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原本是普通的一天，卻因為兩位老人的離世蒙上了一層陰霾。先是清晨時分，浙江省老省長沈祖倫在杭州逝世，享年92歲。晚上7點31分，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也與世長辭。他比沈老大4個月，今年11月要過93週歲生日。
在朋友圈，一位上市公司老總髮文感慨：“兩位市場經濟的功勳前輩同日離開。”除了年齡相仿，兩位老人也同是改革開放的深度推動者，在經濟改革止步不前的時候敢發聲、敢擔當、敢作為，對民營經濟與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的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
北大出了個“厲股份”
厲以寧出生在1930年11月22日，“以”是厲家的排行，“寧”指的是出生地南京。他從小就展現出了學習天賦，熟讀古典文化和詩詞，又擅長數理化。最終進入北大經濟系源於他同學趙輝傑的“靈光一現”。後來厲老也多次提到，這位同學有眼光，幫他選對了。
在北大經濟系，厲以寧師從陳岱孫、陳振漢等經濟學泰斗，明確了探索現代經濟規律，服務祖國與人民的目標。
厲以寧是國內最早一批提出股份制改革的學者之一，得了一個“厲股份”的雅號。他曾繪聲繪色講述自己“一戰成名”的那一晚。當時，北大舉辦了一場“五四”科學討論會，因為來的學生和老師太多，作為主講之一的厲以寧不得不在保安護送下才走進會場。
就是在那場大會上，厲以寧旗幟鮮明地提出：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取決於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據說第二天，國外的報紙就把這個消息刊登出去了：“在中國出現了另一種思路：走股份制改革的道路！”
因為解決了激勵、分配、責權等問題，如今“股份制”三個字早已深入人心，但在那會兒還屬於“河裡的石頭”，大部分人連摸都不敢摸。很快，有經濟學家將股份制和私有化掛鉤，不少高校對於股份制改革的討論也被扼殺在搖籃裡。
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十四大確立了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肯定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聯合經營之後，股份制的前景才開始明朗起來。
把烏紗帽放在桌子上的縣長
股份制在浙江的破土，最早從鄉鎮企業開始。典型的例子就是萬向的創始人魯冠球，他在1984年就提出員工入股解決企業的資金問題，並拿出家裡僅有的5000塊錢做表率。
當時浙江溫州和台州一帶少數鄉鎮企業都做了股份制的嘗試，但大部分鄉鎮企業都還在為合法身份發愁。
1988年，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的薛駒帶著上任不久的浙江省省長沈祖倫接待了到浙江考察的鄧小平。他們在彙報材料裡特別強調，浙江經濟大踏步發展，主要就得益於鄉鎮企業的壯大，在全省工業產值中，鄉鎮企業“三分天下有其二”。
鄧小平接過話頭說：這是我們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農民的一個創造，“鄉鎮企業很重要，要進一步發展和提高。”一句話，給主政一方的浙江官員吃了顆定心丸。
而此時，距離沈祖倫到紹興縣任職，號召農民“洗腳上田”，發展多種經營，興辦鄉鎮企業剛好過了10年時間。1976年，他履新紹興縣，去了沒多久就得了個“生產大隊長”的稱號，農民發現他什麼都能幹，小到為母牛接生，大到蓋茅草房。
也是在和農民打成一片的過程中，沈祖倫清晰地意識到，光靠人均0.6畝的耕地面積，浙江900萬農民無法致富。
1978年，去湖南、江蘇考察歸來後，他拍板決定，把全縣工作重點從單純的農業轉向同時發展鄉鎮企業，並向幹部喊話：“你們放開手腳大膽幹，出了事由我負責，我把烏紗帽放在桌子上！”
此後，鄉鎮企業在紹興遍地開花，由此奠定了紹興縣（現柯橋區）最早進入全國經濟百強縣前10的基礎。
1994年1月，由魯冠球創辦的萬向錢潮上市，成為全國第一家上市的鄉鎮企業。
即使卸任後，沈老也無時無刻不關注浙江鄉鎮企業的發展。1998年年初，他興奮地找到當時的浙江省省長柴松嶽，分享了一個好消息：“農業部統計數據已經出來，1997年浙江鄉鎮企業的各項主要經濟指標已超過老大哥江蘇。”
兩人相視一笑，內心充滿勝利者的喜悅，久久不能平靜。
市場經濟就是老百姓的經濟
“小商品、大市場”是著名經濟學家費孝通給溫州題的六個字。他發現勤勞的溫州人能圍繞紐扣這樣的小東西，佈局上千萬的大產業。這個理念也被沈祖倫採納，藉助活躍一方的鄉鎮企業，積極推動縣域經濟的發展。
縣域經濟的發展在浙江各地形成了一批專業市場，像是台州路橋的廢鋼鐵市場、紹興的輕紡市場、湖州織裡的童裝市場，等等。每次聽到有這樣的市場，沈祖倫都會親自去現場看一看。1989年，他幫助正在籌劃第三代市場的義烏簡化了土地審批流程，搶佔了發展先機，踏出了成為全球最大小商品市場的關鍵一步。
義烏國際商貿城
另一個馳名中外的市場中國輕紡城的建立，背後也有沈祖倫的功勞。在他主導下，以紹興縣為突破口，浙江大部分縣都爭取到了出口權。大量個體私營與鄉鎮企業揚帆出海。藉助每年召開兩次的國際商品交易會，柯橋輕紡城升級成為中國輕紡城，成為全球最大、成交額最高、經營品種最多的紡織品專業批發市場。
外貿口子一開，浙江經濟插上了騰飛的翅膀。浙江的商品、市場和人很快遍佈全球各地，紐扣、襯衫、打火機換回了電視、飛機、洗衣機。中國加入WTO後，浙江進出口貿易額在此後20年裡增長了16倍，居沿海各省市首位。
這期間，民營經濟成了浙江經濟的主體，浙商也發展成為全球第一大商幫，浙江由一個面積僅10萬平方公里的“資源小省”變成了“外貿大省”“經濟大省”。
關於民營經濟和市場經濟，沈祖倫曾有過經典闡釋：“什麼是市場經濟？實際上就是老百姓的經濟。”對此，他的摯友，浙江工商大學原校長張仁壽教授有過評價，這位老省長對浙江經濟社會發展情況瞭如指掌，對浙江老百姓治窮致富的內心渴望和過上美好生活的強烈追求感同身受。
中國民營經濟之春
沈祖倫在浙江轟轟烈烈實踐經濟改革的同時，厲以寧也帶著“股份制”進入了國企產權改革的深水區。他曾說：“中國改革的思路一定要走明確產權的道路。怎麼搞產權改革？就是把國有企業改為多元投資主體的股份制企業。”
即使放到現在，這也是極富爭議和兇險的一步。如果不改革不確權，日後還會出現步鑫生、李經緯、褚時健這樣的失敗案例和悲劇，而一旦改革，就很可能涉及國有資產流失。那時，就有聲音質疑厲以寧：“明修國企改革的棧道，暗度私有化的陳倉”。
對此，文采卓絕的厲老回覆了一首“七絕”：“隋代不循秦漢律，明人不著宋人裝。陳規當變終須變，留與兒孫評短長。”
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在社會主義的條件下，股份制可以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一種實現形式。算是掃清了國企股份制改革的陰霾。在厲以寧的主持下，《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和《證券投資基金法》開始起草。
2009年11月，厲以寧因提出“股份制”獲得經濟理論創新獎。組委會評價說：“股份制”是上世紀80年代末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與關鍵。在經營權主導改革和產權主導改革的討論中，引領了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推動了所有制改革，開啟了資本市場的發軔，完善了市場經濟的微觀體系建設，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的改革與發展具有全面、深刻、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厲以寧親筆《關於中國股份制改革的回憶》
厲以寧的另一個雅號是“厲民營”。他也是最早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學者，立場始終堅定。在擔任全國政協常委會委員期間，他作為調研組組長提交了一份報告，促成了國務院發佈《關於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坊間稱為“非公36條”。
在這份報告中，厲以寧提出“放寬非公經濟市場準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拓寬融資渠道”“改革完善稅制”等建議，皆是進一步釋放民營經濟活力的良藥。這也是為什麼，若干意見發佈的2005年春天，被國內外經濟學界稱為“中國民營經濟之春”。
關於春天， 1979年厲以寧在杭州參加《政治經濟學辭典》審稿會議時，曾做過一首《如夢令》：送別風雲雷電，盼到陽光初現。紅杏報新春，指日百花爭豔。爭豔，爭豔，小巷飛來舊燕。
那年的春天的確令人難忘和興奮，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橙柿互動·都市快報 記者 梁應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