以發現，在中華先民不斷的拓荒開墾中，從新疆到河西走廊再到河套平原地區，沙漠和沙地的擴張從西向東不斷蔓延，而從魏晉南北朝開始不斷加劇的沙塵暴記載，正與這一歷史時期的沙漠沙地從西向東的東漸趨勢高度吻合。

除去人類無法左右的大氣候環境影響，可以看出，中華帝國的不斷拓邊開荒，在不斷擴張帝國邊疆的同時，也帶來了邊疆環境乃至原本屬於腹心地區的環境破壞，而破壞的結果，就是沙塵暴跟隨著人類破壞的腳步，接踵而來。

1127年，時不時困擾於沙塵暴的北宋帝國，在靖康之變的恥辱中滅亡，但入主中原的金人很快發現，他們也將時常遭遇沙塵暴的苦惱。

金朝貞元三年（1155年）農曆四月，剛剛將金國首都遷到中都（北京）才兩年的海陵王完顏亮一覺醒來，發現整個北京城都陷入了沙塵暴的包圍，當時，整個北京“昏霧四塞，日無光”，這場沙塵暴持續了長達17天之久，讓完顏亮苦惱不已。

這場超級沙塵暴過後不久，金世宗大定十二年（1172年），北京城再次出現了沙塵暴“雨土”的記錄，當時，北京城在沙塵暴包圍下，塵土猶如下雨般從天而降；此後，金朝大定二十三年（1183）的三月和四月份，又出現了兩次沙塵暴“雨土”的記錄。

在中國沙漠和沙塵暴的挺進步伐中，這種從西向東的擴張，此前是從新疆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河西走廊-河套平原-河洛地區蔓延，但從金人開始，隨著金人定都北京，華北平原關於沙塵暴的記錄也越來越多，這一方面是因為史官和記錄者對政治中心關注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隨著帝國的首都北遷，對北京周邊以及華北平原的生態環境破壞也日益加劇。

關注中國政治和經濟中心遷移的趨勢可以發現，中國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三千年來呈現出不斷東遷的趨勢，從長安-洛陽-開封，這種政治中心遷徙的背後，原因則是因為原本立都的關中平原，以及作為關中平原生態屏障的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的生態環境不斷惡化所致，而明末的農民大起義最早就是從生態環境最為惡劣的陝北黃土高原地區發端，並非沒有根源。

另一方面，隨著西北地區生態環境的趨於惡化，來自西北地區的匈奴、突厥、回鶻等少數民族勢力也不斷減弱，中華帝國的邊防壓力，也逐漸轉移到了生態環境仍然相對較好的東北地區，由於從東北而來，這就使得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建立元朝的蒙古人選擇了在當時相對東北方向的北京立都，並依賴京杭大運河，不斷吸取來自江南地區的財賦維持帝國運轉。

困擾於沙塵暴的金國，最終在1234年被蒙古和南宋南北夾擊滅亡，此後，蒙古人又滅亡南宋入主中原，為了營建大都城（北京），蒙古人在北京周邊不斷砍伐森林，使得北京周邊的森林植被急劇減少，當時，僅僅1280年為了修建北京聖壽萬安寺，蒙古人便派出軍隊四千人在北京周邊砍伐了58600根木料。

隨著北京周邊森林植被的大規模破壞，元朝時北京關於沙塵暴的記錄也越來越頻繁：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二月北京“雨土”，元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三月“雨霾”，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三月“雨土霾”，至順二年（1331）三月繼續“雨土霾”，到了元順帝至元四年（1338）四月，北京城更是出現了“天雨紅沙，晝晦”的大沙塵暴。

歷經金、元兩代的破壞，到了明朝，隨著朱棣時期從南京遷都北京，北京周邊植被在休養生息幾十年後，再次遭遇了大規模開發破壞，到了明穆宗隆慶年間（1567-1572年），大臣龐尚鵬就上奏說，北京周邊的薊州和昌平一帶，由於森林的大規模砍伐導致“蹊徑日通，險隘日夷”，由於森林消失，蒙古騎兵很容易長驅直入，因此龐尚鵬向隆慶皇帝建議，應該發動軍民多多植樹造林，以鞏固邊防。

由於明代森林的大規模砍伐，根據史書記載，從明朝有沙塵暴記錄的1441年開始，到1644年明朝滅亡，204年間，史書中共出現了97次關於沙塵暴的記錄，由於可見沙塵暴的愈演愈烈。

▲沙塵中的故宮。圖源：攝圖網

在新疆樓蘭、陝西統萬城在黃沙侵襲下逐漸荒廢同時，沙塵暴的腳步，也從西向東，從北向南，開始了不斷擴張的旅程。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4月5日，山西大同、懷安等地開始出現沙塵暴，以致“晝昏晦不見”，這場沙塵暴在當晚就刮到了河北晉縣“夜黑風飛瓦”，然後又挺進安徽安慶等地造成當地“黃霧四塞”，兩天後的4月7日，這場沙塵暴的尾貨又抵達上海，開始了一場持續三天的風霆和降塵，造成上海“午刻大風揚沙,雨黑霆三日”。

如果說沙塵暴在唐宋以前更多是侷限在西北地區，唐宋開始，沙塵暴開始不斷向東波及洛陽、開封等地，而從明清開始，關於沙塵暴從北向南不斷吹到長三角流域的記錄也越來越多。

進入清代後，隨著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普遍推行“攤丁入畝”，正式取消實行了兩千多年之久的人頭稅，此後，大清帝國在政策利好，和番薯玉米馬鈴薯等高產美洲農作物廣泛傳播等農業革命刺激下，開始出現了人口大爆炸，到了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當時中國人口突破了3.13億人，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更是突破了4億大關。

隨著人口的大爆炸，為了應對不斷膨脹的人口壓力，以及加大拓荒、舒緩財政壓力，清朝官方在初期湖廣填四川的基礎上，開始不斷鼓勵邊民移民新疆、闖關東、走西口，這就使得東北部原本水草豐美的科爾沁草原、呼倫貝爾草原等地也逐漸退化成為沙地，在此情況下，中國的沙塵暴策源地，西起新疆的塔克拉瑪干沙漠、東至內蒙古與東北接壤的呼倫貝爾沙地，這長達數千公里的沙塵源區，也使得大清帝國開始面臨越來越嚴峻的生態壓力。

就在大清帝國人口不斷膨脹的同時，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3月23日，河南開封、尉氏等地出現了沙塵暴“大風夜作，黎明天赤如血，雨土竟日”，隨後，這場沙塵暴又席捲河南汶上，以致當地“天色紅如血，稍間變為黑雲、漫天大風，晝晦，人對面不相見。”接著，這場沙塵暴又迅速南移途經安徽沛縣、巢縣、無為，到了3月24日，這場沙塵暴已經到達上海、浙江湖州、桐鄉等地，造成這些地區“雨黃沙兩日方止。”

在這種沙塵源區不斷擴大的過程中，北京的沙塵暴記錄也越來越多，到了晚清時期，狀元翁同龢就在日記本里，不斷記錄著北京的沙塵暴，例如：1862年5月18日“黃沙張天”；1863年5月6日“黃沙蔽天”；1864年4月4日“大風落沙”；1865年3月22日“黃塵漠漠”；1866年5月27日“飛沙走石”；1867年3月23日“大風塵霾……黃沙漠漠者竟日”。

北京城這種越來越頻繁的沙塵暴記錄，背後彰顯的，正是明清人口大爆炸、邊疆拓荒屯墾不斷加大導致的生態大破壞，到了晚清時期，1891年3月22日，德國駐華使館翻譯生佛爾克就在書信中說：“最近一段時間……風沙很大。對於散步來說，街道上的塵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現在塵土都蓋滿了牆壁。這種沙塵暴是從蒙古的沙漠裡來的，大多要刮好幾天。它們無孔不入，哪怕在密閉的屋子裡，所有的傢俱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層土，甚至手絹上也是一層土。”

這種沙塵暴，也讓長期居住北京的老外們感覺到鬱悶絕望，1897年1月，德國駐華公使夫人伊麗莎白·馮·海靖就在日記中寫道：“我對北京街道的物理反應，如同讓我親吻一個對我來說十分噁心的人。……天上颳著可怕的沙塵暴，屋外的嚴寒凍徹心骨。”

到了民國時期，北京的沙塵暴有增無減，1917年3月，美國著名記者愛倫N·拉莫特前往覲見民國總統黎元洪，沒想到路上遭遇沙塵暴，當抵達總統府時，拉莫特和她的同伴們“變成了一群宛如從沙堆裡剛剛打過滾再站起來的人……所有這些對我們個人的外表來說都是災難性的”，多年以後，拉莫特將自己於1916和1917年從中國寫給親友的書信結集出版，並特地取名為《北京的塵土》，在書中拉莫特鬱悶地回憶北京的沙塵暴說：

“他們說一個人不會體會朽爛的意義，直到他看到北京。”

那時，古老的中國正醞釀鉅變，而這些從明清至民國愈演愈烈的沙塵暴，其背後所暗藏的生態鉅變，正是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偉大革命背後的環境動力，而從晚清開始中國長期的劇烈動盪，背後都有著沙塵暴所代表的生態惡化等慢變量的長期影響。

因此，當我們回顧歷史時，才發現環境保護，從來就不是一句空話，我們總是關注於帝王將相等表面的政治風雲，卻忽略了生態環境這個暗變量和慢變量對歷史的衝擊和催化。

所謂天人合一，並非虛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