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八年（1075）四月，宋神宗趙頊與重新擔任宰相的王安石討論政事。
是關於上等戶逃亡的消息。
宋神宗提到，聽聞河北、河東一帶，上等戶逃亡的情況屢屢不絕，這或許，與他們要跟同保的下等戶共同承擔的青苗錢糧有關。由於保內的下等戶近期糧食歉收，很多人都逃亡了，在這種情況下，作為較富有上等戶，害怕政府索要錢糧時自己要承擔更多，所以也跑了。
對此，王安石表示已著手調查，收到的反饋是，只有磁州、相州出現了上等戶逃亡的情況，且多是因為天災歉收，人們為了應對荒年就進行了分房，以減輕生存壓力。
因此，王安石稟告宋神宗，磁州、相州的上等戶其實是“為分房減口”，怎麼能稱之為逃亡呢？
“不知當時誰為陛下言此，何不明示姓名，令彼分析是何處有此事？”王安石追問道。
宋神宗卻說：“我不記得是誰說的這件事了。”
王安石窮追不捨：“他既然這樣講了，那必定是存在這樣的事實。如果事實存在，當前的調查結果就是州縣監司合起來欺瞞上級；如果事實不存在，就是有誣陷之人，讓這種人留下來有什麼益處！”
宋神宗似乎刀槍不入，開始說其他事了。
這下，王安石忍不住了，張嘴就是一個帶著怒氣的比喻句：“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勺水，即羹何由有熟時也？”
一位是雄心勃勃的天之驕子，一位是兢兢業業的變法能臣，他們在改革國家弊政這條道路上，已經共同“戰鬥”了很多年。
但如今，話說出來，卻是各有各的心思。
能臣的提醒，是出自於多年跟隨的瞭解，以及變法派的激進選擇。而君主選擇忽視，並不是覺得臣子講的話沒有道理，只是，他已經不想透露自己過多的真實想法了。
羽翼未豐的天子，成熟了；想法很多的能臣，疲倦了。
▲宋神宗趙頊畫像。 圖源：網絡
一個月前，宋神宗和王安石，已經進行過一場“交心”對談。
“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宋神宗想說，之前反對變法的鄭俠、馮京之流已經遭到貶黜，這次召你回來，你可以繼續大膽推行新法。
頓了頓，宋神宗又說：“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紜，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這是以肯定呂惠卿來表明自己對眼前這位臣子的信任。因為，呂惠卿可是王安石離開汴京前推薦給皇帝的“護法善神”。
聽到這話，王安石當然要先對皇帝的器重表達一番謝意：“臣父子蒙陛下知遇，所以向時每事消息盈虛，以待陛下深察，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已。”此話，重心在後。“今陛下復召用臣，所以不敢固辭者，誠欲粗有所效，以報陛下知遇。然投老餘年，豈能久事左右？欲及時粗有所效，望陛下察臣用心。”
時年55歲的王安石，說自己已經老了。
他說，這次面對陛下的復召沒有推辭，是因為要報答陛下的知遇之恩，但可能，日子也不會長久了。
很明顯，王安石話中有話。一是想說，自己推行變法並無私心，只為助力陛下大業，希望陛下不要對他持有疑心。二是暗戳戳表達，自己這次“返場”，已失去了最初的決心，所以，也許不能“久事”了。
宋神宗大概也感知到了王安石的情緒，他說：“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跡，形跡最害事。”
不管王安石有什麼情緒，希望都不要成為日後“害事”的因素。
兩人好像對一年前（1074）的罷相事件說開了，但其實是在語言藝術的掩飾下，把對方推得更遠了。
是的，如王安石所料，這次“返場”並沒有很久。
僅僅一年多後，熙寧九年（1076），王安石多次託病上疏請辭，十月，他便回到江寧，至死未再回京。
作為神宗朝這場大變法最核心的發起人之一，他為何走得如此決絕？
因為，宋神宗變了。
王安石復相後，依神宗所言，他應該是要繼續“有為”的。但實際上，宋神宗在推行新法上的行事，已不再重視王安石的意見。
譬如，王安石要求對“不附新法者”治罪時，神宗並不理會；王安石想讓負責保甲事務的司農寺兼兵部事，宋神宗也不同意；而在朝中，同屬變法派的韓絳、章惇、呂惠卿等人相繼被貶出朝廷，唯王安石在朝中孤軍一人……凡此種種，都讓王安石覺得自己的這次回來，毫無意義——他的意見對這位帝王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後來，他自己也說，皇帝與他議事，“只從得五分時也得也”，自己的建議，陛下聽個一半也好啊！
而宋神宗對他也表現出了厭煩的態度。
王安石對這種束手束腳的政治生涯感到鬱悶和厭倦。於是，他再三請辭，只想遠離朝堂，潛心學問。而這一回，宋神宗同意後，也再沒有重新起用他的動作了。
▲王安石畫像。
九年前，熙寧元年（1068），宋神宗曾對著王安石“變風俗，立法度”之說，興奮得連連點頭。
如今，他再也不會了。因為，他更想要別人對他連連點頭。
熙寧十年（1077）十二月，宋神宗發佈詔書更改年號，宣佈明年正月朔旦改為元豐元年。
改元之後，宋神宗首先進行了一次人事調整。他任命吳充、王珪為相，後以蔡確、章惇參政，馮京主樞密等。
這是個什麼局？
吳充，“務安靜”；王珪，“三旨相公”，擅長取聖旨、領聖旨、得聖旨；蔡確，帝雲亦云；章惇，“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
一言以蔽之，這個執政班子很“聽話”。隨後，便風風火火地開啟了變法的新階段。
其實，從熙寧七年（1074）那一次罷相後，宋神宗所冷落的，與其說是王安石，倒不如說是一切有可能左右他決策的人。這是一個皇帝不斷強化皇權所作出的選擇。
熙寧二年（1069），熙豐新政剛推行時，宋神宗為此定製了一個有“生老病死苦”之稱的執政班子，一個極其平衡的局。
“老”是指曾公亮，他已經年近古稀；“病”是富弼，他因反對變法而稱病不出；“死”是唐介，他也反對變法，整日憂心忡忡，變法開始不久後就病死了；“苦”是趙抃，他無力阻止變法，成了憤青，整天叫苦不迭。剩下的“生”是王安石，他的變法生機勃勃。
▲富弼畫像。圖源：網絡
這幾個舊臣與變法領袖王安石的互相牽制，是宋神宗的“制衡”安排，這早已暗含著他作為變法這盤棋子幕後主帥的智慧。這一時期，之所以選擇“制衡策略”，是因為，作為一個剛上任不久的君主，他對一切都不夠熟悉，只好先隱一隱，傾聽不同陣營大臣的意見，調兵遣將。這是一個重要的積累過程。
同時，這也是他在推行新政過程中少有的奉行“祖宗家法”的地方了。注重“事為之防，曲為之制”，讓不同派別的勢力相互牽制、相互制衡，此乃趙宋王朝的“祖宗家法”。
當宋神宗積累了足夠多的執政經驗，他便一躍成為了這場變法的絕對主導，以皇帝的個人意志主持變法，事必躬親。
熙寧十年（1077）九月，宋神宗下令館閣校對《唐六典》。
有何用意？
為了一件他想了很久的事。
當年，宋神宗決意推行新政，是為了解決“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的社會狀況，以及冗員、冗兵和冗費的“三冗”危機。對於國庫見底的困境，神宗曾認為：“財用屈竭，以為皆緣置官多。”
但王安石當時卻說：“以臣所見，似不由官多。”他認為，皇帝應該擔心的是任職的並非合適人選，而不是擔心任職的合適人選過多，“苟能為陛下足用度，則雖比今日更多與人當直，未為過當”。
由於王安石的意見不同，所以，熙寧年間的變法，最後重點落在了“富國之法”和“強兵之術”上，而在整頓吏治方面，反而新增了官員和機構，吏祿也有所增加，主要是為了改變官僚集團的構成和提升官員素質。
▲王安石劇照。圖源：影視劇截圖
這個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一直縈繞在宋神宗的心頭。因此，熙寧末年，出於對漢唐舊業的推崇，他下令校對《唐六典》，設想以《唐六典》作“正官名”的範本。
元豐三年（1080）八月，宋神宗發佈詔令，下詔改革官制。元豐五年（1082）五月，正式頒行新制。
從下詔改制到正式實施，用了幾乎整整兩年。史載，這次官制改革方案是由宋神宗獨自制訂的——“上將定官制，獨處閣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皆不知”。
經過兩年的仔細琢磨，元豐官制改革涉及範圍很廣，條例繁細，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罷去臺、省、寺、監“領空名”者，以階易官。即是用新的寄祿階代替原來作為本官階的三省六部官，讓這些官員從“領空名”轉變為“實典職事”。此前，宋朝一直存在“三省長官不與政，而尚書至外郎與九寺五監皆為空官”的情況。
以階易官後，如王珪，就從“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改換為“正議大夫”，這抽空了尚書省系統裡官名的身份品位意義，但並沒有變動該官員的差遣。而被抽空品位意義的官職，又恢復了他們的職事。這一變革，有利於減少冗銜和虛名，明確官員俸祿。
二、制定新官品位、任期、章服和補蔭之制。改制前，宋朝官員品位一共有三十階，改後簡化為十八階。
三、制定新官制格目，實行三省六部制，以三省長官為宰相、執政，下面是省、部、監繫統。
宋神宗的新制，基本一直實行到宋朝末年，確實糾正了宋初官制發展的不少弊病，對名不符實、官事分職這一局面有所改善。宋哲宗朝的左司諫王覿曾讚譽道：“神宗慨然憫之，於是講求歷世之墜典，造新一代之成憲法。正名百職，建復六聯，上下相維，各有分守，此真得唐虞三代建官職美意也。”
但是，也出現了新的弊端。
行政效率被大大地拉低。
元豐新制中，原本只是空架子的九寺五監充實起來，三省六部的職掌也責實了，就造成了機構重疊。原本不幹事的機構突然要幹事，就導致了整個辦事流程複雜了起來。譬如，百司諸事的申報，要經過寺、監的批准，而他們的長官因不能專斷，又要上稟六部等反饋。有時候兩個系統意見不一致，導致一件公文來回滯留月餘的情況都是存在的。
而在朝政事務的處理上，以前由宰執大臣批狀後，就可以直接交給相關部門辦理，但改制後，朝政事務必須經由三省，再下達六部，再下達寺、監，然後又從寺、監開始層層上報，回到三省，最後才下達百司執行。如果是軍國大事，還要奏報皇帝親覽。
這樣的狀況，宋神宗也是能看到的。元豐五年五月十一日，僅僅頒佈新制十天後，他已經感慨：“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司，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數倍，眾皆有不辦事之憂。”
但儘管如此，宋神宗還是堅持新制。因為，儘管官僚職能重疊、辦事效率變低，但正是這種“上下相維，左右掣肘”局面的存在，方便宋神宗強化專制集權，把軍政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上，防止總覽全國政務的權相的出現。
有學者指出，“從神宗官制改革的動機、目的以及實效來看，他並不是要根除官僚政治的積弊，並不是要對趙宋初年建立起來的新的文明體制中的弊病——強化專制，進行調整和改造，反倒是要通過局部的調諧，建立一套新的專制政治體系，繼續強化高度的中央集權、強化皇權”。
這與他當權後期的用人傾向，可謂相當一致。
攬權，專制。
面對已實行多年的“富國之法”和“強兵之術”，民間、朝廷裡的爭議之聲從未止息，於是，宋神宗做了一些調整，革除熙寧年間新政的某些弊端，以確保自己富國強兵的宏願能夠成為現實。
針對以往官府的青苗錢必須全部放貸，致使眾多百姓被迫承擔官府借貸的情況，宋神宗從熙寧九年起就調整為青苗錢一半留存，一半繼續貸款。這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之前放貸的高壓政策，減少了地方政府對百姓的不合理欺壓。而從實際效果來看，不僅沒有使政府的收入減少，反而解決了強行貸出去的錢收不回的問題。
針對屢次引起民眾騷動的免役法，宋神宗則下令整頓、處理了淮南、兩浙等路冗佔役人的問題，“減冗佔千三百餘人，裁省錢二十八萬四千九百餘緡”。不但減少了募役經費，還減輕了百姓的勞役和緡錢負擔。
市易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都在有序繼續推行中。而在商業方面，宋神宗不斷擴大國家專利的範圍，在四川擴大川茶的禁榷，由此，茶稅從40萬貫增加至300餘萬貫。元豐六年（1083），經轉運使吳居厚建議，神宗下令徵榷徐州、青州等產鐵地區的鐵，然後，將政府打造的鐵器賣給百姓，以此增加國庫收入。
元豐年間，國家的收入比起熙寧年間又增加了，但奇怪的是，“財因多而匱乏”的局面一直存在。
這期間，宋神宗寫了一首四言詩：
五季失圖，獫狁孔熾。
藝祖造邦，意有懲艾。
爰設內府，基以募士。
曾孫保之，敢忘厥志。
隨後，這32字成為一座座庫房的名稱，儲蓄變法所得，號“元豐庫”。後來又增設20庫，題詩：
每虔夕惕心，忘意遵遺業。
顧予不武資，何日成戎捷。
但是，這些財資只是存起來，“以待非常之用”，沒有落到解決社會問題的實處。對神宗來說，什麼是“非常”之事呢？
答案就在這兩首題詩之中，神宗的“恢復幽燕之志”。
對比起“富國之法”，元豐年間，宋神宗對“強兵之術”深化得更多，通過調整保甲法、保馬法、將兵法等措施，不斷擴充和強大帝國軍隊，目的在於改變宋朝的對外弱勢地位。這是他一直以來的雄心壯志：“知祖宗志吞幽薊、靈武，而數敗兵，帝奮然將雪數世之恥。”
元豐四年（1081）六月，西夏發生內訌，西夏國主李秉常被母親梁太后囚居了。鄜延副總管種諤把此事上書神宗，暗示這是宋朝征討西夏的大好時機。
神宗知道後，果然躍躍欲試。
在與種諤的詳談中，種諤大言不慚地表示：“夏國沒什麼人才，秉常是個毛孩子，我朝大軍一出，必能平定西夏。”聽了這話，神宗信心滿滿，決意西征，下令熙河經制使李憲等人做好伐夏的準備。
但是，此時有人持不同看法。負責奏案文牘事務的孫固說：“發兵容易，收兵難，貿然出兵西夏不可取。”
神宗說：“現在有機會不去討伐西夏，以後可能會被遼人佔據，這次機會斷不可失。”
孫固提出，如果一定要用兵，應當以伐罪為目的，不該滅國奪地，而應分裂他們的國家，讓酋長自守。神宗覺得他這套說辭有些小兒科。
孫固仍不死心，提出一個最尖銳的問題：“不知道陛下將任命誰來擔起討伐西夏的大任呢？”
“朕已決定交付給李憲。”
孫固一聽是李憲，驚訝道：“討伐西夏這麼重要的事，居然任命一位宦官為統帥，部下肯不肯聽命呢？”
話畢，席間卻陷入了一片沉默。只見宋神宗不說話，只是目光炯炯地看著孫固。
孫固懂了，於是退下。
這一場戰爭，神宗命五路大軍出征西夏，分道並進：李憲出熙河，種諤出鄜延，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王中正出河東。初期，五路人馬都順利進軍目的地。對此，神宗龍顏大悅，火速傳令李憲統率五路大軍，直逼夏都，企圖一舉拿下。然而，梁太后淡定地採取堅壁清野策略，襲擊五軍糧道，讓許多宋朝士兵活活餓死。
最後五路軍隊，只有李憲一路因為沒有按約定到靈州會師而未受損失，其餘，都死傷大半。
戰敗消息傳來，神宗十分後悔當初沒聽孫固之言，痛心疾首。這次慘敗，也打擊了他的外徵雄心。
不過，既然是心心念唸的事業，怎麼會因為一次失敗就放棄呢？
第二年，李憲再次請奏西征。急於建功的種諤轉奏延州知州沈括曾經的建議：築城橫山，以高屋建瓴之勢俯瞰靈夏，讓西夏不敢張揚。以及提出，從銀州出兵西征。
神宗對築城的提議深以為然，便下令命給事中徐禧和內侍李舜舉到鄜延負責此事。後來，他們選定在永樂築城。永樂城建成後， 賜名“銀川寨”，配置萬名士兵駐守。
永樂是什麼地方？位於夏、銀、宥三州邊界。於是，永樂城的建成一下讓西夏感受到威脅的氣息。
因此，不出10日，西夏便開始派兵前往永樂城。此時，主持築城的徐禧還在沾沾自喜，以為建功之日馬上要到了。然而，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
聚集到永樂城的西夏士兵，從最初的兩千，逐漸增至十萬，再後來，竟然有三十萬之多。密密麻麻，漫山遍野。
面對這一陣勢，城小又無水源的大宋士兵，本就處於劣勢，但由於牢固，用兵得當可能也還有一線生機。然而，主持戰事的徐禧並沒有這個本事，而宋朝士兵素質也比不上人家，慘敗不可避免。
永樂城中被圍困的宋軍，無水無糧，他們只能絞馬糞飲用汁水。飢病交加、四肢無力的宋軍猶如甕中之鱉，被夏軍輕易擊潰，損失慘重。
噩耗傳來的那天，神宗當朝失聲痛哭，隨後幾天都沒有進食。
這次戰敗，真的把神宗擊垮了。他想起自己當初沒有聽王安禮等人的諫言，朝中多是王珪之流的平庸附和之輩。而這一切，似乎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因此，神宗心裡十分悲傷，身體狀況從此急轉直下。
自永樂戰敗，他再也沒提過西征的事，並且開始對“西邊用兵歲久”感到厭棄。
但對外局勢，神宗不想打，不代表西夏不想打。元豐六年後，西夏屢屢發起進攻，宋朝難以招架。而神宗的身體，也一天比一天差。
元豐七年（1084）九月，宋神宗在集英殿宴請群臣，在舉杯共飲時，忽然不受控，手一鬆，酒杯倒了，聖袍上沾滿酒跡。
三個月後，神宗在延春閣聽官員奏事，聽完以後，忍不住抱怨：“我足跌頭痛。”又嘆息說：“ 我好孤寒！”
他的身心，該是多麼煎熬。
他不懂，為何十多年來嘔心瀝血的改革大業，不論是富國還是強兵，都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
這麼多年來，對於變法，百姓、朝臣以及皇室，支持的聲音並無多少，多認為是對“祖宗之法”的顛覆。而天公也總是不作美。神宗在位年間，旱災、地震等天災多發，如此種種，更是讓變法的質疑之聲隱隱膨脹起來。這些，都是常年縈繞在神宗心頭的迷霧。
曾經，在天旱無雨的時候，宋神宗做了一個夢。
他夢見有位僧人乘著一匹馬在空中奔馳，口中吐著五色雲霧。不久，大雨傾盆而下。
第二天，神宗向臣下仔細描述自己的夢境，隨後派人到處去尋找夢中所見的僧人。很巧，還真的被他給找到了，是相國寺山門的五百羅漢中的第十三尊。宋神宗如此心繫百姓，擅長拍馬屁的王珪特意寫了一首詩記述這件事。
元豐八年（1085）三月，許久臥床不起的宋神宗駕崩於福寧殿，年僅38歲。9歲的趙煦繼位，是為宋哲宗，由高太皇太后垂簾聽政。
神宗駕崩的消息很快傳到江寧。
王安石聽到這個消息時，兩眼一黑，倚靠旁邊的桌子才沒有摔倒，老淚縱橫。緩了好幾天，才提筆寫下兩首挽辭：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
聰明初四達，俊乂盡旁求。
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
謳歌歸子啟，欽念禹功修。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
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曦。
玉暗蛟龍蟄，金寒雁鶩飛。
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歌頌著他們奮鬥半生的變法事業，也感傷著事業未竟的匆匆離去。
不久，司馬光回朝，在高太后的主導下，元祐更化，曾經浩浩湯湯的新法盡被廢除。
▲高太后畫像。圖源：網絡
王安石原本對朝中的變化默默無語，直到免役法被司馬光所廢，才老淚縱橫地哀嘆道：“就連免役法也要廢除嗎？我跟先帝可是研究了整整兩年才推行，方方面面都考慮周全了。”
這一年，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離開了人世。距離宋神宗病逝僅一年時間。
儘管變法派和保守派的主要人物都已離世，但是，圍繞“新法”和“更化”的紛爭並未停歇，持續影響了數百年之久。
北宋滅亡後，變法派背上了導致靖康之恥的黑鍋，主持變法的王安石則被妖魔化。南宋李燾編寫的《續資治通鑑長編》對變法持否定態度，認為是王安石“主行”，而呂中在《大事記講義》中專立“安石變法”一目，對變法進行攻擊。很長時間以來，人們都議論熙豐年間的這場變法為“王安石變法”。
直到清代，終於有人提出：“王安石以新法害天下……馴至靖康之難，人皆咎安石為禍首，而不知實根柢於神宗之有雄心也。”開始有人注意到，這場變法中，宋神宗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後來，越來越多人稱“王安石變法”為“熙豐變法”，強調宋神宗在這場變法中的主導作用。
雖然，王安石曾抱怨過神宗對變法的搖擺不定，但，大概只是這位君王在慢慢成長。從他決定要推行新政開始，也許，他就沒想過要走回頭路，一切都是為了紮根心裡多年的富國強兵的願望。
覆盤宋神宗最後十年的人生，他的變法事業和外戰雄心均遭挫敗，這無疑是導致他英年早逝的主因。但不可否認，他的努力，其實給危機中的大宋留下了可資復興的政治遺產。
但我們知道，在他死後，由於繼位的宋哲宗年幼，只能由保守派的高太后主政，直到高太后去世，這中間有大約十年（1085—1093，前後9年時間，取概數約為10年）的時間，宋神宗的政治遺產不管好與壞，全部被顛覆掉。站在上帝視角回望，高太后臨政的約十年時間，恰恰是大宋失去的最重要的十年。
▲宋哲宗趙煦畫像。圖源：網絡
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多次為宋神宗的離去扼腕嘆息。明知歷史無法假設，但還是忍不住假設一下：如果宋神宗多活十年，在48歲的時候去世，那他會怎樣？北宋會怎樣？
如果宋神宗多活十年，正好可以覆蓋掉帶有復辟性質的高太后攝政時期，等到他48歲去世，他的兒子宋哲宗再繼位，已經18歲，完全可以親政，從而對父親的改革大業進行無縫對接。
真實的歷史也是如此，高太后死後，宋哲宗直接將元祐九年（1094）改為紹聖元年。所謂“紹聖”，就是追憶聖賢的先人，他的父親、先皇宋神宗。宋哲宗還將王安石請入太廟，配享神宗廟庭。同時，下旨召回貶放外地的章惇，讓其以熙豐改革黨領袖的姿態迴歸朝廷，並下詔要求各地全面恢復神宗年間實行的熙豐新法。
所以，從神宗之死到哲宗親政，這中間因為神宗的早逝而斷裂、失去了十年。如果神宗多活十年，大宋朝廷的政爭就減少了兩次迴轉式的大波動，內耗轉化成外力，對於邊疆政局穩定乃至收復失地都是大好機會。而事實卻是，這十年間，大宋把力氣全都耗費在沒有意義的黨爭上面了。
▲大宋朝堂的黨爭，從未止息。圖源：影視劇截圖
道德跟政治是兩個獨立的評價體系，政治能人不一定是道德上的好人。對於王安石的信任與疏離，背後都是宋神宗的手腕，對於所謂政治小人的利用，也是他富國強兵的現實需要。同樣的，高太后臨政時期的司馬光等人佔據道德高位，也是文學史上的經典人物，但不代表他們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場就一定適應時代的發展。
歷史上的改革皇帝，傳統評價都不高，這是因為史家把政治和道德混為一體了。宋神宗的廟號“神”，“民無能名，曰神”，就是無法評價，所以給了這麼一個玄乎其玄的廟號。這是很弔詭的事。
把道德還給道德，政治歸於政治，或許才能擺脫傳統的歷史觀，擺正宋神宗的歷史位置。
那麼，如果多活十年，宋神宗會是一代雄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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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元]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85年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華書局，2004年
葉坦：《大變法：宋神宗與十一世紀的改革運動》，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
仲偉民：《宋帝列傳：宋神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
崔英超、張其凡：《論宋神宗在熙豐變法中主導權的逐步強化》，《江西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
崔英超、張其凡：《熙豐變法中宋神宗作用之考析》，《暨南學報》（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
古麗巍：《“以階易官”與宋神宗官制改革的推展》，《國學學刊》，2013年第2期
– END –
作者丨軟癟癟的喵
編輯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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