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卡利亞斯和約》被視為希波戰爭中希臘獲勝和戰爭結束的標誌，以及體現雅典民主制度優越性的證據。然而，所謂《卡利亞斯和約》在歷史上從未實施過。儘管卡利亞斯公元前5世紀受雅典派遣出使波斯，但未簽署過和約。事實上，《卡利亞斯和約》是公元前4世紀雅典眾多政治家、演說家、作家在激烈黨爭和演講文化中出於各自目的，藉助希波戰爭來表達政治主張和訴求，並不斷吸收前人書寫成果逐步建構出來的。
關鍵詞：希波戰爭 卡利亞斯和約 雅典民主 斯巴達
《卡利亞斯和約》的簽訂通常被視為希波戰爭結束的標誌。一般認為，該和約是雅典在公元前450年塞浦路斯戰役中大勝波斯之後，迫使波斯於公元前449年或前448年簽署的；也有學者認為是在公元前466年左右歐律墨冬河戰役之後所籤。由於雅典主持簽約的是政治家卡利亞斯，和約因而得名。波斯在和約中作出巨大讓步，將小亞細亞西部大片地區及愛琴海讓給雅典，小亞及沿海島嶼的希臘城邦從此獲得獨立，故和約又被認為是以雅典為首的希臘世界戰勝波斯的標誌。
然而，學界對和約真偽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兩類意見，主要從以下路徑展開爭論。一是文獻批判，即從語言學角度或上下文聯繫中，分析文獻本身提供的歷史信息。否定派的主要依據是，公元前5世紀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沒有記載此和約，公元前4世紀的文獻記載又各不相同，因此所謂《卡利亞斯和約》系公元前4世紀作家杜撰。肯定派則認為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沒有記述事出有因，不能證明和約不存在，公元前4世紀眾多作家均提到該和約，證明它的存在不容置疑。二是情境批判，即從當時的歷史情境分析和約存在與否。但在具體研究中，雙方都不是從歷史情境、和約內容以及簽約活動的互相印證進行研究，而是聚焦於尋找“一場雅典大勝波斯、戰後雙方維持了較長時間和平的戰役”。肯定派試圖證明發生過這樣的戰役，以此增強和約存在的可信度，進而逆推和約的存在；否定派則試圖證明並未發生這樣的戰役，進而否定和約的存在。
時至今日，和約真偽問題仍未圓滿解決。肯定派無法回答公元前5世紀作家未加記載、公元前4世紀作家又加以記載這一互相矛盾的難題，只得歸咎於文獻作者的疏忽等偶然因素，或者牽強附會地說古典作家間接提到和約。他們試圖在歷史中尋找足以支撐和約簽署的情境，故無可避免地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否定派在研究路徑上沒有創新，而是因循肯定派的研究思路，一方面不能令人信服地證明上文所述特定戰役不存在，另一方面將肯定派援為證據的公元前4世紀作家的材料簡單地歸咎為“集體造假”，但對此觀點又沒有給出充分、合理的解釋，因而同樣不能令人信服。基於此，本文借鑑前人研究成果，繼續對此展開探討。
判斷和約真偽的關鍵是辨析內容是否符合歷史實際。《卡利亞斯和約》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劃定希臘與波斯的海陸分界線，二是確認雅典在新獲得地區的權益。細究起來，這些內容並不可信。
據古典作家記述，海上分界線主要有四個地標：法塞利斯城（Phaselis）、克裡多尼亞（Chelidonians）群島、涅索斯河（Nessos
River）和庫安奈巖（Cyaneae Rock）。這些地標劃出了一片海域，海域以西屬於雅典勢力範圍，波斯海軍不得進入。法塞利斯是呂西亞（Lycia）東部沿海城市，往東是潘菲利亞（Pamphylia）地區，歐律墨冬河就位於潘菲利亞境內，再往東是奇裡乞亞（Cilicia）地區。李維記載，克里多尼亞群島位於奇裡乞亞與潘菲利亞交界處，向西不遠就是歐律墨冬河入海口。“涅索斯河說”不見於其他史料記載，其位置難以確認。庫安奈巖據說是博斯普魯斯海峽與黑海交界處，但西萊認為它是呂西亞南端的一座城市，在克里多尼亞以西25英里、距海4英里處。西萊的看法更合理，因為波斯海軍較弱，在海峽和黑海一帶並沒有艦隊，於此設置分界點對雙方並無意義。法塞利斯城、克里多尼亞群島、庫安奈巖其實是位置相對較近的代表性地點，指呂西亞以東、潘菲利亞一帶海域。
這一海域到底是不是海上分界線，主要看和約簽署後雙方是否遵守，是否實現了海上和平，必須結合簽署時間來判斷。關於簽署時間，第一種說法是在歐律墨冬河戰役之後。巴狄安認為和約草簽於公元前465年，正式籤於公元前463年；沃爾克則認為和約籤於公元前461年；還有學者認為具體時間難以確定，不晚於公元前461年。但是，公元前462年，厄菲厄爾特和伯利克里就率海軍到達克裡多尼亞群島以東，公元前460年，雅典又派海軍遠征更東面的塞浦路斯島，後來這支海軍受埃及之邀赴尼羅河三角洲支持埃及起義，此後主戰場在埃及。公元前454年，埃及起義失敗，雅典支持埃及的軍隊幾乎全軍覆沒。但公元前451年，雅典又遠征塞浦路斯島。可見，至少在公元前450年之前，雅典並不認為存在海上軍事分界線。第二種說法是和約籤於公元前449年。但事實上，在此之後雅典和波斯在小亞沿海的卡里亞、愛奧尼亞、赫勒斯滂海峽和愛琴海展開競爭，公元前445年前後迫使部分地區重新納貢。公元前440年，雙方圍繞薩摩斯展開爭奪。當時薩摩斯發生內亂，波斯總督皮蘇特涅斯乘機派軍隊清除薩摩斯親雅典政客，薩摩斯脫離雅典統治，同時脫離雅典統治的還有拜占庭。約公元前436年，伯利克里率軍遠征黑海。普魯塔克記載，伯利克里成功控制黑海地區，在錫諾普留下13艘戰船和一支軍隊，安置600名雅典殖民者。顯然，此海域並未成為雙方海上分界線。
關於陸上邊界，有三種說法：一是距離海邊一天的騎馬行程（小亞西部距愛琴海和現土耳其海峽該約定距離以內的區域屬雅典，其餘屬波斯），二是距離海邊三天的徒步行程，三是哈律斯河（以西歸雅典，以東屬波斯）。肯定派中有學者認為，前兩種說法可能是同一回事；另有學者認為，以行程計算的分界線與哈律斯河其實是一條線，伊索克拉底對亞洲地理無知導致誤記。然而，這條分界線非常值得懷疑，最直接的證據是，波斯在小亞兩個重要行省呂底亞、佛裡吉亞的首府（分別為薩迪斯、達斯庫魯姆）都位於哈律斯河以西，未見波斯撤出或取消兩大首府的記載。呂底亞總督一直是波斯干預希臘事務的重要人物，如他公元前440年干預薩摩斯事務，公元前413年主動與斯巴達議和結盟。公元前422年，提洛島被雅典佔領，大批居民逃亡，佛裡吉亞總督法那西斯二世將他們安置在小亞的阿特拉米提昂。
事實上，波斯在哈律斯河以西的統治一直存在，佛裡吉亞先後由阿塔巴佐斯一世（前480/477—前455）、法那巴佐斯一世（前455—前430）、法納西斯二世（前430—前413）和法那巴佐斯二世（前413—前387）擔任總督。呂底亞在公元前480—前440年總督情況不詳，但此後由皮蘇特涅斯（前440—前415）、提薩佛涅斯（前415—前408）先後擔任總督。公元前465年，即阿塔薛西斯繼位第一年，底米斯托克利流亡波斯，波斯國王把馬格尼西亞、蘭普薩庫斯、邁奧斯、佩特科、帕萊斯科普西斯作為其食封地，這些地方均位於愛琴海、赫勒斯滂海峽的東岸，底米斯托克利在這裡生活到公元前460年去世。另據修昔底德，公元前428年，在愛琴海沿岸科勒豐城內駐紮著波斯軍隊，是公元前430年從皮蘇特涅斯招募來的。此事證明，直到公元前430年，雅典都沒有控制科勒豐，相反此地屬於波斯勢力範圍。上述情況說明，波斯勢力至少沒有完全退出上述約定歸屬雅典的範圍。當然，雅典確實控制了小亞部分地區，特別是沿海地帶，但沒有控制哈律斯河以西全部地區。巴狄安認為，不是所有小亞的希臘城邦都獲得了自由，雅典、波斯控制的地區交錯並存。可見，陸上分界線並不存在。
哈律斯河以西居民的權益主要包括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關於政治權利的記載是，波斯戰船或軍隊不得進入上述海域或越過陸地分界線。萊庫爾古斯的記載更具體：他們獲得自治，像歐洲的希臘人一樣。伊索克拉底稱波斯不再幹預希臘人的事務；狄奧多羅斯稱他們生活在自己的法律下。事實上，這些權益早在居魯士和大流士時期已為希臘人享有，並非始自《卡利亞斯和約》。另外，上述地區還居住著大量非希臘人，但文獻只提及希臘人政權及其權益，間接表明雅典沒有真正控制這一地區。
關於經濟利益的記載是，哈律斯河以西地區享有免稅特權。伊索克拉底稱波斯人不能在此徵稅，尼西亞斯說波斯人不敢在此徵稅。但據希羅多德記載，在他生活的時代，伊奧尼亞地區居民一直沿用伊奧尼亞大起義之後確定的稅制向波斯納稅。希羅多德於公元前445年到雅典，公元前443年前往南意大利，生活的時代肯定晚於《卡利亞斯和約》簽約時間，也就是說，《卡利亞斯和約》簽署之後，波斯至少在伊奧尼亞部分地區有徵稅權。公元前429年，雅典的麥勒桑德率軍到卡里亞、呂西亞徵收貢款，在呂西亞被殺；公元前428年，呂西克列斯率軍到卡里亞徵稅，又被當地居民殺死。兩起事件足以證明，雅典在這些地區沒有徵稅權。公元前415年，波斯國王命令呂底亞總督提薩佛涅斯，聯合斯巴達鎮壓卡里亞總督阿摩基斯叛亂，重要原因就是雅典對叛亂的支持使波斯無法徵稅，說明此前波斯是向卡里亞地區徵稅的。
不過，上述情況並不意味著雅典在哈律斯河以西毫無徵稅權。約公元前430年，斯巴達一支海軍來到伊奧尼亞地區，流亡軍中的列斯波斯島居民和伊奧尼亞人建議其在伊奧尼亞建立根據地，鼓動當地居民起義，剝奪雅典稅收。公元前412年，斯巴達與波斯簽署和約，聯合阻止雅典從曾屬於波斯的地區收稅。顯然，雅典在這裡有徵稅權。實際情況應該是，雅典只在小亞部分地區，而非分界線以西所有地區有徵稅權。由此看來，所謂《卡利亞斯和約》的內容不符合歷史現實。
目前關於和約的簽署大概有三種說法，可分為兩類。第一類認為，和約是在雅典取得對波斯巨大軍事勝利之後，由卡利亞斯代表雅典與波斯簽署，波斯因為慘敗而讓步，戰後雙方出現較長時間的和平。但關於和約簽署的具體背景和時間不同，一說在雅典取得歐律墨冬河戰役勝利之後，另一說在公元前450年雅典遠征塞浦路斯島之後。第二類認為，和約系公元前424年雅典與波斯簽署。此論由馬廷利提出，依據有二：一是修昔底德提到，公元前425年雅典派人出使波斯；二是公元前4世紀初雅典演說家安多基德斯提到，他舅舅厄庇魯庫斯代表雅典與波斯簽署和約。與厄庇魯庫斯同時期有一位執政官名叫卡利亞斯，馬廷利由此認為，安多基德斯為了家庭榮光偷樑換柱，將卡利亞斯改為厄庇魯庫斯。但此論證據明顯不足，首先，修昔底德沒有說雅典派誰去了，而且他明確說使者只到以弗所就返回，並未簽約；其次，“偷樑換柱”論缺少證據，過於武斷。因此，第二類說法不可信，很少有學者同意，比較有影響的是第一類說法。
根據歐律墨冬河戰役前後波斯國內形勢和戰後希波關係看，和約不可能簽署於此戰之後。公元前466年左右，西蒙率希臘海軍遠征羅德斯島以東海域，在歐律墨冬河河口與波斯海軍決戰，取得輝煌勝利。但隨後波斯發生宮廷政變，薛西斯一世被殺，可知他幾乎沒有時間簽署和約。阿塔薛西斯在政變中被擁戴為王，兩年之後統治才得以穩定。基於此，肯定派學者巴狄安為迴避矛盾，提出希波雙方在戰役之後曾與薛西斯一世草簽和約，直到公元前463年才正式簽約。然而，這種推測得不到證明。學者選定這一時段還有一個原因，即公元前461年之後，雅典和波斯在小亞、愛琴海地區實現了“和平”。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此點也不成立。
雅典遠征塞浦路斯島沒有獲得重大勝利，因而也不可能於此時簽署和約。據修昔底德記述，公元前451年，雅典派西蒙率200艘戰艦遠征塞浦路斯，戰爭後期，西蒙因傷去世，加上當地饑荒，雅典撤軍。在撤離塞浦路斯時，雅典在陸上和海上打敗波斯追軍。狄奧多羅斯說，雅典軍隊在海陸大勝波斯，波斯國王不敢繼續作戰，決心議和，隨後西蒙因戰傷染病去世，波斯國王抓住機會促使雅典簽署和約。阿里斯托戴莫斯則說，西蒙在戰爭中負傷身亡，波斯本想趁機打敗雅典，但雅典軍隊在新首領卡利亞斯帶領下出其不意打敗波斯，在己方不利形勢下抓住機會促使波斯議和。普魯塔克的記述與狄奧多羅斯基本相同，但稱西蒙是在最後圍攻塞浦路斯島上的基提昂時去世的。羅馬作家奈波斯也稱西蒙是在雅典軍隊征服島嶼大部分地區，最後圍攻基提昂時染病去世的。這些記述表明，雅典軍隊沒有取得決定性勝利。
卡利亞斯簽署和約的行為，也得不到史料證實。據希羅多德記述，卡利亞斯確實出使過波斯，但既不在歐律墨冬河戰役之後，也不在塞浦路斯戰役之後，更可能是在公元前451年。希羅多德說，卡利亞斯與阿爾戈斯的使者一同前往波斯，後者的目的是與波斯重修阿爾戈斯與阿塔薛西斯之父薛西斯一世簽署的和約。公元前482年，薛西斯一世提出與阿爾戈斯締約，顯然此前雙方沒有簽署和約。希羅多德說阿爾戈斯很重視波斯的建議，但沒說馬上接受簽約。次年，當斯巴達和雅典邀請阿爾戈斯加入反波斯同盟時，可能因為波斯示好在先，阿爾戈斯覺得有底氣，遂提出與斯巴達簽署一份30年和約作為先決條件，斯巴達斷然拒絕。希羅多德所說阿爾戈斯與薛西斯一世的和約應該就在此後簽署，因為公元前479年之後，波斯退出希臘本土，很少與希臘城邦聯繫，見於史書的交往只有公元前460年的記載。希羅多德特別指出，關於阿爾戈斯要與波斯重修的和約，是“很多年前”簽署的，可能指波斯入侵時期。因此，阿爾戈斯與波斯的和約應籤於公元前481年，且吸收了阿爾戈斯向斯巴達提出的有效期30年的要求。以此推算，卡利亞斯出使波斯應是公元前451年。
然而，卡利亞斯未能與波斯簽署和約，沒有達到出使目的。希羅多德明確說阿爾戈斯使節完成了外交任務，而對卡利亞斯的成果未加記述。德摩斯提尼雖說卡利亞斯簽署了一份和約，但他記述的卡利亞斯在出使中受賄的細節，卻令人懷疑和約的可信性。據德摩斯提尼說，卡利亞斯因此幾乎被判死刑，最後被罰50塔蘭特，此判決暗示卡利亞斯得到的賄賂數量不菲。但是，波斯既向雅典使節支付賄賂，又在談判桌上作出巨大讓步，幾乎不可能。談判桌上出賣國家利益，但私下接受賄賂，或可為品行惡劣之使節所為，但卡利亞斯既為雅典贏得巨大外交勝利，又為自己贏得波斯的賄賂，這樣的“成就”有違常理。如此看來，希羅多德和修昔底德提到歐律墨冬河戰役和遠征塞浦路斯，希羅多德甚至提到卡利亞斯出使波斯，卻對和約隻字不提，決不是學者所說的“漏記”，真實原因應該是外交活動失敗了。
古今學者給予和約較高歷史地位，特別強調和約為希臘世界帶來和平。但是，無論是歐律墨冬河戰役還是塞浦路斯戰役之後，雅典和波斯並沒有實現真正和平。雅典在公元前462年、前460年先後遠征克里多尼亞島、塞浦路斯島，並在第二次遠征期間接受埃及起義者邀請，此後雅典海軍一直深陷埃及戰爭。鑑於此，部分肯定派學者如沃爾西、巴狄安、艾迪認為確實簽署過和約，但很快被破壞。巴狄安還推斷，伯利克里在西蒙被逐之後，為割斷與西蒙的政治聯繫，有意違背彰顯西蒙榮耀的和約，在西蒙死後則派卡利亞斯重籤和約，因為和平更為有利。假設如巴狄安所說，波斯僅憑雅典單方面提議就接受十年前那份作出巨大讓步的和約，無論如何都令人無法相信。如果和約真被雅典單方面撕毀，又應雅典需要隨時重籤，就不可能是一份具有重要約束力且標誌雅典戰勝波斯和希波戰爭結束的重大歷史和約。
學界對雅典遠征塞浦路斯之後希波是否處於和平狀態也有不同認識。卡克維爾認為出現了和平，持續約35年，直到雅典支持阿摩基斯暴動；但他又說，公元前440年雙方圍繞薩摩斯發生衝突。斯多克頓考證普魯塔克關於伯利克里挪用同盟金庫錢財引起爭論的記述，指出普魯塔克引用的伯利克里反駁材料使用“現在時”，表明當時雅典依然與波斯處於戰爭狀態。艾迪將公元前448—前412年的波斯和雅典形容為“冷戰”關係，即雙方雖沒有在希臘半島直接發生衝突，但在小亞地區繼續爭鬥。奧姆斯特德說，即使和約存在，公元前445年也被撕毀了，因為雅典在此年前後奪回卡里亞、愛奧尼亞、赫勒斯滂的部分地區和愛琴海部分島嶼，迫使其重新納貢；公元前440年，波斯又奪回伽爾伽拉（Gargara）、塞皮希斯（Scepsis）、科伯倫（Cebren）等城市。
總體來看，雅典雖然在歐律墨冬河戰役中取勝，但未能借助勝利迫使波斯簽署具有投降性質的和約。公元前451年，卡利亞斯雖然出使過波斯，試圖簽署和約，但沒有達到目的。雅典在塞浦路斯戰役中沒有獲勝，更無法迫使波斯簽署投降和約。塞浦路斯戰役之後，雅典和波斯雖然戰事趨緩，但沒有實現真正和平。因此，肯定派學者所建構的和約簽署事件在歷史上並未發生。
對研究《卡利亞斯和約》的學者來說，最難以解釋的問題是：公元前5世紀的希臘作家離事件發生時間很近，沒有記述該和約，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作家卻多有提及。格羅特、斯多克頓等學者提出“集體造假”說，雖不能圓滿解決問題，卻啟示我們結合公元前4世紀雅典的歷史予以回答。
關於《卡利亞斯和約》的敘事是逐漸形成的，起點是“雅典曾大勝波斯，迫使其締結過一份和約”的說法。公元前404年，雅典不甘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失敗，處心積慮重建輝煌。戰後希臘形勢和國際格局發生鉅變。斯巴達與波斯關係惡化，公元前396年對波斯發動戰爭，遠征小亞。次年，波斯拉攏一些希臘城邦在希臘本土對斯巴達發動持續十年的科林斯戰爭。公元前386年，斯巴達不得不與波斯簽署《國王和約》此後，小亞希臘城邦徹底從屬於波斯，斯巴達則依靠波斯支持保住了在希臘本土，的霸主地位。斯巴達的“賣國投敵”行徑引起希臘世界不滿，底比斯乘機興起。公元前370年末，底比斯打敗斯巴達，將其領土一分為二，成為希臘世界霸主。但是，底比斯的霸權同樣遭到希臘各城邦反對，遂於公元前367年效仿斯巴達投靠波斯，簽署新《國王和約》，藉此維持霸主地位。公元前362年，底比斯政治領袖厄庇密南達陣亡，底比斯霸權覆滅。斯巴達與底比斯霸權的更替和隕落，給雅典帶來重建霸業機會。公元前378年，雅典組建第二次海上同盟，初期尚能平等對待盟國，但後來驕橫惡習重現，在底比斯霸權覆滅之後，認為時機成熟，以霸主自居，最終導致同盟戰爭（前357—前355）爆發。
雅典為凝聚國民力量，打擊國際對手，重建和鞏固霸主地位，通過宣傳自己在與波斯戰爭中的貢獻來提升國際地位，論證霸主地位的合法性。斯巴達和底比斯先後採取的“投靠波斯、維持霸權”行徑為雅典宣傳提供了參照，其開始建構“雅典大勝波斯、迫其投降”的敘事。這是關於《卡利亞斯和約》敘事形成的第一階段。
公元前392年，呂西亞斯撰寫的《葬禮演講詞》體現了這種追求，演講詞列數雅典人對希臘的貢獻，宣稱雅典幫助希臘人恢復自由、擺脫內亂，使波斯不再覬覦希臘的財富，海軍不敢離開亞洲。呂西亞斯宣稱，雅典在所有人心目中是那麼偉大，那麼令人敬畏！“只有雅典才能成為希臘人的保護者、所有城邦的領導者”。葬禮演講屬於公共演講，儘管演講詞只是習作，但必然體現了雅典意旨。
發表於公元前380年之前的《美涅克塞努篇》繼續謳歌雅典，列數雅典自米利都暴動以來對希臘世界的貢獻，誇耀說雅典使波斯不得不擔憂自身安全，無力毀滅希臘；雅典將抗擊蠻族的戰爭堅持到最後，使希臘世界獲得和平。此文首次提出雅典與波斯在公元前460年之後一度出現“和平”，為“和約”產生提供了歷史背景和素材。
公元前386年，斯巴達與波斯簽署《國王和約》，出賣希臘利益，為《卡利亞斯和約》敘事的形成提供了支點。以伊索克拉底為代表的雅典精英呼籲希臘世界團結起來，共同遠征波斯並由雅典領導。基於此，他們將《國王和約》作為貶低波斯、抨擊斯巴達的把柄，同時杜撰出一個由雅典簽署、波斯作出巨大讓步且給希臘人帶來豐厚利益的和約。這樣，雅典的功績演變成“迫使波斯簽署投降條約”。《卡利亞斯和約》敘事形成進入第二階段。
公元前380年，伊索克拉底發表《泛希臘集會辭》，沒有直接提及和約內容，但列數雅典對波斯作戰的功績：“我們給他們如此沉重的打擊，以致蠻族不敢再進攻我們的領土，只能忍受自己的領土遭到蹂躪。他們儘管擁有1200艘戰船，卻不敢派一艘船航行到法塞利斯以西。他們只能按兵不動，等待時機，卻不敢再仰仗兵力，有恃無恐。”約公元前357年，伊索克拉底又發表《戰神山會議辭》，進一步細述雅典對波斯的功績：“昔日，希臘人自願接受我們統治，對我們充滿信任，而蠻族絕不能干涉希臘事務，他們的戰船不能遊弋到法塞利斯沿岸，陸軍不能越過哈律斯河”。在此，伊索克拉底不僅增加了雅典和波斯的陸上分界線，而且簡單提及雅典在勢力範圍內的權益。儘管使用籠統的文學語言，卻是《卡利亞斯和約》走向具體化的第一步，這些言辭被後人當作和約內容。值得注意的是，伊索克拉底並沒有說卡利亞斯簽署了和約。
公元前351年，德摩斯提尼發表《論羅德斯人的自由》，與伊索克拉底一樣，意在塑造一份由雅典與波斯簽署的和約，以與《國王和約》相對。但與伊索克拉底刻意貶低斯巴達不同，他強調兩個和約在希臘世界對待城邦方面都秉持平等原則，而在對波斯問題上，斯巴達所籤和約屈從於強權。言下之意，雅典所籤和約更平等。不過，德摩斯提尼同樣沒有將和約與卡利亞斯聯繫起來。
公元前4世紀40年代是《卡利亞斯和約》敘事形成的第三階段，也是定型期。這一時期，希臘世界更加動盪，馬其頓王國在北方崛起，利用希臘中部發生第三次神聖戰爭（前356—前346）的機會，於公元前354年南下，公元前346年迫使雅典簽署《菲羅克拉特和約》。馬其頓的真實目的是征服整個希臘，因而希臘面臨外防入侵、內求穩定的新形勢。以伊索克拉底為代表的一批希臘人，將遠征波斯作為拯救希臘的希望，宣稱“沒有什麼比遠征波斯更加光榮、有益”，建議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把戰爭引向亞洲。此後，遠征波斯成為希臘世界的共識，在公元前338/337年的科林斯大會上得到確認。正是在上述氛圍中，關於《卡利亞斯和約》的敘事越來越清晰和詳細。
公元前343年，德摩斯提尼發表演講詞《論使節》，是《卡利亞斯和約》敘事定型的標誌之一。他基本上重複伊索克拉底關於和約內容的敘述，但有兩點不同：一是把陸上分界線確定為距海邊一天的騎馬行程，二是明確說希波尼庫斯的兒子卡利亞斯代表雅典與波斯簽署和約。德摩斯提尼的演講詞，重點不是討論國際政治和雅典外交，只是借用現實中的素材撰寫，實際上反映了當時雅典已接受卡利亞斯簽署和約的說法。
對和約內容和過程明確定型的是史學家伊弗魯斯（約前400—前330），其著作主要保存在羅馬作家狄奧多羅斯的作品中。他基本延續伊索克拉底關於和約內容的說法，但作出三個“貢獻”：一是在陸上分界線方面提供了第三種說法，即波斯總督不再進入距海邊三天的步行行程範圍之內；二是將雅典對小亞希臘人的貢獻說得更明確，即所有希臘城邦都生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三是敘事風格更近似標準國際和約，規定了波斯和雅典的權利和義務，提出如果波斯遵守和約，雅典將不再幹涉其控制區。
更為重要的是，伊弗魯斯提供了和約簽署的具體過程和細節。此前提及《卡利亞斯和約》的主要是演說家，他們很少探討和約產生的歷史背景和原因，伊弗魯斯則對此作了明確說明：和約簽署於塞浦路斯戰役之後，是雅典打敗波斯的政治成果；簽約人是卡利亞斯和波斯將領阿塔巴佐斯、麥伽巴佐斯；簽約地點在雅典，與希羅多德所記卡利亞斯出使巴比倫不一樣。伊弗魯斯的《通史》，下限直到公元前340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吞併佩林修斯，表明他關於《卡利亞斯和約》的敘述最終形成於此時前後。
同一時期，阿里斯托戴莫斯和萊庫爾古斯提供了和約簽署的其他細節。阿里斯托戴莫斯說，遠征塞浦路斯的雅典海軍一度遭遇重創，西蒙負傷身亡，雅典海軍推舉卡利亞斯為首領。卡利亞斯率軍打敗波斯，促使波斯同意簽署和約。公元前332年，萊庫爾古斯發表演說詞《訴萊奧克拉底》，提出和約簽署於歐律墨冬河戰役之後，認為雅典此戰在海陸均取得勝利，劃定了希波邊界，不允許波斯越界一步。萊庫爾古斯提出了新簽約時間，後被普魯塔克和現代作家沿用。阿里斯託戴莫斯和萊庫爾古斯還在和約內容裡增加了庫安奈巖這一地標。前者稱，和約規定波斯戰船不得進入庫安奈巖、法塞利斯城以及克里多尼亞群島之間。後者稱，和約規定波斯戰船不得在庫安奈巖和法塞利斯城之間航行。儘管萊庫爾古斯的演說詞沒有提到卡利亞斯的名字，但其內容與阿里斯托戴莫斯所說大致相同，當指《卡利亞斯和約》。
就在《卡利亞斯和約》敘事越來詳細的同時，一些作家則對和約提出質疑。首先是卡里斯特涅斯，普魯塔克轉錄了卡里斯特涅斯的觀點，認為波斯在歐律墨冬河戰役失敗之後沒有與雅典簽署和約，只是因為恐懼不敢再靠近希臘。博斯沃思認為，普魯塔克轉錄的內容表明卡里斯特涅斯否定了簽署和約。沃爾西則認為，卡里斯特涅斯否認的是和約內容，沒有否認簽署和約這件事。不管現代學者如何解讀，普魯塔克的記述表明時人已質疑和約真實性。同時期另一位歷史學家色奧鵬普斯依據碑文所用文字質疑和約的可信度，並得到斯多克頓等認同。也有部分學者認為其質疑不成立，但不影響色奧鵬普斯對《卡利亞斯和約》真偽產生懷疑的事實。卡里斯特涅斯被認為是親雅典派，色奧鵬普斯則是反雅典派，他們都否認《卡利亞斯和約》，表明質疑之聲當時就已存在。
事實表明，關於《卡利亞斯和約》的敘事，是在長期歷史過程中逐步建構的。但是，既然和約是眾人之力所建構，為何最後被認定是卡利亞斯而不是他人主持簽署？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如前所述，歷史上確實有卡利亞斯出使波斯事件。二是卡利亞斯家族對雅典外交活動的深度參與。該家族卡利亞斯三世公元前371年出使斯巴達時宣稱，他的家族一直享有尊榮，只要發生戰爭，雅典就會推選家族成員擔任將軍；如果需要平息戰火，就會派遣家族成員作為和平締結者，他本人曾三次出使斯巴達。這或許是事實，或許是卡利亞斯三世自誇，但都可能影響雅典的歷史書寫。三是卡利亞斯三世作為卡利亞斯二世的孫子，在當時複雜多變、派系鬥爭激烈的政治背景下，出於自我誇耀，可能編造了祖父簽署和約的故事。安多基德斯就有過此類行為，他在公元前391/390年發表的演講詞中誇耀舅舅為雅典簽署了一份和約。而在公元前449年之後，雅典與波斯並未簽過和約，此說只能是他的虛誇。卡利亞斯三世也不能免俗。據波桑尼阿斯記載，雅典城內有卡利亞斯二世塑像，紀念他簽署和約的功績。按德摩斯提尼的說法，雅典在公元前5世紀不可能樹立自我炫耀的個人塑像。因此，這尊雕像應是卡利亞斯三世為炫耀家族所立。不過，類似行動均系自誇之舉，不為時人重視，公元前4世紀前期的作家沒有提及。數十年之後，隨著《卡利亞斯和約》敘事越來越詳實，卡利亞斯才重新被記起並逐步納入敘事之中。
綜上所述，公元前5世紀，雅典確實發生過卡利亞斯出使波斯事件。但無論是從《卡利亞斯和約》的內容、簽署背景和影響，還是從希臘社會的反應看，雅典和波斯並沒有簽署過所謂《卡利亞斯和約》，更不存在現代學者認可的體現雅典勝利、波斯作出巨大讓步的和約。關於《卡利亞斯和約》的敘事，肇始於雅典政治家、演說家，歷經從模糊到具體、簡單到複雜的建構過程，直到公元前4世紀才形成相對完整的版本。這種建構不是由某一組織或個人策劃的“造假工程”，也不是眾多“造假者”巧合之作，而是多個作者基於貫穿公元前4世紀的“歌頌雅典”、“重振雅典”主題，藉助雅典與波斯間的戰爭，結合各自時代背景和寫作目的，不斷吸收前人成果，增添內容，使所謂和約簽署事件越來越具體、細緻，也越來越顯得“真實可信”。
《卡利亞斯和約》的建構，反映了公元前4世紀雅典乃至希臘獨特的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圍。長期以來，波斯對希臘世界採用“羈縻”外交政策，迫使其服從波斯的利益需要。伯羅奔尼撒戰爭後期，波斯支持斯巴達打敗雅典，公元前396年又利用金錢拉攏底比斯、阿爾戈斯、雅典等對斯巴達發動科林斯戰爭，公元前386年接受斯巴達投降，與其簽署和約，將斯巴達扶植為在希臘半島的傀儡。公元前375年，波斯再次插手希臘事務，打壓正在謀求霸權的底比斯，促使雙方實現和平，真實目的誠如狄奧多羅斯所說，是為征討埃及招募更多僱傭軍。對大多數希臘人來說，波斯是共同敵人。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世界實際上群龍無首，斯巴達、底比斯先後稱霸，但均依賴波斯支持，外強中乾的實質已為希臘各邦知曉。雅典、科林斯、阿爾戈斯等也試圖藉機崛起，建立霸權。於是，標榜在昔日與波斯作戰中的貢獻來贏取國際國內支持，成為雅典輿論宣傳首選戰術。此外，雅典長期以來形成的民主政治，孕育出多派競爭的政治格局和繁榮的演講文化，公民在各種場合不斷髮表政治主張，尤其是公元前4世紀，複雜多變的政治形勢催生數量眾多的政治家、演說家，他們在不斷互相攻詰和政治演講中演繹出《卡利亞斯和約》。所謂《卡利亞斯和約》，實際上是在公元前4世紀雅典集體記憶中發生的獨特文化事件。
關於《卡利亞斯和約》的敘事，經羅馬作家傳承後變成世人關於希波戰爭歷史記憶的組成部分。眾多現代學者基於古典作家的相關記述認為，希波戰爭一直持續到公元前449年，最終雅典領導的希臘聯軍取得對波斯戰爭的勝利，創造了弱小希臘戰勝強大波斯帝國的歷史奇蹟，並將雅典獲得勝利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獨特政治制度。於是，《卡利亞斯和約》成為雅典民主制度優越性的註腳。恢復《卡利亞斯和約》的真實面貌，有助於人們更準確地評價希波戰爭，更公正地評價雅典政治制度。
（作者祝宏俊，系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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