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和《永樂大典》是一個很深刻的學術問題。我1964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自那時起追隨錢先生30多年，受益匪淺。先生大行已20餘年，我的心境時常還沉浸在過去那些歲月裡。
錢鍾書先生在社會上影響最大的一部作品是《圍城》，但他的另一重身份是學者，而且是一位大學者。在他80歲生日之際，我為中國社科出版社寫了一篇《寫在人生邊上·出版後記》，在結語中首次使用“作家的學者”稱謂。
錢先生最早的學術著作是《談藝錄》，1948年由上海開明書店發行，1984年中華書局出版了增補版。此後陸續出版了《宋詩選注》（195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及著名的《管錐編》（1979年中華書局）、《宋詩紀事補正》（2001年遼寧人民出版社）。
錢先生對《永樂大典》的關注由來已久。早在1940年代創作《圍城》時就曾提及《永樂大典》：“方鴻漸到了歐洲，既不鈔敦煌卷子，又不訪《永樂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國文獻，更不學蒙古文、西藏文或梵文。”1972年開始創作的《管錐編》、1984年再版的《談藝錄》，都多次引用《永樂大典》。
1970年代初，我和錢先生在幹校期間，錢先生對我講過很多關於《永樂大典》的話題，並囑我對《永樂大典》要下真功夫去研究。1972年夏，返京之後，錢先生開始正式寫作《管錐編》，同時為我開題——研究《永樂大典》，並要求我編制一部好用的索引。此項目我耗時10年之久，最終完成了這個任務。
為什麼錢先生如此重視《永樂大典》？《永樂大典》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幾近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錢先生常對我說，研究中華傳統文化，不能僅依靠《四庫全書》，還要參照《永樂大典》。由此可以看到作為學者的錢鍾書先生，他不僅有學術著作，還有一套研究文化歷史的方法論。
1972年，錢先生在艱澀的環境下開始寫作《管錐編》。在《管錐編》中錢先生對中西方文化從根源和內容上進行了全面的比較。我以為，這是錢先生對中華民族文化堅定的文化自信，是錢先生“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文化情懷（見《小說逸語》）。他的學術道路和經歷，從始至終都貫穿著這一點，這應是他學術思想的內涵。
該書對先秦到隋代的古人作品進行了大量全方位的輯佚。錢先生在書中的一節裡，肯定了嚴可均的輯佚方法和成果，同時也指出，由於工具手段的限制，出現了不少“漏輯”，不無遺憾。所以，錢先生在此節最後特別寫下：“拾穗靡遺，掃葉都淨，網羅理董，俾求全徵獻，名實相符，猶有待於不恥支離事業之學士焉。”
1982年，在錢先生的指導下，我歷經10年，終於完成了《永樂大典索引》一書。《永樂大典》共22937卷，11095冊。明嘉靖年間，重抄過一部副本，可惜永樂正本全然不見蹤影，嘉靖副本亦幾乎散失，只存世4%。
根據明成祖朱棣為《永樂大典》寫的序言可以看出，《永樂大典》的歷史淵源是“盡開物成務之道，極裁成輔相之宜。修禮樂而明教化，闡理至而宣人文”。時代背景是“尚惟有大混一之時，必有一統之製作”。主要內容是“序百王之傳，總歷代之典”。蒐集範圍是“上自古初，迄於當世”。預期目的是“包括宇宙之廣大，統會古今之異同”。編輯體例是由韻以求字，以字以求詞，用詞以考事。
面對如此繁雜豐富的《永樂大典》，在編制《永樂大典索引》過程中，錢先生給予了很多指導，使我少走了不少彎路。比如索引的基本編排方式：先列作者姓名，次列書名，再列子目篇名；如果沒有子目篇名，則列首句，最後標明所在《永樂大典》的冊、卷、頁、欄，清晰明瞭。
《永樂大典索引》於1982年完稿，並交中華書局等待出版。由於某些原因，直到15年之後的1997年才轉到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當時，錢先生已經病重住院，他囑楊絳先生代為修改序言，併為本書賜墨題簽，讓我永志感銘。
錢先生曾對我講，雖然《四庫全書》有諸多問題，但是從整體上科學地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角度看，必須重新認識《四庫全書》，全面看待《四庫全書》，對《四庫全書》也要細緻地研究。所以《永樂大典索引》完成後，在此成果上，錢先生又指導我編輯完成一部《四庫輯本別集拾遺》（中華書局1983年10月出版）。在當時，我並不完全理解錢先生深遠的學術思想。現在看來，可以深刻地體會到錢先生所講，不能單從《四庫全書》的角度出發，而是要整體地、系統性地對待中國歷史文化而研究之。
《四庫輯本別集拾遺》其實浸透了錢先生大量的心血。本書是對《四庫全書》中所稱採用“大典本”的別集（指個人的作品集）165種，及2種“大典本”筆記，共167種進行的輯補。此書的序言是我撰寫的，但是經過錢先生親自大刀闊斧的批改。
通過對僅存的4%《永樂大典》進行深入研究，現存《永樂大典》引錄別集和附錄共6495條，經核校後，發現《四庫全書》“大典本”漏輯了1864條，條數漏輯率達28.8%。《四庫全書》收“大典本”別集共165種，我又補輯了別集158種，“附錄”2種。種數漏輯率達95%。這些是《四庫全書》的缺憾。
《四庫全書》確是一部大書，但《四庫全書》不能代表全部的中華歷史文化。“四庫禁燬書”和“四庫存目書”將不符合清代統治需求和標準的，要麼禁燬之，要麼僅列為存目，很多書早已是存目不存書了。據統計，禁燬加存目有近萬種。
對待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現代人流於一種碎片化的研究，自以為是在傳承優秀的傳統文化，而從更高的角度看，這種碎片化無法很好地研究中華民族輝煌的歷史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