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謝歡
李小緣，1898年出生於南京，1920年畢業於金陵大學，獲文學士學位，同年留校圖書館工作。1921年赴美，入讀紐約州立圖書館學校（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1923年獲得圖書館學學士學位（B.L.S），後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研讀社會教育，1924年冬獲得碩士學位，1925年回國。回國後，李小緣先生先後擔任金陵大學圖書館西文部主任、代理館長（1929年至1930年曾短暫離開南京，擔任東北大學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學系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主任、《金陵學報》主編、圖書館館長等職，1952年院系調整，李小緣先生隨之進入新組建的南京大學擔任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直至1959年逝世。
2022年12月，南京大學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聯合舉辦 “百廿風華 南雍手澤——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書畫手跡展”，共展出南京大學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所收藏的林則徐、曾國藩、李鴻章、胡適、陳獨秀、福開森等二百五十餘位中外名家大師的三百餘冊（件）作品，涉及楹聯、條幅、繪畫、信札、手稿等。其中信札部分的主體是李小緣先生保存的郭沫若、朱自清、聞一多、顧頡剛、陳垣等一大批中國近代文化學術史上重量級人物的來函，這些往來信札基本都為公函，涉及金陵大學圖書館、《金陵學報》、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等有關事務，其中又以《金陵學報》編務相關者為多。在這批信札中，有陳夢家致李小緣的兩通信札為《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子儀撰，中華書局2021年6月版）所漏收，且其中一通此前雖有學者公佈，但在日期考辨方面存在訛誤，今予以重新辨釋。
陳夢家致李小緣 1940年5月28日
陳夢家，1911年出生於江蘇南京，1927年秋考入國立第四中山大學（後改名為中央大學），在中央大學讀書期間結識聞一多、徐志摩等人，開始新文學的創作，1931年自中央大學畢業。1932年赴青島大學任助教，1934年考取燕京大學研究生，師從容庚專攻中國古文字學，1936年與趙蘿蕤結婚，同年自燕大畢業並留校任教。1938年，陳夢家受聘至昆明西南聯大任教，1944年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赴美國芝加哥大學講授中國文字學，同時開始考察美國博物館所藏中國古銅器，1947年返國，任教於清華大學。1952年，因院系調整，陳夢家由清華大學轉入中國科學院考古所擔任專職研究員，1957年罹遭“右厄”，1966年棄世。陳夢家早年在新文學尤其是新詩領域頗有建樹，為“新月派”代表人物之一，出版有《夢家詩集》，後轉攻中國文字學，同樣成績斐然，出版有《殷墟卜辭綜述》、《中國銅器綜述》、《尚書通論》等著作。
南京大學此次名人書畫手跡展中展出的第一通陳夢家致李小緣函如圖1所示，內容釋讀如下：
▲圖1 陳夢家1940年5月28日致李小緣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照片經授權使用。
小緣先生賜鑑：
茲寄上拙作《周公旦父子考》，祈編入《金陵學報》。此文屬草在數月以前，因其中所查之書有在龍頭村者，借書手續甚繁，延宕甚久，至今始克鈔清寄奉，至以為歉。倘寄到已遲，可編入下期，亦無妨也。專此，並請
撰安
陳夢家 謹啟
五月廿八日
從上圖可見，李小緣先生在信上批註有“5 June 1940”字樣，表明該信是李小緣先生1940年6月5日收到，由此可知該信寫於1940年。從內容可知，陳夢家此信是應李小緣先生為《金陵學報》約稿事。
1930年11月，金陵大學為展示該校研究成績，決定出版《金陵大學學報》，並組建編輯委員會，委員會成員由金陵大學文、理、農三院院長各推薦本院教授三人為編輯委員，李小緣先生當選為編委。1931年4月，經金大出版委員會委員及《金陵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公推，李小緣先生就任《金陵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主席。同年五月，第一期《金陵學報》（正式出版時刊名改為《金陵學報》，後一直沿用該刊名）正式出版，為半年刊。經過李小緣先生等人的努力，至1937年抗戰爆發，《金陵學報》已出至七卷二期，與此同時，經過多年的發展，《金陵學報》也從一個主要刊發金大本校師生研究成果的刊物變為面向全國，刊發優質學術成果的全國性刊物。抗戰爆發，金大西遷成都，經費拮据，與此同時，受時局影響學界人士顛沛流離，稿源不足，再加上戰時印刷困難，《金陵學報》按下了暫停鍵。1939年底，金大當局鑑於師生研究成果日漸增多，但苦於無法出版，於是多方籌措經費，重啟《金陵學報》的出版發行，李小緣先生再次受命負責這一工作。李小緣先生領命之後，開始向學界友人約稿，這也就有了陳夢家上述信中的“屬草在數月以前”。
雖然陳夢家在1940年5月就交稿了，但是並未趕上第八卷《金陵學報》的出版，李小緣收到陳夢家的文章時，第八卷《金陵學報》已編就。關於復刊後《金陵學報》的出版時間，也是值得一說的。1940年第八卷《金陵學報》（一/二合期）正式在上海出版發行，因戰時出版印刷不便，復刊後《金陵學報》由戰前一年兩期改為一、二期合期出版。為保持與此前《金陵學報》的連續性，第八卷出版時在出版時間上標註的是1938年，但實際是1940年才出版。而實際在1941年出版的第九卷《金陵學報》作為金陵大學“農業專號”也沒有辦法刊發陳夢家的文章，所以直到第十卷《金陵學報》才正式刊發陳夢家《周公旦父子考》一文。
關於第十卷《金陵學報》的具體出版時間，同樣存疑，據南大圖書館所藏李小緣1947年6月18日致馮漢驥信中所說 “《金陵學報》第十卷第一二期合刊最近始行出版”推斷，（姜慶剛：《李小緣先生與友人書信數則》，《書品》2007年第5期）《金陵學報》第十卷應該在1947年才正式出版，為何第十卷會與第九卷相隔數年之久，或許是因為太平洋戰爭以後上海受時局影響（第八到十卷《金陵學報》在上海印刷出版）出版停滯，具體原因還有待進一步查考。所以在使用第八卷以後的《金陵學報》時一定要注意出版時間這個問題，如子儀所撰的《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中就臆斷第十卷《金陵學報》第10卷出版於6月，顯然沒有仔細考辨。（子儀：《陳夢家先生編年事輯》，中華書局，2021年，137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陳夢家在《周公旦父子考》一文最後注有“二十九年五月廿八日父親周忌，昆明”。（陳夢家：《周公旦父子考》，《金陵學報》 10卷1/2期，117頁）陳夢家的父親陳金鏞於1939年5月28日逝世，1940年5月28日為一週年忌，陳夢家於是日完成《周公旦父子考》一文或許也有別樣的情感在其中。
陳夢家致李小緣 1951年7月17日
南大手跡展展出的第二通陳夢家致李小緣書信如圖2所示，內容釋讀如下：
▲圖2 陳夢家1951年7月17日致李小緣函。原件藏南京大學圖書館，照片經授權使用。
小緣先生賜鑑：
上週在寧枉顧失迎，次日提前回滬，匆遽不及走辭，甚以為歉。又承厚賜禮品，感謝感謝。此次因時間所限，未能多聆教益，能不耿耿。甚盼大駕北來執教，則晤教之日更多矣。來滬後參觀上海市管會藏器，甚有可觀者。主持者徐森玉先生對長沙甚有興趣，倘尊處尚有《長沙聞見記》，乞寄森老一部（上海淮海中路1708，上海市古物管理委員會）。夢約八月初由此去濟南即行北返。匆此不一，即請
教安
陳夢家謹上
七月十七日
上信曾見於姜慶剛《陳夢家先生書信考釋》（2017年1月19日《中國社會科學報》第七版）一文中，但是姜文在書信內容釋讀上有部分訛誤，且推斷該信寫於1950年，亦值得商榷。
從圖2可知，信上除了陳夢家先生墨跡外，還有“上海永嘉路628號 陳夢家”字樣，從筆跡來看，應是李小緣先生所寫，或許是便於覆函時用。陳夢家信中提及“上海市古物管理委員會”即1949年上海解放以後成立的古代文物管理委員會，由此可知該信一定是寫於上海解放以後，李小緣先生逝世於1959年，考察1949年至1959年這段時間陳夢家的行蹤，7月至8月初停留在上海且在7月初有南京之行、8月初經濟南返回北京者只有1951年，陳夢家1951年夏的上海之行也是受徐森玉之邀幫忙鑑定上海文管會接收的青銅器，這也能與上信中陳夢家所說“來滬後參觀上海市管會藏器，甚有可觀者”相印證。此外，還可以從《夏鼐日記》、《顧頡剛日記》、《顧廷龍日記》、《曾昭燏日記》等予以旁證，尤其是《夏鼐日記》為陳夢家1953年至1959年暑期在京提供了充足的證據，而像《曽昭燏日記》中也明確記載了1951年7月6日陪同胡小石導引陳夢家夫婦參觀南京博物院的記錄。（南京博物院編：《曽昭燏文集·日記書信卷》，文物出版社，2013年，133頁）
除了上述證據外，其他還有一些相關信也能印證該信寫於1951年。聞宥先生的後人編輯出版有《落照堂集存國人信札手跡》一書，裡面收錄了李小緣先生1951年7月6日致聞宥先生的一通信函，李小緣在該信中曾寫到：“陳夢家來寧訪其姊，數日即去”。（聞廣、蔣秋華編：《落照堂集存國人信札手跡》，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3年，212頁）此外，著名信札收藏家方繼孝先生收藏有陳夢家往來書信百餘通，且一直致力於陳夢家的研究，其在2003年在第五期《收藏家》雜誌發表了《陳夢家往來書信談》一文，公佈了二十餘通陳夢家往來信札，其中就有一通陳夢家於8月9日在濟南致夫人趙蘿蕤的信。另外再結合方繼孝《陳夢家和他的朋友們》一書中收錄的陳夢家1951年7月31日致趙蘿蕤的信可以斷定陳夢家8月9日的信寫於1951年，在信中陳夢家告知趙蘿蕤其於8月8日乘坐的火車抵達濟南，在濟南逗留一段時間，這與上述陳夢家致李小緣信中所提到的“八月初由此去濟南即行北返”也能對應。而陳夢家的濟南之行主要也是應王獻唐之邀鑑定古銅器。（方繼孝：《陳夢家和他的朋友們》，北京三聯書店，2021年，359頁）綜合以上信息，斷定陳夢家上信寫於1951年已無疑。
陳夢家信中提及的《長沙聞見記》即商承祚所著之《長沙古物聞見記》（該書是李小緣所主持的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成果之一），姜慶剛在《陳夢家先生書信考釋》一文中也曾提及該書，並指出該書出版於1939年，實則不然。商承祚1939年確實將該書交印，但因諸多因素影響，《長沙古物聞見記》一書正式出版是在1940年。該書出版後，李小緣也廣贈學界好友，如1940年7月16日李小緣在給聞一多贈送《長沙古物聞見記》時所附的信件中就寫到：“《長沙古物聞見記》付梓一年有餘，未及出版，今幸刻印已告竣事，特另用快包奉呈一部，敬希指正為感。”（徐雁平：《聞一多與李小緣往來尺牘九通》，《文獻》2000年第2期）陳夢家信中所提的“甚盼大駕北來執教”，是指王重民先生在北京大學主持圖書館學專業，多次邀請李小緣先生北上任教，但小緣先生都婉拒了。
近代學人之間的往來信札往往都是兼具文獻史料價值、書法藝術價值以及文物價值，因此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但是對於信札的釋讀、考辨，其難度往往也是非常大的，需要慎之又慎。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李小緣年譜》階段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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