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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為了實現民族復興而努力的探索史、奮鬥史、創業史和發展史，其中蘊含著彌足珍貴的歷史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多次以“教科書”“必修課”“營養劑”“清醒劑”等來闡述歷史的重要性，明確提出要加強學習黨史、新中國史、改革開放史、社會主義發展史。新中國成立70餘年來，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取得了無比輝煌的成就，同時也犯過一些錯誤、出現過一些曲折。歷史虛無主義者打著“反思歷史”的幌子，肆意解讀新中國史，對一些重大歷史事件做出以偏概全的評價，對黨的領袖進行妖魔化描述，這嚴重影響了人們對新中國史的認知，動搖了“四個自信”“兩個維護”的基礎。因此，對上述錯誤觀點做正本清源的辨析十分必要。2021 年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就學習黨史的意義、重點、方法等做了深刻闡述，明確要求樹立正確的黨史觀：“要堅持以我們黨關於歷史問題的兩個決議和黨中央有關精神為依據，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主線、主流本質，正確認識和科學評價黨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會議、重要人物”。這為我們學好和讀懂黨史、新中國史提供了原則遵循。
要讀懂新中國史，就必須準確把握新中國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如果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含混不清，是無從真正理解和把握新中國歷史的。新中國已經走過了70餘年的風雨歷程，學習和研究新中國史，必須思考這段歷史是圍繞什麼主題、沿著什麼主線發展的，我們取得了什麼成就、成就與錯誤如何定位，這是讀懂和科學評價新中國史的關鍵。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完成以及正在進行的有三件大事：一是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探索。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經過全國人民的努力，用三年的時間恢復發展了國民經濟，各項建設事業穩步推進。1953 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至1956年底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此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人民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力圖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二是做出改革開放的偉大決策和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完善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面對“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以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步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問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三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進到新的發展階段，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圍繞著“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涵蓋經濟、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引領黨和國家取得了歷史性成就、發生了歷史性變革，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實現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因此，新中國史的主題和主線就是中國共產黨為了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幸福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和奮鬥。
70餘年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開拓進取，我國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多個領域取得了偉大成就。
首先，新中國史是一部不懈奮鬥史。在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的不懈奮鬥下，新中國成立以來，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社會文明程度以及國際地位都有顯著提高。例如，從國內生產總值來看，1952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為679億元，2020 年為1015986 億元；1952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119 元，2020 年為72447元。從城鄉居民收入來看，1949年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49.7元，到2020年增長至32189元，“農村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絕對貧困歷史性消除”。全國人民生活質量顯著改善，“從溫飽不足邁向全面小康，城鄉居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社會文明程度來看，我國不斷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人民精神面貌和社會風尚煥然一新。從國際地位來看，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持續增強。如“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積極響應，這也從一個側面顯示出世界各國對中國的認可和支持。
其次，新中國史是一部理論創新史。70餘年來，毛澤東思想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改革開放後又創新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尤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理論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保證了我們黨始終有先進科學理論的指導。
再次，建成了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對於加強自身建設一刻也沒有放鬆，始終保持和發展了黨的先進性，經受住了各種風險和挑戰的考驗。因此，新中國歷史的主流和本質，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艱苦奮鬥並取得輝煌成就的歷史。有人宣揚新中國史是一部“苦難史”，把這段歷史看作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這是以“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無限誇大黨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經歷的曲折，這是對歷史真相的根本性歪曲和顛倒，是對真實歷史的誤讀。
正確認識和研究新中國史，要從宏觀上把握和理解其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不能糾纏於細枝末節，避免一葉障目而不見森林。因為歷史的發展往往都不是一帆風順、凱歌前進的，其中存在著曲折和波瀾。在新中國70多年的發展歷程中，既有取得重大突破和獲得重大勝利的光輝時刻，也有遭遇重大挫折和麵臨重大困難的日子。儘管我們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有過一些失誤和挫折，但是這並不構成歷史發展的主流。新中國的歷史從總體上講成就是第一位的，失誤和曲折只是局部的、暫時的，即使對新中國歷史上某個犯嚴重錯誤的時期也要進行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地否定一切。如對於“文化大革命”，我們只能對“文化大革命”本身加以否定，而不能對那段歷史全盤否定，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首顆氫彈試爆成功、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等都是在這期間取得的光輝成就。我們絕不能揪住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失誤和錯誤不放，而對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
歷史有時候也會迷失方向。在新中國發展的歷史上，我們曾經犯過一些錯誤。改革開放前，我們所犯的錯誤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在經濟建設方面急於求成，結果事與願違；二是在社會主義所有制方面過分追求“純粹”，忽視了生產力對生產關係的制約作用；三是過分強調階級鬥爭，犯了擴大化、絕對化的錯誤。
首先，要認識到失誤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避免性。世界上不存在不犯錯誤的政黨或個人，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地域遼闊且經濟文化落後的東方大國，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難免會出現一些失誤。究其原因：一是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準備不足，對“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社會主義”等問題不是很清楚；二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比較短，各種矛盾和發展規律尚未充分顯露，科學認識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歷史條件尚不具備；三是複雜的外部環境對黨的決策也產生了一些影響。所以，我們對黨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過程中的失誤要做客觀科學地分析。如對於“文化大革命”，正如鄧小平所說：“就毛主席本身的願望來說，是出於避免資本主義復辟的考慮，但對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作了錯誤的估計”。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是否犯錯誤，而是在於如何看待成就與錯誤的關係，如何看待所犯錯誤的性質。
其次，要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錯誤。一是要敢於承認錯誤。如果諱疾忌醫，對反右派鬥爭擴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錯誤避而不談，這就不能稱之為科學的態度。二是要深刻分析為什麼會犯錯誤、怎麼做到以後不犯錯誤或者少犯錯誤。對新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失誤和曲折應當著重分析當時的社會環境，深入剖析問題產生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要善於總結和汲取其中的經驗教訓，研究制定不犯、少犯、防止重犯的辦法、措施和制度，提高對國情和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總之，只有準確把握新中國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從而深刻認識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正確對待曲折和失誤，才能在堅定歷史自信中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新中國史包括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歷史時期。在如何認識這兩個歷史時期及其關係的問題上存在著一些錯誤的思想觀點：有的人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有的人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還有的人割裂改革開放前後這兩個歷史時期的聯繫，把這兩個歷史時期看作是毫不相干甚至是相互對立、相互否定的時期。不論是否定其中一段歷史還是相互否定，其結果一定是災難性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正確處理改革開放前後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的關係，不只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主要的是一個政治問題。”
（一）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
之所以有一些人詬病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是因為他們錯誤地認為這一階段錯誤不斷，成就乏善可陳。如前所述，這種論調是毫無根據的。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表現在各個方面。
首先，中國共產黨提出了許多重大創新論斷。如毛澤東對工業化、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和實現步驟進行了勾畫，為其後分“三步走”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戰略提供了原則遵循；對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係”進行了精闢闡述，至今仍具有指導意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做了深刻分析，奠定了改革的理論基礎；等等。
其次，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促進了經濟社會發展。1954年9 月，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用根本大法的形式確定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1956年，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取得了決定性勝利，公有制佔絕對優勢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我國初步建立起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的確立，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和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據統計，從1949年到1978年，農林牧副漁業總產值由326億元增長至1397億元，工業總產值由140億元增長至4237億元。這一時期，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也得到逐步提高。從1952年到1978年，全國居民的消費水平從80元增長到184元，其中城鎮居民消費水平由154元增長到 405 元。
再次，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從 1949年到1978年，學齡兒童淨入學率由20%增加到的94%。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湧現出雷鋒、焦裕祿、王進喜等先鋒模範人物，為人民群眾樹立了學習榜樣和道德標杆，社會風氣煥然一新。從某種意義上說，“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訓其實也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因為“偉大的階級，正如偉大的民族一樣，無論從哪方面學習都不如從自己所犯錯誤的後果中學習來得快”。這些失敗的教訓能夠給人以警醒，防止和避免重犯錯誤。
（二）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是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成功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
理解改革開放後的歷史，要深刻認識我們所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成功開創並堅持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是理論邏輯和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有些人卻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實質上是“國家資本主義”，稱我們偏離社會主義的軌道而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有些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各領域所取得的成就都要歸結為“以歐美為師”，信奉“新自由主義”，宣揚市場經濟萬能論；還有些人認為，改革開放後我國經濟發展成功了，但是隨之而來也出現了黨風不好、貪汙腐敗現象蔓延、貧富差距加大、道德滑坡、誠信缺失等問題。這些言論和觀點誤讀了改革開放後的歷史，當然也就無法讀懂新中國史。
姓“資”姓“社”的問題，鄧小平早在1992年的南方談話中就已經講清楚，判斷標準是“三個有利於”，即“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始終是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以公有制為主體、按勞分配、人民民主專政等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原則沒有絲毫放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麼主義”，這是理論和現實的真實樣態，不是哪個人能夠隨意曲解的。一些人將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就歸結為學習資本主義的觀點更是無法自圓其說。馬克思筆下的資本主義存在的問題和弊端始終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不管是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還是西方選舉特別是美國大選的荒誕、美國社會連綿不斷的群體性暴力事件、西方各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混亂與乏力，都在兩種社會制度的對比中彰顯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我們取得的偉大成就不是得益於資本主義的恩惠，反而恰恰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結果。至於社會存在一些問題和矛盾，這是常態而不是例外。無論社會成熟程度如何，問題都是會存在的，把問題歸因於改革開放是片面的。從本質上說，很多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市場經濟也是一把“雙刃劍”，黨風、社會風氣在一段時間內有反覆也屬正常。從方法論角度說，判斷的標準應該是看問題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還是越來越少、得到逐步解決。從實際情況來看，我們的民主法治、我們黨的黨風都是不斷進步的，人民群眾的滿意度越來越高。因此，不能因為出現了一些問題就以偏概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跨越，我們也必將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對於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的關係，我們既要看到其中的區別又要看到聯繫。這兩個歷史時期在指導思想、方針政策、實際工作等方面確實有著很大區別，但不能因此否定二者相互聯繫的一面。
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為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準備了條件，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是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積澱基礎上開啟的。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首先是理論上的準備。如前所述，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在商品經濟、四個現代化、社會發展階段、黨的建設、國家統一、社會矛盾等方面提出了諸多重大創新思想，這為新時期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支撐。其次是物質基礎的奠定。新中國成立後，我們在“一窮二白”的狀況下迅速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自1952年至1978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由679億元增長至3679億元，經濟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世界各國同期水平。我們在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建築、通訊、科技等領域取得的長足發展，為改革開放後的實踐探索打下堅實基礎。再次是制度的保障。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包括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基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進步奠定了制度基礎。最後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在改革開放以前的探索中，不管是成功的經驗還是失誤的教訓，對於改革開放後的探索來說，都是一筆彌足珍貴的財富。例如，照搬、照抄蘇聯模式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某些論斷使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歷經曲折，這也啟示我們要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開創性實踐探索，堅持並且改革、發展了改革開放前的方針政策。一方面，改革開放後的實踐探索，繼承、借鑑了改革開放前的方針政策。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在這一時期雖然實現了若干重大轉變（如完成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實現了從計劃經濟體制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等），但在基本制度、根本任務、奮鬥目標等方面一脈相承，是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的揚棄，而不是否定。另一方面， 改革開放後的實踐探索，改革、發展了改革開放前的方針政策。如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鄧小平發展了毛澤東的“四個現代化”思想，提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三步走”戰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關於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也是對毛澤東、鄧小平現代化思想的發展。
正是由於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存在密切聯繫，故不論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還是認為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是對改革開放前歷史的否定和糾正，都是對自身歷史的否定。因此，我們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充分肯定各階段歷史貢獻、充分注意各階段歷史特點的基礎上，牢牢把握兩個歷史時期的辯證統一關係，正確認識這兩個歷史時期的本質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
歷史由一系列事件連接而成，只有正確評價歷史事件才能正確認識歷史。而重大事件往往是歷史中的重要轉折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著歷史發展的進程和趨向。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能否對一些重大事件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社會主義改造、“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做出客觀科學的評價，直接影響到我們對新中國史的理解。
歷史事件往往帶有濃厚的歷史色彩，特定的時代造就了特定的歷史。我們評價新中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必須要緊密結合歷史條件，把它放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去分析。否則，在評價新中國史上的重大事件時就會得出錯誤結論。
例如，在抗美援朝問題上，有人認為朝鮮戰爭與我們沒有關係，稱抗美援朝沒有必要、得不償失，甚至認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犯的最大錯誤等，給人們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要回答中國到底應該不應該出兵這一問題，就要結合當時美國軍艦武裝侵入臺灣海峽、把戰火燒到中國大門口、轟炸東北地區邊境城市和鄉村、造成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的事實，要結合朝鮮面臨國家危亡，中國國家安全遭受嚴重威脅的歷史 狀況加以分析。不管是從維護中國自身安全方面考慮，還是從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來看，抗美援朝都是必要的。當國家安全被威脅、周邊國家面臨危亡時，中國不得不出兵。正如當時代總參謀長聶榮臻所說：“不是毛澤東同志好戰，問題是美國已經打到我們的國境線上了，不打怎麼辦”。現在看來，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有損失也有犧牲，但只要是戰爭總會有犧牲和損失，關鍵是看犧牲和損失是否有意義與價值，將其放在那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就不難理解抗美援朝是必要的，而且意義重大、影響深遠。“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是中國人民站起來後屹立於世界東方的宣言書，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對中國和世界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經過這場戰爭，粉碎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也為新中國爭取到了幾十年和平的發展環境；打出了中國的國威和軍威，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讓世界人民對我們刮目相看；熔鑄成偉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構成了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進程中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重要支點；順應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為維護亞洲乃至世界和平貢獻了中國力量。
評價歷史上的重大事件不能採取簡單地事後評說的方法，必須要放在整個歷史中考察，“根據他們比他們的前輩提供了新的東西”。歷史沒有應該不應該，在已知歷史事件結果的前提下，談論歷史事件應不應該存在、歷史應不應該這樣進展，這樣既不客觀也不公平。我們不能苛求前人在他們所處的歷史條件中創造出後人所想要的歷史，只能在歷史中正確認識重大事件的發生、進程及結果。
評價歷史應該觀照到事件發生的背景、過程、結果、影響等多方面，特別是歷史事件的影響，要多角度、全方面地予以評價。
例如，我們在評價社會主義改造時，應該既要看到其大方向是正確的，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改造理論，而且通過改造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奠定了新中國發展的制度基礎；同時，我們也應該承認由於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不全面，加之缺乏經驗等原因，在實際工作中存在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過於簡單劃一等問題。對於在實際工作中出現的失誤，我們不能以偏概全，要充分肯定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意義，而不是得出“違背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改造搞錯了”等錯誤結論。
又如，對“大躍進”運動的評價，很多人採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筆者認為這是不理性、不客觀的。這場運動的確出現了事與願違的後果，給我們造成了很大的損失。但是，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大躍進”的發動有一定的必然性：渴望儘快改變新中國“一窮二白”現狀的強烈願望、黨內和社會上普遍存在著急於求成的心態，國際環境的壓力和危機感等，這些都是黨和毛澤東希望加快開展“大躍進”運動的動因。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當時提出的“趕超戰略”包含真理性內核——趕超。改革開放後，我們制定和實行的“三步走”戰略就是一種立足於國情的科學的趕超。此外，那個年代的人民群眾為了建設美好的新社會而無怨無悔地奉獻自己的力量，其中的緣由也帶給我們諸多寶貴啟示。因此，儘管“大躍進”運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表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中進行的嘗試和努力。
總之，對於新中國史上的重大事件，要清楚地瞭解其來龍去脈，做出全面客觀的評價。唯此，我們才能真正讀懂新中國史，理解中國共產黨在特定背景下所做決策的歷史合理性，從而自覺地堅持和維護黨的領導。
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對毛澤東的評價不僅關涉他個人的榮辱和功過是非，更關係著我們如何認識和評價中國共產黨、如何評價新中國史，這是一個事關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嚴肅的政治問題。
因為黨的領袖代表著黨的形象，歷史虛無主義者便以攻擊和抹黑甚至妖魔化毛澤東為切入點，全盤否定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以期達到詆譭黨領導的革命史和建設史的目的。因為否定了毛澤東，就從根本上打開了否定黨和國家歷史的突破口，打開了動搖“四個自信”的突破口，也就瓦解了民心，摧毀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因此，在前些年曆史虛無主義思潮氾濫時一些人對毛澤東產生了兩種誤解：“一是認為他人品有問題，讀古書，通權術，疑心重，新中國成立後發動一個接一個運動，搞階級鬥爭擴大化，在黨內、黨外傷害了很多人”。二是認為“毛澤東沒有出過國，根本不懂、不會搞經濟建設，把中國經濟搞得一團糟，甚至在三年自然災害時期餓死幾千萬人”。還有人以“私人回憶錄”“揭秘”等博人眼球的形式，從思想觀念、生活作風等方面對毛澤東進行全面攻擊，甚至不惜編造和虛構所謂的“證據”來汙衊毛澤東，只論毛澤東之過，卻閉口不談其功，有意淡化和弱化毛澤東的歷史功績，將其領導時期的歷史說成是漆黑一團。這些觀點無疑是經不起仔細推敲的，卻在無形之中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在人們心中的形象，極易造成思想混亂。那麼，應當如何評價黨的領袖毛澤東呢？
評價毛澤東，立場問題至關重要。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是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者和維護者；毛澤東同黨和國家的歷史分不開，同人民分不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儘管毛澤東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犯了一些錯誤，但不可否認的是，毛澤東始終從人民的角度出發思考問題，從不為一己私利而損害人民利益。他的一生都堅決貫徹黨的宗旨，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其出發點是好的，是為了儘快發展生產力、建成社會主義，讓人民群眾過上好日子。因此，評價毛澤東應該站在黨的立場、人民的立場、中華民族的立場，而不能站在個人的立場、小集團的立場，更不能站在西方敵對勢力的立場上。立場不同，得出的結論就會大相徑庭。如果站在少數人的立場上，從少數人的利益出發去評價，那麼評價的結果只能是符合少數人的利益，得出的結論自然不可能公正客觀；如果站在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立場上評價毛澤東，自然會得出“中國革命是錯誤的、不合法的”“抗美援朝是錯誤的”“土地改革是錯誤的”的結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標準也適合對領袖的評價。評價領袖不同於評價一般的歷史人物，應該從歷史的高度看領袖的行為是否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是否推動了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用此標準來認識和評價毛澤東，可以得出毛澤東是一位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的偉人的結論。從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看，毛澤東參與創建了先進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締造了一支英雄的人民軍隊；領導人民創建了嶄新的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步探索了一條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制定了正確的外交方針，極大地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毛澤東是科學理論——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在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下，中國結束了近四百年來社會停滯不前、日益衰頹的趨勢，使中國歷史再次進入一個生氣勃勃、向前奮進的新紀元。這樣的巨大貢獻，古今中外有幾人能與之比肩？同時，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對世界歷史進程，尤其是對廣大的亞、非、拉國家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毛澤東受到世界無產階級、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廣泛的崇敬與愛戴。
在堅持正確立場和了解評價標準後，能否運用科學的方法加以評價也很重要。馬克思主義為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提供了根本方法，即歷史的、全面的、客觀辯證的方法。第一，應堅持歷史的方法。若評價歷史人物時帶有評價者所處時代的痕跡，用後人的眼光認識前人，那麼，就容易得出錯誤的結論，難以做出客觀的評價。故應當將其還原到所處的歷史背景當中，結合時代主題和歷史條件對毛澤東予以評價。第二，應堅持全面的方法。我們應完整地瞭解毛澤東的生平經歷，理解毛澤東思想的精髓要義。若將毛澤東生平中的任意一個或幾個片段單獨抽取出來去論功過，不能真實全面地評價毛澤東；把毛澤東思想的各個方面孤立起來而不將其看作一個有機整體，也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思想。第三，應堅持客觀的、辯證的方法。對於歷史，我們不能任意選擇和更改，只能根據歷史事實來認識和評價毛澤東，既不能主觀臆斷，也不能摻雜個人情感。在客觀認識毛澤東的基礎之上，應對其做出辯證的科學評價。“革命領袖是人不是神。”辯證的科學評價就是既承認毛澤東的歷史貢獻，又不忽略其存在的不足之處。在這點上，鄧小平、習近平為我們做出了表率。鄧小平在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強調，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這個評價經得起歷史的檢驗。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回顧了毛澤東帶領人民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歷程，繼而闡述了毛澤東的歷史功績，但並未否認其所犯的錯誤，認為對於失誤和錯誤要採取正確態度：“一是敢於承認，二是正確分析，三是堅決糾正”。
可以說，毛澤東是一個不朽的民族英雄，為了中華民族的獨立、中國人民的解放，為了新中國的繁榮富強和中國夢的實現，他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生。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也就沒有新中國史。
學習和研究新中國史，運用何種歷史觀和方法論至關重要。樹立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掌握科學的方法論，是正確認識和評價新中國史的前提。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把歷史看作一個整體，系統地研究歷史，在整體性的歷史進程中、從歷史長河中把握規律和預見未來。馬克思、恩格斯深入研究了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過程，在把握資本主義整體性的歷史進程中揭示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得出了“兩個必然”的結論。研究新中國史，要以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為指導，既要把握新中國發展的整體歷程，也要用全球視野來認識和評價新中國史。
一方面，我們要從整體上把握新中國史的發展進程，避免“碎片史觀”。按照“碎片史觀”，任何人從任何一個角度發現任何一則材料，就以為這是歷史真相，但這完全是盲人摸象，極有可能以偏概全，被歷史的碎片遮蓋住了整部歷史。當人們所見的僅僅是一些細節，儘管這些細節可能是真實的、具體的，但只要忘記了新中國史是有大的趨勢和規律的，就會墜入歷史虛無主義的深淵。正如列寧所說：“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所歷時間長、所涉空間範圍大是新中國史的重要特點，但從總體上來看，仍然還是一個整體。研究新中國史，一定不能熱衷於追求所謂的“歷史鮮為人知的故事”，因為那些支離破碎的、“碎片化”式的研究，本身就割裂了事物的整體性，不能反映歷史發展的大邏輯。我們要從整體上把握其發展的趨勢和規律，把它看作一個整體，而不是一個個歷史細節和碎片。
另一方面，我們把新中國史放到社會主義發展史中，放到世界歷史中研究。毋庸置疑，新中國短短70多年的歷史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我們所取得的偉大成就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極為罕見。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與騰飛創造了人類發展史上的奇蹟；2020年我們成功打贏脫貧攻堅戰，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的貧困問題得到有效解決，而且創造了人類反貧困史上的奇蹟；塞罕壩荒漠變綠洲、黃河“沙退水清”、北海生態“金不換”，可謂“生態治理的中國奇蹟”，也為全球生態治理樹立了榜樣。新中國史不僅是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和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歷史，也是謀求為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的歷史。毛澤東早在1956年就提出：“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中國共產黨人持續發揚這種為人類社會進步做貢獻的精神，以博大的胸懷和寬廣的視野，始終為維護世界和平和促進世界發展而努力。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構建國際新秩序等，為解決全球性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
研究歷史總是要藉助一定的客觀資料，以史料為支撐。要想正確評價新中國史，必須在掌握客觀資料的基礎上全面地瞭解歷史的真實樣貌。
新中國史之所以為史，就在於其是已經發生了的既定事實，是客觀存在，而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近年來，一些歷史虛無主義者卻不尊重歷史事實，為了達到虛無新中國史的目的，隨意編造虛假信息，企圖篡改歷史。如有些人誇大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的狀況，宣稱“餓死三千萬”，以此證明黨的領導的錯誤；有人妄稱朝鮮戰場上火燒邱少雲違背生理學常識、雷鋒的故事是虛假的等，以此來抹黑英雄人物；還有的人把歷史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大談特談“假如”“如果”，試圖以假設代替歷史事實。但歷史就是歷史，對歷史予以假設是徒勞的，也是不尊重歷史的表現。在新中國的發展歷程中，既有發展順利、成就巨大的輝煌時期，也有曲折發展的困難時期，但不管歷史是以怎樣的面貌呈現出來的，首先我們必須接受和承認真實的歷史，絕不容許篡改，也不容許假設。
學習研究新中國史，必須要堅持“論從史出”的嚴謹學風，也就是要“把歷史結論建立在翔實準確的史料支撐和深入細緻的研究分析的基礎之上”。史實是研究和撰寫歷史的立足點和出發點，治史要有真憑實據。因此，我們要儘可能地收集能夠收集到的史料，認真地進行鑑別和分析，去偽存真，去粗取精；要閱讀學習權威資料，如毛澤東等領導人的選集、文集、文選、年譜，習近平總書記的系列重要講話、報告和文章，黨和政府的重要決議、文獻，閱讀關於新中國史的著作、學術論文等。在如今我們所處的互聯網時代，還要充分利用網絡提供的豐富的、大量的信息，但需要特別提出的是，對於紛繁複雜的網絡信息我們要學會甄別和選擇，懂得明辨是非。
認識新中國史的真實樣貌是讀懂歷史的基本要求，也是做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客觀前提。倘若不清楚歷史實際，所瞭解的是虛假的被人為修改了的歷史，就談不上真正讀懂。“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是學習新中國史的基本要求。
新中國史中蘊含著治國理政的政治靈魂和精神瑰寶，中國共產黨能夠屹立百年而不衰，中國的各項事業蒸蒸日上並且日益煥發出生機與活力，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我們善於總結和運用歷史經驗。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我們黨一步步走過來，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不斷總結經驗、提高本領，不斷提高應對風險、迎接挑戰、化險為夷的能力水平。”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國內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偉大歷史性成就，開啟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徵程。面對未知的將來，我們絕不能兩手空空毫無準備，必須認真總結歷史經驗。有了歷史經驗作為支撐，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特別是遭遇困難和挑戰時便能以更加從容的姿態應對，帶著更加自信的步伐邁向未來。
第一，科學理論的指導並且能夠與時俱進是無往而不勝的重要原因。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中國共產黨是以科學理論來武裝頭腦和指導實踐的學習型政黨，始終重視和善於學習馬克思主義。正是由於共產黨人堅持科學的指導思想，當面臨新形勢新任務時才能不斷應對挑戰、克服困難，走向一個又一個勝利。
第二，堅定的理想信念是取得成功的精神密碼。新中國史，就是牢記初心使命、永葆黨的先進性、傳承紅色基因、為了理想信念不懈奮鬥的歷史。正是由於有堅定的理想信念作為指引和支撐，才能書寫出一部波瀾壯闊的新中國史。
第三，始終堅持人民主體地位是不斷奪取新勝利的力量之源。新中國史是黨帶領人民奮鬥的創業史，這份宏偉大業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缺少了人民群眾的支持，任何政黨都不可能單獨完成這項任務。中國共產黨秉承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斷汲取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帶領全國人民克服重重困難不斷取得新的勝利。
第四，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讓中國人民站起來；新中國的歷史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發展中國，讓中國人民富起來；改革開放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來的實踐證明，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治理中國，讓中國人民強起來。
第五，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引領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歷史已經證明，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黨領導人民探索出來的一條成功之路，也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和引領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必由之路。要想繼續獲得新發展和取得新進步，就要堅持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六，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落後面貌，使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綜合國力、國際地位邁上新臺階。在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基礎上，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上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日益彰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催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也是馬克思主義正確性和有效性的確證。
蘊藏在歷史中的寶貴經驗，不僅在歷史上曾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在我們實現中國夢的前進路途中給予指導。同時，歷史上的失誤和偏差留下的教訓只要加以正確總結，也能轉化為前行道路上的巨大力量。
歷史，只有讀懂才有意義和價值。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制度設計、道路探索、經濟發展、政黨建設等方面進行了艱辛的理論創新和卓有成效的實踐探索，其中蘊含著寶貴的立國、興國智慧。我們只有讀懂這部輝煌的新中國史，才能發揮其資政育人的作用。而要真正讀懂新中國史，就必須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樹立正確的黨史觀，否則就可能使我們的學習和研究“南轅北轍、走入誤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