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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批評是具有批評意識的歷代學人針對史學發展中的各種現象提出的看法，因其往往伴隨著對同一問題的長期探討及由此產生的相互辯難，故而成為刺激史學發展的最活躍的“內在驅動力”。近三四十年來，史學界對於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研究，從創始、發展走向系統，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一是推進了對中國史學史的進一步認識，二是豐富了對中國古代史學理論的認識，三是由於上述兩個方面而密切了古代史學與當代史學的聯繫，所以受到廣泛關注。為了更利於當今史學對古代史學遺產的創造性繼承和創新性發展，筆者認為，有必要從宏觀視角考察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深入發展的學術路徑，揭示其發展的內在規律。解決好這一問題，有助於我們更清晰地認識中國傳統史學何以能夠不斷生長出關於自身構成的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從而在清後期的社會大變動以至近百年來中國史學的深刻變革中，仍能時時顯現其價值。
關於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發展路徑，學界目前已有不少探討，按論述方式，以下三種最具代表性。其一，早期“從史家到史家式”的探討，如孔子、司馬遷、班固、杜預、劉勰、劉知幾等人的史學批評活動，概括史學批評從自覺到獨立發展、範圍從史學內部擴大到社會、從初步形成系統走向高層次躍進的發展趨勢；以“從孔子到班彪”“從班彪到劉知幾”“從劉知幾到章學誠”對應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確立、成熟和繁榮三個階段；等等。其二，基於朝代或歷史時期的線性考察，這種討論較早見於瞿林東《略說中國古代的史學評論》一文。值得一提的是，瞿林東從1985年初談史學評論到1991年發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縱橫”連載，在階段劃分、範疇提煉及方法論總結方面，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研究開闢了清晰路徑。此後，有學者嘗試以四個歷史時期概括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線性發展歷程。其三，聚焦史學批評範疇，從發生學視角提出“連續探討與不斷豐富”“綜合概括與逐步提升品格”等史學批評概念、範疇生成的路徑，以及通過“良史”內涵的演變概括史學批評範疇形成過程中體現出的鮮明時代特徵。近年，多卷本《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對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兩宋、遼夏金元、明、清七個歷史時期史學批評現象、觀點和代表性成果做出系統研究，為進一步思考史學批評的宗旨和方法，概括史學批評的形成、演進及其發展規律，分析史學批評的學術價值和社會功能等問題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以上研究對於進一步把握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整體態勢多有啟示。
本文以史學批評的對象和演進路徑為依據，擬從三個層次進行考察和分析：第一，從《左傳》、孟子、司馬遷評論《春秋》，到劉向、揚雄、班彪評論《史記》，到王充、葛洪、范曄等評論《史記》《漢書》，再到唐太宗評論諸家《晉書》，千年史著批評收穫的積累和啟示，為史學批評雛形在唐代的產生奠定基礎；第二，在歷史文獻總結性工作的基礎上，劉知幾《史通》的面世突破了以史著為主要批評對象的史學批評格局，推動史學批評橫向拓展新格局的形成，舉凡直書、曲筆、採撰、書事、探賾、鑑識、史學功用、正史得失，等等，都進入批評範圍；第三，從史書體裁、類型、要素等不同視角展開史學批評，章學誠《文史通義》為代表的綜合性考察，使史學批評逐漸走向現象評論和理論探討相結合，多途並進、蔚為大觀，顯示出史學批評走向理論昇華的趨勢。
史著批評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早期發展的核心環節。從評論《春秋》到評論《史記》《漢書》，再到唐太宗評論諸家《晉書》，千餘年間的史學批評主要集中在對史著的評論上。批評視野的聚焦，改變了史學批評的零碎狀態，奠定了史學批評自隋唐以後走向深入發展的趨勢。可以認為，千年史著批評的積累，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得以走向系統化、理論化的基礎。
關於《春秋》的評論，《左傳》、孟子、司馬遷的評論最具代表性。一則強調《春秋》出於聖人之手，本是“天子之事”，說明孔子崇高的意識形態地位；二則指出《春秋》“長於治人”。《左傳》作者以“君子曰”的口吻寫道：“《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這是從遣詞造句的深意和社會影響兩個方面評論《春秋》的價值。孟子評論《春秋》要旨，更加直接且有分量，表明戰國時代的思想家對《春秋》評價之高。他認為，對春秋時期史事和人物善惡的判斷，本應是“天子之事”，現在孔子的《春秋》卻這樣做了，所以孔子說“知我”“罪我”皆在《春秋》。他又說：“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意謂《春秋》的作用和貢獻，同歷史上夏禹治水而天下安，周公除暴亂、驅猛獸使百姓寧，是可以相提並論的。司馬遷在回答上大夫壺遂所問時，集中地表達了他的“《春秋》觀”，他將《春秋》總結為一部“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的書，著重揭示了《春秋》的統治功能（“王道之大者”）、規範行為準則功能（“長於治人”），以及維繫倫理秩序的功能（“禮義之大宗也”）。
上述評論對中國史學影響深遠，貫穿此後的史學發展，其核心是從史著評論引出關於史學功能的思考：早期的史學是怎樣產生的？史學對於社會和人生有何意義？史學名著和社會發展是什麼關係？等等。
關於《史記》的評論，其重要和有代表性者，均應首舉班固之父班彪的評論，這是因為，其評論本是一段自相矛盾的文字。他一方面說《史記》“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崇黃老而薄《五經》”“輕仁義而羞貧窮”“賤守節而貴俗功”；另一方面說司馬遷“善述序事理”等，有“良史之才”。班彪因站在“五經”的立場上，未察《史記》思想的深意，其評論出現這種矛盾性的表述是極自然的，表明史學批評不可避免地同時面向歷史內涵和思想傾向兩個層面。
此後，班固著成《漢書》，在《漢書·司馬遷傳》篇末對《史記》作了進一步的評價，比其父班彪的評論顯然要全面一些。班固肯定了《史記》兩個方面的成就：其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亦勤矣”，這是肯定《史記》的通史價值，是就其內容而言的；其二，引用當世名家的觀點，皆稱司馬遷有“良史之材”，而其所著述“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是肯定《史記》的歷史價值，是就其史筆來說的。與之相對，班固批評《史記》也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繼承班彪的說法，認為《史記》“是非頗繆於聖人”，這是站在經學家立場上的看法；二是以嘲笑的口吻指出，“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這個“批評”顯然超越了倫理底線，因而也受到後人以“目睫”為喻的譏諷。
《漢書》問世以後，中國古代史學出現了《史》《漢》比較批評並形成一種傳統，東漢的王充、晉代的張輔和葛洪都有名論。不過，切實延續馬、班撰述實踐，而又同時對《史》《漢》作出中肯評論的，當以《後漢書》作者范曄為代表，他在《後漢書·班彪傳》後論中分別以“文直而事核”和“文贍而事詳”總結《史》《漢》敘事的特點，充分地發掘出二者的優長。尤其是他肯定《漢書》敘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可視為對《漢書》敘事的經典式評價。這裡，對史著“敘事”成就的評價成為評論史著的一個核心環節。
范曄認為《史》《漢》在敘事上各有其美，但在有關歷史思想的評價上，對司馬遷的傾向是顯而易見的。他對班固《漢書》缺點的批評，是與為司馬遷《史記》辯護相連通的，即班固著《漢書》“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其人亦“不能以智免極刑”。由史著批評引出關於史家的治史才華和精神世界兩個立足點，這在范曄對《史》《漢》的評論中表現得十分突出，在此後的史學批評史上也長期存在。
兩漢以後，由於歷史形勢分合不斷，朝代史撰述迎來了興盛局面，以同一朝代為撰述對象的史書大量出現，史著批評由針對某一部史書的評論，發展出以某一斷代為撰述對象的同類史書的評論，東晉袁宏《後漢紀》原序對諸家後漢史的評價，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對諸家“後漢紀傳”的評論，都包含這一類型的史學批評。在史著比較中，人們得以選擇最佳的一部，更可以組織力量修纂全新的一部，以代替過去所有的同類著作，從而樹立起某一朝代歷史的撰述典範，即後世所謂的“正史”。唐太宗於貞觀二十年（646年）頒佈《修晉書詔》，對歷代晉史加以分析評判，推動了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新《晉書》的修成，是借比較而重塑修史典範的經典案例。
《修晉書詔》反映出唐初統治者的歷史視野，即希望把分裂時期存在的內在聯繫揭示出來，儘可能寫出一部完全意義（包含兩晉以及與東晉同時存在的十六國）的歷史。唐太宗在闡述了修史的重要性和史學作用之後，概括地講到歷代所修之史，繼而突出“制有中原”的西晉史和“江左嗣興”的東晉史的重要性。唐太宗對當時尚存的諸家晉史作了犀利的批評和否定，指出它們有的“不預於中興”，有的“莫通於創業”；有的“煩而寡要”，有的“勞而少功”；有的“滋味同於畫餅”，有的“涓滴湮於涸流”；有的“略紀帝王”，有的“才編載記”，總之沒有一部可以媲美《史記》，這令他“深為嘆息”。於是，他希望史臣學士可以修撰一部超越過去所有晉史的新《晉書》。
《修晉書詔》以“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錄”一句，作為對諸家晉史總結性的評論，實際上是繼承了劉向、揚雄、班彪、班固等人評論《史記》時提出的範疇。詳細比較，可以看到《修晉書詔》以“雖存記注”對照“善（述）序事理”，以“才非良史”對照“有良史之才”，以“事虧實錄”對照“故謂之實錄”。《修晉書詔》推動新《晉書》的修成，具有重要意義：一是介於《三國志》所載史事與南北朝正史所載史事之間的兩晉歷史，終於被編撰成完全意義上的晉史，使《史記》至《隋書》貫通下來；二是唐太宗作為最高統治者，重視中國歷史撰述的連續性，且對此前千年史著批評成果積極地接受、運用，為此後歷代帝王作了榜樣，產生深遠影響，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大特點和優良傳統。
總之，自評《春秋》至評諸家晉史，千年史著批評積累起的成果和啟示是多方面的：從史學的社會作用到史家的撰史旨趣，從史書敘事的風格到史家議論的思想傾向，從撰寫前朝史的意識到歷代修史傳統的形成，史學批評不斷深化，推動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在隋唐時期形成橫向拓展的新格局。
唐高宗顯慶元年（656年），史臣所撰《五代史志》成書（附於《隋書》，故亦稱《隋志》）。其中，《經籍志》在劉向、劉歆、鄭默、荀勖、李充、阮孝緒等歷代學者歷史文獻整理的基礎上，對唐以前的文獻和學術發展史作了一次大規模的系統總結，正式確立經、史、子、集的分類法。其史部諸序在史學批評史上有著重要貢獻，即通過縱向考察和分類相結合的各類史書評論，構建起“中國史學批評史的雛形”，奠定了史學批評橫向拓展的新格局。
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劉知幾撰成《史通》20卷，一般認為，該書是世界範圍內首部史學理論著作。全書卷一至卷十為內篇，凡39篇（亡三篇）；卷11至卷20為外篇，凡13篇。內外篇相互配合，極大地拓展了史學批評的範圍，同時提出了史學批評中的理論問題。劉知幾著《史通》有三個具體條件：一是史學的發展和史書數量的增多，從《漢書·藝文志》史類著作尚未獨立出來，到《隋書·經籍志》將史部書定為四部之一且劃分了13個類別，足見史學發展的規模；二是劉知幾有機會進入史館參與修史工作，不僅可以接觸皇家豐富的藏書，而且修史過程中碰到的實際問題，對撰寫一部反思修史活動的書多有啟發；三是劉知幾讀史、知史，具有突出的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史通》書首《原序》和第十卷《自敘》，對此多有表述。《史通》的批判精神當受到王充《論衡》的影響，其撰述形式則與劉勰《文心雕龍》的啟發有關。
在此前千年史著批評的積累與啟示的基礎上，《史通》把史學批評推向了新的階段。第一，關於史學的社會價值問題。《史通》提出了史官制度的存在和史學功用的重要性，指出：
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劉知幾的論述，強調了史籍的鑑戒作用因“史官不絕，竹帛長存”而始終存在，在此之前，說明史學的社會意義，影響重大。劉勰曾稱“居今識古，其載籍乎”，唐太宗曾稱“大矣哉，蓋史籍之為用也”，都是在講史籍也就是史書的作用。從今天的認識來看，即是說人們可以從史書中受到教育，可以藉由史學來認識歷史，這是一個永恆的課題。
設館修史，本是貞觀朝創設的一個良好制度，但其運作好壞，則要看主事者和修史者。劉知幾曾在史館任職二十餘年，其關於史館制度的論述與評論頗有參考、借鑑價值。劉知幾具體地寫出了有關唐代國史修撰的經過及其命運。先是貞觀初至顯慶年間，姚思廉、于志寧、令狐德棻等人相繼撰述，“雖雲繁雜，時有可觀”。繼而龍朔年間，許敬宗主事續作紀傳，“所作紀傳，或曲希時旨，或猥飾私憾，凡有譭譽，多非實錄”。其後左史李仁實續撰《于志寧》《許敬宗》《李義府》等傳，“載言記事，見推直筆”，只可惜短壽促命，“功業未終”。之後，春官侍郎牛鳳及又接著參與撰述，寫成《唐書》110卷，然其“以喑聾不才”，“輒議一代大典”，“發言則嗤鄙怪誕，敘事則參差倒錯”。於是出現了諷刺的一幕——唐初學人們接續撰寫的國史，竟落得“皇家舊事，殘缺殆盡”。終於，武則天長安年間，劉知幾本人與朱敬則、徐堅、吳兢“奉詔”更撰《唐書》，勒成80卷。唐中宗神龍元年（705年），劉知幾與徐堅、吳兢等又重修《則天實錄》30卷。於是劉知幾感慨地寫道：“夫舊史之壞，其亂如繩，錯綜艱難，期月方畢。雖言無可擇，事多遺恨，庶將來削稿，猶有憑焉。”今天重讀劉知幾的這些回顧、反思，仍然能感覺到作者沉重的心情和無限的遺憾！
第二，關於古今正史的得失問題。劉知幾縱覽以往史學，對“古今正史”得失優劣多有評論。如其對史學的源頭問題持謹慎態度，贊同司馬遷“神農已前，吾不知矣”的說法；評論荀悅《漢紀》“其言簡要，亦與紀傳並行”；對多家東漢史著作總結稱：“世言漢中興史者，唯範（曄）、袁（宏）二家”。他借用他人之語評論陳壽《三國志》：“及壽卒，梁州大中正範頵表言《國志》明乎得失，辭多勸誡，有益風化，願垂採錄。”評論諸家晉史，從子不能承父業以為王隱之父王銓迴護，又高度評價幹寶《晉紀》：“其書簡略，直而能婉，甚為當時所稱”，而對於唐人新修《晉書》只作一般性介紹，並不無指責地寫道：“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這裡，批評者更關注的是史家本身的才華及當時人的評價，與《修晉書詔》從“制有中原”這一涉及政治統治合理性的視角展開，是全然不同的批評旨趣。
第三，關於歷史撰述的內容與形式問題。《史通》卷首《六家》和《二體》兩篇即對此進行闡釋。所謂“六家”，劉知幾作了明確的解釋，讀者不難明白，所指自是《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史記》《漢書》。劉知幾一一闡述了各“家”的內容和表現形式後，又從發展趨勢作了這樣的概括：
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窮之於此矣。而樸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史通》標目“六家”，但文中前後反覆表達“諸史之作，不恆厥體”“《尚書》等四家，其體久廢”，這是著重在說不同“體”的存在；同時後一段文字又提出“史之流品”的問題，表明劉知幾以發展的眼光綜合考察各“體”的流變。
應該說，劉知幾對多種史體的橫向考察，建立在唐初史家文獻整理工作的基礎之上，只是在具體的分類標準上，他寧願以《雜述》篇作為《六家》和《二體》的補充，也不願採用半個多世紀前《隋書·經籍志》的成說。如今，當我們有機會以長時段的眼光考察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史走過的歷程，即可看見一條清晰的從《隋書·經籍志》史部諸序到劉知幾《史通》諸篇，中國古代史學批評走向系統化、理論化的深入發展路徑。
第四，關於史家社會責任與史家修養問題。劉知幾十分關注從事史學活動的主體，對史學家本身作出了評論。《史通·核才》篇認為：“史才之難，其難甚矣”，其通篇都在歷數著史不堪其任的實例。《史通·辨職》篇提出“史之為務，厥途有三”，以“彰善貶惡，不避強御”為其上，以“編次勒成，鬱為不朽”為其中，以“高才博學，名重一時”者為其下。劉知幾認為，如果“三者並闕”，那麼“史之為務”當無從談起，“復何為者哉！”這話說得很重，甚至有些絕對，表明他對以史為務者期許之高。《史通·史官建置》篇列舉歷代任史職者的優劣、賢否，《直書》《曲筆》兩篇則集中寫出兩種作史態度的高下，表現出讚揚直書、痛斥曲筆的正義精神。聯繫到兩《唐書》有關“史才三長”論的記載，可見劉知幾對史學活動主體在史學批評中的重要位置的敏感，這同唐初史家已經具備了明確的主體意識且有意識地提升自身社會地位是一脈相承的。
第五，關於史學批評方法論問題。應當指出的是，劉知幾《史通》的大部分內容，是以史書的題材、體例尤其是紀傳體斷代史的體例而展開史學批評。其內篇篇名多涉及紀傳體斷代史有關部分的名與實、體例規範、過往得失等。其中，卷二至卷四是關於紀傳體斷代史的內部結構與編次；卷五是關於編撰資料的採集、運用及對撰述上某些習慣的處置；卷六專論史書敘事的審美要求；卷七評論史家的史識及兩種對立的作史態度；卷八闡述歷史撰述中模仿前人的得與失；卷九抒發其關於史才難得的評論；卷十為史家自敘及其他。這些批評，大多是針對某個具體的處置是否得當，某種認識是否正確等，但往往也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問題。
《摸擬》篇指出，“蓋摸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這涉及辨別事物的本質與現象問題，即如何看待歷史撰述中形式和內容的相互關係。《惑經》篇提出，“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若從史學批評來說，所謂“愛而知醜，憎而知惡”的觀念，則具有辯證思維的方法論意義，即要求人們評論事物要有全面的、辯證的觀點，而這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鑑識》篇指出，“物有恆準，而鑑無定識，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提出了一個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認識論問題，即對同一事物始終存在不同的認識，而難得遇到中肯的評論。本篇的結論是：“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某個人物的“廢興”與時代有關，這是唯物的看法。至於其“窮達”是否與“命”相關，尚難定言：如果“命”是指機遇，則可說通；如果“命”是指冥冥之中的“命運”，則脫離了前一句的唯物精神；如果“命”是指冥冥之中的偶然性，則似乎更通。
此外，《書事》《採撰》《人物》等篇談歷史撰述的構成而兼及歷史事實如何生成的問題，《敘事》《浮詞》《煩省》等篇談語言文字表述而兼及史書審美的問題，《直書》《曲筆》等篇談史家作史的態度而兼及史家修養的問題，等等，或具有理論上的參考，或具有方法論方面的啟示，無不是對史學批評範疇的開闢。正是因為對批評範疇的橫向開拓，我們可以說，《史通》是一部系統完備的、格局宏大的史學批評著作。
總之，《史通》在具體的史學批評過程中，突破了以史著為主要批評對象的史學批評格局，極大地開拓了史學批評的視野，使這一史學活動產生了更明確的調整史學發展的目的，從而在對史學自身體系建構的摸索之中逐漸凝練起中國古代史學自身的話語體系。
《史通》問世後，激發了史學家和學人的思考，開拓了史學批評的範圍，自唐以下，展現出史學批評理論昇華的趨勢，顯示出更豐富的理論色彩。
第一，對史書體裁展開批評，形成史書內容、形式可變，作史原則不可變的認識。隨著經學的發展（尤其是“春秋學”的發展），批評司馬遷《史記》改變了“聖人”孔子《春秋》的體裁、破壞了古代撰述傳統的聲音逐漸出現，並主張編年優於紀傳，中唐時期甚至有學者一度拋棄史學自身的學術品格而主張恢復以經、傳的形式來撰寫歷史，從而造成一場裹著史學外衣的政治鬧劇。針對這種倒退的史學思潮，唐人皇甫湜作《編年紀傳論》予以辯駁，他的核心觀點是：
古史編年，至漢史，司馬遷始更其制而為紀傳，相承至今，無以移之。歷代論者以遷為率私意，蕩古法，紀傳煩漫，不如編年。予以為合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得良史之體者，在適不在同。編年、紀傳，繫於時之所宜，才之所長者耳，何常之有？故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不虛美，不隱惡，則為紀、為傳、為編年，是皆良史矣。
史書體裁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應合乎“時”的需要，適於史家之“才”的發揮，只要在“是非”“善惡”判斷上得當，而又堅持“不虛美，不隱惡”的撰述原則，則為紀、為傳、為編年，都可以成為“良史”。這顯然是對《史通·二體》篇在理論上的補充，也是對“歷代論者”以形式非議司馬遷的反駁，實則也涉及歷史撰述的基本原則。皇甫湜講“以心不以跡”“在適不在同”，可見其對《史通·摸擬》篇“貌異而心同”觀點的致意。本篇結尾處，作者模仿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中有關“辭宗邱明，直歸南、董”的用辭，寫下“文敵遷、固，直蹤南、董”，又強調“儻謬乎此，則雖服仲尼之服，手握絕麟之筆”亦不可書其史，這就從正反兩個方面再次強調史體創新發展的必要，其用意在於進一步闡發：真正有價值的歷史撰述，形式應當服從於內容。《編年紀傳論》出，編年、紀傳孰優孰劣的爭論遂暫告一段落，史學家在著述實踐中繼續探索著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問題。
宋人袁樞著成《通鑑紀事本末》，促使中國史學繼紀傳、編年之後又出現了一種廣獲關注、自成一系的撰述形態。楊萬里作序盛讚此書的體裁，並對其“本”與“末”的關係作了細緻的分析，認為“治亂存亡”即寓於其中，他指出：
子袁子因出書一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搴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於其明，其情匿而洩，其故悉而約，其作窕而槬，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
這裡提出《通鑑紀事本末》最大的特點，是其所記每一事件的始末原委都有較為完整而明白的闡述，也就是後來章學誠提出的“因事命篇”的敘事特點：其深意含蓄地顯露，其原委講得周全而簡約，其表現形式兼顧細微和恢弘，其探究事理悠遠而貼切，其論治亂存亡，又如治病之源而授醫之方。一言以蔽之，把某件史事的始末原委闡述透徹了，歷史經驗教訓也就清楚明白了。這在一定意義上強調了歷史撰述的邏輯思維原則。
自《通鑑紀事本末》至歷代紀事本末的形成，人們圍繞編年、紀傳、紀事本末三種史書體裁的關係及優劣的討論不絕於時，啟發了谷應泰、傅以漸、張溥、章學誠等人有關歷史著作形態的綜合性思考，其中尤以章學誠“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論最具代表性。
第二，以歷史撰述成果面貌展開的史學批評。這種批評形式自先秦時期史學批評意識滋生時已然出現，如《孟子·離婁下》講到《春秋》之作時即從“事”“文”“義”三個方面予以闡述，但尚不是從史學發展的角度發論，因而還不屬於“史學批評的自覺意識”。從歷史撰述成果面貌展開自覺的史學批評，並提煉出歷史撰述的諸要素及其關係的理論認識，當以宋人吳縝的有關議論為代表。吳縝《新唐書糾謬》序文指出：
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
吳縝的論點極為明確、清晰：事實、褒貶、文采都具備，可稱為史書；如僅具事實，褒貶、文采兼失，尚不失為史之意；若具有褒貶、文采，而無事實，或事實不確，則有失為史之意，當不成為史書。這些認識，全面之中有重點，反映了史學批評中的辯證方法。如此明確地概括歷史撰述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中國史學批評史上尚屬首次。
值得關注的是，《新唐書糾謬序》起首明確指出該書撰述是接續前人有關“史才”的討論，尤其是指出宋以前劉知幾“史才”論的集大成特點，可以清楚地看到吳縝對劉知幾史學批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吳縝對“為史之意”的強調，與范曄講“以意為主，以文傳意”和後來章學誠討論“史意”問題，都在歷史編纂層面運用“意”的概念。凡此，均表現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在連續性探討中不斷凝練話語體系的特點。
第三，從過往史書類型得失展開的史學批評。在對史書的內容、形式以及史書內部諸要素展開批評的同時，古代史家也從史書家族的整體格局展開史學批評，並形成對不同史書類型的綜合認識，其中尤以王世貞對國史、野史、家史三種類型之史書的特點、得失所作的評論為代表。王世貞指出：
雖然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典章、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徵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諛而善溢真，其贊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
王世貞的這些話，是在回答“史失求諸野乎”“無已求之家乘銘狀乎”等問題。其中，“人恣”“人臆”“人諛”顯示出三種類型作史者的身份特點及其對待歷史撰述的態度、立場，從而導致“弊真”“失真”“溢真”三種損害歷史撰述真實性的缺陷。同樣，正是這種身份上的差異，使“真”具有各自的資料佔有和史事判斷的視角。
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按史書類型展開的史學批評在明代學人的表述中是一個突出現象，楊慎、焦竑、王圻等都曾就“野史”“稗史”“家史”的可靠性及其“補正史之闕”的作用作出討論。近代以來，史學界尚有在否定正史價值基礎上抬高野史、家史價值的觀點，似不可取，而近年中國古代史領域正史研究的回潮，愈加表明王世貞此論在史學批評史上地位的重要。
第四，以知人論世和史學經世理念展開的史學批評。清代乾嘉時期史學家章學誠撰《文史通義》，兼論文史而以評論史學為主，作者於書中縱論古今，涉及史學批評甚多，在提倡知人論世、史學經世、辨別心術三個方面最具理論啟示。
章學誠舉陳壽、司馬光與習鑿齒、朱熹在“正統”歸屬上的不同處置這一典型實例，說明不同時代、不同“身處”的人會有不同的認識和立場，提出：
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
這段內容，不僅為自東晉至清近十五個世紀有關《三國志》“正統”問題的辯難蓋棺定論，而且以實例說明“論古必先設身”的重要，極具說服力。
章學誠論浙東學術，強調“史學所以經世”的學術宗旨，批評“舍人事而言性天”的不良學風。他舉《春秋》為例，因為這是“先儒”們都十分尊崇的經典，而《春秋》之所以從六經中脫穎而出，“正以切合當時人事”，是經世致用之作，由是而知“史學所以經世，固非空言著述也”。在考據盛行的乾嘉時期，章學誠提出“史學所以經世”的命題，堅持了中國史學經世致用的傳統，對於把握好史學求真與致用的張力是有益的。章學誠還倡言“好古”須知“當代”，批評“未必足備國家之用”的學問。他在闡釋“史”的職志時講到：
故無志於學則已，君子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不知當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經術，則鞶帨之文，射覆之學，雖極精能，其無當於實用也審矣。
這是從史的淵源上說明其職責當是“好古”與“當代”結合，以此說明“史學所以經世”的前提。因深知史學研究的古今會通之義，章學誠從劉知幾《史通》所遭遇的“陰用其法，陽毀其書”境況，聯想到自身的許多著述以及吳縝《新唐書糾謬》所遭受的不實攻擊等事實，發出了“擊人者人恆擊之”的感嘆，表達了一個評論家心中的不安。這表明，開展批評不僅需要鑑識，更需要勇氣、膽識和責任心。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方面，是著眼於史家品德的史學批評，這就是關於“直道”“心術”和“史德”的理念。唐人柳宗元在《與韓愈論史官書》中指出：一個史官，“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元代史家揭傒斯認為，修史之事，以用人為本，又當以“心術”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對這一思想傳統，章學誠予以發揮，他把“心術”與“史德”聯繫起來，指出：
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
這裡講的“天人之際”，已不同於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系探討歷史發展的動因，而是基於史學活動本身，對史家在史學活動過程中如何處理歷史實際和主觀意念的關係提出要求。作者看到“盡其天”和“不益以人”都是不能絕對達到的，故史家只能努力克服主觀意念對史學活動的干擾，修煉“心術”，求得內心的平靜。這一原則把“史德”落到實處，在歷史著述和史學批評中應是相通的。
以上幾個方面的史學批評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們不是對某一種史書的批評，而是從理論上就一般的史學活動、史學現象展開的批評，故多帶有廣泛的啟發意義，凸顯了中國古代史學批評不斷開拓進而取得理論昇華的發展趨勢。
從千年史著批評的積累與啟示，到史學批評橫向拓展新格局的開創，再到史學批評的多重路徑和理論昇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的總體進程和深入發展趨勢十分清晰。從這一清晰的發展脈絡中，可以看到史學批評者所採用的史學批評方法。第一，分類的方法。中國古代歷史撰述重視分類方法的應用，史學批評也是如此，如劉知幾《史通》的《六家》及《雜述》，王世貞論國史、野史、家史的是非即是成例。第二，比較的方法。如劉知幾《史通》中的《二體》以及《直書》與《曲筆》兩篇，楊萬里論《通鑑紀事本末》與《通鑑》異同，章學誠將《通鑑紀事本末》與編年、紀傳“二體”相比較，都是在比較中闡述有關論點的。第三，說理的、分析的方法。如皇甫湜的《編年紀傳論》、吳縝的歷史撰述三要素論，以及章學誠的“史德”論即“辨心術”論、“論古必恕”論等，都重在說理與分析。應當強調的是，這些方法從理論上看，大多包含著辯證的因素，其中尤以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吳縝的歷史撰述三要素論和王世貞的國史、野史、家史之論最具代表性。這些都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遺產中的積極因素，需要深入總結，使之在當代史學活動尤其是史學批評中發揮作用並獲得新的生命力，以展現中國史學的傳統、風格和氣派。
值得進一步關注的是，在中國古代史學批評不斷走向深入發展的過程中，史學家和史學批評家們提出了許多相關的理念、觀念和學術用語，豐富了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遺產。如：從事、文、義到才、學、識，構成了關於史家修養的話語體系；從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到“是非與眾人同辯，善惡得聖人之中”，再到事實、褒貶、文采三要素，構成了對史學成果評價的話語體系；從“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到“史之為用，其利甚博”，再到“史學所以經世”，構成了史學社會功用的話語體系；等等。這一方面加深了人們對中國古代史學的認識，另一方面也為當今史學發展尤其是中國自主的歷史學知識體系與話語體系的構建，提供了理論資源和支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