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的兒童書局到如今的《中國兒童報》，是怎樣的改革歷程？
李庚對王業康來信的批條
中國第一家以出版兒童讀物為主的出版社是1930年2月由張一渠、石芝坤在上海合資創辦的兒童書局。至1948年兒童書局共出版兒童讀物和教育書籍達1000種左右，其中叢書20餘種、期刊6種。兒童書局延攬陶行知、陳鶴琴、俞子夷、陳伯吹等知名兒童文學專家進行編撰，出版的讀物圖文並重、印刷精良、行銷全國，內容適合兒童閱讀的需要，如由陳鶴琴主編的《兒童故事》雜誌，豐子愷為其裝幀、插圖並撰寫兒童故事；《幼幼畫集》則是豐子愷專門為幼兒設計的畫冊，深受廣大少年兒童及教育界喜愛和重視。但自國共內戰肇始，張一渠逐漸失去信心，終於在1949年移居去了香港。
而另一方面，解放軍大軍日益逼近上海，解放上海指日可待。針對上海舊新聞出版業中舊勢力盤根錯節的複雜情況，如何對其接管並改造，中共進行了具體分析。1949年4月底，在江蘇丹陽召開會議，將上海的報紙分為六類，並制定了每類報紙的處理辦法。5月底，上海解放。上海軍管會的接管活動隨即展開，根據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公告列出的文教單位接管順序看，報紙最先被接管，其次是出版社、電影院、中小學、社會教育機構、博物館、科學館，最後是高校。
對於報紙的接管，其基本精神是停掉所有的既有報紙，建立一個全新的以黨報為核心的新政完全掌控的報紙體系。一類是和國外沒有瓜葛的大報（大多由大官僚、大財閥出資或掌控），果斷採取措施，沒收一些設備資財，夾雜其中的私人資本，幾乎都被無償沒收。這些報社的員工中，從事簡單勞動的工人如報差、茶房幾乎一經接管就被遣散，記者、編輯等因為政治上不可靠留用的也不多，技術工人則大多被留用。另一類是那些規模很小的私人小報，新政權沒有采取直接介入的辦法，而是通過不發登記證、勒令停刊等方式讓他們自行關閉，自行處理財產設備與員工問題。還有一類是對於外國人的報紙，新政權沒有采取直接接管或軍管的手法，而是設置重重障礙，讓這些報紙知難而退，自己關門、退出大陸。最後一類是保留下來繼續出版的幾張報紙，新政權通過種種操作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最終被新政權完全吸納進體制之內。
出版社的接管情況也大抵如此。兒童書局於1950年12月改組為公私合營新兒童書店，出版刊物兩種，《新兒童畫報》及《新兒童教育》。1951年12月，以新兒童書店為基礎，成立少年兒童出版社。可以說，新中國第一家專業少兒讀物出版社——少年兒童出版社的前身應當上溯至民國時期的兒童書局。
親歷瞭解放初接管兒童書局過程的王業康回憶到：
1950年一天，上海軍管會新聞出版處的方學武同志來找我，說有人舉報兒童書局有官僚資本，原先以為這家書局純屬私人企業，沒有列入軍管名單。現在需要按政策進駐接管，清查後予以改造。新聞出版處這時抽不出人去接管，決定找個對口單位去。他們希望我向華東團委彙報，希望派人進駐接管。我及時將此事向華東團委宣傳部長陳緒宗和主管書記李昌彙報。後來瞭解到該書局在外省還有幾處分店，涉及華東以外地區，因此認為由團中央接管更合適。這就需要向團中央請示，因此我立即赴京，先找了李湜同志，由他介紹向李庚同志（時任團中央聯絡部副部長）彙報，之後又帶我去見了團中央秘書長榮高棠同志。由於榮高棠正患病，遂向團中央書記馮文彬同志彙報。
馮當面做出指示：（一）為了增加少年兒童讀物出版力量並滿足迫切需要，可由團中央先把上海的兒童書局接下來並予以改造。他指示我回華東向李昌同志彙報，並決定派李庚去上海辦理接收事宜。（二）要華東團委調我協助李庚工作。
回上海後，我向李昌等同志作了彙報。在等待李庚來滬期間，向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彙報了團中央的意見和決定。不久，李庚來到上海。經軍管會夏衍同志批准，任命李庚為駐兒童書局軍代表，我和龐來青為軍事聯絡員，開始接管兒童書局的工作。
李庚（1917～1997年）
事隔60年後，王業康還能回憶起大致過程及一些細節實屬不易。但事實上接管兒童書局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在關於如何接管的諸多具體問題上，團中央、華東團委等團系單位與上海軍管會新聞出版處、華東出版委員會乃至中央出版總署的意見究竟有哪些差異。最近舊書網上流出的一封王業康使用“新少年報”信紙寫給李庚的信以及李庚將此信轉給榮高棠的一張小便條，可以為此增添一份新史料。
王業康來信頁1
信的前半部分主要是王業康向李庚彙報了華東出版委員會轉達的中央出版總署的意見。
“李庚同志：
來滬即得悉華東出版委員會方學武同志曾與我們少兒部（蔡懷曾同志）將出版總署的決定談過一次話，要求我們迅速介（解，譯者注，下同）決，他們的意見：
首先說到在上海我們前所進行的三人小組同意由新聞出版處提出的方案已經中央出版總署批准。具體進行意見與步驟：
①兒童書局由內部發動公私合營，非政府命令，可通過龐來青同志發動。董事長簣延芳與龐等股權佔半數以上，估計可通過（關於上點剛與龐通電話問及，龐說半數以上問題還需做起來看，他自己股子佔約1/20，簣也不多。拉起來，就要看工作的進行了）原則A.改為公私合營，B.清理舊股，請示軍管會沒收，C.成立整理委員會（我們利用沒收的股權，派代表去參加）
②沒收的股權給新少年報辦理，增加資本，改組董事會改聘經理，由新少年報掌握領導權，保留兒童書局名義，分店由總局派員去整理。（照此點說董事長仍為簣延芳了，那末可能陳鶴琴也不調動）
介決問題時對簣、陳諸人的意（見，譯者補）帶來。
其次在領導權和具體人事上，中央出版總署提了這樣的意見（也是方傳達的）①由出版總署編審局令（領，譯者注，下同）導編輯部（兒童書局的）專門編審兒童讀物。②何公超原擬北上，現決定留在上海兒童書局，嚴大榕留兒童書局。
最後方要我們考慮這樣幾個問題：
A.對公私合營“投資”“新少年報令導”“何嚴參加”“由編審部令導”是否同意。B.請龐來青回書局做經理。C.請胡伯周（兒童作家現在新聞出版處工作是民盟）來書局工作。D.具體步驟。”
此處需要介紹一些背景情況：華東出版委員會是於1949年10月在上海成立，由中共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馮定兼主任，副主任王益、盧鳴谷。11月1日，中央出版總署在北京成立，署長鬍愈之、副署長葉聖陶、周建人。1950年4月21日，華東出版委員會及華東新華書店改組為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而這封信並未具年月，只寫“十日午”，根據信中出現的單位名稱可推定，此信應寫於1950年1月至4月間。
信中首先反映了一個情況，即對於兒童書局的接管並不是“果斷採取措施，沒收設備資財、無償沒收私人資本”。因為像兒童書局此類在解放前比較有影響力的書店，雖不像生活書店是革命書店，但也不是反革命書店，是可以“通過種種操作納入自己的掌控之中，最終被新政權完全吸納進體制之內”的。
方學武轉達中央出版總署的意見，第一條其實就是關於如何合營。總署給出的路線圖是，先在兒童書局內部發動，然後工作組進駐，按照政府規定的公私合營工作條例，進行清產核算，並對職工開展政治思想工作。之後，由軍管會新聞出版處沒收舊股（主要是官僚資本），轉交新少年報持有，同時新少年報增資擴股，掌握領導權，改組董事會、改聘經理，但編輯部由總署編審局領導，店名仍保留兒童書局。
關於這個行動計劃，團系單位基本同意，因為截至1949年12月底上海已有正中書局、中國文化服務社、獨立出版社等20家出版單位被接管，流程亦大抵如此。只是關於領導權的問題，李庚在“由出版總署編審局令導編輯部（兒童書局的）專門編審兒童讀物”一句旁邊劃了條重重的紅線，並批註“出版總署與我們意見的不同之處”。編輯部是出版社最核心的部門，由出版總署領導兒童書局的編輯部，那麼團中央對兒童書局的領導則可以想見只能停留在名義上了。
《新少年報》第四期起使用由王業康用左手模仿兒童筆法題寫的報名
1986年2月16日，《新少年報》創刊40週年部分編審人員合影，後排右五為王業康、左一吳芸紅（袁鷹愛人），前排左一為胡德華
至於為何要由新少年報來出面持股，需要做一些補充介紹。《新少年報》創辦於1946年2月16日的上海，是在中共的直接指示和領導下創立的，具體執行人正是地下黨員王業康，人稱“王老闆”。《新少年報》報頭也是王業康所寫。
1948年底，新少年報作為一份進步報紙在上海灘的影響力日益擴大，出版至第100期時被當局查禁。此後，新少年報人員並未停止活動，建立秘密“青鳥讀書會”，積極聯絡有覺悟的小通訊員、小發行員、報童等。1949年2月《新少年報》地下黨支部書記胡德華（後任團中央書記）傳達了黨中央決定，籌建地下少先隊，以“青鳥讀書會”成員為基礎，先期以“鐵木兒團”為組織名稱，投入迎接上海解放的戰鬥。1949年6月上海剛解放不久，上海團市委書記張本，提出立即調王業康回青委恢復《新少年報》。1950年4月《新少年報》創刊號出版，發行2000份。因此，《新少年報》實際是一份團系報紙，由其出面代表團中央接管兒童書局再合適不過。
兒童書局股款收據
但是關於投資資本問題，王業康在信中寫到，“新少年報資金問題，得一定向市財政局請示後才能決定”。事實上，兒童書局從成立之初的3000元資本，經過多輪增資擴股，至1948年時資本已增至法幣50億元。而龐來青股子佔約1/20，簣延芳的也不多，因此即便考慮到解放前貨幣貶值，要新少年報增資的金額依然不小。
信中反映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接管後的人事安排。總署計劃，董事長仍為簣延芳，龐來青做經理，陳鶴琴留用，新調何公超、胡伯周進編輯部門。
王業康在信的後半段又向李庚補充介紹到：
“據說何是葉聖陶介紹他到出版總署。按照出版總署的意見來意圖，他們對何公超是比較抬高的，在前幾天曾開過一次歡送會送他北上過。華東出版委員會為他介決招待、車票等問題，現在又預備把他留下了，北上是總負責編輯兒文學，留在兒童他們可能也有這意圖給他作總負責編輯工作。
據我們初步了介：何曾經脫黨過，在政治上恐怕還有些問題，特別對兒文學今天的方針（現在已提出為工農兵子弟服務）負責編輯可以，總負責我們認為不要當的。”
王業康來信頁2
李庚將上述關於何的幾句話均用紅筆劃出，並批註“去滬後對何處理辦法”。看來李庚對於何公超這個有背景來頭但又存在一些歷史“汙點”的人也感到頭痛。
何公超（1905～1986年）
何公超早在1921年便進入上海商務印書館開始兒童文學寫作，著有多本童話集。1925年入黨後，曾先後與張太雷、瞿秋白等共事。“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返回松江老家，靠撰文度日。後赴重慶主編《兒童世界》。解放前夕，努力尋找中共地下組織，直至1949年1月，何才又重新被認定為中共黨員。上海解放後，何以兒童文學作家的身份參加了1949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第一屆文代會，當面聆聽了毛主席指示。再加出版總署副署長葉聖陶推介，何公超受華東出版委員會的抬高自在情理之中。
胡伯周是民盟成員，曾在上海經濟週報工作，業餘寫過六七十篇兒童文學，解放前後積極尋求向革命靠攏，在1949年8月上海剛解放不久，即出版了一本名為《瘋皇帝》的童話書。可能是上海軍管會新聞出版處工作人員中相對最熟悉兒童文學的人了吧，讓胡進入新兒童書局，也代表了軍管會一方意見。
陳鶴琴（1892.3.5-1982.12.30）
陳鶴琴有“中國幼教之父”之稱，為幼兒教育事業奮鬥多年，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宣講者、實踐者。陶行知先生逝世，陳主持追悼會。陳鶴琴一生曾多次被國民黨抓捕，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並有幸參加了開國大典。這樣一位大師級人物能留在新兒童書局，無論各方都應當是歡迎的。
上海各界赴南京請願團成員合影，左起：簣延芳、鬍子嬰、盛丕華、張絅伯、閻寶航、雷潔瓊、包達三、馬敘倫
簣延芳是知名民主黨派人士，上海市商界的頭面人物。1946年6月，為了呼籲和平、制止內戰，以民進老一輩領導人馬敘倫、雷潔瓊等11人為代表的請願團赴南京向國民政府和平請願，在下關火車站遭特務暴徒襲擊，馬敘倫、雷潔瓊等均被嚴重毆傷，是為震驚中外的“下關事件”。簣延芳便是當事人之一，而且簣曾秘密資助新四軍換取軍需物資，是我黨友人，留任新兒童書局董事長，是工作大局要求，因為“現在海外（指港臺等地資本家）對我們公私合營政策十分注意”，“這樣做有好處，人家不會說閒話，說我們把私營都吞併掉了”。在方學武轉達的中央出版總署意見中，簣延芳、陳鶴琴留任不在與團系單位討論範圍之內，只有按此執行。
倒是與王業康相識的龐來青，王業康在信中並未提及龐來青也有過脫黨經歷，不知是王不知其歷史還是有意隱瞞。龐來青（1899-1978年），浙江寧波小港二村人，1924年任寧波旅漢公學教師，1926年8月入黨，並在校內積極開展黨的活動。1927年7月遭國民黨政府逮捕（一說1928年3月），保釋出獄後與黨失去聯繫，直至1948年5月才又重新入黨（一說1943年8月）。大革命時期脫黨同志多如牛毛，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本不一定是判斷主義是否堅定、立場是否動搖的唯一依據，但是在建國後的歷次運動中，這一條卻成了當事人需要反覆交待的內容，往往成為政敵攻擊的軟肋。
面對諸多問題，華東團委書記李昌、上海市團委書記張本的意見是“由團中央決定”、“由團中央考慮”，只是建議“請方學武同志暫緩通知龐來青內部發動”（王業康信中語）。
王業康來信頁3
李庚抵滬後是如何處理的，過程已不得而知。不過，好在有一點：作為歷史，我們可以查到結果：
李庚抵達上海後，經上海軍管會夏衍同志批准，任命李庚為駐兒童書局軍代表，王業康和龐來青為軍事聯絡員，開始接管兒童書局的工作。
1950年10月第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毛主席號召“認真做好出版工作”。何公超作為代表也參加了會議。會後，團中央提出了建立團的出版事業的設想，由馮文彬、廖承志、蔣南翔三位書記主抓，成立團中央出版委員會，由李庚任主任，副主任楊俊、秘書王業康。同時，中央出版總署署長鬍愈之在會後也提出，要及時解決對私營出版業的領導關係問題。針對團中央欲合營的另一家書店——開明書店，胡愈之表示“交給團中央來領導，這是比較合適的，辦法可先合營，過幾年再國營，這對團的事業有好處，也不會造成負擔”。反倒是團中央秘書長榮高棠擔心出版委員會人少力量薄弱，怕不易領導。10月20日，上海聯營書店由私營改為公私合營。來通知王業康合營兒童書局的上海軍管會新聞出版處的方學武，出任董事長。
1950年12月，公私合營新兒童書店成立，龐來青任經理。
1951年12月，以新兒童書店為基礎，吸收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大東書店的有關編輯出版人員，成立公私合營的少年兒童出版社，由團中央和華東新聞出版局雙重領導。社長郭雲，副社長陳伯吹，經理龐來青，編輯主任包蕾。李庚兼任少年兒童出版社董事長，由其代表團中央出版委員會領導該社編輯出版業務；黨務、經營管理、人事調配由華東及上海市出版局兼管。到1955年，少兒社才全部移交上海出版局。
簣延芳沒了消息。陳鶴琴在1951年初批判《武訓傳》運動中受到批判，被迫在1951年10月和1952年4月作了初步檢討和再檢討。胡伯周，1955年到文化出版社工作，1957年被劃為右派，1980年平反。何公超在少年兒童出版社建立後，先後擔任編輯部副主任、副總編輯。
而李庚，在王業康的協助下，不僅完成了兒童書局的合營改造，還在1950年6月組建了北京青年印刷廠，王業康也正式調到北京工作。1952年李庚又完成了青年出版社與開明書店的合營，王業康亦參與其中，1953年改成中國青年出版社，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到會講話。1957年，李庚同樣被劃為右派；1980年到文聯任書記處書記，又籌建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並任總編；1997年逝世，終年八十歲。
《新少年報》於1986年2月改名為《中國兒童報》，成為共青團中央主管的全國中低年級少先隊隊報。
參考文獻：
1. 《我與閱讀 細數兒童刊物百年發展史——民國兒童書局的波濤二十年》；
2. 《1949年前後上海新聞事業順利過渡的背景》，姜雪蘭，復旦大學，2013年；
3. 《從“七嘴八舌”到“異口同聲”——新政權對上海報紙的接管》，鄧傑，復旦大學，2007年；
4. 《上海出版志》；
5. 《中國青年出版社創立前後》，王業康，2010年；
6. 《地下鬥爭時期的新少年報》，高沙；
7. 《紀念中國少年先鋒隊建隊65週年——八旬“鐵木兒團”成員今重回故地》，2014年，新民晚報；
8. 《宋慶齡與新中國的上海兒童文化事業》，徐鋒華，2016年，東方早報；
9. 《交代右派分子關係》，胡伯周，1958年；
10. 《瘋皇帝》前言，胡伯周，1949年，中國兒童出版社；
11. 《給新四軍組裝電臺的柴橋人》，孫兆鈞；
12. 《蔚鬥校友會》
13. 《老寧波帶我吃寧波菜》，任溶溶，2014年，新民晚報；
14. 《陳鶴琴研究的世紀回顧與前瞻》，教育史研究第3期。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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