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宣和水災及其背後的權力之爭

宋徽宗宣和水災及其背後的權力之爭

文丨王正倫

宣和元年(1119)五月,一場史無前例的洪災襲擊了北宋都城東京,起居郎李綱上書,將此視為“大異”和“天戒”,觸怒徽宗皇帝,徽宗下詔辯解“即非災異”的同時,將李綱貶為監南劍州沙縣稅務。後來,在與好友許翰的通信中,李綱進一步將宣和水災視為靖康之變的先兆。(李綱:《泰寧與許右丞書》,《李綱全集》,嶽麓書社,2004年5月第1版,第1045頁)李綱宣和水災奏議,不斷地被歷史書寫,(張吉寅:《李綱宣和水災奏議的歷史書寫》,《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10期)使李綱贏得欽宗好感。(《李綱全集》,第1862頁)靖康之初,金軍第一次圍城,李綱獲欽宗重用,成功組織起第一次東京保衛戰,趙宋王朝暫時躲過一劫。

宣和水災奏議,李綱初試啼聲,開始登上政治和歷史舞臺。建炎之初,高宗即位於南京(今河南商丘),擔心根基未穩,便任命李綱為南宋第一任宰相,就源於李綱在靖康圍城中積累起來的人望。(熊克:《宋朝中興紀事本末》,鳳凰出版社,2022年9月第1版,卷1上,第12頁)由於李綱在宣和、靖康、建炎之初的表現和作為,後來,朱熹為李綱奏議作序時寫道,“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朱熹:《丞相李公奏議後序》,《李綱全集》,第3頁)但朱熹沒有提及,李綱之所以不用於彼時,同樣肇因於宣和水災奏議。

靖康元年正月三日夜,徽宗倉惶“南巡”,七日,金人便兵臨城下,二月十日,宋、金暫時議和,金人退師,三月二十一日,李綱趕往南京,奉迎徽宗還朝,君臣論及宣和水災,徽宗坦言,“當時宰執中,有不喜公者。”(《李綱全集》,第1682頁)《李綱全集》的點校者王瑞明將徽宗口中的“宰執”明確指認為蔡京,(《李綱全集》,前言,第2頁)實則大謬不然,李綱被貶絕非蔡京所為,又確與蔡京有關,因為李綱正是蔡京黨人,論水災奏議,或為蔡京授意。

李綱

李綱,字伯紀,福建邵武人。在《祭餘相公文》中,李綱自述,“我昔未遇,公實薦之。”在李綱文集中,該祭文甚至排在《祭黃大資政文》之前。(《李綱全集》,第1522)“餘相公”指餘深,徽宗朝宰相,《宋史》(卷352)有傳;“黃大資政”指黃履,李綱舅翁,徽宗初年,官至尚書右丞,《宋史》(卷328)有傳,餘深、黃履、李綱與蔡京俱為福建人。所撼王瑞明點校《李綱全集》時,並未對版本詳加考校,但據《四庫全書提要》,李綱的表章、奏議均由其子李秀裒集,不妨推測,李綱詩文亦當由其子孫整理,而祭文順序很可能由李綱親自排定,足見李綱對餘深的敬仰與感恩之情。

宣和水災時,李綱為起居郎,很可能出自餘深所薦,仔細排比宋宰輔表中餘深除拜與李綱仕履的時間線可知,政和二年,李綱進士及第,同年六月,餘深復門下侍郎,李綱“充相州州學教授,以親庭遠,易鎮江”。(《李綱行狀》,《李綱全集》,第1696頁)政和七年十一月,餘深拜相,政和八年八月,李綱除起居郎。

政和八年至宣和元年正是王黼異軍突起並逐漸取代蔡京的關鍵時期,自然也是蔡京阻擊王黼的關鍵時期。《宋史·職官一》:“(起居郎)一人,掌記天子言動。御殿則侍立,行幸則從,大朝會則與起居舍人對立於殿下螭首之側。”起居郎隨侍皇帝左右,是蔡京藉以監視政敵與皇帝往來議事的關鍵崗位。

崇寧三年二月,徽宗更下詔,“自今御後殿,許起居郎、舍人分左右侍立。”(李埴:《皇宋十朝綱要校正》,以下稱《十朝綱要》,中華書局,2013年6月第1版,第443頁)後殿即崇政殿,相較於皇帝日常聽政的場所垂拱殿,崇政殿地處禁中最深處,屬於天子的“私人空間”,是皇帝召對近臣,從容交流的地方。(周佳:《北宋中央日常政務運行研究》,中華書局,2015年11月第1版,第36頁)同時也是蔡京提防政敵“進讒”的盲區,而李綱除起居郎,於蔡京而言,尤為重要。

另外,李綱除起居郎還可與同期蔡京黨人吳敏、許翰相繼把持給事中這一職事官相提並論,“(給事中)四人,分治六房,掌讀中外出納,及判後省之事。若政令有失當,除授非其人,則論奏而駁正之。”給事中對於國家政令和中高層官員的除授均享有封駁之權,而且和起居郎同屬門下省,此前,迫於輿論壓力,蔡京“懼權重”,被迫辭免籤書“門下省文字”,(黃以周:《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以下稱《拾補》,中華書局,2004年1月第1版,卷1029,第1033頁)卻又暗度陳倉,改由黨人盤踞這兩個重要崗位,其安排之巧妙,不愧為政爭高手。

餘深,福州人,與蔡京同鄉,史稱“深諂附蔡京,結為死黨”。(《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6月第1版,卷352,《餘深傳》,第11122頁)政、宣之際,餘深進退出處,無不唯蔡京馬首是瞻,在蔡、王二黨交斗的關鍵時期,餘深薦李綱為起居郎,使其成為蔡京黨人埋伏在徽宗身邊的重要棋子,自然也是王黼一黨必欲除之而後快的眼中釘。

這和當初鄭居中借童貫之手,除去蔡京黨人葉夢得如出一轍。葉夢得時任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掌內製,負責撰寫皇帝詔令以及任命宰執和重要官員的制敕等,“備顧問”時,還可以間接影響皇帝決策,同屬政爭中勢在必得的關鍵位置。(《拾補》,第943頁)

李綱與蔡京父子關係,學界早已有論斷。(王晴:《李綱與蔡京父子關係考辯》,《浙江學刊》,2013年第5期)問題在於李綱與蔡京父子關係始於何時,對此鮮有人論及。日本宋史學者平田茂樹以交遊空間和人際網絡為線索,解讀兩宋士大夫的政治網絡,(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8月第1版)這一理論同樣應適用於李綱。

許翰有詩曰:“平生吾三友,四海吳李孫。”(許翰:《許崧老三友篇贈珪老》,《許翰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184頁)其中,“吳”指吳敏,“李”即李綱,“孫”為孫傅。李綱、吳敏、許翰三人既是終生摯友,也是靖康、建炎間的政治盟友,宣和水災之際,吳敏、許翰均入蔡京門下,許翰為給事中,正與蔡京及長子蔡攸往來頻密,吳敏“為蔡京所引”,但已被鄭居中逐出朝廷,王黼則“改事鄭居中”。(蔡條:《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1版,第39頁、第56頁)另外,雖無直接證據表明李綱和孫傅往來,但孫傅曾為許翰舉主,(許翰:《謝孫傅師舉學官啟》,《許翰集》,河北大學出版社,2014年7月第1版,第125頁)且為蔡京之子蔡翛門客,與蔡翛往來密切。(《宋史》,卷472,《蔡翛傳》,第13733頁)

這一時期,李綱的舉主餘深及好友吳敏、許翰,均為蔡京黨人,另外,李綱舅翁黃履長婿張根,也是李綱的岳父,張根及弟張樸同樣正為蔡京所用,尤其是張樸始終為蔡京父子所用,先助蔡京打擊鄭居中黨人,“凡蔡京所惡,(張樸)亦指為居中黨而逐。”(《宋史》,卷356,《張樸傳》,第11219頁)另外,宣和水災前後,蔡京再“風侍御史張樸劾徐處仁罪”。(《拾補》,第1214頁;另見《宋史·張樸傳》)張根第五女嫁範渭,與李綱為友婿,(汪藻:《朝散大夫直龍圖閣張公行狀》,《浮溪集》,卷24,商務印書館,1935年12月初版,第282頁)範渭是《資治通鑑》同編修範祖禹次子,(施懿超:《範祖禹主要生平事蹟編年考略》,《阜陽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6期)而範祖禹幼子範溫和蔡京季子蔡攸關係密切,蔡攸稱其為“吾所畏友”。(《鐵圍山叢談》,第55頁)此外,蔡京第二次拜相,賴劉正夫之助,(《宋史》,卷351,《劉正夫傳》,第11099頁)劉正夫與李綱岳父張根同為黃履婿。(李綱:《宋故龍圖張公夫人黃氏墓誌銘》,《李綱全集》,第1570頁)

政和八年(1118)四月,宣和水災前一年,淮南轉運使張根落職,監信州酒稅,原因是“大臣以賜第時謂根議己”,雖然蔡京父子均有賜第,但蔡京最近一次賜第發生在政和二年二月,(《十朝綱要》,第478頁)與此相隔遙遠,故而此處之“大臣”,應為王黼,詳考這一時期,唯有政和六年(1116)十一月,“(徽宗)賜王黼第於昭德坊”。(《十朝綱要》,第491頁)史籍中雖無張根和蔡京結黨的直接證據,但張根此時將矛頭直指王黼賜第事,無疑意在中傷王黼,而這和蔡京一黨的立場和利益是一致的。

綜上,宣和水災之際,李綱所有可知的人際網絡幾乎都和蔡京有關,由此認定李綱與蔡京黨人過從甚密甚至為蔡京黨人,當不至於武斷,所以,徽宗口中那位“不喜”李綱的宰執必非蔡京,但是否就一定會是王黼呢?

詳考徽宗朝宣和元年五、六月間的宰執團隊,其全部成員包括宰臣蔡京、餘深、王黼,執政則有童貫、白時中、馮熙載、範致虛、張邦昌,其中,白時中、馮熙載慵懦無為,況夾在蔡京、王黼之間,唯有明哲保身,固然不會貿然出手,張邦昌三月初入政府,立足未聞,雖為鄭居中姻親,但鄭居中已罷相,他要麼暫時孤立無援,要麼轉而依附王黼,都不可能孤注一擲。此外,餘深既為蔡京死黨,又是李綱舉主,自然不會對李綱下手。

▲宋徽宗任用蔡京為宰相

其他如範致虛亦為福建人,蔡京第一次拜相,便引範致虛為講議司詳定官,政和初,範致虛轉而黨附張商英,被蔡京黨人逐出二府,但宣和初,蔡京主動和範致虛釋憾,其間,二人往來頻密,或與王黼勢頭正盛有關,範致虛再入二府,孤掌難鳴,很有可能轉而依附蔡京,況且此前一年,範致虛主動為蔡京黨人劉昺脫罪,可視為範致虛向蔡京納下的投名狀,蔡京也有意願拉攏範致虛,總之,此時的範致虛也不存在攻擊李綱的動機。(《拾補》,第1277頁)如此一來,最有嫌疑和意願除去李綱的,就唯有王黼和童貫了。

蔡京初相,童貫功不可沒,“京進,貫力也”,而童貫掌兵,也拜蔡京所賜,“力薦之”。(《宋史》,卷468,《童貫傳》,第13658頁)但政、宣之際,童貫卻因“爭權”而與蔡京分道揚鑣,(《宋史全文》,中華書局,2016年1月第1版,第963頁)政和八年八月左右,蔡京更一度劾罷童貫,賴蔡京長子蔡攸從中“救解”,才僥倖躲過一劫。(《拾補》,第1153-1154頁)此時,距宣和水災尚不足一年,童貫想必不會如此迫不及待地再去招惹蔡京。

王黼則不然,在此之前,他已與蔡京勢同水火,而李綱與蔡京走近,且又有李綱岳父張根暗諷自己在先,與此同時,王黼正受徽宗信賴,可謂既有動機,又有能力清除異己,由此可見,當時宰執中“不喜”李綱,且必欲去之而後快者,非王黼莫屬。

宣和水災背後的激烈政爭,遠不止浮諸水面的蔡、王兩黨交鬥,背後還隱現著皇太子桓與鄆王楷之間的皇位爭奪戰,其中,王黼一黨與鄆王楷之間的關係,頻頻見諸各家史籍,確鑿無疑,無需贅述,但蔡京黨人與皇太子桓之間的默契,卻有待考實。

政和五年二月,徽宗立定王桓為皇太子,即後來的宋欽宗,欽宗生母顯恭王皇后崩於大觀二年,年僅二十五歲,王皇后早逝與鄭、王二妃的傾軋、迫害不無關係,“鄭、王二妃方亢寵”,“巨閹妄意迎合,誣以闇昧”,“秘獄參驗”。(《宋史》,卷243,《后妃二》,第8638頁)

後來,鄭氏立為皇后,王氏為貴妃,鄆王楷即王貴妃所生,初封嘉王,政和八年,進封鄆王(以下統稱鄆王),政和三年,徽宗升定州為中山府,但僅為次府,政和五年,欽宗始由定王被立為皇太子,大觀元年,鄆州卻已升為大都督府。(《十朝綱要》,第421頁)可見,鄆王楷的榮寵及其在徽宗心目中的地位已有凌駕皇太子之勢。

鄆王楷生母王貴妃與鄭皇后系出同門,最初,二人同為徽宗嫡母向太后殿押班,徽宗即位後,被賜予徽宗,二妃可謂始終一體,鄭皇后雖生下皇子兗王檉,但次日便不幸夭折,之後,鄭皇后再未產子,對於鄭皇后而言,改立鄆王楷為皇太子,顯然於己更為有利。

大觀三年四月,鄭居中進知樞密院事,鄭居中是鄭氏族侄,同年八月,宰臣何執中建請立後,大觀四年十月,徽宗立鄭氏為皇后,第二年,即政和元年,時同知樞密院事鄭居中便與何執中聯手將張商英逐出朝廷,由此推測,何執中請立鄭氏的背後或有鄭居中居間運作,但鄭皇后很快接受內侍黃經臣建議,以避嫌為名,請求徽宗罷免鄭居中。政和三年三月,鄭居中再除樞密院事,八月,鄭皇后又請求徽宗禁絕鄭居中與後父鄭紳往來。(《宋會要輯稿》,后妃一)

但政和五年,徽宗立皇太子之後,鄭皇后對鄭居中出任宰執的謹慎態度為之一變,政和六年五月,鄭居中取代何執中,登庸拜相,相較於之前同知樞密院事及知樞密院事,此次鄭居中由外戚出任宰臣,更是趙宋王朝的禁忌,徽宗即位之初,便於崇寧二年七月下詔,“自今勿復援韓忠彥例,以戚里、宗屬為三省執政官。世世守之,著為令甲。”(《十朝綱要》,第440頁)但鄭皇后再未置一詞,其中的微妙耐人尋味。

鄭居中拜相不久,同年十一月,鄆王楷便“提舉皇城司整肅隨駕禁衛所,兼提舉內東門、崇政殿等門”。皇子被授予事涉皇城及皇帝安危的實職差遣,同樣有違趙宋一朝的“祖宗之法”,終有宋一代,更絕無僅有,其間若無宰臣鄭居中的支持或默許,是絕無可能的。或許,鄭皇后需要倚重鄭居中,達成擁立鄆王楷的目的,故而對鄭居中拜相不僅不再阻撓,反而樂見其成,鄭居中也對鄆王楷的實職差遣網開一面。此後,政和八年,鄆王楷參加殿試,有司考在第一,更是史上絕無僅有的皇子狀元。(《宋會要輯稿》,帝系二)

不久,鄭居中因母憂去職,而王黼“內交居中”,繼鄭居中執國柄,“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黼為陰畫奪宗之策。皇孫諶為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指,使草代東宮辭諶官奏,竟奪之,蓋欲以是撼搖東宮。”(《宋史》,卷470,《王黼傳》,第13683頁)按照宋朝故事,“本朝皇太子生子為嫡皇孫,封秩比皇子。”(《宋會要輯稿》,帝系二)而王黼借嫡皇孫大做文章,就意在弱化或否認欽宗作為皇太子的身份,而時間恰在政和八年初,這一時期,王黼與蔡京兩黨之爭正勢同水火,愈演愈烈。

政和八年六月,劉昺坐王寀謀反案流放瓊州,開封尹盛章極力羅織劉昺罪名,盛章依附內侍何訢,何訢依附梁師成,(《拾補》,第1275-1276頁)梁師成則和王黼相表裡,被梁師成薦為宰相。(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31,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5月第1版,第231頁)另外,何訢或因明節皇后而再與鄭皇后暗通款曲。(《宋史》,卷243,后妃下,第8644頁)

劉昺初名炳,後來,徽宗賜名昺,他與兄煒、弟煥俱為蔡京所用,“昺嘗為京畫策,排鄭居中,故京力援昺”,王黼、盛章一黨擊劉昺首先意在劉昺背後之舉主蔡京,蔡京顯然對劉昺頗為器重,不惜三次舉薦劉昺擔任重要職務,(《宋史》,卷356,《劉昺傳》,第11206-11207頁)但王黼、盛章此舉絕不止於此,劉昺及弟劉煥還和皇太子關係密切。政和五年,劉昺為太子賓客,劉煥後為太子詹事,劉煥初任時間不詳,但政和八年,劉煥也受王寀案牽連而被流放。(汪藻:《靖康要錄簽註》,卷一,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7月第1版,第20頁)

蔡京

政和間,蔡京對皇太子保護備至,(蔡條:《鐵圍山叢談》,中華書局,1983年9月第1版,第1頁,另見於黎靖德:《朱子語錄》,卷130,中華書局,1986年3月第1版,第3127頁)劉昺、劉煥兄弟相繼出任東宮僚屬,應出自蔡京安排。考慮到鄆王楷或因鄭皇后而先與政敵鄭居中暗通款曲,而王黼既出自鄭居中門下,繼承鄭居中與鄆王楷之間的政治聯盟便順理成章,而且王黼姻親葛次仲時為鄆王府學官,(宋會要輯稿》,帝系二)葛次仲入鄆王府的時間不會早於政和六年初,是年五月,鄭居中拜相,葛次仲應為鄭居中所薦,這些都勢必激起蔡京黨人的猜忌和警惕,由此,在皇太子身邊安插劉昺兄弟的目的便不言自明,蔡京欲聯手皇太子反制鄭居中、王黼與鄆王楷一黨。

阻擊鄆王楷上位,符合蔡京和皇太子的共同利益,王黼黨借王寀案除去劉昺兄弟,同樣意在剪除皇太子羽翼,而王寀案卻因王寀和林靈素鬥法而起,與此同時,宣和水災也隨之成為皇太子與林靈素正面角逐的鬥獸場,而這是皇太子與林靈素第二次正面衝突,第一次源於二人之於佛、道立場之爭,此次,林靈素卻直接劍指皇太子:

“宣和元年三月,京師大水臨城,上令中貴同靈素登城治水。敕之,水勢不退,回奏:‘臣非不能治水。一者事乃天道,二者水自太子而得,但令太子拜之,可信也。’遂遣太子登城,賜御香,設四拜,水退四丈。是夜水退盡。京城之民皆仰太子聖德。靈素遂上表乞骸。”(趙與時:《賓退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第5頁)

至於林靈素與王黼、梁師成一黨的關係,蔡京與範致虛“觴於西園”,曾有詩曰:“三峰崛起無平地,二派爭流有激湍”。“三峰”便暗指王黼、林靈素、梁師成,且將三人視為“一派”。(張邦基:《墨莊漫錄》,中華書局,2002年8月第1版,第74頁)此外,林靈素和蘇軾交遊,(《拾補》,第1261頁,另據《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載,林靈素少時曾為蘇軾書童)梁師成則“自言蘇軾出子”,(《宋史》,卷468,《梁師成傳》,第13662頁)此外,梁師成黨人王安中則從學於蘇軾,這些或許都是他們相互結黨的紐帶,宣和二年六月,徽宗唯獨追復“元祐黨人”蘇軾龍圖閣待制,便恰逢蔡京致仕、王黼拜相、王安中除尚書右丞之際,顯然是梁師成黨人努力爭取的結果。(《十朝綱要》,第515頁)“師成自冒為蘇軾之出子,與軾諸子敘拜為兄弟行,數丐上曰:‘先臣何罪?’”(《三朝北盟會編》,卷32,第242頁)而林靈素同樣賦詩為蘇軾鳴不平,“蘇(軾)、黃(庭堅)不作文章客,童(貫)、蔡(京)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拾補》,第1261頁)

政和末,宣和初,徽宗不遺餘力地增崇愛子鄆王楷,而鄆王楷也大有取皇太子之位而代之之勢,但宣和七年底,徽宗卻突然禪位皇太子,這一戲劇性翻轉可謂北宋末年一大歷史疑案,以致於鄆王楷不甘於此,竟欲帶人闖宮奪位,賴何灌領兵入衛,才未出意外。(《宋史》,卷357,《何灌傳》,第11227頁)解開上述謎題的關鍵仍在蔡京、王黼兩黨的此起彼伏,宣和六年十一月王黼罷相,十二月蔡京第四次拜相,皇太子即位之後,蔡京、王黼的下場同樣取決於此,宣和七年底,欽宗即位,太學生陳東將蔡京列為“六賊”之首,王黼次之,但結果是蔡京得以善終,是“六賊”中唯一自然死亡的人,“蔡京不見殺淵聖(指欽宗),以嘗保佑東宮之故”,(《朱子語類》,第3127頁)而王黼卻成為兩宋第一個被殺的宰相,年僅48歲。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徽宗退位,欽宗即位,第二年(即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日夜,徽宗攜鄆王楷倉惶出逃,七日,金軍便兵臨城下,徽宗與鄆王楷隨即盤踞鎮江,並止絕東南遞角及勤王之師,徽宗與欽宗父子進一步失和,也讓圍城之中的欽宗在戰與和之間投鼠忌器,猶豫不定,最後被迫向金人屈膝求和,一旦金人退兵,勸返徽宗之後,欽宗便將徽宗軟禁龍德宮,竟至於京城失陷時,徽宗仍一無所知,就同樣源於政、宣之際時為皇太子的欽宗與鄆王楷的皇儲之爭。

宣和七年底,蔡京父子授意吳敏、李綱力贊“內禪”,助欽宗登上皇位,吳敏、李綱、許翰也因此驟擢顯位,並主導了第一次東京保衛戰,但很快便因為結黨及其與蔡京的關係而一再被彈劾,吳敏、李綱、許翰先後被罷官,甚至流放,宋廷隨即也在新一輪政爭中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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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微信編輯: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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