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同為國民黨高級將領，同時成為共和國開國上將，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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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毛主席批准，將我的私產秘密上交國家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57位開國上將中，董其武、陶峙嶽是其中“特殊”的兩位。他們都曾是國民黨高級將領，後又同為共產黨高級將領。更為特殊的是，董其武和陶峙嶽都是在1982年入黨（其中董其武的黨齡從1980年1月24日黨支部大會通過他的入黨申請算起），年齡分別為83歲和93歲，是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齡最大、時間最晚的開國上將。

兩人都是“抗日名將”

董其武，1899年11月27日出生於山西省河津縣（今河津市）固鎮村一個貧苦家庭， 6歲時在舅父的私塾讀書，17歲入河津縣高小，19歲時聽到山西督軍閻錫山辦的斌業中學招生，便立志從戎，靠童年好友董盼銀等人資助的10塊銀元，步行800多里到了太原，以第一名成績考取，學習軍事。臨近畢業時，因得罪了閻錫山督軍府的人，便憤然離開學校。

1924年，董其武到陝西參加了劉鎮華的鎮嵩軍，當了短期的排長，到國民革命軍第2軍服役2年，曾參加北伐並升至中校。後來，蔣介石大力裁遣非嫡系部隊，董其武失業。後聽說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正擴編軍隊，他便寫了一封投效信。經過傅的考核，董其武和同行的幾個校官被委任為上尉參謀。但多數人嫌官小不願意，董其武卻堅持留了下來，最終以才幹得到傅作義賞識。

◆董其武

董其武對長期軍閥混戰深感厭惡。九一八事變後馬上寫請戰書，呈傅作義要求抗日。1933年，他參加長城抗戰，在北平東的懷柔縣阻擊日軍連續血戰15個小時，打退敵10次進攻，帽子都被敵彈打飛。1936年11月，綏遠抗戰開始，第一仗就是董其武指揮的紅格爾圖戰役。他以奇襲搗毀了日軍及匪首指揮部，並擊落敵機一架。當時，毛澤東派南漢宸攜其親筆賀信及繡有“為國禦侮”的錦旗表示慰問，稱綏遠抗戰為“全國抗戰之先聲”。

全面抗戰開始後，董其武參加忻口作戰被日軍炮彈炸傷臂部，簡單包紮一下後仍堅持在火線指揮。董其武曾與八路軍的賀龍師長結識，多次聆聽賀師長關於抗日戰爭持久性和游擊戰術的理論闡述。此後，他在河套一帶運用靈活戰術，同日軍作戰取得了不少成功。抗戰結束後，董其武任第35軍軍長。但隨著戰局的推進，他對腐敗透頂的國民黨政權日益失望。

綏遠起義前，蔣介石派飛機接董其武去廣州遭拒，飛機飛回時在蘭州附近墜毀，董其武對人說：“天不亡我，老天爺也支持我走和平之路啊。”在董其武領導下，綏遠起義部隊進行改造很快解放軍化，毛澤東稱讚“進步如此之大且快”。

陶峙嶽，1892年9月18日出生於湖南寧鄉縣。陶家是湖南寧鄉有名的大地主，擁有一座名叫“火龍洲”的龐大莊園。童年時代的陶峙嶽生活優裕，不知人世的艱辛。他從小聰明好學，6歲就開始讀書，12歲考入長沙城南師範附屬小學，14歲考入求忠中學，後進入武昌陸軍第三中學遷往北京清河鎮，改名為陸軍第一預備學校，1914年陶峙嶽從該校畢業，1915年春，陶峙嶽轉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繼續深造。1916年陶峙嶽畢業回到長沙，在湖南省督軍公署任參謀處辦事員，不久即擔任上尉參謀。1917年，陶峙嶽奉命訓練從綠林招編的部隊“護字營”，因指揮出眾、訓練有功，被提升為獨立工兵營營長。

1926年，陶峙嶽在國民革命軍獨立第2師中任團長，獨立第2師誓師北伐後，進入湘鄂邊境馬回嶺一帶，擔任主攻任務，並配合北伐軍其他部隊一舉收復江西。1927年，獨立第2師進軍安徽時，在當塗展開了3天3夜的浴血奮戰，取得勝利，並同兄弟部隊一起收復南京，陶峙嶽被晉升為少將師長。1927年4月，陶峙嶽經賀耀祖介紹加入國民黨，第二年，國民黨部隊統一整編，陶峙嶽任第40軍第3師中將師長。1928年5月，陶峙嶽的部隊進駐山東濟南。此時，日本侵略軍制造了“濟南慘案”，由於國民黨當局再三命令部隊不得出擊，使得陶峙嶽下屬的第7團被日軍強行繳械，軍長賀耀祖被撤職，陶峙嶽雖免受處分，但卻看清了蔣介石不顧國家民族尊嚴、自甘屈辱的嘴臉，他感到濟南慘案是其“平生之恥”。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陶峙嶽擔任國民黨第8師師長，奉命由陝西增援上海。在蘊藻浜一帶，全體官兵同仇敵愾，一舉擊敗守敵。接著，日本陸空軍發動更為猛烈的攻勢，雖然敵我力量懸殊，但陶峙嶽仍率官兵頑強抵抗，堅守陣地21天，由此贏得了“抗日名將”的美譽。

1938年，陶峙嶽被調往陝西河防部隊，先後擔任國民黨第1軍中將軍長、第34集團軍副總司令、第37集團軍副總司令、河西警備總司令等職務。其實，胡宗南多次剝奪陶峙嶽的兵權，陶峙嶽在河西部隊是沒有實權的。　　

兩人果斷作出明智抉擇

用“綏遠方式”解決綏遠問題是董其武的人生轉折點。

1949年1月22日，董其武在天津戰役剛結束4天、北平和平解放達成協議的翌日飛往北平，向傅作義請示機宜。傅作義向董介紹了北平和平解放的進展情況，並指出這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應該跟上歷史發展的潮流。1月23日，中共中央指出，對綏遠可以雙方停止戰鬥，維持現狀。1月31日，人民解放軍舉行進入北平入城式，正式接管北平。2月23日，毛澤東在河北平山西柏坡接見傅作義、鄧寶珊時，首次提出用“綏遠方式”解決綏遠問題。3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指出：“‘綏遠方式’，是有意保存一部分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就是說向這一部分軍隊作臨時的讓步，以利於爭取這部分軍隊在政治上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們集中力量首先解決國民黨殘餘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之後（例如在幾個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後），再去按照人民解放軍制度將這部分軍隊改編為人民解放軍。”

◆1947年，陶峙嶽在新疆天山。

其後，在解放軍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和政委薄一波的直接領導下，於5月28日在北平西交民巷東口的銀行俱樂部華北局會議室簽定了《綏遠和平協議》。6月8日，毛澤東批准《綏遠和平協議》正式生效。6月14日，傅作義派王克俊等人前往綏遠；6月20日，中共中央華北局批准建立以潘紀文為書記的中共歸綏工作委員會，同時成立華北人民政府駐綏遠聯絡處，一起協助董其武將軍具體實施起義。

8月25日，傅作義和鄧寶珊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派親赴綏遠促成起義。8月26日至9月10日，傅、鄧分別接見了駐歸綏和包頭的國民黨部隊高級將領和各界知名人士，向他們傳達了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及對綏遠的方針政策，堅定了他們走和平起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9月19日，以董其武為首的綏遠軍政幹部和各族各界代表39人，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華北軍區聶榮臻司令員、薄一波政委發出起義通電：“我們全體官兵和各級行政人員，今天在綏遠發動了光榮起義，並莊嚴地向人民宣佈：我們正式脫離依靠美帝國主義的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反動殘餘集團，堅決走到人民方面來。綏遠和平解放，我們得慶新生。……我們熱切期望人民領袖毛主席、朱總司令及各界民主人士指導我們，教育我們，使我們能在新社會中忠實地為人民服務。” 從此，十萬綏遠大軍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了全國解放戰爭。

9月20日，毛澤東和朱德聯名向董其武等發出賀電。

10月1日，廣大綏遠軍民隆重舉行慶祝開國大典暨綏遠和平起義大會。當晚，董其武激動地賦詩表達內心的感懷：“為迎春風排萬難，義旗終插青山巔。棄暗投明黨指路，起死回生恩勝天。從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贖前愆。任務不計多艱苦，喜見萬民解倒懸。”

新疆“九二五”和平起義，是陶峙嶽戎馬生涯中最光輝的一頁。

1949年春，陶峙嶽任西北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新疆警備總司令。是年秋，解放軍直逼蘭州，和平解放新疆問題迫在眉睫。在張治中將軍的啟發下，陶峙嶽召開了各種會議，教育部屬以大局和新疆人民的生命財產為重，統一了骨幹思想。9月18日，張治中指示起義的電報，由鄧力群送到迪化時，陶峙嶽高興地向鄧力群介紹了新疆軍事方面的情況，鄧力群向他轉達了毛澤東、黨中央的希望。其後，毛澤東在北京收到陶峙嶽準備起義的兩份電報後，隨即轉給張治中將軍，並給張治中寫了一封信。9月22日，張接到毛澤東的信和陶峙嶽的電報後，又發電嘉勉並囑陶峙嶽立即派員與彭德懷副總司令接洽宣佈起義事宜。22日，陶峙嶽派第八補給區司令曾震五會見彭德懷副總司令。9月25日，陶峙嶽發出起義通電，宣佈脫離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在共產黨毛澤東領導下，歸入人民行列。

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於9月28日覆電：“你們在9月25及26日的通電收到了。我們認為你們的立場是正確的。你們聲明脫離廣州反動殘餘政府，歸向人民民主陣營，接受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領導，聽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命令處置，此種態度符合全國人民的願望，我們極為欣慰。希望你們團結軍政人員，維持民族團結和地方秩序，並和現在準備出關的人民解放軍合作，廢除舊制度，實行新制度，為建立人民的新疆而奮鬥。”

毛澤東、朱德的覆電在報刊上公佈後，全軍將士及全疆各族人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慶賀新生活的開始。

◆董其武在綏遠起義通電上簽字

在酒泉停留期間，陶峙嶽與彭德懷、王震徹夜交談，談部隊整編和改造問題，派解放軍入疆和組建軍政委員會等問題。

起義部隊整編後，陶峙嶽先後任人民解放軍第22兵團司令員、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領導部隊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屯墾戈壁，揮汗荒原，創造出在戈壁灘上種植棉花、興修水利、植樹造林、建造城市等許多奇蹟，使新疆逐漸走出落後貧困的古道，成為國內外聞名的農業示範區。

兩人均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肯定

1950年4月27日，毛澤東在豐澤園接見了董其武，談話長達3個多小時。

毛澤東同他講了國共兩黨的許多差異之後問道：“你現在還不是共產黨員吧？”就是這句簡單的問話，使他萌發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信念。

1955年春，人民解放軍的將軍授銜方案下發後，在討論研究時，軍以上幹部都同意董其武為上將軍銜，可董其武自己則認為定得太高，便託楊成武轉交毛澤東一封信，要求把自己的軍銜往下調。信中說：“就我個人而言，起義前只是中將軍銜，起義後能保持原職原銜，我就已經很感激黨和毛主席了，沒有任何理由再為我晉升軍銜。”

楊成武勸他說：“給你授上將決不僅僅是個人問題，而是關係到對起義人員的信任和有利於臺灣與大陸的統一。”董其武真誠地對楊成武說：“毛主席對我的信任和考慮都很深遠，我是知道的。但我總覺得，接受了上將軍銜，我的餘生將會不安和愧疚。”

董其武（右）與楊成武（左）合影

毛澤東看到信後，堅決不同意董其武的請求，並且讓楊成武轉告董其武：“他（董其武）是有名的起義將領，根據功勞、貢獻與資歷，應該授上將軍銜，誰有意見也不能降低，這是黨的政策。但是你楊成武不同，你是共產黨員，是可授可不授上將軍銜的，而董其武則是不可不授上將軍銜的！”回來後，楊成武急忙找到董其武，向他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董其武聽完後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靜。回到家裡，董其武還對妻子姚勤修說：“毛主席真偉大，共產黨真偉大！”

1950年2月間，陶峙嶽進京向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彙報工作。在中南海，陶峙嶽第一次見到久已仰慕的毛澤東。

“你是寧鄉仙鳳鄉的吧？我曉得，在縣城玉潭南門外，我到寧鄉，到益陽，到常德，都由你屋門前過，不曉得過了多少次哩！”毛澤東握著他的手高興地說。“新疆情況麼樣子了？” “靠解放軍，靠共產黨，靠王震同志的得力指導，工作還過得去。至於我，一切還都是外行，今後多向王震他們學習吧！”陶峙嶽認真地回答道。

不知不覺夜幕降臨了，陶峙嶽見天色已晚，便起身告辭。

“是吃飯的時候了。”毛澤東說，“我們家鄉作興茶時喝茶，飯時吃飯，你就不要客氣了，吃頓便飯，我已告訴他們準備飯菜了，吃家鄉菜。”

一碗紅燒肉，一碗蘿蔔，一碗白菜，外加一個湯，一頓儉樸的湖南家常菜，兩人邊吃邊聊，越聊越親近。

此時，陶峙嶽不禁想起1930年在蚌埠車站見蔣介石的情景。當時他恭恭敬敬地跟蔣說話，蔣介石只是略一點頭，鼻子裡哼唧幾下，看起來非常不可一世。這與毛澤東相比可真是鮮明的對照啊。

陶峙嶽

飯後，他們繼續交談，一直到深夜。毛澤東一直沒有倦怠之容，談話的內容也非常廣泛，不僅說國家大事，也說家庭小事。

毛澤東非常關心陶峙嶽的進步問題，希望陶峙嶽好好學習，不斷進步，過好三關。第一關是解放戰爭關，現在已經順利過去了。第二關是土地改革關，不久就會過去。第三關是社會主義關，現在還沒有開始，但是要做好思想準備。

陶峙嶽當時雖然不太懂什麼是社會主義關，但是他沒好意思問，只是知道：無論什麼事情，跟共產黨走，什麼關都不會難過的。之後，陶峙嶽每到北京開會，毛澤東總是滿面春風地走過來和他握手，親切地稱呼他“陶將軍”。劉少奇、朱德等也經常誠懇地向他徵求意見。陶峙嶽覺得共產黨確實是真誠待人的，因此他認為自己也應該肝膽相照，否則對不起國家和人民。

兩人多次申請最終如願加入中國共產黨

1950年7月，董其武在京開會，專門向楊成武首次提出入黨的願望。他說：“幾個月來，毛主席的談話一直響在我的耳邊，不知道像我這樣的起義人員，還能不能加入共產黨？”楊成武明確地鼓勵他說：“共產黨的大門是敞開的，毛主席的話就是希望你將來能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楊成武的話進一步激發了董其武入黨的決心和信心。為實現這一崇高目標，董其武孜孜不倦地學習馬列主義和毛主席著作，時時刻刻用共產黨員的標準衡量要求自己。董其武認為自己擁有房產和家產，不是無產者，坐臥不安，便向楊成武訴說：“我過去在戰場上虧欠了黨和人民，在經濟上我又是個有產階級，我不但有房子，還有七處小買賣。我願做一個無產階級，把這些東西全部上交國家。”

“你的經濟狀況屬正常範圍，過去屬於你，今後還屬於你。你能向組織說明清楚就行了，現在不能上交，它關係著黨對起義人員的政策，也會影響起義人員的思想穩定。” 楊成武笑著對他說。

董其武雖然明白這些道理，但仍不甘心，便寫了一份財產清單，書面報告毛澤東：“請求毛主席批准，將我的私產秘密上交國家。”毛澤東接信後批示：“對起義幹部的經濟問題要劃條線，起義前的事我們不管，起義後的事要管，但房子總是要住嘛。”

朝鮮戰爭爆發後，董其武為了接受黨組織對自己的考驗，毅然申請帶頭參加抗美援朝第一線，毛澤東批准了他的請戰要求。抗美援朝結束後，他率兵團回國，改編為人民解放軍第69軍，董其武任軍長。

1956年，董其武向第69軍黨委再次提出入黨要求，他覺得要成為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首先必須是一名無產者，房子問題就成了他一塊心病，於是他多次請求軍區黨委或首長作個決定，將他的住宅收歸公有，自己做一個徹底的無產者。

1954年王震和陶峙嶽在墾區

1958年，董其武在率部參加十三陵水庫勞動時，聽聞中央首長也要來參加勞動，他就安排一名是共產黨員的保衛處長儘快部署安全保衛工作，可是這個處長沒有去落實。董其武批評了他，他不服，還說風涼話，董其武便自己親自去抓落實。事後，楊成武知道了，提議把這個處長撤職、調離。董其武連忙阻止，懇求說：“請不要處理和調離這個處長，這事我先做檢討。起義已經八九年了，我仍然沒有改變一個共產黨員對我的看法，只能說明我改造得不夠好。我相信我的行動總有一天會感化他的，我希望能和他成為朋友和同志。”

1962年初夏，東南沿海戰備緊急，董其武寫信給軍區黨委，一面要求率部出戰，一面再次申請交出私宅。他懇切地說：“如果軍區不予接收，一旦我獻身疆場，將會給我留下終生的遺憾。”

一直到“文革”開始，董其武又一次提出上交房產，“請首長俯念我出於誠意，請予接收。”可是依然未果。然而幾天後，董其武開了一個家庭會，經妻子女兒同意，將家裡存的300多兩黃金，連同以長女董健民的名義存在銀行的5.3萬餘元人民幣，全部上交國庫。董其武的無私義舉，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高度肯定。

1980年初，81歲的董其武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期間，第三次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北京軍區黨委根據董其武的表現，很快作了研究，支部全體黨員一致通過，隨後呈報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不久，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專程來到董其武家，對他說：“過去你雖然沒有履行入黨手續，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了。之所以推遲為你辦理入黨手續，是考慮你的社會地位和影響，認為你暫時留在黨外，比到黨內來對黨的工作更有利，對統戰工作能發揮更大作用。”

董其武聽後十分感動，當即表示：“我完全聽從黨中央對我的安排，一切服從黨的利益和黨的工作的需要。”從此，許多人都稱他為“黨外布爾什維克”。

陶峙嶽與董其武

1982年，董其武覺得自己年事已高，身體欠佳，決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為一名中共正式黨員，於是第四次向黨組織提出申請，堅決要求入黨。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考慮到他申請入黨30多年了，又一次提請黨中央研究批准他入黨。很快，黨中央和中央軍委作出批示，正式批准董其武入黨。

83歲的董其武聽到這一特大喜訊後，高興得熱淚盈眶，逢人便說道：“我終於有了光榮的歸宿。”即刻寫了一副條幅：“聞道雖晚志不衰，甘將餘生獻人民”，並賦詩一首《入黨感懷》：“欣逢盛世開太平，願為蒼生獻此生。行見華夏樂小康，更期世界躋大同。”

陶峙嶽跟入黨第一次產生聯繫是在1952年。在一次閒聊中，向來豪爽的王震開門見山地問：“老陶，你考慮過加入共產黨嗎?”

此時，陶峙嶽已屆花甲之年，聽後頓時百感交集，既是激動，又很惶恐，囁嚅良久，然後說道：“我與共產黨人一起共事感到很踏實，很放心，能學到許多我以前所不能學到的東西。對於加入中國共產黨也非常向往，只是不敢冒昧啟齒……”

一個月後，王震和陶峙嶽共赴石河子進行勘察。在途中，王震又向陶峙嶽問道：“陶司令，你對共產黨有些什麼看法?有些什麼要求?願意不願意入黨?”

對這個問題，陶峙嶽當然考慮過，但在他心裡，入黨是人生大事，自己剛剛起義沒幾年，還沒作出什麼貢獻，入黨未免太早了點，於是就說了八個字——“是所願也，未敢請也。”

幾天後，王震來找陶峙嶽談把石河子建成新興城市的想法時，陶峙嶽向他袒露了自己對入黨問題的心跡——

“加入到國民黨之初，我對共產黨的性質毫無認識。後來，蔣介石叛變革命，我作為一名職業軍人，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參加了軍閥混戰，有一段時期甚至成為反共反人民的工具。然而，我對共產黨在感情上並無成見，所以，長期內戰，使我深感彷徨和痛苦。”

陶峙嶽繼續說：“我對中國共產黨產生良好的印象，是從與共產黨人共事時開始的。首先，是在酒泉見到你和彭德懷副總司令。……在北京，見到毛澤東主席，毛主席平易近人，說話推心置腹，不僅關心我的工作，而且極其關心我的思想改造。使我真正從思想上認識到，跟著共產黨幹是一條光明的路，也是我唯一正確的選擇……”

新疆和平起義後，在如火如荼的建設邊疆、保衛邊疆的沸騰歲月裡，陶峙嶽逐漸地對共產黨的認識越來越深，感情越來越熾熱，要當一名共產主義先鋒戰士的願望也越來越強烈了。

到1965年，陶峙嶽已和共產黨人一起奮鬥了15年。這年夏季的一天，陶峙嶽寫下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鄭重地交給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政治委員張仲瀚。這份不同尋常的申請書，他考慮了十多年，也自我改造了十多年，現在，他覺得是時候了。

陶峙嶽、張仲瀚參加墾荒勞動

此時王震已調離新疆多年了，張仲瀚接到陶峙嶽的申請後，嘴裡不停地念叨著：這是陶將軍長期努力和不斷改造之後，對自己思想行為的評價啊!

張仲瀚立即向兵團黨委作了彙報，黨委意見十分統一，決定報告給黨中央。當時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王恩茂，非常重視陶峙嶽的申請，特此向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報告：陶峙嶽同志已具備了共產黨員的條件，我們自治區黨委準備介紹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鄧小平表示完全同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隨即請陶峙嶽填寫了入黨志願書，報中共中央批准。但可惜的是，就在陶峙嶽等黨中央批准的時候，“文革”開始了，很多工作都陷入了混亂，陶峙嶽的入黨也沒了消息。

直至1970年，已逾八旬的陶峙嶽考慮到自己年事已高，再不能像十幾年前那樣跑北疆奔南疆，便毅然辭去了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的職務，準備退休回長沙養老了。

烏魯木齊火車站，張仲瀚政委去給陶峙嶽送行。張仲瀚緊緊地抱住陶峙嶽說：“陶司令員，我沒有盡到一個政治委員的責任，我對不起您啊!”陶峙嶽凝視張仲瀚片刻，爽朗地笑了：“不，不，不，你是盡了責任的!” 張仲瀚又補充說：“在新疆可以入黨，在湖南也可以入黨，全國各地都有黨組織，在哪裡加入不一樣?” “好在入黨沒有年齡限制，回湖南後我可繼續申請哩!” 陶峙嶽滿懷信心地回答道。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後，陶峙嶽於1982年5月再一次遞交了入黨申請書。他在申請書中寫道：“我覺得人生最大的幸福，莫過於對崇高理想的追求和有益於人類社會事業的實踐。”他坦言自己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目的：“我不僅以加入共產黨為榮，更重要的是能在黨的直接教育下，取得更快更大的進步。”

9月28日，經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批准，他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多年的願望實現了，陶峙嶽老淚縱橫，賦詩一首作為紀念：“且喜百業興，景物更鮮妍。偉哉共產黨，飲水必思源。四化又長征，追隨幸有緣。遙望陽光路，欣看猛著鞭。”

陶峙嶽在93歲高齡時，終於如願以償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董其武、陶峙嶽兩位開國上將，都是偉大的愛國者，他們把自己的一生始終維繫在中華民族的安危興衰上。每當祖國危難之際，他們總是挺身而出，投入到衛國衛民的正義鬥爭中去。特別是在歷史的關鍵時刻，棄暗投明，果斷率部起義，走向人民，成就了永垂史冊的民族大義。縱觀兩位將軍的人生，可以說是波瀾壯闊而又跌宕起伏、信念堅定而又特立獨行、俠骨丹心而又剛正不阿的充滿傳奇的一生。

編輯｜侯夢瑋

責編｜王媛媛

編審｜項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