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運河明珠，曾經是華夏文明的奠基地｜文史宴

任國是典型的風姓之國，為《左傳》中記載的“任、宿、須句、顓臾”四大風姓之國之首。《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臷：“仼、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可見，任、宿、須句、顓臾這四個風姓古國主要掌管伏羲與濟水的祭祀事務。任國居民世代依濟水而生，以任城為中心，經歷夏、商、週三代，一直存續至戰國末期。任城區的名稱即由此而來。

實際上，任、宿、須句、顓臾這四大風姓之國均位於任城周邊一帶，疆域遍及鄒城、微山、泗水一帶。如今，濟寧大部分地區都留有關於伏羲的傳說和遺蹟，從鄒城嶧山女媧補天的傳說，到泗水古雷澤華胥故里的故事；從任城祭祀太昊伏羲鳳凰臺遺址，到鄒城郭裡羲皇廟遺址，再到微山兩城伏羲廟，種種證據表明伏羲應出自山東境內，而非一些史學家提出的關於伏羲出自甘肅天水之說。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任城鳳凰臺。直到唐朝，鳳凰臺仍是人盡皆知的太昊伏羲祭祀場所之遺蹟。詩人李白在《任城縣廳壁記》中提到：“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之故里”。這裡所提到的太昊之遺墟實為鳳凰臺。

如今，鳳凰臺遺址仍存。在1986年的鳳凰臺考古發掘中，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發掘出近三百件文物，並在文化堆積層中發現大量的陶簋殘片。根據《周禮·地官·舍人》記載，簋是祭祀活動中最重要的禮器。陶簋等大量祭器殘片的發現，驗證了鳳凰臺曾是重要祭祀場所的說法。

新修的任城鳳凰臺

經本世紀重修後，任城鳳凰臺又呈現些許崇臺巍然的景象，算是對歷史的告慰。

為何以任國為首的風姓之國選擇在濟寧紮根呢？眾所周知，人類因生產與生活之需要，選擇依水而居，並將城市依河而建。自古以來，魯南地區水量充沛、土地肥沃、四季分明，事宜人類居住。其中，濟水孕育了最初的濟寧文明。

濟水，連同長江、黃河、淮河，構成我國上古時代最重要的四條河流，並被稱為“四瀆”。濟水源於河南濟源王屋山，自西向東經由河南和山東，終入海。濟水最顯著的特徵就是“三隱三現”，穿越黃河而不與之混淆。據《禹貢》記載：“導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菏（菏澤），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

在華夏文明中，濟水扮演了重要角色。據五代時期高道杜光庭撰寫的《天壇王屋山聖蹟敘》記載：黃帝與蚩尤在河北地區交戰，戰敗後退居王屋山，黃帝“清齋三日，登山至頂，於瓊林臺禱上帝破蚩尤。帝遂敕王母降於天壇。王母乃召東海青童君，召九天玄女，授破蚩尤之策。黃帝依命殺蚩尤於冀，天下乃無不克，海內安然。”從此，黃帝每年八月十五日都要在濟水源頭王屋山上設壇祭天，有說法稱這是中秋節的起源。

此外，大禹所劃分之兗州的“兗”字，即來源於濟水。兗在古時寫作“沇”。在小篆中，“三點水”有時可以寫作“橫水”而放在“允”字之上。後來文字由篆書向隸書演化時，“橫水”演變為“六”，形成今日之“兗”字。

可以說，任城和兗州都由濟水而生，如今發展成為濟寧中心城區。不過，濟水卻消失了。隨著黃河多次決口改道，特別是上世紀四十年代的大縱橫改道中，黃河吞併了濟水，使之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僅通過沿線的濟源、濟寧、濟陽、濟南等地名保留有濟水的文化痕跡。

兩週：孔孟之鄉的人倫風骨

西周時期，周天子手握天下共主的威權。周平王東遷以後，周王室開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義而無掌控能力，諸侯群雄紛爭，是為春秋時期。此後更進入暴力兼併的戰國時期。

春秋戰國是百家爭鳴、人才輩出、學術風氣活躍的時代，彼時的濟寧大地更是上演了精彩大戲。歷經大浪淘沙，戰國時期曾屹立於濟寧地區的有魯國、邾國（後稱鄒國）、任國和郕國，其中尤以魯國和鄒國聞名，並滋養出影響後世的孔孟之道。

魯國的誕生與“周公東征”有關。西周初立，周成王年幼，周公擔心各諸侯叛變，攝政天下，而商王武庚聯合東方諸國反叛。同時，管叔和蔡叔疑心周公大權在握，即聯合武庚一起作亂。於是，周公奉周成王命，進行東征。

《詩經》之《東山》就根據周公東征背景創作，開篇寫道：“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東征之後，周公被封於中原和東方交會的戰略要地—曲阜，稱魯國。因周公要留在京城輔佐周成王，便令其長子伯禽代其在魯國執政，伯禽即為魯國首個國君。

魯國仿照西周建立了一整套典章制度，文化日益繁榮，國勢不斷強盛，在諸侯國中處於極其特殊的地位。當時的魯國疆域北到泰山，南臨徐淮，西達濟水，東臨大海。魯國和當時位於魯北的齊國成為西周統治東方的支柱力量，影響力巨大。時至今日，山東又被稱為“齊魯”，簡稱“魯”，可見魯國對後世影響之深，尤其在文化方面。

魯國十分重視文明傳承，是唯一完整保留周禮的國家，並有“周禮盡在魯矣”的說法，為著名的禮儀之邦。當年，無論想要恢復周禮的國家，還是想要學習周禮的人，必須要去魯國取經。

在肥沃的文化土壤中，聖人的思想從萌芽不斷壯大。孔子，這位被公認為“聖人”的世界級文化名人，出生於魯國，他繼承和發揚周禮，形成以“仁”為核心的思想，創建了對東亞地區乃至全球範圍具有深遠影響的儒家學說。

儒家學說重視社會現實，倡導入世，主張以“仁”為，以“禮”為準來處理人際關係和社會關係，將“中庸”作行為方式，成為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之一。

孔子採用私學講授“六藝”。六藝是指儒生應當學習的《詩》、《書》、《禮》、《樂》以及《易》、《春秋》六經。其中，《春秋》就是魯國編年史，記載了魯國從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79年（孔子卒年）的歷史。

至聖先師孔子

孔子的儒家學說在後世被髮揚光大，被無數朝代列為正統思想，“仁”也成為華夏文明延續至今的DNA。作為孔子故里，曲阜保留有世界最大規模的孔廟，連同孔府、孔林一併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每年吸引大量朝聖者。

曲阜孔廟

繼承、傳播併發揚孔子學說的人無數，百年之後的孟子即是最著名的一位。孟子是有抱負的政治家，在諸侯合縱連橫戰爭頻發時期，孟子敏銳察覺時代趨勢，以“仁”為核心，將儒家學說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轉化為具體的國家治理主張，並推行於天下，並被後世尊為“亞聖”。

孟子出生於鄒國。鄒國與魯國並稱為“鄒魯聖地”，為文化興盛之地，今日之鄒城即因此得名，並與曲阜一樣位列濟寧地級市，濟寧亦當仁不讓地成為“孔孟之鄉”。位於鄒城的孟廟氣勢雄偉，一株株參天古樹仍守護著流傳千年的人倫風骨。

鄒城孟廟

秦漢六朝：濟寧石刻半天下

隨著秦始皇統一六國，在廢封建置郡縣中，濟寧被劃為濟南任城縣，經濟文化影響力減弱。劉邦建立漢朝並剷除異姓王后，為了鞏固劉氏江山，開始大封劉氏諸侯國，濟寧地區設立了任城國和魯國，都城分別在今日之任城區和曲阜。

王莽篡漢，後被劉秀推翻，漢家統治得以恢復。此後，東漢莊園經濟盛行，在濟寧嘉祥地區，武氏家族實力顯赫。家族世代做官，武梁與武開明為兄弟，官至長樂太僕丞、郎中，其長子武班官居敦煌長史、次子武榮官執金吾丞。與武開明不同，武梁生前隱居不仕，讀經講學，德高望重。

在當地，武氏家族既有經濟實力，又備受尊重。不過，讓武氏家族名留千古的並不是他們本人，而是他們的家族墓地——武氏祠。

漢朝國力強盛，文化繁榮，嘉祥地區文人工匠輩出，加之山石質量上乘，石雕技藝發達，武氏祠就留有諸多舉世聞名的畫像石。武氏祠漢畫像石的研究價值涉及到歷史學、文化學、社會學、考古學、建築學和美術史等諸多領域，一直是古今中外名人專家研究的重點。

據宋代金石學家趙明誠通過《金石錄》對武氏祠的記錄，自宋代，武氏祠便進入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在《集古錄》中也記錄了武氏祠的兩塊漢碑。南宋金石學家洪适在《隸釋》和《隸續》中也摹刻有大部分武氏祠畫像。

元明時期，因濟寧地區屬於黃河淤積處，加之黃河的多次改道，武氏祠一帶歷經洪水漫於，令石刻淹沒地下得以完整保存。因此，金、元、明的幾百年間沒有武氏祠的任何記載，直至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金石學家黃易在嘉祥發現了一對石闕、一對石獅和武氏祠，震驚金石學界，此後關於武氏墓群石刻的著錄和評述日漸增多。

武氏祠中的漢畫像石主要分為神話傳說、經史故事和現世社會生活三部分。其中，神話傳說部分主要包括人類始祖、仙界領袖、遠古帝王、龍鳳圖騰等；經史故事主要包括帝王諸侯、聖賢名臣、孝子賢孫、義士善人等；現世社會生活則包括車馬出行、人物聚會、庖廚宴飲、狩獵捕魚、樂舞百戲、軍事戰爭、亭臺樓閣等。

武梁祠漢畫像石

其中經典畫像元素已經成為中國古代藝術的標誌性圖案，如陝西黃陵縣黃帝陵的黃帝像、聯合國水利館中的大禹塑像等。

武氏祠的造就並非偶然，實際上，濟寧是我國擁有現存漢碑、石刻、畫像石最多城市，享有“天下漢碑豐濟寧”之盛譽。在今日濟寧博物館內有一座建於民國時的古樸建築——漢碑室，主持修建者為時任濟寧教育局長王大恕。資料顯示，漢碑室內存有《景君碑》、《鄭國碑》、《武榮碑》、《魯峻碑》、《孔子見老子畫像石》，其書法均為典型的“八分漢隸”，均為漢碑之精品，稀世之瑰寶。

武氏祠漢闕

漢朝覆滅後，中原大地進入長達四百年的動盪年代，期間風雲變幻，諸雄並起，戰火連綿。曹魏時期，濟寧地區重新設郡，任城國改為任城郡（今微山縣魯橋鎮），境內同時還設山陽郡和魯郡。西晉時期，濟寧地區恢復任城國，境內還立有高平國和魯國。

到了十六國時期，濟寧先後被後趙、前燕、前秦、後燕所據。南北朝時期分別被北魏和北齊統治。在這段長達四百年的動盪年代，西域佛教帶著出世思想深入中原，令中原漢人有了心靈歸宿，亦促進胡人徹底融入漢人社會。

本著“刻於高山，永留不絕”的願望，北朝高僧及工匠青睞在山崖巨石上鐫刻佛經。因鄒城地處低山丘陵地區，海拔不高，巨石分佈，是進行摩崖石刻的理想場所，故在鄒城留有諸多摩崖刻經。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刻經皆由北朝時期僧侶書法家安道一所書，其書法融匯隸、篆、楷三種筆法，其人被譽為魏晉時的“書仙”，與“書聖”王羲之並駕齊驅；其字被後代書家稱為“大字鼻祖，榜書之宗”。

如今，鄒城的北朝佛經摩崖石刻而名揚四海，尤以葛山、嶧山、鐵山、崗山和尖山最經典，舉世罕見。

隋唐五代：最尊貴的客人

歷史長河中，隋、唐、五代是一段繁榮而精彩的時期。從隋完成統一，到唐迅速進步，當時社會格局宏大、文化開放、經濟發達，為歷朝歷代所無法比擬。

隨著唐朝由盛到衰，最終消亡，中原地區接連出現五個朝代，即梁、唐、晉、漢、周，合稱五代，它們多繼承了大唐風韻，在文學、繪畫、建築等方面留有稀世珍品。

在隋、唐、五代時期，濟寧不屬於核心政治區域，一直保持著任城縣建置名稱。不過，伴隨著大唐開元盛世，濟寧迎來一位客人。他在濟寧留下了自己的人生足跡，而今一直被稱頌，他就是“詩仙”李白。

從唐開元二十四年起，李白寄家任城長達23年。李白對任城情有獨鍾，曾在詩文中多次提到“我家寄東魯”，任城也被稱為李白的第二故鄉。

寓居任城時，李白應時任縣令賀公之邀而作《任城縣廳壁記》，包含任城的歷史沿革、地理特徵和風土人情，更以“地博厚，川疏明”讚美濟寧的自然環境；以“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橫波，驚彩虹而不去”讚美濟寧的城市建築；以“行者讓於道路，任者並於輕重，扶老攜幼”讚美濟寧的淳樸民風。

儘管李白寄家任城是因其家族成員在任城及附近任職當差，但這並不妨礙李白與濟寧之間的浪漫碰撞。直至今日，任城區仍然保留著李白曾經作詩洗筆的浣筆泉，以及他的曾經把酒吟詩，舉杯邀明月的太白樓。

濟寧太白樓

其實，唐代濟寧地區交通便利，曾迎來諸多達官顯貴和文人騷客，在此流連忘返並吟詩題賦。

唐開元二十五年，詩人杜甫遊歷齊趙，途經任城，看到白露節前任城古南池的秋色，有感而發，賦詩《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詩中“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描繪了白露節前任城南池的秋色，並抒發思鄉之情。

今日，古南池已建為公園，亭臺樓閣、蘆蕩垂柳、小橋流水、曲徑通幽，倒是懷古之好去處。

宋金：吃貨夢華錄及其沉寂

趙匡胤的黃袍加身終結了五代歷史，開啟了華夏民族的又一個巔峰時代，特別是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此後，都城汴京（今開封）一度成為當時世界最繁華城市，而濟寧地區則歸屬濟陽郡，與汴京文脈相通。

由於宋朝經濟的迅速發展，城市文化的繁榮昌盛，汴京是當時名聞遐邇的美食之都。在《清明上河圖》上可見近一半建築為餐飲店，《東京夢華錄》中提到了近百種民間的美食與小吃。作為與汴京地緣相連的城市，濟寧的風土人情與之相近，傳承至今的飲食習慣亦基本一致。

按宋人習慣，凡用面所製作食品皆稱“餅”，用籠蒸而成的麵食稱“蒸餅”，後因避宋仁宗名諱，又改稱“炊餅”，即《水滸傳》中武大郞賣的炊餅。實際上，炊餅並非饅頭、包子，而是一種隔水蒸制的薄面餅，至今常出現在濟寧的大小餐廳和家庭餐桌上，為日常主食。

此外，宋人喜食羹。食羹養生，好此者甚眾，《東京夢華錄》中就記載了百味羹、頭羹、血羹、粉羹等多種羹。與粥不同，羹的烹製需要肉類參與，以肉加五味煮成的肉汁，頗受大眾歡迎。

當今濟寧地區，人們依舊青睞食用羹類食品，尤以傳統早餐糝湯為典型。糝湯以豬骨或羊骨頭熬湯，加蔥姜，熬至乳白色，加澱粉勾薄芡，在大鐵鍋中保持高火沸騰狀。食用時，通常先將一枚雞蛋敲入碗中並打散，再用滾湯衝開，使蛋花翻滾，最後以薑末、蔥花、香菜和香油提味。初嘗糝湯，食客往往被其獨特口感吸引。

濟寧糝湯

除了羹，濟寧地區居民還偏好粥類食物。此粥非米類加水熬製之物，而是以小米麵炒至微糊後，加豆漿熬製。此粥濃如醬，喝似水，細糯滑爽，略帶糊味，食之溫胃。此粥在濟寧居民口中即稱“粥”，也稱“糊粥”。相傳，糊粥深得當時孔府衍聖公厚愛，又被稱為“貢粥”。

北宋後期，一系列社會問題引起多次民變，最為著名的就是宋江起義。其事蹟被後世不斷演繹，成為《水滸傳》的歷史原型素材。提及水滸，很多人瞬間想到梁山好漢。儘管目前無充足證據表明宋江起義發生於梁山，但濟寧梁山地區確為當時諸多民間力量的根據地。

據記載，梁山地區在宋朝時為極其遼闊的水域，且地勢複雜多變，易守難攻。據《資治通鑑》對後周之記載：“顯德六年浚五丈渠，東過曹濟、梁山泊，以通青鄆之漕。”這是關於“梁山泊”的最早記錄。《宋史》卷九十一載：“天禧三年黃河又從滑州決口，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可見，到北宋後期，梁山泊的水域最廣，水勢最大，形成壯觀的八百里水泊梁山。

然而，後來隨著黃河改道，水泊梁山的儲水量急劇下降，水泊和連天蘆葦早已蕩然無存，如今的水泊梁山只是一個有山有水的小型景區，緬懷那一段波瀾壯闊的歲月。

水泊梁山

“靖康之難”爆發後，中原一帶陷入金人統治，城市迅速衰落，後經歷蒙金戰爭，哀鴻遍野。在宋元戰爭中，南宋愛國名將文天祥被俘解往大都（今北京）途經濟寧，曾留下“百草盡枯死，黃花自秋色”、“路上無行人，煙波渺蕭瑟”的詩句，可見當時濟寧地區之荒涼冷寂。

元明清：新運河推動名城崛起

濟寧真正得名，並迅速獲得區域影響力，始於元朝。

元初，濟寧由原濟州改為濟寧府，這是濟寧之名最早出現之時。關於此名由來，據傳因任城一帶地勢較高，可免水災，能保安寧，故為濟寧。

京杭運河雖開鑿於隋朝，但在元代興修棄洛陽而直取北京中才經過濟寧，使其成為重要港口之一。

運河開通後，濟寧土城開始興建。到明朝洪武三年，又進行大規模的城市改造和修建，由濟寧左衛指揮史狄崇“易土為磚”，城高三丈八尺，頂闊二丈，周長九里三十步，垛口六百七十個，女牆一千八百處，使舊城面貌一新。明清兩朝歷五次重修，城以八卦形制四門八洞，巍峨壯觀，氣勢雄偉，成為京杭運河上的名城和重鎮。

京杭運河使濟寧成為南北地區的轉漕要地，水陸兼備的物資集散中心，是江北最大的碼頭之一。北上南下的貿易和交流促進了濟寧商業服務業的興旺發達。據《濟寧直隸州志》記載，至元二十三年，通過濟寧運往京都的“漕運三千艘，役夫萬二千人，初江淮歲轉漕米百萬石於京師”。

當時，京杭運河濟寧段帆檣往來繁忙，河岸兩旁貨物堆積如山。濟寧城裡城外出現了很多商鋪作坊，還成為江南的竹器、瓷器，北方的皮毛和周圍副農產品的集散地。

意大利威尼斯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元朝時期曾遊歷了中國運河沿鎮。到達濟寧後，他在遊記中讚美道：“這是一個雄偉的大城，商品與工藝製品及其豐富……城的南端有一條很深的大河（即運河）經過，河中航行的船舶，數量之多，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河中航行的船舶往來如織，僅看這些運載著價值連城的商品的船舶噸位與數量，就會令人驚訝不已。”

航路開通除了帶來文化、經濟交流，更豐富了濟寧居民的味蕾。當江南大米從運往北方時，濟寧居民將用陶器燉出來的肉和米飯同吃，別有一番風味，後演變為今日的甏肉乾飯，成為當今濟寧首屈一指的美食。

甏肉乾飯

明朝初年，黃河兩次大的潰堤決口，淤塞了京杭運河河道，使濟寧段無法通航。為此，明成祖朱棣命工部尚書宋禮率軍、工、民、夫前住山東疏通運河。宋禮採納了汶上民間水利專家白英的建議，建造南旺分水樞紐工程，這是堪與都江堰並稱的中國水利工程的兩大奇蹟。

白英的計劃被稱為“借水行舟，引汶濟運”，從水源、水渠、分水、水量四方面解決問題。水源方面，在南旺東北戴村築壩攔水。此水壩至今仍在發揮截水灌溉作用，名為戴村壩。水渠方面，在戴村東北有汶水之岔流，然已淤塞為廢河。將此廢河稍加疏浚可作為遏汶水南流的水道，此水渠作引汶水之用故名小汶河。

分水方面，在汶河入京杭運河口處建立一座分水魚嘴，將汶水分流，七分北流，三分南流，這正是民間“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之說的來源。水量方面，為了調節運河水量的枯旺，利用運河兩岸的湖泊、窪地蓄水，建水閘。水量太多時，通過水閘將洪水洩入湖泊；水量不足時，再將湖水放入運河，來補給運河水源。最終，南旺附近形成了安山湖、南旺湖、蜀山湖、馬踏湖、馬場湖五處湖泊，合稱“北五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