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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16日

中國爆炸了自己的第一顆原子彈

而就在這一年的1月

中國還和另一個國家一起

引爆了一顆“外交核彈”

由此引發的世界各國震動

並不亞於後面的那顆實體原子彈

1963年8月的一個早晨，張錫昌忽然收到了秘書拿來的一份急電。

張錫昌時任中國外交部法國科的負責人，而秘書拿來的急電，是中國駐瑞士大使館發來的，內容是：

法國前總理埃德加·富爾在伯爾尼會見中國駐瑞士大使時表示，希望能夠再度訪華。

明眼人都知道，這不是一個普通的訪問請求。

埃德加·富爾曾兩度擔任法國總理，雖然任期都不算長（第一任六週，第二任一年），但他先後擔任過法國的預算部長、司法部長、財政部長和國民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也堪稱是法國政壇的“老法師”了。

而更關鍵的是，富爾一直被認為是戴高樂將軍的鐵桿擁躉，也是戴高樂班子的核心成員——而戴高樂，當時正是法國的總統。

埃德加·富爾

中國人說，“無事不登三寶殿”。

富爾在這時候提出訪華的請求，誰都知道，他絕不是來旅遊觀光的。

富爾第一次來中國，是1957年的6月。

當時富爾用的是手持活頁簽證，原因很簡單：中法並沒有建交。

事實上，新中國剛成立的時候，大批的西歐國家不僅拒絕建交，甚至不予承認。除了蘇聯帶著一批東歐陣營國家與中國建交外，英國和荷蘭只是對新中國表示承認，但並沒有建交。

瑞典是第一個與中國正式建交的西歐國家，隨後建交的有挪威、芬蘭、瑞士等國家，但總體而言，都是一些北歐國家。整個五十年代，沒有一個傳統意義上的西歐大國願意和中國建交——其中就包括聯合國五常之一的法國。

其實法國在建交問題上，一直在和中國擦肩而過。

在新中國建立之初，因為中國政府全力支持越南的抗法戰爭，所以法國將中國視為敵人，拒絕建交；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法國派出軍隊參與“聯合國軍”，與中國志願軍直接在戰場上對決，建交問題自然也無從談起。

到了50年代中後期，由於越南抗法戰爭和朝鮮戰爭都已結束，法國政府已經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完全無法忽視，所以開始在各個渠道尋求與中國的接觸和試探，兩國的總理甚至在1954年於瑞士伯爾尼進行過會談。

但總體而言，處於“第四共和國”時期的法國，經歷二戰的摧殘之後百廢待興，在各個方面必須仰仗美國，所以在外交政策上也對美國亦步亦趨——孤立新中國，封鎖新中國。

但這一切，在1958年12月21日拐了一個彎。

這一天，之前一度淡出法國政壇選擇蟄伏的夏爾·戴高樂當選為法蘭西共和國和非洲、馬達加斯加法國屬地的總統——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由此建立。

二戰期間法國解放後，戴高樂率領眾人重返巴黎

在二戰期間就以“絕不屈服”聞名的戴高樂將軍，他的執政方針完全有別於前任政府，他的核心思想——後來被總結為影響法國幾十年的“戴高樂主義”——歸納概括一下的話，就是：

法國是世界舞臺上的軍事和經濟大國，絕不能依靠和屈服任何外國勢力，而是要以核威懾為基礎保持獨立自主——在歐洲大陸，法國應該肩負核心和領導責任，而不是依附於任何一個大國。

“戴高樂主義”當然能獲得絕大多數法國人發自內心的贊同和擁護，但法國在二戰中的慘敗和戰後的恢復艱難，也不得不讓戴高樂面對殘酷的現實：如何擺脫蘇聯尤其是美國的影響，實現法國的獨立自主？

擺在戴高樂面前的選擇其實並不多，而其中一條必走的道路，就是法國必須獨立自主做出自己的外交判斷，而不是唯美國馬首是瞻。

自然而然，戴高樂的眼光落到了那個東方大國的身上。

1963年10月21日，富爾偕夫人自香港由深圳羅湖口岸入境，正式開始訪華行程。

在香港，面對嗅出不尋常氣息的諸多記者，富爾再三強調：這次訪問純屬私人性質，與公無涉。

但一入境見到中國官員後，富爾馬上改變了口徑：

我是戴高樂總統的秘密特使，這是一次正式的、官方的訪問——我有一封戴高樂總統寫給我的親筆信，需要當面呈交中國領導人。

之所以不是“戴高樂總統給中國領導人的親筆信”，顯然也是考慮到了戴高樂的面子問題：畢竟中法雙方沒有建交，戴高樂作為法國總統給中國領導人寫親筆信，萬一吃了“閉門羹”，會是件很尷尬的事。而如果把自己想表達的內容寫給富爾轉達，一來能實現同等效果，二來能給自己留個臺階，三來也能提高富爾的身價，讓中國領導人體會到戴高樂的誠意。

富爾很快就從一些細節的變化上，知道自己的表態起到了作用。

富爾第一次訪華時坐的是普通軟臥車廂，但這次他從深圳前往廣州坐的車廂，是中國有關方面專門調撥掛上的一節專列；

抵達廣州當晚，廣州市市長曾生親自出面設宴款待。第二天飛抵北京後，由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郭沫若領銜，全國政協副主席副主席包爾漢等一行專門前往機場迎接；

富爾第一次訪華時住的是六國賓館，而這一次直接住進了釣魚臺國賓館。在當晚的晚宴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陳毅專程到場。

很顯然，中國方面已經接到了富爾傳遞出的信號——他這次來的使命不同一般。

很快，由周恩來總理牽頭，富爾在北京和上海兩地與中方相關官員進行了六次會談，富爾果然拋出了戴高樂讓他轉達的三種方案——全是圍繞中法建交的：

第一種，無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宣佈正式承認中國，中國政府表示承認。雙方不附帶任何條件；

第二種，有條件承認方案：法國政府表示願意承認中國，但中國政府提出承認的條件，比如要與臺灣“中華民國”政府斷交——但法國方面並不這樣考慮；

第三種，延期承認方案：法國政府對中國先不作政治上的承認，但兩國間形成一種特殊的默契關係局面。

富爾表示，戴高樂總統非常希望能實現第一方案，第二和第三方案只是備用的。

周恩來接見富爾夫婦

而周恩來總理提出了中國政府願意接受的三種方案。

第一種，全建交方案：和瑞士與北歐那些國家一樣，法國先與臺灣斷交，然後與中國正式建交。

第二種，半建交方案：和英國以及荷蘭一樣，只承認，不建交。

第三種，暫緩建交方案：繼續等待合適時機，但這個過程中雙方應積極創造條件。

周恩來總理特別指出：中國方面希望是第一種方案，因為這是體現雙方平等尊重的，也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第二種方案通過和英國等國的實踐證明，交往並不愉快，與其第二種，不如第三種算了。

富爾當即表示，戴高樂總統也不喜歡英國那種半推半就的“半建交”模式，更不希望再等待，而是希望中法之間立刻能夠互派大使，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但與此同時，富爾又堅持：

法國不願意先同臺灣斷交，這並非是一個政治問題，而是一個禮遇問題。

針對富爾的提議，中國方面明確表示：

蔣介石集團之所以還能留在臺灣，完全是因為美國的保護，這是對中國內政的干涉，全世界人民都很清楚。既然中法兩國都是奉行獨立的國家，那麼法國為什麼不反對“兩個中國”？

但富爾在這點上堅決不肯讓步。

因為臺灣問題，雙方談判陷入僵局。

關鍵時刻，率先做出“戰術迂迴”的是中國方面。

一方面，有關部門安排富爾夫婦先去內蒙古、山西等地參觀訪問，另一方面，經過磋商和討論之後，中國方面拿出了一個更為戴高樂政府考慮的方案：

首先，法國政府直接向中國政府提出正式照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並建議中法兩國立即建交，互換大使。

之後，中國政府復照表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作為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歡迎法國政府的來照，願意立即建立外交關係，互換大使。

再之後，雙方同時發表上述照會，立即互建使館，互派大使。

新方案和老方案有一個重要區別：

關於和臺灣斷交的問題，雙方暫且擱置，先建交再說。

但中國方面同時強調，如果要按此方案執行，中法之間必須要建立三點默契：

第一，法國政府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認在臺灣的所謂“中華民國政府”。

第二，法國支持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

第三，中法建交後，如果臺灣撤回它駐法國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那麼法國也要相應地撤回它駐在臺灣的“外交代表”及其機構。

三點默契充分體現了中國方面的誠意和給戴高樂的“臺階”：只要你承認我們“一箇中國”，那麼我們可以不讓你先開口做“惡人”，讓臺灣方面“自行了斷”。

看到這個方案，富爾欣然同意——他沒有任何理由拒絕。

11月2日，毛澤東接見了富爾夫婦，富爾知道，這標誌著自己的這次訪問獲得了圓滿成功。

隨後，中法建交的流程進入了快車道：

1963年12月11日，法國駐瑞士大使館通知中國大使館：法國外交部長德姆維爾委派法外交部歐洲司公使銜司長博馬歇前來瑞士，希望12日上午會見李清泉大使。

博馬歇司長帶來了戴高樂的指示：

希望雙方都不提什麼條件，主要確定建交程序，越簡單越好。

而中方也給予了積極的回應，但強調一個精神：原則問題要堅持，具體做法可靈活。

基於此，中國方面提出：在雙方屆時發佈的聯合公報上，如果法方介意“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這樣的措辭，只要法國方面實質上不製造“兩個中國”的立場，那麼中方可以考慮刪除這一句——但中國政府將對外發表自己的解釋，即公報發佈的基礎是法國承認這一點，而法方應該默認。

戴高樂表示沒有意見。

1964年1月27日北京時間19點（巴黎時間中午12點），中國和法國同時在北京、巴黎發佈建交聯合公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法蘭西共和國政府一致決定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為此商定在三個月內任命大使。”

這份公報一共只有兩句話，連標題符號算進去只有47個字，但立刻在全世界範圍內引起轟動，西方媒體甚至稱之為“外交核爆炸”——這是首次有西歐大國在違背美國意願的情況下，正式與新中國建交。

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中法建交之前還是之後，中國政府在對外建交上始終堅持一點：

凡同中國建交的國家，首先必須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必須斷絕與臺灣的所謂的“外交關係”。

但這份中法建交公報上卻並沒有提到這一點，這在新中國外交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法國由此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不首先宣佈同臺灣當局斷交的國家。

這次“外交核爆炸”引發的衝擊波，不可能不傳遞到臺灣。

關於中法建交，蔣介石其實之前就已經覺察到了端倪。

1963年的秋天，戴高樂通過當時的“法國駐臺大使館”轉交給蔣介石一封親筆信，裡面有戴高樂對新中國的看法，暗示可能會與新中國建交。

對於蔣介石，戴高樂是有感激之情的。當年法國貝當政府宣佈投降，流亡的戴高樂宣佈組建“自由法國”繼續抵抗德國納粹，作為當時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最高統帥，蔣介石給予高度讚揚和支持——這也是戴高樂當初不願意先開“斷交”之口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蔣介石收到戴高樂的信後，難免吃驚和憤怒：法國作為歐洲傳統大國，一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那麼不僅其他歐洲國家，整個法語系的國家都可能跟隨其後。

為此，蔣介石一面指示大使館工作人員加緊對法國政治高層進行“公關”，一面立刻把情況彙報給了美國，希望美國能在關鍵時刻出面協調，阻止法國與中國建交。

在臺灣官邸的蔣介石

美國方面其實也對戴高樂的意圖早有察覺，但由於富爾訪問中國的事宜全程高度保密，美方情報人員也得不到什麼有效信息。直到1964年初，法國方面先是通過相關渠道向美國通報了將與新中國建交的意向，隨後富爾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公開表態：

“臺灣的蔣介石政府不能代表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政府，法國應該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在法國明顯“攤牌”之後，美國政府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臘斯克開始頻繁召見法國駐美大使，明確要求法國不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並且在之後遞交了正式照會，聲明美國強烈反對法國與中國建交。

美國的一切的建議和意見，到了戴高樂那裡，全部石沉大海。

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方面只能給臺灣的蔣介石政府“支招”：

關於斷交問題，法國如果不提，你們就不提，堅持忍住，看誰耗得過誰——之前如果哪個國家和新中國建交，蔣介石政府就立刻宣佈與之斷交。

為此，美國中情局副局長、曾長期擔任中情局臺灣情報站負責人的克萊恩受命火速趕赴臺灣勸說蔣介石。

心裡極不舒服的蔣介石勉強接受了克萊恩的意見，在中法建交公報發佈後，雖然臺灣的報刊和廣播電視臺對法國政府和新中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攻擊，卻隻字不提“斷交”。同時，臺灣“外交部”電告“駐法大使館”，要求他們“處變不驚，不屈不撓，守好館產”。

這樣的僵局持續到了1964年1月底，戴高樂撐不住了——毛澤東通過相關渠道向戴高樂傳話：

“臺灣大使館問題不解決，我們就不接納你們的大使，我們也不派大使到你們那裡去。”

2月10日，法國相關外交人員面見臺灣當局“外交部長”沈昌煥，告知由於法國已與新中國建交，所以臺灣方面的人員已無理由再留在巴黎，而臺灣駐法國“大使館”的館產，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接管。

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介石政府只能無奈宣佈：與法國政府“斷交”。

雖然“斷交”，但臺灣當局並不是沒有做過最後的“掙扎”。

比如儘管法方再三催促，但留在巴黎喬治五世大街11號“駐法領館”裡的臺灣“外交人員”，一直採用拖拉戰術，能不走就不走。最後雖然大部分被迫撤離，但還是留下一個叫陳垣的“文化參贊”看守“館產”。

最終，法國政府派出了軍警，強行將躺在館內地板上做最後掙扎的陳垣抬了出去，並警告他再也不準進入館內。

1964年6月2日，時任外交部副部長的黃鎮來到法國，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法大使。

黃鎮在到任後的第五天向戴高樂總統遞交了國書，而戴高樂並沒有按照慣例讓禮賓官員為他起草接受國書時的答詞，而是親自撰寫。

黃鎮（左）和戴高樂（中）在一起

幾乎是在黃鎮抵達巴黎的同時，法國首任駐中國大使呂西恩·佩耶也抵達北京，正式上任。

而就在這段時間前後，日本宣佈將與北京互設永久性貿易代辦處；原法屬殖民地剛果（布）宣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加拿大、意大利、比利時、葡萄牙等國家都表達希望能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善外交關係的願望。

在中法建交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戴高樂意味深長地說過一句話：

“我們認為，目前還在等待的某些政府，遲早覺得應該仿效法國。”

（本文完）

饅頭說

在中法建交前，美國政府的心態其實是有些矛盾的：

一方面，他們絕不希望看到法國作為一個歐洲大國率先“破冰”，與中國建交，因為這無疑會使以美國為首的圍堵中國“大壩”潰開一個大口子，由此帶來的連鎖反應無法估量。

但另一方面，新中國當時已經立國十五年了，這個國家經歷過風波，參與過戰爭，風來雨去，已經完全站穩了腳跟。包括美國在內，誰都知道今後沒有一個國家能忽視這個東方大國，承認它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美國所希望的，只是一切看他們的“信號”行事，他們動，別人再動——就像當年基辛格代表尼克松先行秘密訪華時，表示中國遲早要重返聯合國，但希望是“尼克松總統訪華之後”。

六十年光陰，彈指一揮間。

但凡關心一點國際政治問題的人都不難感受到，如今的世界格局，再一次進入了一個風雲變幻時代，甚至將面臨一個百年未遇的大變局。

在這樣的一個十字路口，有些焦慮，有些彷徨，有些迷茫，其實都是正常的，但正如我曾分享過的那句話：多讀些歷史，心態就會相對平和些，看問題就能相對通透些。

回望六十年前的中國，面臨的形勢絕不會比現在更輕鬆，從不少方面來說甚至可以說是一窮二白，舉步維艱。但即便是在當時如此困難的局面下，我們依然進退有據，閃轉騰挪，一步步打開了空間和局面。

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領導人的睿智和從容，另一方面也恰恰證明：世界格局永遠是動態變化的，是充滿博弈的，從來就沒有一個陣營是鐵板一塊的。

認識到這一點，無疑會添一些信心。但同時，也應該多一份警醒。

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在充滿博弈的世界舞臺上，高傲自大肯定是跌跤的第一步，低調務實永遠是前進的助跑器。打開局面、實現突破需要的是正視和客觀，平等和尊重，以及臺上臺下的各種策略和運作，該進時進，該放時放，而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麼簡單，甚至閉上眼敲敲鍵盤，對方就已經“急了”，“慌了“，“氣急敗壞了”，“成為最大輸家了”，更別提動不動就要“決戰”，就要“核平。”

歷史從來就不是簡單的重複，但總會押著相同的韻腳。六十年前，戴高樂派遣特使來，六十年後，馬克龍親自來。雖然當時和如今的國際環境相比早已滄海桑田，但仔細看一看想一想，內核還是有不少共同之處。

我查了一下數據，2020年，中法兩國的雙邊貿易金額為666.5億美元，這不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不到當年中荷貿易的四分之三，更不到中德貿易的三分之一。但到了2021年就突破了800億美元，2022年更是突破了1100億美元。

中法兩國的未來，肯定還有更大的想象和拓展空間。事實上，中國和歐洲乃至世界的未來也都是大有可為的，也都是共通的，因為大家都生活在同一個星球，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前提是，大家都能互相尊重，且客觀清醒。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中法建交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官方網站：https://www.mfa.gov.cn/）

2、《親歷“外交核爆炸”——一位駐外使館秘書、政務參贊對中法建交的回憶》（張錫昌，《秘書工作》，2007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