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度引以為傲的火器都去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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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輝煌的火器部隊

至明末已成為士氣低下、裝備奇缺的敗軍

明代是中國本土火器發展的一個高峰期。在明代中後期，出現了有佛郎機銃、將軍炮、滅虜炮、虎蹲炮等幾種性能各異的國產火炮。佛郎機炮源自西方，經國內自行試製成功。單兵火器主要以鳥銃、三眼銃為主。

天啟年間，大學士孫承宗督師薊遼、經略遼東戰事期間，曾仿效戚繼光鎮守薊門的經驗，設立“車營”，以車為營壘，將遭遇戰變為防禦戰，可以有效防制騎兵往來突馳造成的部隊士氣崩潰。該編制每營六千一百一十五人，配置大炮十六門、滅虜炮十八門、佛郎機兩百五十六架、鳥銃三百五十六門，三眼銃兩千七百二十八杆，其餘是冷兵器。該編制源於茅元儀的記載，茅元儀是當時有名的知兵之士，督師時隨護孫承宗左右，故其記載可信度相當高。

茅元儀畫像

大明火器哪個強？

從編制上看，除了大量的重型火器外，車營最主要的單兵火器是三眼銃。三眼銃經過一些文藝作品的宣傳，往往被一些觀眾視為“神器”。特別是某紀錄片製造了一杆復原的三眼銃，經過測試，得出了“威力不容小覷”的結論。然而，在該紀錄片的復原過程中採用了現代的無縫鋼管和工業化生產的黑火藥，導致復原三眼銃槍管可以承受的膛壓遠大於歷史上的鑄鐵產品，彈丸初速也更大，簡言之，復原品的威力和射程要遠大於歷史上的三眼銃。饒是如此，復原三眼銃也僅能在二十米內取得良好的殺傷效果，若純粹使用明代工藝，則勢必要在此射程上打折扣，更不用說鑄造砂眼可能造成炸膛等事故了。即使是二十米的射程，輕騎兵僅需一秒多便能衝刺到射手面前。況且三眼銃槍管短小，沒有抵肩的槍托，其彈丸散佈相當大，精度很低。可見，三眼銃是一種一錘子買賣的武器，必須依靠大量射手近距離齊射，其三根槍管並聯的用意也在於此，完全不考慮再裝填問題。至於有人認為三眼銃可以掄起來當錘子防身，那實在是射手的無奈自保之舉，完全不值得視為該武器的優點。相比而言，明末普及裝備的鳥銃，其威力要高於三眼銃。

據明末宋應星的名作《天工開物》記載：“凡鳥銃長約三尺，鐵管載藥，嵌盛木棍之中，以便手握。”其槍管比三眼銃更長，使得鳥銃彈道更加平直，提高了射程。“鳥雀遇於三十步內者，羽肉皆粉碎，五十步外方有完形，若百步則銃力竭矣”，有效射程大於三眼銃，但對人員的殺傷範圍達不到如此之遠。較之三眼銃一手持握、另一手持捻子點燃火門中儲存火藥的落後擊發形制，鳥銃採用了典型的火繩槍擊發裝置，“發藥不用信引，孔口通內處露消分釐，捶熟苧麻點火。左手握銃對敵，右手發鐵機逼苧火於消上”，只需扣發扳機，火繩自然落入火門藥池，槍彈隨即發射。不過鳥銃製造工藝更加複雜，成本亦高，故裝備數量遠不及三眼銃。而虎蹲炮等小型火炮，採用鑄鐵鑄造，單看其厚重的身壁和身管上的數重鐵箍就能明白，這種火炮的鑄造工藝不甚令人放心，只有多打幾道鐵箍才能防止炸膛事故。其射程和威力也可想而知。

明代火器的威力在1626年正月的寧遠之戰中盡顯。當時，席捲遼東的後金大汗努爾哈赤再度起兵，兵鋒直指扼住遼西走廊咽喉的明寧遠衛城。此戰中，袁崇煥督師明軍，以火器對抗後金精兵，取得了輝煌的勝利，史稱寧遠大捷。據明清鼎革時期著名的史學家計六奇《明季北略》記載，“城內架西洋大炮十一門，從城上擊，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爛可數里”。這處記載為我們認識明末的火器發展水平提供了非常關鍵的信息。

西洋火器的加持

寧遠大捷中，明軍仰仗的是“西洋大炮”，而非國內自行鑄造的火炮。守軍以“閩卒發西洋巨炮，一發而決血渠數里，傷數百人”，令滿洲兵馬膽寒。宋應星記載的西洋火器威力更加誇張，“西洋炮”可以“半里之內，人馬受驚死”，“紅夷炮”則“飛激二里，膺其鋒者為齏粉”。雖其威力不至恐怖至此，但其對國人的震撼則可想而知矣。這批“閩卒”所發之“西洋巨炮”究竟來自哪裡呢？傳統觀點認為，這些火炮來自被稱為“紅毛番”的荷蘭人，故稱“紅夷大炮”，在與荷蘭軍隊的作戰中，明軍繳獲了這些火炮。該說法源自《明史》的《兵制》。

紅夷大炮。來源/王全福《軍事博物館藏明代火器》

近幾年，經中國臺灣清華大學黃一農教授考證，在寧遠城大放異彩的這十一門西洋大炮是自沿海西方沉船上打撈上來，經千里運輸至京師後調撥寧遠的。明朝自萬曆末年即開始仿製西洋大炮，但仿製品的質量遠遜於進口貨，在首次施放便有不少炸了膛。無奈從澳門進口大炮，而澳門的鑄炮產能亦十分有限，故只能打起在沿海沉沒的西方商船所載火炮的主意。這些商船的自衛火炮並非西方最高水平，然而進入中國後立刻成為有價無市的神器。可見，早在明末，中國的火器技術已經落後於西方，並非一些文藝作品宣稱的那樣，“從北宋至明末，中國一直引領者世界火器發展的潮流”。

1625年開始，魏忠賢閹黨興風作浪，掀起多次大獄，打擊東林黨人。隨著孫承宗遭到魏忠賢閹黨排擠去職，其經略遼東的幕僚，如鹿善繼、孫元紅、茅元儀等了解火器的人士陸續被罷官。此時西洋大炮的引進、訓練都仰仗西方傳教士。當時西方的幾何學、物理學獲得一定程度的發展，瞄準開炮已經成為一道物理、幾何應用題，只需要測定距離等參數，對照射表，即可調整方位、角度，實現精確瞄準。明末引進的西洋“銃規”，即象限儀，大大提升了火炮的命中精度。徐光啟、李之藻等皈依天主教的士大夫在其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而這批信天主教的士大夫又在科舉考試中結成了很綿密的人脈關係，故往往與東林黨人親近，此時也一併遭到貶斥。臨危受命的孫承宗於遼東數年的苦心經營，天主教士大夫們為引進火炮動用全部人際關係的竭誠努力，至此全部化為泡影。

此外，明代一樣有保守勢力阻撓引進西洋火器。崇禎末年，有人上書請傳教士湯若望指導鑄造西洋大炮，左都御史劉宗周冠冕堂皇地宣稱：“國之大事以仁義為本，以節制為師，不專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國，止用若望鑄炮小器，恃以禦敵，豈不貽笑邊方？”在袁崇煥堅守寧遠城時，引進西洋大炮的工作已經趨於癱瘓。即使在創造了寧遠大捷之後，袁崇煥仍然遭到罷官。1631年，孔有德等人的叛變又給大明的火器部隊以一記重創。

袁崇煥

火器技術擴散了之後

孔有德是原明朝遼東總兵、左都督毛文龍的部下。袁崇煥殺毛文龍後，孔有德逃奔山東，投靠了登州巡撫孫元化，成為步兵左營參將。1631年秋，皇太極圍攻大淩河城，為救援困於城中的祖大壽，孫元化急令孔有德率輕騎出關。孔有德軍行至河北吳橋，“大雨雪，眾無所得食，則出行掠”，隨即譁變，“糾眾數千，掠臨邑，凌商河，殘齊東，圍德平，破新城，恣焚殺甚酷”。這股亂軍一路剽掠，如入無人之境。第二年正月時竟然“率眾逕至登州”，在城內叛逆的接應之下，孔有德率眾衝入城內。孫元化還沒來得及自刎就為叛軍所俘虜。孫元化是孔有德的老長官，若非當年孫元化收留，孔有德難保不步毛文龍後塵，故孔有德“以元化故有恩，縱使航海去”。孫元化等人返回京城後，遭朝臣指斥入獄，最終被處以極刑。而孔有德叛軍在登州繳獲甚廣，據說已有三百餘門火炮，手下也發展到七千之眾。最終，孔有德等人以船百餘艘，連同軍器、槍炮等，從登州起航，至鴨綠江口鎮江堡登陸降金。孔有德在致皇太極的書信中自辯道：“前奉部調西援，錢糧缺乏，兼沿途閉門罷市，日不得食，夜不得宿，忍氣吞聲，行至吳橋，又因惡官把持，以致眾兵奮激起義。”孔有德得意地向皇太極表示：“本帥現有甲兵數萬，輕舟百餘，大砲、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與明汗同心協力，水陸並進，勢如破竹，天下又誰敢與汗為敵乎？”皇太極大喜過望，親出郊十里相迎接。

歷代帝王貴妃大臣朝服像（皇太極便服像）

孫元化是明末難得的火器專家，是徐光啟的得意門生，曾向徐光啟學習火器和西洋算學。以徐光啟、李之藻、孫元化為代表的士大夫與西方傳教士親近，熱衷於學習西方技術，極力引進西洋大炮。孔有德的手下便是一支裝備了多種西方火器的精銳部隊。雖然此前在後金已經自行鑄造過幾門“大紅衣炮”，並由明軍降卒操作，在大淩河之戰中已經嶄露頭角，但孔有德部的加入無疑極大增強了後金火器部隊的實力。該部在西洋火器專家的一手訓練下，利用西方的彈道學、幾何學和物理學計算炮彈軌跡，其命中率遠高於僅憑經驗、口耳相傳的傳統炮隊。在孔有德投降僅數年之後，皇太極徵朝鮮時，朝鮮人驚愕地發現後金軍隊中不僅裝備了紅夷大炮，並能組織起幾天幾夜的猛烈炮擊，令朝鮮的城牆灰飛煙滅，士卒無處藏身。朝鮮降服後，後金也多次徵調朝鮮火銃手用於攻堅作戰。

大清火器反超大明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明末的火器生產反而遭遇了很大困難，前線部隊火器嚴重缺裝，在孔有德降清之後甚至出現明軍火器在數量上被新生的清軍烏真超哈（滿語“重兵”之意）壓制的情況。明代自立國起就在制度上確立了一系列裝備火器的軍規，從紙面上看，明軍的火器裝備率在穩步提高，明軍應該是一支火力不斷增強的部隊。但實際上，到了戚繼光整治薊遼邊軍時，大部分的衛所軍隊已經不能拿到足夠的火器，戚繼光獲得了朝廷的重點扶持，才把火器的裝備率拉上去。在當時，很多邊鎮會向朝廷要求發放火器，但朝廷並不會把邊軍要求的那些裝備直接發過去，而是下發所謂的“便利火器”，邊軍要的是大炮，結果收到了一堆一隻手能拎得起來的單兵火器。崇禎朝的工部侍郎沈演，為避免試炮炸裂（前任工部尚書侍郎都因此罷官），給京營的御林軍裝備了“火轉城、火獅車、虎飛沙迷目箭、木人火馬天雷炮、鐵汁神車”等迷之“神器”，除了名字酷炫之外，沒見到什麼實戰成果。成書於天啟年間的《武備志》記錄了一百八十多種火器，但根據戚繼光《紀效新書》，真正能頂用的只有無敵大將軍、佛郎機、虎蹲炮、鳥銑、快槍、飛山神炮、石炮、飛槍、飛刀、飛劍、火箭這十一種，戚繼光還特別指出“諸器之中，鳥銑第一，火箭次之。南方則大炮、火箭、鳥銑，皆為利器”，千萬不要相信那些名稱酷炫、原理高深的奇怪火器，如“有火磚、一窩鋒、地雷、千里炮、神槍等百十名色，皆不切於守戰，故不備，今皆一切禁之”！

實際上，明末的火器種類已經大大簡化，和明初的裝備種類已經大有不同，但明朝官方卻對這些裝備非常遲鈍。在明末發揮極大作用的紅衣大炮，在當時是能夠直接扭轉局部戰場局面的神器，結果萬曆末年的《工部廠庫須知》里根本沒記錄過紅衣大炮。

明代的火器製造與分發是兩個系統。製造由工部負責，分發由兵部負責，部隊的火器裝備是牢牢掌握在朝廷手中的。火器製造在明初並無專設機構，甚至很長時期是由鑄造銅錢的寶源局兼管火器製造，到洪武十三年設立了軍器局，在工部之下。內府火器由兵仗局製造，這兩個機構後來都遷到北京。除了製造火器，這些機構還負責火器、火藥的儲存、檢驗。這兩個機構在實際運作中更加複雜，軍器局在工部之下，其直接領導是工部主事，是一個文官。但實際主管領導是一個宦官。內府的兵仗局的直接領導是宦官，但他們要想鑄炮、造火藥，一切的原料都要從工部領取。這些複雜的權力設計，本意是保證皇權對武器生產的直接管控，但極大地犧牲了效率，導致這兩個機構的軍器生產能力是不斷下降的，到了明末，已經面臨工匠嚴重不足，不得不引入僱傭工匠。

洪武時期火器。來源/王全福《軍事博物館藏明代火器》

明代官方的火器生產機構非常僵化，在官方文件中，火器的造價並不高，但實際上的市場價格往往超過官方定價的一倍以上，因為官方文件對市場原材料的漲價並不敏感，常常拿著幾十年前的物價要求軍器生產機構拿出產品。在萬曆時期，製造火器必需的鐵、錫、鉛和煤的價格都有上升，但工部的撥款並無增加。這樣的結果，最終只能偷工減料，導致大批資金浪費在生產殘次品上。到了明末，廣東、福建等地出現了發達的金屬冶煉產業，當地生產的火器經受了抗倭戰爭的檢驗。北京的王恭廠、盔甲廠等此前的軍器生產機構，逐漸成為儲存南方火器、火藥的地方，在明末發生了好幾次大爆炸。萬曆年間盔甲廠火藥爆炸，炸出了蘑菇雲，“煙如靈芝”。天啟年間王恭廠的大爆炸，把大量沉重的門窗木料揚到了紫禁城裡，嚇死了一個出生幾個月的皇子，爆炸處形成一個深兩丈多的大坑。崇禎年間又發生三四次大爆炸。這些在天子腳下反覆發生的爆炸表明，明代中樞的軍器生產、儲存機構有很大的管理問題，這樣的機構能為部隊提供足量、有效的火器嗎？湯若望就說過，明末“鑄銃無法，不請長短厚薄度數之節，不能命中致遠，或橫顛倒坐，及崩潰炸裂而反傷我軍；造藥無法，不語分量輕重之數，配合研搗之工，不能摧堅破銳，或損槍壞鏡，及收驚失事，而延禍極慘”，無論火器還是火藥，都存在很嚴重的生產質量問題。

影視作品中，闖王義軍圍攻開封時，士兵使用火器作戰。來源/電影《大明劫》截圖

另一方面，明軍的素質也下降得厲害，本該是精銳的京營出城，士兵一個個“皆流涕不敢前，諸將領亦相顧變色”。拿到火器，缺乏訓練的士兵往往見到煙塵就盲目射擊，一個人的槍響後整隊人就會把子彈胡亂傾斜殆盡。當時的前膛火繩槍重複裝填需要一分鐘以上，這時間足夠一公里外的騎兵衝到面前了，尚未完成再裝填的士兵根本無法抵禦衝擊，而這些火器就會成為敵軍的戰利品。明軍在關外逐漸喪失了火器的優勢，在松錦、廣寧等戰役中，明軍火炮數量甚至不及後金軍。1631年的大淩河之戰後，明軍在後金軍營中發現了54門廢棄火炮，很多是其在大凌城內繳獲的明軍裝備。李自成的部隊到達北京城下時，“三大營兵不戰而潰，槍炮皆為賊有，反用以攻城”。自此，明初輝煌的火器部隊已經成為一支士氣低下、裝備奇缺的敗軍。在隨後的中原逐鹿中，清軍凡遇堅城厚壘，第一反應就是調“紅衣炮”來，當年明軍的守城大炮，此時成為清軍的破城神器。

參考文獻：

宦朱佳：《明代火器研究——以火銃和火炮為中心》，杭州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李伯重：《萬曆後期的盔甲廠與王恭廠——晚明中央軍器製造業研究》，《世界大變遷視角下的明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黃一農：《歐洲沉船與明末傳華的西洋大炮》

黃一農：《紅夷大炮與皇太極創立的八旗漢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