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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曾說過這樣一句話：“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作為開國皇帝，朱元璋有底氣說出這種豪言壯語，而他的底氣源自他所開創的衛所制度。在他看來，衛所中的百萬軍戶是大明王朝的護國神山。在這種穩如磐石的體制下，大明王朝可以開萬世之太平。但他萬萬沒想到的是，276年後，他的後代崇禎帝朱由檢會窮到連龍袍都要打補丁，甚至大敵當前時連保衛朝廷的士兵都找不到。
朱元璋畫像
大明的衛所和軍戶是怎麼一步步走向衰落的？他們最終又將去向何方？
很多人對明代所謂的“衛所制”存在誤解，有人認為朱元璋設立衛所制是為了通過“空手套白狼”的方式，把軍人劃分到固定階層，從而實現他萬世永固的春秋大夢。然而，這種觀點本身就存在巨大的誤解。
朱元璋和他的開國功臣們曾認真研究過歷朝歷代在國防方面的經驗教訓，尤其是對宋代的總結，其中之一，就是警醒“冗兵”的存在。宋代實行的募兵制——通過僱傭軍制來招募士兵——固然有其快速招兵買馬等一系列優點，但也造成了宋代沉重的財政負擔，最後導致“養兵之費，在天下十之七八”。龐大的軍費非但沒有帶來戰鬥力的飛昇，反而讓宋軍中充斥敗類，導致軍紀敗壞，進而戰鬥力大打折扣。因此，明初時期，朱元璋在學習唐府兵制的基礎上，繼承元代的世襲軍戶制，創造性地實行了“世兵制”，即世襲兵制的軍戶制度。
同時，以衛所為編制，將軍戶們集合成單位以進行屯田生產，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衛所軍士戶籍單獨設立，稱為軍戶。軍戶的軍籍由五軍都督府掌管，父子相繼，世代為軍。軍籍又分為正軍、餘丁和勾軍。正軍是指到指定駐地（衛所）服役的正式軍人，餘丁（或稱軍餘）是指正軍子弟，勾軍則是當正軍死去但其家中無餘丁時，正軍家族裡其他的族人可以頂替服役，以保證衛所的兵力。據《明史·食貨志一》記載：“軍屯領之衛所。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給耕牛、農具，教樹植，復租賦，遣官勸輸，誅侵暴之吏。初畝稅一斗。三十五年定科則：軍田一分，正糧十二石，貯屯倉，聽本軍自支，餘糧為本衛所官軍俸糧。”這套體系成功將兵民結合成一體，讓他們平時從事農業生產，戰時可以服役參與作戰。從明代規定中可以看出，軍戶的待遇從紙面上看還是不錯的。
但是在黃仁宇所著《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中的調查結果表明，儘管明代規定每位軍戶士兵可獲得50畝田地，但實際上只分到20畝左右。直到永樂二年（1402）時，規定每位士兵應納餘糧12石，但基本也未足額實現過。因此，1425年起，軍戶士兵的餘糧納稅標準從12石降為6石，並一直沿用到明朝滅亡。軍戶制度的出現使得士兵可以免除許多徭役和差役，還能獲得農田等生產資料。因此，在制度剛剛創立時，許多平民自願成為軍戶，以至於在洪武年間頒佈的《大明令》特別規定：“民戶亦不得詐稱各官軍人貼戶，躲避差役。”可見，當時軍戶所享有的一些特權還有一定的吸引力。
說到軍戶，就不得不提到衛所制。作為軍事單位，按照《明史·卷九十 志第六十六·兵二》的記載：“而核其所部兵五千人為指揮，千人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千一百二十人為千戶所，百十有二人為百戶所。”衛所制的編制為：以五千六百人為衛，一千一百十二人為千戶所，一百十二人為百戶所。每所設總旗二人，小旗十人。諸衛或分屬都司，或直屬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都司則都屬都督府。明朝總共設立了493個衛、2593個所、315個守禦千戶所，統管200多萬大軍。其中一衛的長官衛指揮使，官銜正三品。千戶所長官是千戶，正五品。百戶所的長官是百戶，正六品。百戶以上可以稱官，百戶以下的總旗小旗則不能稱官。這些遍佈全國的各種衛所，一旦發生戰事需要調動，按照《明史·兵志一》的記載，征伐時由命令官充當總兵官，調集衛所軍隊，然後將印信交給官軍，各官兵返回各自的所。
值得一提的是，衛所除了在軍事方面的作用外，還有民事管理能力。因為其佔有大量土地，管理的人口甚至佔全國近五分之一。因此，明代實行了二元管理體制，即行政系統和軍事系統。衛所武官有司法管轄權，但僅在衛所內部。如果軍民事務交織在一起，則衛所武官必須與相關的行政官員共同審理。這樣的好處是，衛所既可以承擔軍事上的守土職責，也可以對邊遠地區進行有效管理，避免了另設行政系統的高昂成本，也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尤其是在少數民族聚集區，衛所還承擔了傳播文化的作用，即所謂的衛學。衛學是明代學校名目之一，即衛所所設之學。與府、州、縣學均為儒學，設教授一人，訓導兩人，職專教授生徒。學生被稱為軍生，軍生中有廩膳生。英宗即位，詔令天下衛所皆置。成化三年（1467），又重申此令，遂為定製。這種制度的實行不僅加快了明代的文化融合，也讓明代很多出身軍戶的人出人頭地。據統計，軍戶出身的進士比例，從永樂十三年（1415）的15.4%，到景泰以後長期保持在30%上下，即每100個進士中有約30個是軍戶出身。明代重要官員，如張居正、李東陽、高拱、趙志皋、王家屏等等都是軍戶出身，可見衛所制在很多方面仍促進了社會的發展。
軍戶制並非萬能武器，明中期以來，軍戶制持續衰落。用《天下郡縣利病書·卷十三·懷慶府志》中的一句話概括：“承平日久，人恥為軍。”雖然軍戶名義上享有許多優待，但隨著明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這些好處在現實中被逐漸稀釋。
同時，軍戶所承擔的壓力也是巨大的。雖然軍戶能夠免除許多徭役，但由於衛所制度導致的軍隊內部管理黑箱操作問題，在王朝中期逐漸惡化。《續文獻通考》記載了馬文升的上奏疏文，說道：“軍衛軍士內府各衙門匠役佔主數萬之上，見在者不過七八萬……往年京師之兵，俱在三大營操練……近年多撥做工，每佔役一二萬之上，甚至二三年不完，顧工負累，卒多逃亡，見在者強弱相半，在京軍士，疲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可見軍戶們承擔了大量工作，而且還因頻繁的軍事活動而被累得半死，以至於大批軍戶紛紛逃亡。
影視劇中的 名將孫傳庭。來源/電視劇《大明劫》截圖
明末崇禎時期，《明史》記載：“京營故有佔役、虛冒之弊……三大營軍十餘萬，半老弱。……舊制，三大營外復設三備兵營，營三千人，餉視正軍，不習技擊，益為豪家隱冒。”可見，明朝末年軍隊已因被私佔徭役等名義操縱，其作戰能力早已蕩然無存，只剩下一群老弱病殘的兵士。
除了軍戶地位低下外，衛所衰敗的原因之一是大量豪強吞併軍屯。永樂年間，軍屯田畝數達到了8900萬畝，但到了明朝正德年間，賬面上的軍屯土地只剩下1600萬畝，不到永樂年間的17%。這時，地方的衛所制已經崩潰，世襲的百戶、千戶成了事實上的地主，而普通軍戶則淪為佃戶和貧農。他們已經無力自給自足，史載：“軍士妻子，衣食不給，皆剜蕨根度日。”原本應擔任耕戰職責的軍士們則“飲恨吞聲，無可控訴”。在極度貧困面前，不少軍戶不得不典賣田地房屋或販賣男女牲畜來維持生計，有的甚至全家逃亡。根據正統十四年（1449）葉盛在《府衛官旗軍人數》的統計，逃亡軍戶數量達1633664人，相當於多數軍戶都已逃跑。儘管明朝制定了許多法律制止軍戶逃亡，但收效甚微。衛所衰敗進一步導致軍戶地位下降，許多軍戶為避免入役，甚至採用自殘的方式，導致明中後期衛所制度基本上已名存實亡。
除了負擔沉重的任務，軍屯還被侵佔，軍戶們還面臨更大的社會壓力。軍戶的地位日益下降，普通民戶也不願與其通婚，擔心牽連到自己的子女，這導致軍戶們的男丁很難找到配偶。這一現象導致軍戶數量不斷減少，而且年齡越來越大。到了後來，許多衛所變成“養老院”，裡面到處都是頭髮花白、走路搖搖晃晃的老兵。更令人感嘆的是，由於和平已經太久，衛所的軍戶們早已失去了戰鬥能力，他們的訓練也只是走走形式，但將領們似乎對此視而不見。
另外，還有許多江南富戶購買軍戶避稅。對此，吏部侍郎王邦瑞曾奏言：“營軍以空名支餉，臨操則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可見各路商人此時湧入衛所當軍戶，平日藉助身份避稅，訓練時嬉笑打鬧，並不認真。這種衛所在紙面上看起來還有人駐守，實際上早已失去戰鬥能力。由於衛所的戰鬥力低下，甚至曾經發生過只有幾十個倭寇就能一路橫行到南京，最終全身而退的笑話。（“倭紅衣黃蓋，率眾犯大安德門，及夾岡，乃趨秣陵關而去，由溧水流劫溧陽、宜興。聞官兵自太湖出，遂越武進，抵無錫，駐惠山。一晝夜奔百八十餘里，抵滸墅。為官軍所圍，追及於楊林橋，殲之。是役也，賊不過六七十人，而經行數千裡，殺戮戰傷者幾四千人，歷八十餘日始滅，此三十四年九月事也。”語出《明史·日本傳》）此時衛所制已經完全無法勝任，為了拯救岌岌可危的明軍，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重拾宋代的做法，即通過募兵籌錢來補充兵源。
對封建王朝來說，募兵制無異於飲鴆止渴。明朝實行募兵制後，雖然能在短時間內重振明軍，但由於募兵成本不斷攀升，很快明朝廷也遭遇了宋朝同樣的困境，即承受不起財政壓力。
影視劇中明末作戰的情景。來源/電視劇《大明劫》截圖
明朝的軍費原本以軍隊屯田自給自足為主，後來變為軍屯、鹽引、地方民運三種來源。然而，明朝政局動盪，軍費支出從每年四五十萬兩激增到每年四百萬兩，而每年戶部太倉庫的總收入只有四百萬兩。這導致軍隊的欠餉越來越多，欠額也越來越高，積重難返。比如，崇禎派霍達去陝西鎮壓農民起義時，霍達奏稱：“如有兵餉，臣不惜一死以報國，若無兵餉，空死無濟。”募兵部隊尚且如此，幾乎油盡燈枯的衛所更加不堪一用。此時的衛所雖然架子還在，但其內裡基本早已空空蕩蕩。這些曾是大明王朝頂樑柱的衛所軍戶，在風雨飄搖的明末，終將成為一具具空蕩蕩的腐朽棺材，盛裝了大明王朝最後的遺體。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的財政與稅收》 黃仁宇，九州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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