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昌：我感覺這個展覽非常與眾不同，不是單純的詩、書、文章或者學術研究，而是藝術素質和人文底蘊一個綜合的整體呈現，非常厚重。是什麼契機想起做這樣一個展覽？
熊召政：我們現在某些書法作品，大都是抄寫別人的東西多，寫自己的東西少。而古代書家的傳世作品大部分是寫自己的詩文，比如三大行書中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稿》、蘇東坡的《寒食帖》。這些傳世書法只是文學的一個載體，而如果只把這個載體保留，內容卻只能抄別人的東西，就把書法的路子變得狹窄了。我覺得這種現象不應該是中國書法的主流，所以就萌生了這樣一個想法：應該追求一種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即形式就是書法，內容就是自己的作品。有了這一個想法以後，我就覺得自己要來試一試，這就是我做這次書展的初衷。
高昌：“翰墨中華”的名字，有什麼來歷嗎？
熊召政：因為我在寫長篇小說《張居正》之後，就開始第二部長篇小說的寫作，是寫“大金王朝”，寫整個民族的融合史。這期間慢慢積累了少數民族的文化以後，我漸漸認識到，中華文化是以漢文化為主的一個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蒙古人、女真人、契丹人、鮮卑人等少數民族的文化，也都在中華文化的歷史上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展覽命名為翰墨中華，就是要用我的筆寫出我所認知的中華民族文化的融合，體現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特點。我一介書生，畢生快事全在讀書、寫作與壯遊上，從入選詩文中，約略可以看到我的人生印記。
高昌：這個展覽能在中國美術館舉辦，肯定離不開書法的專業水準。請和我們分享一些您的學書經歷和感悟吧？
熊召政：得家學之傳承，我5歲學書，7歲通詩。我的練字是從毛筆開始，而非鋼筆；我之習詩，亦非從現代詩開始，而是從熟讀《唐詩三百首》起步。當時並不知曉，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我，從童年開始，幾乎同時接受了小學與私塾的雙重教育，由此讀了大量的古典文獻與歷代書法家碑帖。這一段兒時學習經歷，讓我一生受用。
我一直喜歡用長長的羊毫筆書寫。現代書法家在形式突破和創新上做了很多有用的探索，但我並不是在形式上追求創新，我更多是講究書法的傳統筆墨，要把漢字本身的美感體現出來，還要把這種美感與所表現的詩文內容有機結合起來。如果只是追求書寫很多人都不認識的那種字，讀者就不可能一口氣讀下來這些作品，也就會影響讀者的理解和欣賞。所以我是在楷書的基礎上融進了行書和隸書，也借鑑一點點草書，但還是以行書為主。
這次展覽中還有一部分是我的手稿，我的《大金王朝》的手稿、《司馬遷》話劇劇本的手稿、《張居正》的手稿等。這些手稿的書寫過程，讓我產生了“我手寫我心”的那種寫作感覺。有人問我至今還沒用電腦嗎？我說沒有。我有完整的創作手稿，幾大箱子，對我個人來講這個都是很珍貴的。
謁當陽關陵
熊召政
原上關陵何處覓？
廢園一座背村家。
蒼碑剝落羞人眼，
青冢蕭然聚古鴉。
瘦草有心留晚照，
枯藤無力挽流霞。
繁城多少胭脂雨，
分與英雄幾瓣花
高昌：我一直很喜歡讀您的新詩，也喜歡讀您的舊體詩。近年好像多見您的舊體詩，較少讀到您的新詩了。請問您怎樣看待新詩和舊詩的關係？
熊召政：我最早不是寫新詩的，是寫舊體詩的。大家熟悉的《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裡面也帶有舊體詩詞的痕跡。我是不薄新詩愛古詩。從16歲就開始寫詩詞，至今積累了1000多首。這次展覽只選了其中的1/10，偏重於歷史與遊歷的部分，最早的是1982年寫的，最晚的是2022年寫的，時間跨度40年。如果說空間的跨度，那就是不遠萬里了。1982年元月，我參加一個長江考察活動，在湖北當陽去看了關陵。那時候還不收門票，門關著也沒人管，去找了個保管員來把門打開，我們進去看。我當時很受震撼，然後經過思考，我就寫了《謁當陽關陵》，感嘆：“繁城多少胭脂雨，分與英雄幾瓣花。”那時候我開始思考一些時代與歷史的關係，也開始思考我們過往的聖賢英雄的歷史記憶。今天應不應該把他們重新記起來，作為我們民族的驕傲？那個時候就有這樣一種想法，這個想法促使我寫下這首詩。還有一回，我參加紅安縣裡的活動，紅安是著名的將軍縣。縣裡的友人請我留一首詩，我幾乎脫口而出，寫下：“我愛紅安五月花，杜鵑如血血如霞……”我認為詩人必須有真實的感受，必須身臨其境，到發生地去的時候，就會有神來之筆。
我的童子功就是舊體詩詞。到20歲時“狂飆突進”，一心為改革鼓與呼，寫了一大批也還有點影響的新詩，也出了4本新詩集。20歲到50歲之間，我的新詩寫的多。但是到了50歲以後，寫新詩就少了。20歲之前寫了一批舊體詩，50歲之後基本上以舊體詩為主了。
新詩需要激情，需要更深的柔情和熱情；舊體詩則需要功力，需要對生活的思考與沉著。新詩不是用來思考的工具，而是用來表達感情的一個最好的工具，而舊體詩是表達思想的最好的工具，這是我自己個人的感受。人到50多歲以後，再沒有那種澎湃的激情，而是有著越來越成熟的一些思考，所以也促使了我的詩歌轉型。
高昌：您有比較欣賞的現當代的舊體詩人嗎？
熊召政：我比較欣賞蘇曼殊、郁達夫、柳亞子等人的作品，感覺那種味道很特別、很足。魯迅、聶紺弩等人的作品也不錯，但和他們的氣象不一樣。聶紺弩的詩詞也是雜文入詩。他寫得很機智，遣詞造句是從生活中來的，又與古典的形式珠聯璧合。毛澤東、陳毅、董必武等人的作品我也讀了不少。毛澤東詩詞橫空出世，很有氣魄。陳毅詩詞極有詩意，在字裡行間的真情流露，也都是很有感染力的。
現在的舊體詩作者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講究詩詞韻味、格律體制的詩人。另一種是非常愛好詩詞，但基本功尚不過關，特別是一些老同志的詩詞，還被人叫作“幹部體”。近年來有些“幹部體”也在慢慢出現從“不會”到“會”的轉變，當然也會有人始終“不會”，這也沒辦法。不論能不能完整掌握詩詞技巧，這種寫作狀態都是值得鼓勵的。其志可憫，其情可感。為什麼許多人退休以後不學新詩，而是要學舊體詩？這個文化現象值得深入思考。
高昌：明代的老幹部張居正的詩詞寫得還可以，明代皇帝的詩詞好像不太出色？
熊召政：明朝的皇帝擅詩的不太多，但是明朝宰相的好詩相對還是不少的。你看劉伯溫、宋濂、張居正、葉向高，所有的這些宰相多多少少都還及格，或者可以說是在及格與優秀兩者之間。徐階、嚴嵩的詩也都可以。
歷代政治家的詩詞我讀了不少，我從小就浸潤在這些詩詞和文章裡面。我覺得將來有人可以出一套歷代政治家詩人的作品集，像魏徵、晏殊、歐陽修這一類詩人，這樣一些東西要總結一下。
高昌：您被大家稱為詩人、小說家、劇作家、書法家、佛學家……如果從中選一個首選的身份，您怎樣選擇？
熊召政：我自己認為最合適我的身份，是一個當代的中國文人。文人的十八般武藝都要會，有時候人們說的可能只是我的十八般武藝的某一項。作家涵蓋不了文人，但是文人可以涵蓋作家。作家也涵蓋不了戲劇家，但是文人可以涵蓋戲曲家。我有很多武藝，但是這些武藝總攬起來，是一個文人行事的方法。這種綜合體驗，也可能更接近於葉嘉瑩先生所言的“弱德之美”。
高昌：《中國文化報》的讀者中，關心舞臺藝術的也比較多。您在編劇方面有什麼體會和經驗？
熊召政：今年我跟人藝開始第二次合作，由我編劇的《張居正》，今年年底會奉獻給首都觀眾。我們合作的第一部作品是《司馬遷》，寫了5年之久，一遍一遍地改。當時的導演是任鳴，主演是馮遠征。我們三人為劇本多次討論。任鳴導演曾經說，你不要考慮導演的問題，那是導演來想，你就管把臺詞中的“這一句”要頂上去。每逢我寫出滿意的臺詞，也會在電話裡跟他們倆溝通。有一回我在深圳，給在北京的遠征打電話，說我寫了一段臺詞，司馬遷回到故鄉，第一眼看到黃河衝出龍門的時候，啪的雙腳往地上一跪，就開始念：“遷生龍門……我重新又見到了你，黃河！”當時我在這邊念，他在那頭就哭。首演的時候我坐在一排，看到他演出時念到這段臺詞，表情一寸一寸地展現，眼淚嘩嘩地就掉了下來。編劇和演員，我們之間是這樣的高度融合。
高昌：您寫劇本跟寫小說，有什麼不同的感覺？
熊召政：寫劇本難多了，非常難。為什麼？劇本在規定的時間、規定的場景下，要把所有的矛盾衝突曲折而新穎地表達出來，不然就抓不住觀眾。小說看完如果不滿意可以往旁邊放一放，而劇作的觀眾則更直接，他如果對劇情不滿意，就起身走了，甚至連喝倒彩的機會都沒有。
高昌：我們都知道領導同志跟您有個“約定”的佳話。那部“約定”的作品完成了嗎？
熊召政：就是《大金王朝》，這部書已經出版，正在準備拍電視劇，劇本也是我自己改編的。這部小說從“大中華”歷史的視野再現了發生在11世紀至12世紀中華版圖上的遼、宋、金“大三國”時代的風雲際會，描繪了長城內外此起彼伏、金戈鐵馬的戰爭風雲圖卷，刻畫了遼、宋、金時期眾多的歷史人物形象。當年《張居正》寫了10年，這部小說寫了14年。最近我在著手寫作元朝忽必烈題材的作品，也需要一個長期的時間。我寫東西比較慢，我覺得寫作也須有工匠精神，還不是一般的工匠，或者可以說是大匠精神。
高昌：快到世界讀書日了，您有這麼多豐富而深厚的文化積累，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讀書方法和大家分享嗎？
熊召政：每到世界讀書日，我都碰到一件犯難的事，就是像你這樣的編輯、記者總會問我，希望給讀者推薦一本正在讀的書。我常常覺得很難推薦，因為我讀的書太偏、太專業。比如現在看的希羅多德的《歷史》，就是比較難讀的。若說我的讀書方法，第一個是“因事讀書”，要做一個什麼事情，就去讀這個事情有關的書。第二個是“因時讀書”，比如處在今天這麼一個歷史大轉折的時期，我們在歷史上會碰到哪些可以借鑑的事情？有哪些作家特別是史學家或者學問家的哪些論述可以參考？因事讀書、因時讀書，終歸還是因愛讀書。愛就是愛好的愛。比如我喜歡喝春茶，就特別喜歡看一些關於春茶的書。也就是說，我讀書的目的性比較明確，不會漫無目的地讀書。一方面是確實沒那麼多時間，另一方面也有那種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覺，就是讀的書已經很多了，有積累了，所以需要有選擇地閱讀。
高昌：最後給《中國文化報》的讀者們寫一兩句話吧？
熊召政：報道文化，引領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