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寫一封遺書。朋友第五次跟我說起這件事。有次是在他分手之後，我在他家翻抽屜，抽屜裡都是表。我說這一櫃子表給我兒子吧，反正你沒有。他說行。其他的錢，他想捐給遺落在雲南邊境的老兵之類。我心想，你死的時候，老兵們早成精了。
朋友最近又說起遺書，在幾天前，春天剛剛開始的時候。那天早上，朋友在微信裡說，F去世了。F和朋友感情深重，和我算相識。這幾個字，在我心裡一顫，好像烏鴉嘴裡的食物，從空中掉落，刺破湖面。
猝然，只是我們的感受。據說他自己早知自己的病情，並無告訴任何人。F有意設計了勇敢與灑脫，生命於他來講，只是一趟開往春天的列車，朋友們上車又下車。當他猝然離去的時候，他像一座被偶然燒燬的圖書館——朋友們，爭相敘述那些講了半截的故事——逝去本身，變成和悲傷無關的浪漫事件。
F是上海人，豁達、謙遜、不敘述苦難，更不拉扯別人。我忘記自己是哪一天愛上上海的，最近一次記起，恐怕是他離開的那天。
小時候看一部電影，講宮廷鬥雞的故事。有人尋遍天下，要找到最兇狠的那隻雞，打遍天下無敵手。這是雞光榮，也是它的厄運。它一直贏，贏到輸為止。人也一樣，我們都在洶湧的潮水中翻滾。上海讓人清醒，人不是雞，不是沙泥，不是浪中之水。退潮之後，人還是人。當我在上海生活的時候，半夜出門跑步，我也會看看自己全身上下，有沒有超過三個顏色。
世界盃開賽前，醫生說，球王貝利要死了。現代醫學的發達讓他有足夠的時間，和他的親人慢慢告別。而世界盃結束後三週，他還活著，意識清醒，我在想，他和他的親人們再見會尷尬嗎？還不如像肯尼迪似的，被一個想出名的小崽子一槍打飛天靈蓋，躺倒在自己老婆懷裡，腦漿灑他老婆一臉。
我不知道如此看待死亡是否妥當，畢竟在中國文化裡，死者為大，死亡意味著恐懼的禁忌，和終結。我總是遺憾自己沒有宗教信仰，宗教相信輪迴，有下輩子。天堂和地獄都是下輩子。這會給人一種暗示，我錯過了去巴黎，下次再去。如果沒有信仰，這輩子也沒去成，就完蛋了。
所以，我假裝在面對死亡的時候擁有信仰，那樣會讓人浪漫一些。假設有下輩子，像肯尼迪那樣多半比普通人強，強不少。畢竟和瑪麗蓮·夢露相伴的人生，強過夢一場。
老人們總是說，春天是新的，充滿希望，它是世界之門。我是一個被現實主義的母親剪掉想象力的小孩，小時候總是在思考怎麼擼鐵，看幾本書，寫幾篇稿，進而換多少錢。春天是被加熱的季節，空氣和姑娘都是溫熱的，而這些美好溫熱的約會，需要錢。
之所以說北京是一座（事業）夢想之城，因為北京的春天既不溫熱也不溼潤。依然乾枯的柳樹在街邊搖曳，男男女女行色匆匆，沒有四目相交，他們沒功夫睜開眼睛，風沙太大。等到內蒙古防護林起作用的時候，他們還是沒功夫睜開眼睛，柳樹交配之後，柳絮來了。
後來，他們想了一個辦法，發明了陌生人社交軟件。女孩下班回到家，拿著手機左滑右滑，滑過一張張五官立體或者肥頭大耳的臉。她們好似在溫熱蔥鬱的大街上漫步，有時候低頭疾行，有時候抬頭看看，有時候轉頭再看一眼。那個五官立體的男孩恰好回頭的時刻，也是他拇指右滑的時刻。這讓我疑惑，中國的互聯網之春曾經在北京發生，它算不算春天的故事。
我總是談起我這個朋友，因為我和他像雙生於世上的親緣兄弟。我們擁有相似的觸角，相似的技術，還有相似的幽暗與孤寂。他說這個春天，他的目標是談戀愛。其實他不說我也知道，未來的每一個季節，都想談戀愛。
生活不應該是一塊煎餅，在鍋裡煎一面，翻過來再煎一遍。我們擁抱時時刻刻埋伏的陷阱，準備好衝鋒，跟髒兮兮的慾念共舞。半夜驚醒，伸手摸枕頭下的手機，罵一聲，怎麼才四點。命運像一頭瞎了眼的大象，把人的生活踩得稀爛。愛就是比一雙眼睛多一雙眼睛，這雙眼助我們躲開稀爛。
我是這個春天正式回到北京生活的，世界之門重新開了一次。以上，就是剛進門的時候，我所看到的，老人們從未提起的部分。
老人們還認為，不幸、貧窮、厄運都是生活的敵人；財富、名聲、如雲朵般綿密無邊的幸福是生活的朋友。生活最好是一口水井，宇宙萬物像北京7月的大雨，傾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