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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思潮”，指某一時期內在某一階級或階層中，反映當時社會政治狀況，而有較大影響的思想傾向或思想潮流，如潮水那樣洶湧起伏；亦指不斷湧現的思緒。任何思潮都不是憑空出現的，其產生和發展離不開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社會條件。歷史思潮，則是這一切在社會歷史矛盾規律性運動中的體現或反映。歷史思潮往往在總體上表現出世界性的主題，如大航海時代後的“世界歷史”思潮、現代化思潮、全球化思潮等。這些思潮多產生廣泛的世界歷史性影響，同時又在不同時代的流變中，因受其直接遇到的歷史環境的制約，呈現出形形色色的社會性思潮的內容（社會思潮），在一定時期內得到廣泛傳播，並不同程度地深入到、影響到人類社會生活各方面，如精神的和文化的各領域（學術思潮）等。
由是觀之，歷史思潮深深根植於一定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大眾心理之中，並隨著歷史的發展，在變動中呈現多種形態。在人類歷史進程中，歷史思潮的激盪往往作為時代的先導，預示著歷史發展的方向，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式。21世紀的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我國正經歷著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今天探究歷史思潮的產生和流變、特徵及影響，對於前瞻性研究和戰略性預判，無疑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歷史思潮”，《中國大百科全書》《不列顛百科全書》《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美國百科全書》均無關於此概念的條目，國內外學術界也無統一的界說。但“思潮”一詞，在20世紀初的中國學術界已非鮮見，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說：“今之恆言，曰‘時代思潮’。此其語最妙於形容。凡文化發展之國，其國民於一時期中，因環境之變遷，與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進路，同趨於一方向，於是相與呼應洶湧，如潮然。”在這裡，梁氏已經強調，時代思潮是社會熱點的思想流向，並有較為成熟的社會心理支撐。他已清晰地將時代思潮與社會環境、人的社會實踐活動、社會心理和社會思想等聯繫到一起。
在當代中外學術界，尤其是國外學界，凡講“思潮”時，多講社會思潮或政治思潮，甚或更具體的思潮，如學術思潮、藝術思潮等，而很少一般性地泛論歷史思潮。例如，在當代西方，其三大思潮（社會思潮）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此外還有基督教神學、民族主義、綠色和平主義、女權主義、後行為主義、後現代主義、政治社會學、新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的或政治的思潮。在當代中國，人們在歷史思潮的視閾下，從實際出發，除在西方有廣泛影響的三大社會思潮外，對憲政思潮、普世價值思潮、新儒家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公民社會思潮等也給予了更多的關注。而在近代中國，受彼時中國和世界的情勢制約，有廣泛社會意義和影響的思潮（或歷史思潮，抑或社會思潮），當推進化論思潮、實證主義和科學主義思潮、文化激進主義和文化保守主義思潮、民族主義思潮、無政府主義思潮，以及俄國十月革命後，在中國廣為流傳的馬克思主義思潮等。
歷史思潮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與一定的生產方式和人們的社會生活條件相聯繫。任何歷史思潮都不是孤立的個案，而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是時代精神的折射。它是社會意識的綜合表現，代表著一定的民族、階級、階層的利益；它是社會的晴雨表，聚焦於特定的社會問題或時代主題，反映著時代的特定面貌和社會主體的訴求；歷史思潮是意識形態和社會心理的動態結合。社會心理既是思想觀念孕育和形成的基礎，也是一定思想觀念傳播和流行的基礎。
歷史思潮與歷史潮流既有密切聯繫，也有重大差別。一般說來，歷史潮流表徵的是社會發展規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具體表現，有“物質性”的形態特徵，是第一位的；歷史思潮則是對歷史潮流在觀念上的再現，有“精神性”的形態特徵，是第二位的。後者由前者決定，是前者帶有某種趨向性的思想體系的反映，歷史潮流是培育歷史思潮的土壤。
在歷史潮流的影響下，歷史思潮的主題雖然有鮮明的單一性，但其具體表現則可能顯現出多元的特徵，因為任何歷史運動，都不是按照現成的公式或預定的模式展開，而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依照自身的內在規律發展。例如，19世紀中葉，在歐美社會思想文化的強烈影響下，日本明治時期的自由平等思潮、民權思潮、君主立憲思潮、政黨政治思潮、議會政治思潮，以及民族主義思潮等盛行一時。這些“思潮指向明確，旗幟鮮明地代表著某一社會群體的政治主張”，“大多呈現近代化傾向，即它們總體主張將日本社會從傳統的封建制度中脫離出來……促使日本社會轉化為歐美國家那樣的資本主義社會”；而這些“社會思潮對社會演變的推動作用是隨時都在進行著的”，特別是在日本明治時期這一承前啟後、社會發生重大變革的關鍵時期。
無論在西方還是在中國，這些“思潮”——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學術或藝術的思潮，抑或歷史思潮，雖然表現在當下，但都可以從歷史上發現他們的蹤影，切不可忽視它們的歷史淵源和歷史因素，這些思潮在“形式”上似已逝去，但仍以不同的方式“活”在當下。以現代西方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三大社會思潮為例，不僅可以追溯到19世紀前後，還可以追溯到歐洲中世紀，甚至追溯到更遙遠的古希臘、羅馬時代。它們始終植根於西方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土壤，只是在不同的時代表現出不同的內容和特點。在中國也如是，例如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可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高爾吉亞、19世紀德國哲學家尼采、19世紀中葉的俄國民主派知識分子和巴枯寧。歷史虛無主義自近代傳入中國，從20世紀30年代的陳序經、胡適等直至今天，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代表人物，表現也各有不同，但相同的則是和中國社會發展密切相關，都有鮮明的政治訴求。
有一種觀點認為，史學思潮、文學思潮、哲學思潮等學術思潮僅僅是一種特定的“思想理論學派”，為劃清學術和政治的界限，強調所謂學術的“純潔性”“純粹性”，而將其排除在社會思潮之外，這是我們不能同意的。學術思潮，無論是單一學科或跨學科宏觀性的，還是個別觀點、觀念的微觀性的，無非是在社會思潮研究中，因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對這些“以學術為中心”的思潮的命名。學術思潮、社會思潮從來是一家。所謂學術的“純潔”“純粹”語焉不明，是經不起深究的偽命題。因為任何學術思潮的特殊性，都不排斥與之俱生的社會屬性，任何學術思潮都不可能超然於意識形態之外，無一例外都有鮮明的、具體的社會內容和社會意義，古今中外的史學思潮尤其如此。英國史學家愛德華·霍列特·卡爾說：“我們一生下來，這個世界就開始在我們身上起作用，把我們從純粹的生物單位轉變成社會單位。”因此，“在研究歷史之前，應該先研究歷史學家……在研究一個歷史學家之前，應該先研究他的歷史環境和社會環境。歷史學家是單獨的個人，同時又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學術思潮從來不是抽象的文化概念，而首先是一個意識形態概念。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意識形態不是所謂“關於觀念的經驗科學”，而有鮮明的主體性，是為一定統治階級服務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這就是說，一個階級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佔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佔統治地位的思想不過是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在觀念上的表現，不過是表現為思想的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生產方式在人們的整個社會生活中的決定作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及其規律，人類社會的歷史基礎是生產力，因此，研究歷史思潮，不能脫離生產力的發展狀況。
“一切歷史衝突都根源於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一切歷史現象，都只能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中得到合理的解釋。“唯物史觀是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件和觀念,一切政治、哲學和宗教的。”由此，從唯物史觀出發，不難得出如下的結論：歷史思潮是社會存在的反映，以相關的意識形態為其理論核心。從這個意義上講，歷史思潮就是社會意識形態，或者說它就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
探討並明確上述認識，對我們科學認識歷史思潮、自覺地順應歷史潮流，把自己平凡的工作融入到浩浩蕩蕩的歷史大潮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60年前，翦伯贊在闡述“文者所以在道……不為表意則不發言，不為傳道則不著文”這個道理時，曾引用了顧炎武《日知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條：“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遺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辭其末，不習六藝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綜當代之務，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一切不問，而曰一貫；曰無言。”顧氏這裡所說不習“六藝”，就是不學經典；不考“百王之典”，就是不研究歷史；“不綜當代之務”，就是不關注現實。顧氏批評這種對經典、歷史和現實一無所知的人，卻想憑空步入聖人殿堂，這純屬無稽之談。翦伯贊說：“顧炎武的這幾句話，現在讀起來還很親切，因為這幾句話使我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訓，不研究理論、不研究歷史、不研究現狀而高談規律高談體系，這種規律和體系是靠不住的。”筆者以為，對歷史思潮問題也如是。任何時代的任何人，只有踏踏實實、老老實實地去研究理論、研究歷史、研究現狀，才有可能深刻洞察和體悟到歷史思潮的真諦，堅定地站在歷史正確一邊，投身於火熱的生活。否則或譁眾取寵、把腐朽當神奇；或裝腔作勢、自欺欺人，都將與歷史思潮的規律性、真理性的內容擦肩而過，漸行漸遠，充其量是個留下笑柄的過客，終將為歷史所拋棄。
既然歷史思潮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那麼，從不同的世界觀、價值觀和歷史觀出發，對歷史思潮就一定會有不同的價值判斷，對其內涵和外延都會產生歧義，這完全正常。同是“現代化”和“全球化”，西方的一些理論家強調現代化就是西方化，全球化也是西方化。這些成為在西方盛行的歷史思潮的基礎。顯然，世界上從不存在同一判定標準的歷史思潮。有什麼樣的“三觀”，就有什麼樣的對歷史思潮的判定。
在當代中國，談論思潮或歷史思潮時，往往和“社會思潮”聯繫在一起，因為包括歷史思潮在內的任何思潮，都不是超然於社會意識之外的，都因其不同的社會內容，而被賦予一定的社會意義。就社會思潮而言，中國學術界的主流觀點，是指“反映特定環境中人們的某種利益或要求並對社會生活有廣泛影響的思想趨勢或傾向”。它是“在一定社會的特定歷史時期，特別是在社會變革時期，圍繞社會重大課題，特別是社會走向這一根本問題而形成和展開的，反映一定社會群體利益和要求的，具有一定心理基礎和理論核心併產生廣泛社會影響的思想潮流”。上述對“社會思潮”的闡述，也完全適用於對歷史思潮的認識。社會思潮同歷史思潮一樣，有其不可割裂的歷史性聯繫，並同樣存在於歷史的趨勢之中，旗幟鮮明地指向未來。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每一歷史思潮的內容，主要是通過具體的時代主題表現出來的。因歷史環境差異的制約，變化中的時代主題，往往使歷史思潮呈現多姿多彩的內容。歷史思潮是孕育、產生和發展時代主題的基礎，要科學認識時代主題，首先要克服對歷史思潮中的“歷史”的片面理解。
1893年7月14日，恩格斯在致弗蘭茨·梅林的信中，重申馬克思主義對“歷史”始終如一的闡釋：“歷史在這裡應當是政治、法律、哲學、神學，總之，一切屬於社會而不是單純屬於自然界的領域的簡單概括。”在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看來，歷史和社會是統一的，歷史從不是已經消逝的過去，而與現實、未來相關聯。如果說歷史是社會的縱斷面，那麼社會就是歷史的橫斷面。李大釗在百年前闡釋馬克思的歷史哲學時曾指出：馬克思歷史觀的特點是“關聯歷史和社會”，“縱觀人間的過去者便是歷史，橫觀人間的現在者便是社會”。“把立於經濟的基礎上的政治法律等社會構造，縱以觀之，那就是歷史。所以，橫以觀之，稱為社會哲學者，縱以觀之，亦可稱為歷史哲學。”從上述認識出發，可明確歷史思潮既是“歷史—社會”的 、也是“過去—現實—未來”的辯證統一，這些對於認識歷史思潮的時代主題，至今仍有重要的方法論意義。
歷史思潮是產生於世界歷史進程中的世界性思潮，它在不可遏止的歷史潮流中展開，並演變於歷史發展的趨勢中。這首先是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思潮。馬克思對“世界歷史”的經典表述和他所獻身的爭取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明確指出：“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他還認為，“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 15世紀新航路的開闢，人類進入“大航海時代”。資本主義揭開了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的序幕，資本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形成，加速了封建社會的崩潰。荷蘭在16世紀末、英國在17世紀中葉、法國在18世紀末、德國等國家在19世紀中葉，先後完成了資產階級革命，封建的生產方式被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取代，進一步推動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世界歷史”思潮，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在當時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世界歷史”的主線，即生產力革命、交往革命和科技革命的持續發展，是推動人類歷史進步趨勢不可逆轉的革命性力量，同樣也是“世界歷史”思潮的核心內容。
我們今天仍生活在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歷史時代，即生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運相聯的世界性整體的歷史時代。2018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學習馬克思，就要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關於世界歷史的思想……今天，人類交往的世界性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廣泛，各國相互聯繫和彼此依存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頻繁、更緊密。一體化的世界就在那兒，誰拒絕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也會拒絕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我們要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展趨勢和麵臨的重大問題……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繼承了馬克思“世界歷史”理論的價值立場，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順應歷史潮流，向全世界提出了人類文明走向的中國立場，是對馬克思世界歷史思想的豐富和發展。從19世紀中葉的“世界歷史”理論，到21世紀初構建全人類共同價值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既可以深切感受到人類走向光明未來的歷史潮流浩浩蕩蕩，不可遏制；同時也深切感受到作為歷史潮流思想的、精神的、現實體現的歷史思潮，如何在適應當今世界歷史進程的新特點、新趨勢時發生的時代的轉換。
馬克思的“世界歷史”理論,是馬克思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形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不僅系統地闡釋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馬克思提出“世界歷史”理論的第一文本。19世紀中葉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形成時，歐美國家或已完成或接近完成工業革命，而在一百八十多年後的今天，工業革命和工業化不僅使人類從農業社會走向工業社會，現正醞釀走出工業社會。計算機互聯網的發展和應用，已不是單純的科學技術現象，而成為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整體現象。信息技術日新月異，正迅速把人類帶進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世界”。“資本主義是在封建制度衰敗後取而代之的，而社會主義思想和理論卻是在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高歌猛進的過程中形成的。所以，資本主義同社會主義將在一個共同的歷史生存空間中長期共存。”“在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仍將處於‘一球兩制’，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鬥爭、合作、相互影響的共處時期。”鑑於人類社會今天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們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
從“世界歷史”到“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潮流“時代主題”的歷史性的轉換，可以給人們更深切的歷史啟迪。“從歷史的觀點來看，這件事也許有某種意義:我們只能在我們時代的條件下去認識，而且這些條件達到什麼程度，我們就認識到什麼程度。”歷史思潮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屬於一定的歷史範疇；作為整體的歷史思潮沉浸在整個歷史進程中，不可割裂，但其具體內容，即每一時代的主題則是時代的產物；歷史因素和歷史的辯證法，通過時代的特徵去反映歷史的本質內容，亦即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歷史必然性偶然性與選擇性的辯證統一中，透過繁紛複雜的、甚或有尖銳矛盾的表象，為人們揭示歷史的真理，指明歷史前進的正確方向。
探析歷史思潮時，提出“史學思潮”決非離題，而恰恰是題中應有之義，這主要基於如下考慮。其一，史學思潮是在歷史思潮廣闊的視閾下生成和展開的，同樣是一種鮮明的社會意識形態，它的“根”和“本”深植於社會歷史之中，既是一種學術現象，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歷史現象。其二，欲真正理解某一史學思潮的真諦，必須將其納入歷史思潮的廣闊視閾中去認識和分析，若就事論事則如盲人摸象，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往往會捨本逐末，用歷史現象代替歷史的本質。最後，如毛澤東所言：“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史學思潮也如是，它作為學術史中的一種特殊的規律性的現象，自身也不能說明自身，需要將其納入歷史思潮的寬廣視野中去分析和認識。
當代國際史壇影響最為廣泛的史學思潮，莫過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醞釀、萌生、發展直至今天仍方興未艾的“全球史”思潮。它出現的重要動因，首先是人類的歷史一直朝著一個“整體”努力，“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人類歷史確實已成為一個整體”。所謂“全球史”，即：“以全球史觀透視歷史，要求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而不是一個或少數幾個民族——的歷史經驗，考察每一個民族為人類所做的貢獻。” 其基本理論特徵是強調把整個世界看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統一體，以“全球”而不是從某一國家、某一民族、某一地區作為研究單位，從全球的視角來考察人類文明的產生和發展，把研究重點放在對人類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的歷史事件、歷史過程和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上。
全球史的出現，自然有史學自身發展的學術背景，如積極倡導“新史學”、跨學科史學方法盛行、歷史研究問題意識的加強，以及歷史闡釋從敘述式轉向分析式、理論描述日漸凸顯等。毫無疑義，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卻是催生全球史產生的社會歷史背景，亦即全球史生存和成長的基礎，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結束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蓬勃發展，從根本上動搖了殖民主義統治的根基，加速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徹底崩潰。一百多個民族獨立國家誕生，徹底改變了世界政治、經濟版圖。發展中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群體性崛起，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國際政治舞臺，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已成為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強大力量。這是不可遏止的歷史潮流，也正是在這浩浩蕩蕩的歷史潮流中，孕育了“全球史”史學思潮的生成。
1976年，英國史學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受聯合國教文組織的委託，為“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研究主要趨勢”叢書撰寫《當代史學主要趨勢》，1978年由美國莫頓出版社出版。他在書中寫道：“如果我們想概括一下1955年以來歷史研究的新趨勢，我們便可以說，最為突出的趨勢……是全面拋棄了前一代歷史學家的基本觀點。”從這本著作和巴勒克拉夫同時代的其他著作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謂“全面拋棄了前一代歷史學家的基本觀點”，指的是“全面拋棄”時的“全面建構”，即萌芽中的全球史和全球歷史觀的提出與弘揚。
早在1955年，傑弗裡·巴勒克拉夫在《處於變動世界中的史學》中，已經明確提出全球史和“全球史觀”問題。他認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的歷史條件下，西方史學需要“重新定向”，史學家應該“從歐洲和西方跳出”，將視線投射到世界上所有的地區和各個不同的時代。以後他又在《當代史導論》（1967年）、《當代史學主要趨勢》（1978年）、《泰晤士世界歷史地圖集》（1978年）等著述中作了進一步闡釋。全球史觀的基本特徵之一是對“歐洲中心論”的摒棄。他認為，面對美洲、非洲、中國、印度和其他歐洲之外國家和地區的歷史鉅變，已經“改變了以往的格局”，“再用傳統的歷史發展模式來解釋顯然已不合時宜，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整體歷史格局來取而代之”。這就要特別強調“當代史的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即它是世界史，而不是某些地區的歷史。因此，如果我們不採用全球性的眼光，就不能夠理解塑造世界史的諸種力量”。
傑弗裡·巴勒克拉夫正是基於此，明確地提出“今天曆史學著作的本質特徵就在於它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當前的重要任務，是“建立全球的歷史觀——即超越民族和地區的界限，理解整個世界的歷史觀”。只有這樣，才能拋棄“西歐中心論”的偏見，“公正地評價各個時代和世界各地區一切民族的建樹”。傑弗裡·巴勒克拉夫順應世界歷史潮流提出的全球史觀，奠定了日後風靡國際史壇的“全球史”史學思潮的堅實基礎。
1970年，美國曆史學家L.S.斯塔夫裡阿諾斯撰寫了享有全球史代表作之譽的《全球通史》。他的觀點和傑弗裡·巴勒克拉夫完全一致。更高明的是他通過具體的實證研究，一改以西歐和北美為中心的傳統取向，從全球歷史觀出發，指出：“本書是一部世界史，其主要特點就在於：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國家或地區的歷史；關注的是整個人類，而不是侷限於西方人或非西方人。本書的觀點，就如一位棲身月球的觀察者從整體上對我們所在的球體進行考察時形成的觀點。”他強調，“人類歷史自始便具有一種不容忽視，必須承認的基本的統一性……只有運用全球性觀點，才能瞭解各民族在各時代中相互影響的程度，以及這種相互影響對決定人類歷史進程所起的重大作用。”他還前瞻性地指出，全球史的理論與方法，將“是現代歷史編纂學的嶄新起點”，這一立足歷史思潮大背景下的睿智的預言，已在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為史學思潮的發展所證實。
L.S.斯塔夫裡阿諾斯的《全球通史》首版問世約三十年後，於1999年出版了第7版。與第1版相比較，可以看出第7版的內容與時俱化，已經有較大的增補。他在回答為什麼在世紀之交要撰寫新版本的《全球通史》時說：“答案與出版第1版的理由是相同的，還是那句話：新世界需要新史學。”“每個時代都要書寫它自己的歷史。不是因為早先的歷史書寫得不對，而是因為每個時代都會面對新的問題，產生新的疑問，探求新的答案。”如果說20世紀“60年代的新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地革命的產物，而90年代的新世界則正如教皇保羅六世所言，是‘科技的神奇影響力’的結果。科技滲透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這個意義上，《全球通史》第7版可說是人類日漸走出工業社會時，一日千里的新科技革命加快重塑世界的精神的產物。
當今世界新舊體系交替，經歷著前所未有之大變局。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人類文明站到一個新的關口。在人類面臨著空前的嚴峻挑戰之際，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認識世界發展大勢，跟上時代潮流，是一個極為重要並且常做常新的課題。中國要發展，必須順應世界發展潮流。要樹立世界眼光、把握時代脈搏，要把當今世界的風雲變幻看準、看清、看透，從林林總總的表象中發現本質，尤其要認清長遠趨勢。”深入開展歷史思潮及與之相關問題的研究，有助於我們清醒地把握歷史發展規律和大勢，不失時機地抓住歷史機遇順勢而為，不斷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動，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中，努力做出更多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