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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史(book history)是半個多世紀以來西方學術界在突破傳統文獻樊籬的基礎上興起的一門交叉學科。它以書籍為中心，研究書籍創作、生產、流通、接受和流傳等書籍生命週期中的各個環節及其參與者，探討書籍生產和傳播形式的演變歷史和規律，及其與所處社會文化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它是統合關於書籍的各種研究——編輯史、印刷史、出版史、發行史、藏書史、閱讀史——的全面的歷史。該研究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的法國學術界，到20世紀80、90年代漸趨成熟和完善，已成為西方史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領域。書籍史研究所採用的一些新穎的理論方法對中國學術界也產生了顯著影響。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很多中國學者在從事與書籍史相關的研究時，都或隱或顯地開始運用西方書籍史的研究方法，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研究主題和論述體系。這構成了新世紀以來中國史學研究中一種頗為典型的由接受西方理論方法而使研究範式發生變化的現象。雖然有學者已經關注到了此種學術現象，並進行了初步的歸納總結，但是現有的成果一來對此現象的形成過程還沒有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二來對隱含其中的更深層次的學術研究本土化問題還沒有觸及，而且最近幾年學術界的最新動向亦足資予以新的檢視。因此，本文擬詳細勾勒西方書籍史理論方法影響新世紀以來中國的書籍史研究的全過程，適切評價此過程的學術意義，並嘗試對其中蘊含的書籍史研究本土化問題作一探討，以期推動學術界有關中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討論。
在中國大陸，自20世紀80年代起就有學者關注到了歐美學術界有關書籍史研究的動向，到90年代又有彭俊玲、夏李南和張明輝、項翔等多位學者先後撰文予以介紹。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孫衛國《西方書籍史研究漫談》、王餘光和許歡《西方閱讀史研究述評與中國閱讀史研究的新進展》、張仲民《從書籍史到閱讀史——關於晚清書籍史/閱讀史研究的若干思考》、於文《西方書籍史研究中的社會史轉向》、張煒《印刷媒介史研究新趨勢：新材料、新視角、新觀點》、洪慶明《從社會史到文化史：十八世紀法國書籍與社會研究》等文章的發表，學術界開始愈趨關注西方書籍史研究的動向及其特點。而臺灣學術界也因潘光哲等學者的大力引介，對此學術動向有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以上述論著為先導，進入21世紀以來，學術界與出版界聯手推動了相關經典著作的譯介工作，進一步擴大了西方書籍史理論方法在中文學術界的影響力。這些譯著既涵蓋了西方書籍史研究從初興、發展到最新進展等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的著述，如費夫賀、馬爾坦的《印刷書的誕生》，羅傑·夏蒂埃的《書籍的秩序》和《法國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羅伯特·達恩頓的《啟蒙運動的生意》《拉莫萊特之吻》《法國大革命前的暢銷禁書》以及《屠貓狂歡：法國文化史鉤沉》，伊麗莎白·愛森斯坦的《作為變革動因的印刷機》，安·布萊爾的《工具書的誕生：近代以前的學術信息管理》；也包括了研究西歐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書籍史(包括古代和近代)的重要著述，如戴維·斯科特·卡斯頓的《莎士比亞與書》，周紹明的《書籍的社會史：中華帝國晚期的書籍與士人文化》和芮哲非的《古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而且亦對書籍史研究中不同分支領域(如閱讀史)的成果有所涉獵，如阿爾維託·曼古埃爾的《閱讀史》、史蒂文·羅傑·費希爾的《閱讀的歷史》；不僅有對書籍史學術發展脈絡的系統梳理，也有對書籍與某一社會文化面相的關係的探討，如戴維·芬克爾斯坦和阿利斯泰爾·麥克利裡合著的《書史導論》和弗雷德裡克·巴比耶的《書籍的歷史》，瑪麗娜·弗拉斯卡-斯帕達、尼克·賈丁主編的《歷史上的書籍與科學》；同時也不乏對一些西方傳播學理論著作，特別是對西方書籍史研究產生過巨大影響的學派(如媒介環境學派)的經典著述的關注，譬如哈羅德·伊尼斯的《傳播的偏向》和《帝國與傳播》、馬歇爾·麥克盧漢的《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等。應該說上述這些代表性譯著為中國學術界呈現出了一幅較為全面、大致準確的西方書籍史的研究圖景。
除了譯著之外，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與國外學術界通力合作，舉辦了數次質量較高、影響較大的國際學術會議。其中，筆者認為重要的有如下幾次：(一)2005年10月，由法國遠東學院、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等單位共同主辦的“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匯聚了來自中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的多位書籍史研究者，他們分別從印刷術的傳播、書籍貿易、書籍與大眾文化的關係等多種角度，展現了這一主題的多樣性。(二)2009年7月，由浙江大學儒商與東亞文明研究中心主辦的“印刷與市場”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從文化史、經濟史、社會史的視角出發，由“版刻與印數、銷售市場、成本價格、從業群體”等論題入手，從宏觀到微觀對中國宋元明清以至民國時期印刷業的發展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三)2010年10月在日本關西大學召開的主題為“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16世紀以後的東亞”的國際研討會，重點討論印刷出版事業在西學東漸這一知識大移動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及其相關個案。這些會議的論題大都受到西方書籍史研究旨趣的影響，而中國學者廣泛參與其間，在交流中大大強化了對這一理論方法的體認。
隨著中國學者對書籍史研究這一學術領域逐漸有了具體而深入的感性和理性認識，一些多年從事中國書籍史相關研究的學者開始對傳統治史方法進行反思，併力圖從西方書籍史理論方法中萃取出可資借鑑的學術養分。
首先，有學者指出，西方書籍史對我們的一個很大的啟示就是他們在研究中大量引入了“人”的因素。以《書史導論》這樣一部比較典型地反映西方書籍史構架體系的論著為例，在其僅僅7章的篇幅中，關於“人”的論述就佔了整整3章。從作者、出版商到讀者，人的因素幾乎貫穿了該書對書籍生產和傳播過程研究的始終。而該書的最後一句話更是精闢地指出了書籍史的社會意義：“研究書籍史，就是研究我們的人性，研究支撐整個社會的知識蒐集與傳播的社會交流過程。”基於這樣一種理念構建起來的書籍史理論框架和研究方法，在中國學者看來“真是別開生面”。
其次，不少學者注意到，西方書籍史研究者著力通過書籍來觀察社會整體的歷史，不僅研究書籍的印刷、出版、流傳，而且研究書籍的閱讀與收藏，並以政治史、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研究路徑，去揭示歷史深層的一面。這一方式能夠為歷史研究提供一種新思路，而使研究者不再僅僅滿足於對書籍本身內容和形制的研究，克服了原有研究視野相對狹窄、研究方法較為單一的侷限。譬如，有學者認為可以借鑑對西方書籍史研究產生巨大影響的媒介環境學派的研究視角，綜合考察書籍的媒介特徵及其文化價值，來探討中國印刷書籍對知識結構和文化模式的影響。
再者，如果說上述第二點是通過擴展研究視野增強了該項研究的共時性特性的話，那麼借鑑西方書籍史研究方法亦可從新的角度凸顯出傳統歷時性研究中蘊含的以史為鑑的作用。有學者認為，我們要了解電子媒介、網絡媒介所帶來的變化，就需要以印刷媒介作為對比。只有與非印刷書籍比較，才能顯現出原有書籍與印刷術結合後所產生的變化。而像《書籍的歷史》等著述就採用了這種比較的方法，該書認為古騰堡改革只有與衝擊了13、14世紀以來的手抄傳播方式的深刻變化相比較才能被後人所理解。在這個意義上，西方書籍史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充分借鑑。
此外，很多學者也對傳統的文獻學、印刷史、出版史著述中長期存在的模式化和均值化的平面寫作風格提出批評，希望借鑑西方書籍史研究者講究敘事性的優長，注重對文獻的綜合分析利用，力圖將計量和深描等多種方法融入到自身的敘事體系中。
總體而言，西方書籍史的理論方法對中國學術界最大的衝擊在於其頗具社會整體性的研究視角及融合經濟學、傳播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實際上，早在新世紀伊始，繆詠禾的《明代出版史稿》就曾專闢一章，從政治、社會思潮和世俗生活的角度，簡要論述了明代出版與社會的關係。王建的《明代出版思想史》則分別闡述了明代科舉、實學思潮、史學發展等社會因素與出版的有機聯繫。在近代史領域，臺灣學者蘇精在《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的一個章節中，通過大量第一手資料，描繪了印刷出版在阿美士德號事件中的角色。鄒振環關於西學書籍在近代中國被翻譯出版的系列研究，遵循了作者提出的從譯家、譯著、譯局等具體個案入手，研究某一時期翻譯出版與文化的複雜關係，梳理和整合中國近代翻譯出版的流變脈絡，並進而提出翻譯史上相關問題的思考的研究方法。這些著述已經顯現出欲將書籍與特定歷史時期社會變遷相聯繫的研究取向，但論著中並沒有明顯徵引西方書籍史的相關著述，暫可被視為是具有一定自發性的研究。
而真正在研究中明確提及西方書籍史的成果最先出現在中國世界史學者的論著中。這些學者利用自身研究領域的有利條件，最先將歐美書籍史研究的問題意識、研究資料與方法引入中文學術界。如項翔在《近代西歐印刷媒介研究——從古騰堡到啟蒙運動》(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中著重梳理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及啟蒙運動時期西歐印刷書籍的發展及與社會互動的過程，並系統引用了費夫賀、馬爾坦、愛森斯坦、夏蒂埃、達恩頓等西方主流學者的著述。張煒將論題縮小到印刷書籍與15、16世紀英格蘭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上，在資料上引用了歐美學術界新近出版的權威著述，如多卷本《劍橋不列顛書籍史》等，並運用傳播偏向論等媒介環境學派理論，對印刷媒介的社會影響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細緻的探討。而多年專攻外國出版史的於文在其專著《出版商的誕生：不確定性與18世紀英國圖書生產》中明確指出，該書在分析出版業所處的基本產業環境——即社會圖書傳播中的互動關係時，採用了美國羅伯特·達恩頓教授的書籍史“傳播循環模式”，並藉助該模式分析了圖書傳播中作者、讀者的構成、寫作、閱讀動機以及圖書內容在時代性上的變化等及其對出版業的商業模式產生的影響。
受歐美中國書籍史研究者的影響，以及前期研究成果相對豐厚、研究資料相對易得等因素的推動，中國學術界對西方書籍史研究方法的運用較多體現在對明清以來中國書籍發展演進的研究中。在中國，雕版印刷術的發明改變了過去以抄書為主的圖書生產模式，大大加速了文化的傳播，也為出版的商業化奠定了技術基礎。至明中後期，商業出版更是空前發達，書坊成為最主要的出版力量。張獻忠關於明代商業出版的研究，借鑑了傳播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相關理論知識，對商業出版在明代社會和文化變遷中的作用予以探討，明確提出明代商業出版打破了兩千多年來精英文化獨斷的局面，實現了傳統的主流文化、啟蒙思潮和大眾文化共存的多元文化格局的觀點。此外，涉及明代商業出版的著作還有程國賦的《明代書坊與小說研究》(中華書局2008年版)和路善全的《在盛衰的背後——明代建陽書坊傳播生態研究》(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前者考察了通俗小說讀物作為商品生產、流通的全過程，探討了坊刻小說興盛的原因、發展階段及其特徵，詳細闡述了明代書坊與小說之間的密切關係；後者則運用傳播生態學理論探討了明代傳播生態背景下建陽書坊盛衰演變過程和原因，分析了建陽書坊傳播外生態、傳播內生態、傳播新生態、產業生態的變化，指出建陽書坊盛衰演變是由傳播生態作用造成的。
時至清代，“西學東漸”對晚清中國的影響既深且廣，但其歷史圖景卻難說清晰。章清認為，對於晚清書籍的考察，除需考慮版本的情況外，還有必要基於本土的知識生產以及新型傳播媒介的湧現加以審視。作者認為這也是“新文化史”開展書籍史與閱讀史研究最關切的問題。他以《萬國公法》及“公法”的“知識複製”為例，指出書籍在多大程度上流通及被士人閱讀，往往與當時的價值取向密切相關，在晚清即是科舉改制的影響，而作為新興媒介的報章也對當時多樣化的“知識複製”形態產生了影響。另外，有不少學者緊抓近代以來西學書籍的中譯出版與傳播現象，如張登德的《求富與近代經濟學中國解讀的最初視角：〈富國策〉的譯刊與傳播》(黃山書社2009年版)便旨在研究《富國策》的出版、發行、版本、譯者情況，挖掘時人對《富國策》的閱讀感受，進而分析時人對經濟學觀念的看法和使用。而肖超的《翻譯出版與學術傳播：商務印書館地理學譯著出版史》(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同樣運用、借鑑了西方書籍史研究的有關思路，將“副文本”和“共同體”等其他學科理論運用到研究之中，同時借鑑了圖書情報學的理論和方法，從著作出版年份、作者國別等方面對地理學譯著進行計量分析，闡釋了地理學譯著出版與地理學學術發展之間的關係，評價了地理學譯著的影響力。在當時大量被翻譯出版的書籍中，以“日用百科全書”名目出版的書籍也是中西知識交匯與普及的一種樣本。於翠玲在研究此問題時提到，其研究是從書籍史的角度，分析民國初期日用百科全書的知識資源、其所建構的國民日用知識體系的特徵及其史料價值，並通過從類書到日用百科全書的演變過程，探尋中國與日本之間“知識環流”的痕跡。
張仲民有關晚清民眾閱讀史的研究，是新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運用西方書籍史理論方法開展研究的一個典型例證。他在《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中指出，在研究方法上，他主要吸收中國書籍史研究及西方閱讀史研究中的一些方法，借鑑西方新文化史的研究典範，特別是從文化的意義上著眼，並結合西方心態史的做法，分析晚清“衛生書籍”對於不同讀者的文化意義及被讀者如何表達，還考察了由此呈現出來的社會影響與集體心態的變化。他尤其提到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關於近代早期歐洲大眾文化的研究，認為從16世紀到法國大革命時期歐洲出現的“大眾文化的政治化”現象在晚清時代的中國也同樣出現過，所以歐美學者對此種現象的關注值得我們在研究晚清書籍史、閱讀史時借鑑。在其新近出版的《種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閱讀文化與接受政治》一書中，他在關注清末民初中國的閱讀文化建構及與之相關的“接受政治”問題時，特別側重讀者的反應，並且利用相應的史料進行社會史層面的解釋，具體展現出了其間的複雜和糾結。
如果說海外中國書籍史研究者大多將“書”預設為印本，著重關注晚明和近代階段書籍發展歷程的話，那麼，新世紀以來很多中國學者在開展明代以前書籍史研究時，同樣積極運用了西方書籍史的理論方法，體現了中國古代書籍史研究的求新與開放氣象。耿相新在《中國簡帛書籍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版)中就明確指出：“我所理解的書籍史，它的研究對象及範圍應當是用不同文字複製於不同載體上的供閱讀、傳播之用的信息、知識、思想文本的——也就是關於書的——全部活動。”基於以上對中國書籍史概念的把握，他在書中系統揭示了書籍本身的內在形式與外在表現方式、作者群體與讀者群體、書籍的傳播手段與傳播方式等貫穿於書籍史中的幾個主要問題，並以此形成了全書的框架。陳靜對比了中國現有的抄本研究成果與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認為研究書籍首先應該考察其傳播特徵，而從傳播的角度研究書籍史，有三個問題十分重要，即書籍生產、書籍流通和傳播效果。
在中國古代書籍史研究領域，將富有動感的傳播觀念貫穿研究始終而集大成者，首推曹之的《中國古代圖書史》。作者認為，圖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一環緊接一環的鎖鏈式運動過程，而每個環節的發展又與社會生態文化密切相關。古代圖書發展的歷史就是從圖書編撰出發，經由圖書出版、圖書傳播、圖書收藏、圖書閱讀、圖書變異、圖書整理，進入新一輪的圖書編撰。而該書的謀篇佈局，也基本是按照上述門類分而敘之的，為我們呈現了一幅關於中國古代圖書傳播的動態圖景。與該書同一年出版的《金代圖書出版研究》，也力圖打破傳統出版史研究的園囿，不僅比之前的研究更加關注金代圖書的流通與收藏等問題，而且從金代圖書出版的視角，探討了作為中國歷史上少數民族政權之一的金政權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認同問題。作者指出，金代統治者對漢文書籍的搜求與刻印，表面上來看是中原漢文化對金朝統治者的吸引，是金統治者加強統治的需要，但實質上金統治者對圖書出版的認識與態度，更深層面體現的是作為統治民族的女真族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認同。這就使得金代圖書出版問題的研究，上升到了一定的理論高度，也暗合了西方書籍史研究的一大旨趣，即由書籍這一點觸及更加宏大的整體性歷史問題。另外，探討書籍與明代之前文學發展演變關係的作品也屢出新意，如臺灣學者張高評致力於從印刷傳媒的視角檢視雕版印刷對“詩分唐宋”的影響，並指出，印刷傳媒之效應是促成“宋代近世”、“唐宋變革”之關鍵因素。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上述一些著述除了在視角和方法方面採用了西方書籍史的研究路徑外，還借用了與西方書籍史研究相關的概念、理論，以對相關史實進行更深層次的分析闡釋，從而加深了此種理論方法在中國學術土壤中的厚植程度。譬如，張高評在《印刷傳媒與宋詩特色》中，為了說明宋型文化不同於唐型文化之關鍵在印刷傳媒的影響，便運用了“異場域碰撞”形成“美第奇效應”之概念，旨在強調不同文類、殊異學科間之會通整合有賴於雕版印刷流行促成的知識傳播的快速與多元。張獻忠在《從精英文化到大眾傳播——明代商業出版研究》一書的落腳點，即第七章《明代商業出版與思想文化及社會變遷》中，引入了哈貝馬斯的“公共空間”概念，以闡明明代商業出版的重要社會功用。又如，肖超在其著作中引入“副文本”概念，深入挖掘了地理學譯著的“出版說明”、“內容提要”、“序言”、“譯後記”等副文本信息，對地理學譯著的政治色彩、譯著所反映的社會形勢等方面進行了分析。同時，他還利用社會學中的“共同體”理論，對體制化和非體制化的地理學共同體做了解釋，論述了商務印書館地理學譯著出版與地理學共同體形成之間的關係。
如果我們承認所謂“書籍史”研究是一個源自歐美學術界的舶來品，那麼新世紀以來中國書籍史研究大致走過了從撰文引介該學術動向，翻譯出版代表性學術著作，借鑑其視角與方法展開相關領域的研究，運用相關概念、理論對特定歷史時期書籍史實進行分析闡釋的過程，最終將西方理論概念引入到中國史學研究的場域之中。這一吸收、接受與運用的過程，極大地拓寬了研究者的視野，看到了原先未能注意到的很多學術問題，突破了傳統文獻學、目錄學、印刷出版史的研究領域和著述體系，加快了書籍史與社會文化史相互融合的趨勢，這有助於從新的角度對一些重要史學問題做出解釋。可以說，書籍史研究已然成為當今中國史學實踐中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
我們在肯定這種學術成績的同時，也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其中包含的缺陷與不足，最主要者就是書籍史研究在借重西方理論方法而開拓了研究領域和研究主題後，多數研究成果還不具備十足的原創性。實際上，此當是無法提出真正具有本土特色的學術問題使然。筆者認為這是新世紀中國的書籍史研究發展到今天必須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臺灣傳播學者關紹箕在20世紀90年代有感於當時傳播理論研究西化嚴重的傾向，曾與部分學者發起了“傳播研究的中國化”運動，並具體表述了“傳播研究中國化”的三個研究方向：“第一個方向，運用西方現代傳播理論及其方法，分析中國古代社會中的傳播活動。第二個方向，運用西方現代傳播理論及其方法，分析中國近、現代社會中的傳播問題。第三個方向，傳播理論中國化，包括：(1)整理並分析中國古代的傳播思想，(2)建構概念清晰、體系井然的中國傳播理論，(3)西方傳播理論在中國社會的驗證或適用性”。
若以上述方向來看，經過十數年的努力，目前，中國的書籍史研究已開始了第一和第二方向的探索，亦即，中國研究者已經基本跨過了對西方書籍史研究信息進行介紹和經典文本的引介階段，進入了西方理論與中國史實相結合的階段。將外來的理論直接應用在本土社會，是理論方法本土化的必經階段，也是初級階段。同時，問題也隨之出現。首先，我們所借鑑的西方諸種理論方法，各自有其形成的社會語境和譜系淵源。而且，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其一般都包含有獨特的問題意識。所以，我們若對其相關背景所知有限，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做辨析地將其運用在中國書籍史實中，就很容易發生誤用或錯用，出現生搬硬套某些理論、概念的現象，從而造成理論與史實相脫節的局面。而由此得出的一些似是而非的結論，也會造成知識生產和傳播中的誤解和曲解。其次，我們對於書籍史的研究對象——即特定歷史時期的書籍——的客觀屬性還認識得不夠完整準確。中國書籍具有悠久的發展歷史，在數千年的演進過程中，具有諸多複雜性和獨特性。我們的很多研究只滿足於對既有資料的反覆運用，而沒有下大力氣開拓第一手資料，並結合中國文化特性做符合中國書籍特點的研究，這樣就失去了深入瞭解中國書籍史發展的獨特性與複雜性並提出真問題的機會。
有鑑於此，我們認為，在目前的研究條件下，中國的書籍史研究者確實需要嘗試向上述第三個方向進發，以探索出一條具有中國本土化特點的書籍史研究之路。這裡所強調的“本土化特點”，並不是排斥一切西方理論方法，關起門來搞研究，而是要立足於中國書籍發展的具體史實，在與西方理論方法的對話中，做出真正具有獨創性而又能為國際學術界普遍認可的成果。
筆者認為，要實現上述目標，就須將問題意識擺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理論創新只能從問題開始”，而所謂“問題”不是憑空想出來的。就書籍史研究而言，它需要中國世界史研究者與中國史研究者的通力協作。具體來說，世界史研究者在引介西方書籍史理論方法時，不能僅滿足於對其著述內容原封不動的搬運和就事論事的描述，而是要深入到著述的背後，從社會語境和學術譜系的角度，深入挖掘某些理論方法的特性，並要在西方學術史的脈絡中對其學術價值和侷限進行較為準確的定位。這樣一方面可以提高西方理論方法被引入中國學術界後的準確性，一方面或可從西方學術界自身的研究歷程中尋找出我們所需要的問題意識。與此同時，中國史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必須從蒐集原始文獻資料著手，挖掘蘊含其中的歷史複雜性與獨特性，找準具有中國特質的研究問題，並在與西方理論方法的對話中總結提煉出符合中國書籍與社會實際演變情形的概念，在此基礎上逐步樹立起具有解釋力的理論體系，從而將中國的書籍史研究推向一個真正具有理論原創性的發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