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明傳承和信息記錄的載體，書籍是每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無論是“學而時習之”的刻苦，還是“不求甚解”的消遣，書籍總能帶給我們以精神層面的愉悅和滿足。
從古至今，統治者為了消弭輿論、鉗制思想，時常大舉銷燬各類書籍，自秦始皇“焚書坑儒”開始，在歷朝歷代各類燒書、毀書，以及各類“文字獄”的摧殘之下，那些珍貴的經典書籍最後都去哪兒了呢？
得益於領先同時代的文字系統，中華民族自古便有收集和整理信息的優良傳統。即便是在遙遠的商周時代，那些鐫刻於青銅和甲骨之上的文字，亦有專門的國家機構負責收納和保管。正是通過那些“父子相傳，以持王公”（《荀子·榮辱篇》）的史官不懈努力，中國文明才呈現出“三代雖亡，治法猶存”的薪火相傳的局面。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竹簡的普及，周王室及各諸侯國的藏書開始變得日益豐富，並由此誕生了相當於今天“國家公立圖書館”的“藏室”。春秋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李耳，曾以“守藏室之史”的身份接待了前來“問禮”的魯國學者孔丘。從此後孔丘的弟子一次性從“藏室”借閱、抄錄了大量典籍的情況來看，在周王室的“藏室”之中，應該擁有一整套完備的書籍收藏和調閱制度，並通過分門別類的書架予以存放。
隨著秦漢帝國的崛起，大一統的中央王朝首先面對的便是從全國各地不斷湧來的海量信息。秦始皇每天不得不以衡石量書，漢武帝劉徹更不得不面對東方朔一人便上呈“三千奏牘”的難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央政府不得不設立專門的“秘府”，將各類重要典籍收藏在能有效防止火災，且能保持恆定溫度和溼度的“石室”之內，收納於裝有黃銅包邊的“金匱”之中。這與今天的檔案室或許有些相似。
也正是源於皇室圖書館的存在，雖然秦始皇曾兩度“焚書坑儒”，但歷代史志、先賢智慧仍能夠得以傳承。如秦末亂世中，劉邦麾下重臣蕭何在“先入關中”之後，便第一時間接收了秦丞相府、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圖書，掌握全國山川險要、郡縣戶口，對日後制定政策起到重要作用。
當然，皇家的石屋金匱固然是保存書籍資料的理想條件，卻並非尋常人家所能擁有的，真正令大量上古典籍經歷秦漢亂世流傳下來的，還是國人對知識的渴望。當時，大多數讀書人小心翼翼地將手頭有限的卷冊，收納於名為“書笈”的竹箱之中，揹負著它踏上了上下求索的道路。
東漢時代的學者任末年少之時，曾揹負上滿載書卷的竹笈，四處遊學。每到一處他便“編茅為庵，削荊為筆”，隨後取出竹笈中的書籍“夜則映星月而讀，暗則縛麻蒿自照”。有趣的是，如任末這般“負笈從師”的古代求學遊子形象，最終是通過徐克電影中並不曾好好讀書的“寧採臣”而深入人心。
可以說，正是那些深藏於宮闈的石室之中的金匱、揹負在學子的身上竹笈，令諸多上古典籍躲過了來自政治與戰火的劫難，頑強地留存了下去，並最終在天下再定後重新傳播開來。
隨著造紙術的普及和發展，魏晉時代的人們已然有了洛陽紙貴的煩惱和困擾。除了抄錄各類典籍之外，呈現於紙上的書畫作品也成為文人雅士趨之若鶩的文化收藏。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僅用於收藏文化產品的書櫥在形制上逐漸走向成熟，很多高門子弟也以收集整理上古典籍為畢生事業，由此誕生了“兩腳書櫥”的典故。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被冠以“兩腳書櫥”名號的，是生活於南朝宋、齊兩朝之間的文學家——陸澄。作為崛起於東漢、三國時代的吳郡陸氏後裔，陸澄自幼好學，甚至達到“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的地步，但過於耿直的性格令他仕途坎坷，以至到了晚年，反而成了後起之秀王儉的下屬。
王儉不僅是昔日與司馬氏“共天下”的琅琊王氏之後，更是宋明帝劉彧的女婿，輔佐齊太祖蕭道成廢宋自立的有功之臣。面對這樣一個後來居上的領導，陸澄本應俯首帖耳、唯命是從。
但偏偏王儉也是一個愛讀書的人，雖然對陸澄還算客氣，可一旦擺出自己博聞多識的架勢來，陸澄還是按捺不住的委婉頂撞道：“在下是個閒人，平生就以讀書為業。而且年紀比領導你大很多。領導年紀輕輕就身負重任，就算有時間看書、一看就能記住，恐怕也沒在下見過的多。”（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為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隨後陸澄讓王儉先列一個書單，自己在這個基礎上又列了幾百個書名，王儉竟一本也不曾看過，只能歎服。
陸澄雖被稱為“當世碩學”，卻一直沒有發表自己的作品，一度想要編撰《宋書》，也始終未見動筆，王儉便取笑他說：“陸公，書櫥也。”大體是揶揄他空有滿腹經綸卻不懂運用。對於領導的調侃，陸澄也只能報以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事實上陸澄一生不僅保護和挽救了諸多在社會動盪中散佚的“墳籍”，自己也寫下了不少地理方面的著作和各類傳記，可惜這些作品都在其死後才公諸於世，先於陸澄去世的王儉最終還是無法看到。
南北朝時期，盡最大力量保存各類典籍的還是梁武帝蕭衍之子昭明太子蕭統。蕭統生性恬淡，勤奮好學，他過目成誦，少時即讀遍經書，擅長詩賦。蕭統為廣覽博採諸子百家典籍，漫遊江浙一帶，到過常熟、江陰、天目山等處。他在二十歲時來到招隱寺，見這裡遠離塵囂，幽雅清靜，是讀書的絕佳之地，便留下來在此建了一座讀書檯，潛心讀書。
蕭統一次性移東宮藏書三萬卷於招隱寺，把梁武帝派人送來供他享用的幾十車豪華物品婉言退回；把宮女御樂全部打發回建康。身邊一個太監勸他將御樂留下，蕭統吟起西晉詩人左思的著名詩句：“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以此表達自己潛心攻讀編纂，不沉溺女色樂音之志。最後，他只留下八個太監隨侍身旁。
此後，蕭統召集天下英才名士齊聚寺內增華閣，其中包括已入佛門為僧的“文心雕龍”作者劉勰和“詩品”作者鍾嶸。他們在增華閣共同研究，商榷古今，歷時多載，編選成功我國第一部文學總集――《昭明文選》。可惜的是，《文選》編成後，心力交瘁的蕭統不久雙目失明。梁武帝蕭衍得知兒子病重，派人將他接回建康。最終，蕭統英年早逝。由此，招隱寺也留下“讀書人去留蕭寺，招隱山空憶戴公”的傳說。
或許陸澄、王儉、蕭統這些“高門子弟”大量收集上代典籍的確存在一定私心，但客觀上保護了中原大地千百年流傳下來的諸多典籍，令其不至於在頻繁的天災人禍中散佚，在未來的歲月中重放光彩。
《北齊校書圖》。作者/（南北朝）楊子華（傳），來源/波士頓美術館
無獨有偶，中國北方也有一些士大夫階層全力保留著各類文化典籍。源於特殊的政治環境，他們不得不將典籍披上宗教的外衣。如東晉第一個最富影響力的高僧道安，便出生於一個儒學世家。被前秦國主苻堅俘獲後，由於其“外涉群書，善為文章”，以致“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賦詩者，皆依附致譽”。苻堅也“敕學士內外有疑者，皆師於安”，以致“京兆為之諺語說：‘學不師安，義不中難。’”可以說，道安是利用其在佛教界的影響，在各類典籍的保存和傳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中華文明在隋唐兩代進入又一個鼎盛時代。強大的國力催生出空前繁榮的文化，書籍傳承的模式也日益完善，更出現以家族為單位的私人藏書。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晚年曾親手製造了一架柏木書櫃，作為送給外孫的禮物，並寫下著名詩句《題文集櫃》。
這首詩中，白居易先是不無自誇地展現了自己一生的文學成就：“我生業文字，自幼及老年。前後七十卷，小大三千篇。”但隨後又委婉表示自己一生無子，從弟弟白行簡膝下過繼的養子白阿崔亦早年夭亡，面對世事無常，他只能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將這些書卷傳給外孫：“身是鄧伯道，世無王仲宣。只應分付女，留與外孫傳。”
紙製書籍在漫長的歷史長河面前終究是脆弱，無論主人在世之日照顧得如何細心周到，在不可預見的未來，它們都會面對離散、散佚甚至煙消雲散的結局。正因為相伴短暫，才讓藏書的擁有感更趨真實和難能可貴，恰如白居易在詩中所說：“誠知終散失，未忍遽棄捐。自開自鎖閉，置在書帷前。”
當然，並非所有人都如白居易那般樂觀豁達。崇信道教、渴望長生的唐武宗李炎曾不宜餘力地收集神仙方術，並用瑪瑙製造了一個三尺左右、工巧無比的書櫃“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無獨有偶，北宋名相富弼也是神仙方術的狂熱愛好者。
北宋熙寧二年（1069），富弼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而被罷免宰輔之職，貶任毫州知府。本就頗為倒黴的富弼到任後不久，家中來了一位名叫顒華嚴的禪師。富弼對顒華嚴以禮相待，不料他正在辦公之際，顒華嚴卻擅作主張將其數十個書櫃中“扃鐍甚嚴”的部分書籍給點燃了。富弼趕來之時，發現自己親手櫃藏的神仙方術早已焚之一炬，而顒華嚴卻振振有詞地表示：“吾先為公去一病矣。”
記載這則故事的宋人筆記《蒙齋筆談》中，將富弼的反應描述得十分生動：“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所得。”想來，自古追求長生不老都是皇帝專屬，富弼雖然一度位極人臣，卻也不敢公然表露自己這方面的追求，而隨著其政治上的失意，這一櫃的神仙方術更可能成為其僭越不臣的罪證。顒華嚴顯然是為了保護富弼，才先行將其燒掉。
當然，這則故事還有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那就是隨著印刷術的出現，當時地位顯赫的大儒之家所擁有的私人藏書已經相當可觀。與富弼擁有數十個書櫃等量齊觀的，是王安石的另一政敵司馬光。宋人筆記《涼溪漫志》中稱，司馬光在其私宅獨樂園的讀書堂中收藏了萬餘卷文史資料。相關記載雖然竭力渲染司馬光如何愛護書籍，卻似乎並未交代其如何對這些藏書進行分類存放，倒是日後為其續寫《資治通鑑》的南宋學者李燾，精心製作了一批書櫃，每個書櫃上設置了20個抽屜，分別以甲子紀年為標識，將每一年所發生的大小事件按月日先後放入抽屜之中，井然有序。
明清時期，中國文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追求進入了一個新層次，但也是在這一時期，以國家為單位收集和甄別典籍的行為也變得日益普遍。最為典型的莫過於明成祖朱棣先後命解縉、姚廣孝等主持編纂的《永樂大典》和清高宗乾隆帝命紀昀等三百六十多位高官學者編撰、三千八百多人抄寫、耗時十三年編成的《四庫全書》。
永樂元年（1403），朱棣決心修一部鉅著彰顯國威，造福萬代，宗旨是“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書，至於天文、地誌、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輯為一書”。最初令解縉主持編纂，一年後修成《文獻大成》，但朱棣親閱後甚為不滿，欽點姚廣孝擔任監修，同時編纂隊伍擴大到兩千餘人（累計達三千多人），於永樂五年（1407）定稿，朱棣親自作序並賜名《永樂大典》，全書於永樂六年（1408）才抄寫完畢。
但是，《永樂大典》纂修完成後，只被抄錄了一部，叫“永樂正本”；到嘉靖朝，因擔心大典有損，又重錄了一部，稱為“嘉靖副本”。這兩部大典都深藏在皇宮中，沒有刊印，因此流傳稀少。最終，《永樂大典》正本被存在明成祖朱棣的永陵之中不見天日，而大典副本慘遭浩劫，大部分毀於火災和戰亂，也有相當一部分被後人以修書之名竊走。
為此，乾隆三十七年（1772）十一月，安徽學政朱筠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乾隆帝對此十分重視，詔令將所輯佚書與“各省所採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諸書”，彙編在一起，名曰《四庫全書》。這樣，由《永樂大典》的輯佚最終引出了編纂《四庫全書》的浩大工程。
在《四庫全書》的編纂過程中，第一步是徵集圖書。徵書工作從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結束，歷時七年之久。為了表彰進書者，清廷還制定了“獎書”“題詠”“記名”等獎勵辦法：“獎書”即凡進書五百種以上者，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進書一百種以上者，賜《佩文韻府》一部；“題詠”，即凡進書百種以上者，擇一精醇之本，由乾隆皇帝題詠簡端，以示恩寵；“記名”即在提要中註明採進者或藏書家姓名。
在各地官府的大力協助和藏書家的積極響應下，徵書工作進展順利，共徵集圖書一萬兩千餘種，其中江蘇進書四千八百餘種，居各省之首；浙江進書四千六百餘種，排名第二。私人藏書家馬裕、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等也進書不少。
乾隆御製用十二辰本字題四庫全書成扇。來源/臺北故宮博物院
但是在編撰過程中，《四庫全書》也銷燬了對清朝統治者不利的書籍，總數約為一萬三千六百卷，其中焚書總數達十五萬冊，銷燬版片總數一百七十餘種、八萬餘塊，除了焚燬書籍，清廷還對明代檔案進行系統銷燬。明代檔案僅三千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
總體來講，《四庫全書》保存了中國曆代大量文獻。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貴善本，如宋元刻本或舊抄本；還有不少是失傳已久，在修書時重新發現的書籍；也有的是從古書中輯錄出來的佚書，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書有三百八十五種。《四庫全書》的編纂，無論在古籍整理方法上，還是在輯佚、校勘、目錄學等方面，都對後來的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
1、《傳承與創新——中國古代文化研究》，作者：楊慶存，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
2、《漫談中國古籍文獻的流傳與保護》，作者：石渠千秋，中國文化報，2022年4月26日。
3、《康乾盛世與<四庫全書>》, 作者：劉金祥，學習日報，2022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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