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南朝子云
1929年，春耕時節，四川廣漢的秀才燕道誠與兒子在自家院子旁引水灌溉，突然挖到一塊堅硬的石環，再往下挖，發現一個土坑，裡面藏滿年代久遠的玉石。
燕氏父子自知挖到了寶，驚愕之餘，不敢聲張，等到夜深人靜時才將寶物偷偷運回家。
不久後，父子倆生了一場大病，迷信鬼神的他們以為是自己觸怒神明，便想“破錢消災”，將所藏玉器送給他人，從此不敢繼續挖掘，但發現遺址的消息，已經不脛而走。
之後，考古學者來到這裡，遺址逐漸顯露真容，一扇歷史之窗悄然打開。這處位於四川省廣漢市鴨子河南岸的古蹟，就是三星堆遺址。
遺址中來自3000多年前的文物，為古蜀歷史提供了實據，也進一步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的文化，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
萬里長江流過巴山蜀水，孕育了古老的巴蜀文化，這一段江水，被稱為“川江”。
圖片｜川江水系圖 · 錦繡人文地理
川江水系
長江上游，自四川宜賓至湖北宜昌段，接納岷江、沱江、嘉陵江、烏江、赤水河等十多條支流，因大部分流經原四川省境內（今有683千米江段屬重慶市），故稱“川江”，古稱“蜀江”，流域面積達50萬平方千米。
傳說中，大禹治水是從長江上游支流岷江開始。
所謂“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尚書·禹貢》）。蜀地先民從岷江開挖出一條人工河道，用來分引岷江洪水。
從地勢上看，四川盆地西北高，東南低，天然水系的分佈也隨之呈“西北—東南”向。
成都平原東南邊緣有龍泉山脈阻擋，造成排水困難。上古時代，每當岷江上游山洪爆發，傾洩於成都平原時，就會造成大規模水災。
相傳，大禹治理岷江，正是順應地勢與水系分佈，依照龍泉山脈是岷江與沱江的分水嶺，使江水向東集中到沱江金堂峽洩走。
距今2200多年的戰國時代，秦國蜀郡太守李冰來到蜀地，為了抗洪灌溉，進一步治理岷江，設計了千古工程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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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實地勘測，李冰沒有用水壩阻擋洪水，而是修建魚嘴分水堤、寶瓶口和飛沙堰等來構成都江堰的渠首工程，實現了堤防、分水、洩洪、排沙、控流等多種功能互為一體。
從此，岷江自北向南進入四川盆地，在道教名山青城山北面通過都江堰，分為內江和外江。
圖片｜航拍青城山老君閣 · 圖蟲創意 ©
內江灌溉成都平原，使成都成為“沃野千里、水旱從人”的天府之國；外江排沙洩洪，與青衣江、大渡河匯合後，在今四川宜賓匯入長江。
直到兩千多年後的今天，都江堰依然惠及後人，堪稱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典範。其修築者李冰被世世代代的蜀地百姓尊為“川主”，建廟紀念。
至今，每到清明，都江堰有放水節的習俗，並以古代少牢之禮祭祀李冰。作家餘秋雨說：“都江堰是中國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工程。”
圖片｜都江堰 · 圖蟲創意 ©
岷江，發源於四川阿壩的岷山，是長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在古代一度被認為是長江的正源，此說法直到明清時期才被推翻。
天地之間，岷江與同在北岸的沱江、嘉陵江，以及南岸的烏江，組成川江四大支流。
很多人以為，四川得名於“四川的四條江”。這說法雖然很形象，但不準確。
實際上，“四川”之名起源於宋朝在四川盆地一帶設置的“川峽四路”（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和夔州路，分別治今成都、三臺、漢中與奉節），但從四川想到江河，可見滔滔川江水常在川人心中澎湃。
長江在宜賓接納岷江後一路向東，在重慶與嘉陵江不期而遇。
嘉陵江發源於陝西秦嶺，全長1300多千米，是整個長江水系流域面積最大的支流之一，其與長江交匯而成的渝中半島，成為重慶自古以來的商貿、金融和交通樞紐。
川江及其支流，受盆地與丘陵地形的制約，忽寬忽窄，曲折蜿蜒。在江面最寬的地方，烏江橫穿貴州中部，從南岸匯入長江，兩江交匯處即為重慶涪陵。
川江南岸的支流沒有北岸多，流程也不如北岸長，但因毗鄰雲貴高原，大部分具有山區河流的險峻特點。烏江是川江右岸最大的支流，大部分河段位於高山峽谷中，最窄處只有50米，為川黔水運線上的“天險”。
川江干流過重慶江津（因地處長江要津而得名）後，進入平行嶺谷地區，隨後穿切山嶺之中，經過長達200千米的三峽，進入長江中游。
古老的文明依水而生，縱有萬般艱險，也有人勇闖惡水險灘。
以前，船隻駛過川江，召集勇敢的船工、縴夫，響起粗獷的“川江號子”。
船工手抓竹竿，抵住江中亂石，縴夫肩挑纖繩，腳踏石稜，拉著船奮力前行。在平靜的江面上，船工們唱起悠揚動聽的“平水號子”，而遇到險灘時，就會唱起氣勢奪人的“上灘號子”。
循著激昂高亢的川江號子，彷彿可以聽見巴山蜀水最古老的回聲。
古巴蜀文化
廣漢老燕家發現三星堆遺址後的半個多世紀裡，許多考古學者陸續被吸引到這裡。
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考古工作的推進，考古專家在廣漢鴨子河畔的三星堆1、2號坑中出土了數千件珍貴精美的文物，還發現了具有濃厚蜀地特色的房屋（“木骨泥牆”），在遺址東、西、南三面發現人工疊築的城牆遺蹟。
三星堆遺址極有可能是古蜀國的都邑之一。這為古蜀歷史提供了實據，也證明了在長江上游，曾經存在與黃河流域的殷商同時期的青銅文化。
至此，考古學界將這一文明遺蹟代表的文化命名為“三星堆文化”。
當時，三星堆形象奇異的文物，讓專家們百思不得其解。
有人相信，神秘的青銅縱目面具，是古蜀人對祖先的神化。歷史文獻中，古蜀國的第一代國王蠶叢，就被描述成一個長著縱目的人。青銅器上的魚鳥形象，又與文獻中古蜀的魚鳧王朝相符合。而高達數米的青銅神樹，也代表了古蜀先民人神互通的嚮往，保留著濃烈的神話色彩。
三星堆遺址開啟了人們對川江古文明的探索，古蜀國蠶叢、柏灌、魚鳧、杜宇、開明等王朝，不再只是傳說。
2001年春，在距離廣漢三星堆僅40多千米的成都市郊，另一個遺址因新建的建築工程浮出地面。
這就是，金沙遺址。
金沙遺址的時代約為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其出土的黃金面具與太陽神鳥金飾，代表了古蜀文化的另一個階段。更讓人驚喜的是，遺址中，一隻具有長江下游良渚文化風格的玉琮，似乎證明，遠古的長江已經是文明的通道。
在長江上游的“童年”時期，古蜀文化並不孤獨，與其交相輝映的還有川東地區的巴文化。
商代的巴方是一個活躍的方國，據記載，巴人參加過商末的武王伐紂，後來從漢水中游南遷至長江三峽與四川盆地。
巴國先後在江州（今重慶）、平都（今重慶豐都）、閬中（今四川閬中）等地建都，與蜀、秦、楚等諸侯國多有恩怨。
歷史上的巴人以作戰勇猛著稱，歌舞也是一絕。當時臨近巴國的楚國郢都有巴人的聚居區，叫作“下里”。巴人受到了楚文化的薰陶，其歌舞也為楚人所喜愛，每當下里巴人唱歌，就會引來郢都數千人合唱。“下里巴人”也成為通俗文藝作品的代名詞。
公元前316年，秦軍南下，吞併巴、蜀。
強大的秦國得到物產豐饒的巴蜀之地作為大後方，“得蜀則得楚”，進一步實現統一之路；而巴、蜀等長江上游文化，也與黃河流域的文化交融，進入歷代中央王朝統一的的戰略框架中。
圖片｜成都天府廣場一帶。秦滅蜀後，張儀（一說張若）受命修築成都城，分為大城與少城，奠定了此後成都城市的基本格局 · 圖蟲創意 ©
南方絲綢之路
歷代中央王朝的雄主，大都有吞吐天地之志。
漢武帝劉徹在位時，沿著長江開拓西南夷（漢代對分佈於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地區少數民族的總稱），也將目光望向遙遠的歐亞腹地。
建元年間（前140年—前135年），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在中亞的大夏（今阿富汗地區）看到來自巴蜀的“邛竹杖、蜀布”。
張騫十分驚訝，通過詢問得知，這些商品是由身毒（今印度）轉運而來。
張騫由此推測，今四川西南方向，必然有一條捷徑，可以直達身毒。他回朝後做了彙報，此後漢武帝開發西南夷，派出多路使者，終於確證，巴蜀地區有一條經雲南通往緬甸、印度等南亞各國和中南半島，乃至遠達地中海、歐洲羅馬的商道。
長江上游水系與穿梭于山谷間的陸路，組成四通八達的交通線路，將貿易網絡從以成都為中心的巴蜀都會，連接到歐亞大陸腹心。
這就是張騫所說的“蜀身毒道”，也是“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
南方絲綢之路以長江為紐帶，千百年來助推巴蜀經濟、文化發展。
歷史上，著名的佛教東漸，不僅通過北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也經由南絲綢之路，將四川腹地作為其東傳的重要一站。
長江上游，青衣江、大渡河與岷江交匯處的凌雲山麓，一座大佛在古城樂山已端坐千年。同一片山水之間，一座山峰在不遠處如隱若現，那是蜀地佛教名山——峨眉山。
據說，公元1世紀中葉，一名修行者來到山中，眼見峨眉山幽深寂寥，將其作為理想的修行地，在此修建了長江流域的第一座佛寺。
此後，峨眉山興建佛寺，最多時多達200餘座。
而今，最高的峰頂是天上宮闕般的金殿，因此得名“金頂”。
金頂之上，日出、雲海、佛光、聖燈四大奇觀聞名天下，高達48米的十方普賢菩薩像，坐觀雲起雲落。
圖片｜峨眉金頂 · 攝圖網 ©
峨眉金頂、樂山大佛，是佛學東漸路上的雄偉象徵，而在距離樂山以東數百公里的重慶大足區，數萬尊石刻造像，在山間訴說巴蜀匠人的巧奪天工。
南宋時，大足僧人智鳳前往川西修行，此後回到大足寶頂山開山造像，幾十年間，四方募化鑿造佛像近萬尊。
從晚唐到智鳳所在的時代，再到此後幾百年間，重慶大足石刻，見證了中國歷史上最後一次大規模的佛教石刻造像運動。
至此，巴蜀的佛教文化早已超越了宗教意義。
大足石刻融合佛教教義與儒家、道教的學說，將佛與人的故事描繪在石刻造像中。其中的父母恩重經變相，由數量多達11組的造像構成連續故事，講述了父母含辛茹苦養育子女的過程，教育世人要懷感恩之心。
自漢代以來，僧侶、工匠、商賈、文人、武將，在漫長歲月中，經過南方絲綢之路，取道長江，來往於巴山蜀水之間，也使巴蜀文化隨著日夜奔騰的長江水漸漸東去。
蜀漢雄風
當初，受漢武帝之命出使西南夷的使臣中，有一位四川本地人司馬相如。
他到西南後，廣交邊民，協助設郡置縣，對促進中原與西南夷的聯繫功不可沒。
自西漢文翁興學以來，巴蜀文風長盛不衰。
漢代辭賦家中，四川人佔了半壁江山，如司馬相如、揚雄、王褒等，都是蜀人。
司馬相如早年落魄，曾到臨邛（今四川邛崍）投靠友人。當地頭號富翁卓王孫有一位才貌雙全、精通音樂的女兒卓文君。司馬相如對她一見傾心，在家宴上彈奏古琴曲《鳳求凰》，向卓文君大膽求愛。
青年寡居的卓文君被司馬相如的心意打動，隨他私奔。夫妻倆不顧卓王孫反對，到了成都，做起賣酒生意，留下“文君當壚，相如滌器”的故事。
後來，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在長安流傳，漢武帝十分欣賞。漢武帝聽說這是司馬相如所作，便命人召他進京，委以重任。半生蹉跎的司馬相如，總算得以一展抱負。
圖片｜成都琴臺路司馬相如卓文君雕塑 · 圖蟲創意 ©
千古名篇《陋室銘》中的一句“西蜀子云亭”，為另一位出自蜀地的漢賦大家打了廣告。
西漢末年的揚雄，是司馬相如的粉絲，卻有不遜色於同鄉偶像的名聲。
揚雄是第一位讓巴蜀文化走向千家萬戶的大家。他說話結巴，繡口一吐，卻是整個時代，享有“西道孔子”的讚譽，朝中大臣爭相讀其著作，天下學子都想拜他為師。
相傳，揚雄作《太玄》時，夢見一隻金鳳伏於書稿上，他以為是上天的神啟。後世有“揚雄吐鳳”的說法，用“吐鳳”一詞稱頌才華出眾的人。
揚雄半生苦守窮廬，卻心性曠達，作《逐貧賦》，與“貧”對答，說：“貧遂不去，與我遊息。”他晚年入仕，捲入政治鬥爭，從修書的天祿閣跳樓而下，幾乎喪命。後人遂用“揚雄投閣”比喻文人無端受牽連，走投無路。
儘管一生鬱郁不得志，揚雄隱居的“子云亭”，卻成為千百年來讀書人不變的嚮往。四川成都、綿陽等，都留有關於揚雄故宅的遺址。
圖片｜四川綿陽西蜀子云亭 · 圖蟲創意 ©
巴蜀似乎有種特質，其如長江水一般，不斷向外輸出高文化人才，也不斷從外引進能人志士，既能開放兼容，也可海納百川，既像世外桃源，也能走向世界。
兩漢時期，巴蜀人才輩出，除了文學巨匠司馬長卿、揚子云，還有道家學者嚴君平、天文學家落下閎、道教天師張道陵……
漢末三國，蜀漢名相諸葛亮沿長江而上，也在巴蜀留下了不朽的功勳。
圖片｜諸葛亮畫像 · 網絡
公元223年，蜀漢皇帝劉備去世，託孤於丞相諸葛亮。
此後，諸葛亮盡心盡力輔佐蜀主劉禪，他注重法治，勤勉謹慎，大小政事都親自處理，多次北伐曹魏，力圖興復漢室，最終積勞成疾，病逝於五丈原。
自公元214年入川，諸葛亮治蜀施政長達二十年，不僅在蜀漢開創了一個廉政時代，還以安民為本，發展生產。
除了開發井鹽、興修水利外，諸葛亮看中了蜀錦所蘊含的巨大經濟價值，大力發展織錦業。
自古以來，蜀錦、蜀繡是川江流域的重要經濟來源。秦漢時，蜀錦織造業發達，朝廷在成都設有專管織錦的官員，因此，成都有“錦官城”之稱，環繞城中的河流，也因洗濯蜀錦而得名“錦江”。
到了諸葛亮執政時，他強調“今民貧國富，決敵之資，惟仰錦耳”，將蜀錦作為戰略物資，帶頭養蠶種桑，遂使蜀錦有了後來“中國四大名錦之一”的美譽。
圖片｜成都蜀錦織繡博物館 · 圖蟲創意 ©
234年，諸葛亮病逝於北伐軍中，巴蜀百姓始終不忘其忠貞廉潔，為諸葛丞相建廟祭祀，其中以成都武侯祠最為著名，堪稱全國最具影響力的“三國遺蹟博物館”。
川江一帶，很多地方都可以尋覓到諸葛亮的影子。
成都大慈寺以西，一條古街上的水井，相傳為諸葛亮所開鑿，故名“諸葛井”；成都老南門大橋，原來叫萬里橋，為成都古城內的交通要口，相傳為諸葛亮送使者出使東吳時所建；而成都市區西北，還可見一條東西橫臥、長約200米的土埂，據說為諸葛亮所修的“諸葛堤”殘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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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清廉有為的官吏都以諸葛亮為楷模，如東晉大司馬陶侃、執法如山的北宋開封知府包拯、忠心護國的明朝大臣于謙、清代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龍以及晚清名臣左宗棠等，都是諸葛亮品格的傳承者。
孔明操勞半生，去世後家無餘財，可他的精神卻順著川江而下，不斷在民族的血脈中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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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的北伐大業以悲壯結局告終，也讓世人知曉“蜀道之難”。
先秦時，有“五丁開山”的傳說。相傳，秦王得知蜀王貪財好色，便鑿刻了五頭石牛送給他，並在石牛下放置黃金，聲稱石牛能產金子，又許嫁五個美女入蜀。
蜀王中了秦王的詭計，派五個大力士於崇山峻嶺中開鑿道路，迎接石牛、美女入蜀，之後又遣五人迎親。這條拖送石牛的道路，就是蜀道中的“金牛古道”。
然而，五丁到梓潼（今四川綿陽）地界時，見一條大蛇鑽入石穴，其中一人擎住蛇尾，拔之不出，於是五人齊心協力，以致山崩地裂，五丁與五位美女全部被壓入山中。這也是李白在《蜀道難》中說的故事，“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現實中，蜀道是巴蜀先民歷經千百年開山鑿路、架設棧道而開闢出的，從四川通往外界的道路，包括通往陝西的金牛道、通往雲南的石門道、通往甘肅的陰平道等。
其中，從陝西進入四川的道路最為險要，有陳倉道、褒斜道、子午道、儻駱道等雄關險道，跨越秦嶺巴山。
三國時期，諸葛亮窮盡一生也沒能通過蜀道北定中原，而艱險的蜀道，也使巴蜀猶如世外桃源，成為戰亂中的“烏托邦”。
圖片｜秦嶺古道 · 錦繡人文地理 ©
揚一益二
唐朝時，巴蜀地區政局較為穩定。
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唐玄宗從長安倉皇出逃，在馬嵬驛之變痛失楊貴妃後，經過兩個月的顛沛流離，抵達成都，史稱“玄宗幸蜀”。
當皇帝車駕駛入山路崎嶇的蜀道時，唐玄宗心情鬱鬱不樂，他既為天下大勢憂慮，也思念死去的楊貴妃。《明皇雜錄》記載，唐玄宗入蜀時，回憶起幾日前過棧道，霖雨不斷，馬鈴聲與山谷回聲諧和，清冷悲切，遂自制《雨霖鈴》一曲，寄託對楊貴妃的哀思。
圖片｜唐代《明皇幸蜀圖》 · 網絡
後來，安史叛亂逐漸平定，退位為太上皇的唐玄宗經過蜀道，重返長安。寂寞的唐玄宗密令親信重返馬嵬坡，遷葬楊貴妃，親信幾經搜索，找回了貴妃生前佩戴的香囊，回覆道：“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
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巴山蜀水見證了一代帝王失意的晚年，而唐玄宗之所以入蜀，除了看重蜀地封閉安逸的環境，也是因為唐代巴蜀繁榮的經濟環境。
“揚一益二”“揚不足侔其（指成都）半”是當時天府之國經濟發達的真實寫照。
隨著巴蜀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當地生產的各種大宗商品，如絲織品、麻、布、茶、鹽、藥材等向外輸出，另一方面，全國各地的物資也大量輸入巴蜀，包括藥材、香料、馬匹等。巴蜀地區興起了一些商業城市，如成都、漢州（今四川廣漢）、眉州（今四川眉山）、資州（今四川資陽）等。
長江及岷江、嘉陵江等支流組成的水道，為巴蜀商業貿易提供了交通的便利條件。來自各地的商賈、文人，通過“岷江—長江”航道，往來於巴蜀與荊吳之間，成就巴蜀文化的新氣象。
圖片｜成都青羊宮，被譽為“川西第一道觀”，也是唐代花會的舉辦地 · 圖蟲創意 ©
唐朝，是一個屬於詩歌的朝代。
蜀人陳子昂（梓州射洪縣人），從當時經濟最繁榮的地區出發，到京城長安求仕。他曾自豪地說，自己家鄉巴蜀到處都是寶，是國家的寶庫，“順流而下，可以兼濟中國”。
進京後的陳子昂善作政論，關心民生疾苦，但很多切中時弊的奏議沒能引起朝廷的重視，後來遭人陷害入獄，在憂憤中去世。
陳子昂仕途上不得志，在詩壇上卻是初唐最傑出的詩人之一，成為唐詩“繼往開來”的中流砥柱。
有唐一代，巴蜀詩人留下無數名篇佳作。在巴蜀成長的詩人，以李白、薛濤最為著名，入蜀客居的詩人，也有杜甫、岑參、劉禹錫、李商隱等大咖。
“詩仙”李白在巴蜀度過了青春歲月。位於四川盆地與龍門山脈之間的江油青蓮，是他的故鄉。
李白在巴蜀讀書求學，尋訪道士，後來在詩中如此描繪巴山蜀水的秀麗安逸，“樵夫與耕者，出入畫屏中”，“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草樹雲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
青年李白仗劍遠行，離開巴山蜀水，沿著長江順流而下。山川大地如畫卷鋪展，太白的詩歌才情也在壯遊天下的途中盡情釋放，由此開啟了他傳奇的人生。
唐玄宗入蜀後，李白的粉絲兼好友杜甫，於公元759年實現了人生的轉折。他懷著對朝政的失望，辭去華州參軍職位，帶著一家人流浪到蜀地。
在這裡，杜甫得到朋友資助，在成都浣花溪畔築起幾間草堂，過起粗茶淡飯的生活。
盛唐已成舊夢，滔滔不絕的川江之水安撫了半生飄零、無處安身的杜甫，而杜甫也在他的“草堂歲月”中，繼續執筆書寫詩史，前後作詩近259首，佔現存入蜀詩人所作唐詩的五分之一。
因此，作家馮至在《杜甫傳》中寫道：“人們提到杜甫時，儘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卻總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圖片｜成都杜甫草堂 · 攝圖網 ©
杜甫在巴蜀，寫成都的春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他在武侯祠憑弔諸葛亮，“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他寫巴蜀的樂舞，“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他還寫了城外來往貿易的商船，“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安史之亂後，唐朝日益衰落。
唐朝末年，黃巢起義軍攻入長安。唐僖宗逃亡蜀地，深居長江腹地的巴蜀再次成為皇帝的避難所。唐僖宗在蜀地躲了整整四年，於885年離川回到長安，至此，大唐王朝深陷覆亡境地。
文化鼎盛
經過五代十國的亂世後，北宋統一四川。宋代，巴蜀地區因“川峽四路”得名“四川”，經濟高度繁榮，不僅發展程度超過唐朝，也是當時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北宋，在商品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四川誕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
由於當時店鋪增多，交易額更大，一些有信譽的、財力雄厚的商家發行了“紙幣”交子，以代替沉重的金屬貨幣廣泛流通。
交子的印製發行收歸官府後，進一步得到推行，到南宋時期，全國其他地方也出現了代表性紙幣。這一世界貨幣史上的重大事件，始於川江流域。
圖片｜宋代“交子”拓片 · 網絡
宋代，四川文化界也空前興盛，宋詞、儒學、宗教、繪畫、書法、石刻等領域湧現了無數大師，登上古代四川文化史的高峰。
北宋景祐年間（1034年-1038年），被稱為“鐵面御史”的趙抃入蜀為官。
在先後三次入蜀的經歷中，趙抃為官清正，一改蜀中原有的奢靡腐敗之風，受到朝野的一致好評，成為後世治蜀的榜樣。
因為趙抃入蜀時，隨身僅攜帶一架琴和一隻鶴，皇帝便稱讚他“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一琴一鶴”從此用來形容為官清廉的士人。
圖片｜五代四川畫家黃筌《寫生珍禽圖》 · 網絡
“一琴一鶴”，也成為巴蜀儒士的精神嚮往。
在兩宋的四川官學中，成都府學校最多時有585間房屋，號稱“舉天下郡國所無有”；四川書院遍地，據嘉慶《四川通志》記載，宋代四川參加科舉考試被錄取的人數有近四千人，超過唐代，也為元、明所不及，堪稱空前絕後。
宋代四川文壇出現“文學之士，彬彬輩出”之盛況，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眉山三蘇。
四川眉山，這座位於岷江之畔的古城，位於成都與峨眉山、樂山大佛之間，號稱“千載詩書城”，北宋時，為全國三大刻版印刷中心之一，十戶人家有九戶藏書。三蘇父子即生於此地。
蘇軾與父親蘇洵、弟弟蘇轍，俱屬“唐宋八大家”。蘇東坡一生悲天憫人有如杜甫，卻比詩聖更為豪放灑脫，也許是自幼受川江水的滋養，有了蜀中人士特有的樂天精神。
蘇軾年少成名，二十出頭時與弟弟進京趕考，高中進士。後來，他遠離家鄉，入朝為官，卻捲入變法的浪潮中，多次為黨爭所累，大半生都在貶謫。
蘇軾“滿腹不合時宜”，被貶得越遠，卻愈發瀟灑，“一蓑煙雨任平生”，尤其是在美食的追求上，他自稱“老饕”，貶到哪兒，吃到哪兒，於是有了N種以蘇東坡命名的菜，如東坡肘子、東坡肉、東坡墨魚等。
顛沛流離時，蘇軾想的是，吃飽飯就夠了：“我生亦何須，一飽萬想滅。”
圖片｜蘇軾畫像 · 網絡
眉山流傳著許多與蘇軾有關的美食，如東坡肘子，相傳是蘇軾愛妻王弗的妙作（一說為蘇軾在江西時發明）。現代菜譜中的東坡肘子，選取豬肘子烹飪而成，色澤紅亮，肥而不膩，粑而不爛，鮮香溢口，難怪讓蘇軾念念不忘。
四川菜發展至今，雖然已不是蘇軾年少時品嚐的味道，但也自成一派，成為中國八大菜系之一。
有道是，“川渝一家親”。由於巴蜀溼氣重，現在的四川、重慶居民習慣吃辣，特別是辣中帶麻。除了火遍全國的川渝火鍋外，川渝名菜口味多樣，而不是單一的麻辣，其中較為著名的有宮保雞丁、麻婆豆腐、夫妻肺片、缽缽雞、龍抄手、宜賓燃面、擔擔麵、燈影牛肉、綿陽米粉等。
現代川菜，在我國烹飪界佔有重要地位，其取材豐富，菜式多樣，清鮮醇濃並重。蓉派（傳統川菜，以成都為中心）、渝派（新式川菜，以重慶為首）百花齊放，汲取川江之精華，滿足各地食客的胃口。
圖片｜上圖：麻婆豆腐，下圖：宮保雞丁 · 圖蟲創意 ©
戰爭烽火
巴蜀工商業自古繁榮，而地理位置也決定了其處於中國西部與長江上游的樞紐地位。
古人誤以岷江為長江之源，所謂“江出其腹，其源可以濫觴也”，而在地理上，川江流域背靠青藏高原，北穿秦嶺，南面雲貴高原，向東則可直下三峽，既是相對封閉的盆地，也是多邊聯繫的交通要道，因此成為重要的戰略基地。
自漢代以來，西漢末年的公孫述、三國時期的蜀漢、晉代李特建立的成漢、五代十國的前後蜀等，都憑藉地利，割據巴蜀，稱雄一時。
宋代，巴蜀一帶為宋金、宋元戰爭的前沿陣地。靖康之變後，金兵幾次從陝西大舉南下攻蜀，幸而有吳玠、吳璘兄弟所率的宋軍死守蜀地，才使川陝戰局轉危為安。直到金朝滅亡，金兵也未能奪取蜀地。
南宋後期，為了抵禦蒙古，宋朝任命餘玠等大臣在四川佈置防線。餘玠到任後，結合川江流域的地勢，制定以合川釣魚城（在今重慶合川區）為支柱的守蜀計劃。
1251年，蒙哥即位蒙古大汗，意圖先取巴蜀、再攻江南，卻在此後攻打釣魚城時折戟，抱憾死於軍中，釣魚城軍民不屈抗爭，打破了蒙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蒙哥之弟忽必烈即位後，聽從投降的宋軍將領建議，將南下進攻的重點，從長江上游的四川轉移到長江中游的襄陽，從中路找到突破口。
1273年，相持多年的襄陽之戰，以蒙元大軍勝利告終。此後幾年間，元軍乘勢東進，攻陷臨安，南宋滅亡。宋朝被滅後，釣魚城將士仍堅持抵抗，直到彈盡糧絕，守將張珏被俘自盡。其後，元軍攻佔四川全境，統一了四川。
宋元戰爭中，巴蜀戰場相持時間長達50餘年，在中下游失守前，長江上游防線始終未被攻破。
圖片｜重慶合川釣魚城 · 圖蟲創意 ©
到了元朝末年，紅巾軍部將明玉珍割據巴蜀，建立大夏政權，在重慶稱帝。大夏政權存在9年後，才被朱元璋建立的明朝攻滅。
明朝末年，農民起義軍領袖張獻忠亦在四川佔地為王，於1644年建立大西政權。後來，清軍兵臨四川，張獻忠在作戰時犧牲，其餘部在川滇一帶堅持抗清，長達19年。
直到清康熙初年，四川最後的抗清力量“夔東十三家”被滅，巴蜀才再度恢復平靜。
在明末清初的戰爭中，巴蜀損失慘重，人口銳減，“殷富之區，鞠為茂草”。有人統計，自明末亂世到清朝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四川全省90%的人口喪亡，“合全蜀數千裡內之人民，不及他省一縣之眾”。
清初，川江一帶人口凋敝，虎豹橫行。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川榮昌知縣張懋帶著七名隨從抵達縣城，突然蹦出一群老虎，嚇得知縣和僕人們慌忙逃命，可還是有五人命喪虎口。同一時期，南充知縣黃夢卜上書朝廷說，本來招募了500多名移民入川，但在路上有一半的人死於野獸或疾病侵襲。富順縣人煙斷絕，不分白天黑夜都有虎豹在戶外遊蕩，見到活人就撲上去。
於是，清朝平定三藩後，鼓勵外省移民入川，並放寬土地稅收的年限，任由先入川的移民在四川隨意“插佔”土地。康熙、雍正、乾隆、嘉慶之間，來自湖廣、陝西、廣東、福建等地的大批移民，沿水陸路線進入四川，重新開墾荒蕪多年的山林田地，興建水利工程，修築城牆。
到乾隆時期，四川的土地已經是“開墾殆遍”，在川江水的滋養與各省移民的勞作下，巴蜀重新煥發生機。
由於移民大部分經過長江中游進入巴蜀，以湖廣籍人數最多，這一改變四川命運的歷史事件，被稱為“湖廣填四川”。
移民入川，也對今天四川方言的形成起了決定性作用。而今，四川“縣縣有土音”，甚至一個鄉鎮內都有不同的土音，這與移民的原籍方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四川話融合了古四川方言以及湖北、陝西等地移民的原籍方言，遂成為如今“打鄉談”“擺龍門陣”的日常話語。同時，各地戲劇藝術也湧入四川，到晚清時，四川人融合江蘇的崑曲、陝西的秦腔、安徽的徽調與四川燈戲等，形成“昆、高、胡、彈、燈”的川劇。
圖片｜川劇變臉 · 圖蟲創意 ©
重生後的四川，也秉承了傳統的豪氣。
清朝時，四川盛行一種民間幫會組織，俗稱“袍哥”，取《詩經》中“與子同袍”之義，在其他地區也稱為“哥老會”。
袍哥分為清水袍哥與渾水袍哥，渾水袍哥多是來自各地的無業遊民，而清水袍哥就是在長江碼頭、煙館，乃至軍政界有職位的哥老會成員。
袍哥曾遍及全省，開山立堂，遠近景從，清廷對其屢禁不止。清末，哥老會還在保路運動中出過力。據估算，民國中期，四川城鄉成年男子參加袍哥者多達70%以上，解放後該組織才逐漸解散。
圖片｜保路運動時期，四川民眾奮起抗爭 · 網絡
四川人在豪爽之外，不忘自古以來的大義。1911年，清朝皇族內閣意圖將路權作為抵押，以獲得列強貸款，因此以“國有”名義侵吞鐵路權，打算再將其出賣給列強。
四川各地民眾為保衛路權，掀起了“保路運動”。保路同志會在成都附近與清軍交火，幷包圍了成都，清廷發動軍隊鎮壓民變，釀成血案。四川的保路風潮，最終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索，“引起中華革命先”。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遷入四川，以重慶為“戰時首都”。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四川300萬軍民出川抗戰，參加了淞滬會戰、徐州會戰、南昌會戰、滇緬會戰等大小會戰，犧牲、受傷、失蹤共60餘萬人，多名川籍將領血灑疆場。川軍傷亡人數佔全國軍人傷亡總數的20%。
圖片｜四川成都川軍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 · 圖蟲創意 ©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時，長江上的船承擔起運送戰略物資和人員後撤的重任。重慶人盧作孚與他創辦的“民生”公司，組成船隊，成為這次戰略大轉移的主要力量。
在炮火連天的長江上，中國民族工業的血脈與長期抗戰的希望，通過這些不懼艱險的船隊，從湖北宜昌一次次運往川江，多艘“民生”船隻被炸沉，多名公司職員與士兵、難民等犧牲，史稱“宜昌大撤退”。
圖片｜1939年，盧作孚在前線發表演講 · 網絡
滾滾長江東逝水，千百年來，川江的中華文脈不曾斷絕，激盪的歲月似水東流。
明朝嘉靖年間，“明代三才子”之一的四川人楊慎曾奉命回蜀，祭拜江、河、淮、漢等水神。後來，他因得罪皇帝，被貶雲南永昌（今雲南保山），多次往來於川江與金沙江之間，半生顛沛流離。
川江之水，成為這位狀元才子一生的念想。到了晚年，已經流放雲南二十多年的楊慎，盼望著遇赦還鄉，幾經輾轉於川滇邊境，卻仍受朝臣打壓，最終困守雲南，化作滇海之遊魂。
人生如夢，也許正如楊慎在《臨江仙》這首詞中所寫：“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如今的川江，又讓多少人魂牽夢繞？
… 完 …
參考資料：
[晉]常璩 著；任乃強 註解：《華陽國志校補圖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中央電視臺《再說長江》欄目組：《再說長江》，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6
蔡仲希：《西三角：中國財富新高地》，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
黃強：《長江流域的縱橫水網》，長江出版社，2015
李育平，周凝豹等：《天險川江今何在：川江航行考》，人民交通出版社，2017
段渝：《四川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馮天瑜，馬志亮，丁援：《長江文明》，中信出版社，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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