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內心的散淡令人欽佩，
他的散淡，
是生成骨、長成肉、是溶於血液的。
|作者：陳 娟
|排版：徐一冉
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學，1980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主要作品有《南京傳》，長篇小說《一九三七年的愛情》《沒有玻璃的花房》《刻骨銘心》等，散文集《陳舊人物》《陳年舊事》《雜花生樹》等。新近出版《儀鳳之門》引發關注。
6年前，作家葉兆言搬到南京下關的長江邊居住。他家住35樓，從陽臺上望出去，浩瀚長江突然拐了一個彎，由西轉向南，浩浩蕩蕩而下。按照自己的作息，他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寫作，寫字檯正對著窗戶，隨著天光轉換，晨霧中的長江漸漸清晰起來，江邊行人來來回回。有段時間，江上突然飛來上百隻鳥，有白鷺，也有鸕鷀，成群結隊捉魚吃。他還專門買來一臺觀鳥望遠鏡架在窗臺上，幸運的話能看到江豚。
· 葉兆言家下的長江。
“時間久了，難免會有一種滄桑感。從早寫到晚，有時月圓，有時月缺，江流有聲。日復一日，在重複的場景裡會產生孔子那樣的想法，‘逝者如斯夫’，歷史像江水一樣瞬息而過，又似曾相識。”葉兆言對《環球人物》記者說。正值夜幕降臨，外面下著細雨，隔窗望去，天幕是藍色的，江面氤氳，隔江燈火通明。
距離這裡不到3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城門儀鳳門，是南京城北部通往長江岸邊的咽喉要道。“作為南京明城牆十三座城門之一，它見證了南京城乃至一個民族在攻和守、開拓和封閉、凋敝和繁榮之間的滄桑變幻。”葉兆言說。正是在江邊居住的日子，他完成了最新長篇小說《儀鳳之門》，故事的背景就是儀鳳門，並以此為中心，講了一個南京走入現代的故事。
· 1910年的儀鳳門。
一個黃包車伕的成長史
“我想寫一個過去歷史中的現代化故事，這是我最初的動機。”葉兆言說。
未動筆前，他將故事發生地設定在上海，計劃講一個黑幫老大的故事。搬到下關後，日日面對長江，又因寫《南京傳》對儀鳳門有了瞭解，就改了主意，“每部小說都應有個‘藥引子’，儀鳳門正是南京現代化轉型的‘藥引子’”。
儀鳳門，南京的北大門，始建於明朝洪武初年，取有鳳來儀之意。自古以來，官員北上、軍隊出征，都要走這個城門。它歷經滄桑，或被封，或據以守城，或炸燬，或復建，見證朝代更迭、歷史興衰。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時任兩江總督張之洞修好此前被太平軍炸燬的儀鳳門，並在門下鋪設了南京第一條近代馬路，為下關開埠做準備……《儀鳳之門》的故事就開始於儀鳳門修復完工的12年後，也就是1907年。
“這是一個關鍵的時間節點，當時不只是革命黨人要推翻清朝，所有人都在想世界要變了。”葉兆言說。這一年，清政府已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10月，歷史上中國第一條城市鐵路——“寧省鐵路”開始動工，1909年1月通車。從此，自上海坐火車抵達南京，可以在下關轉乘小火車，呼嘯著進入市區。再後來，1910年，南洋勸業會在南京舉辦，這是中國舉辦的第一次世界博覽會，目的是“開風氣而勸工商”。
南洋勸業會規模恢宏，盛況空前，歷時半年多，共有中外30多萬人參觀，時人稱之為“我中國五千年未有之盛舉”。葉兆言的祖父葉聖陶，以及茅盾、魯迅都去過。“魯迅是帶了自己的一批學生去，想讓他們到那裡接受現代化教育；我祖父在唸中學，當時老師覺得要讓孩子拓展眼光。”
正是在這樣一個新舊之交的節點上，主人公楊逵登上舞臺。他和兄弟馮一雄、水根，拉著黃包車，到下關碼頭去尋生意，自此展開一段傳奇人生。楊逵先是稀裡糊塗地加入反抗清廷的革命黨，又穩穩抓住了下關開埠繁榮的契機，一躍成為商界名流。傳奇結束於1927年，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業勢如破竹，楊逵的妻子卻不幸殞命於英美軍艦的炮火，他的商業帝國也轟然傾覆，人生歸於平淡。
“透過楊逵的故事，我想說的是時代和人的關係。時代很重要，沒有時代就沒有楊逵；英雄本身也很重要，英雄的創造也會影響時代。”葉兆言說。
比如，1922年，時任江蘇省長韓國鈞準備在儀鳳門旁新增一座城門，密切城外城內聯繫，楊逵聞風而動，大量購置土地，成立“房地產公司”，自己擴張商業版圖的同時，也促進了下關一帶的繁榮；楊逵參與興建的這座城門，原名海陵門，後改為挹江門。1949年4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取得渡江戰役勝利後，正是從挹江門進入南京市區。
關於南京的書寫，葉兆言早已輕車熟路。無論小說，還是散文，他一直遊蕩在這個城市的歷史與現實之間，有時寫市井小人物的悲歡離合，有時寫大歷史的鉅變滄桑。這些故事裡，以民國時期的故事最為知名，比如他的“秦淮三部曲”：《一九三七年的愛情》《很久以來》《刻骨銘心》。也因此給人留下一種印象：葉兆言擅長寫南京的故事和民國時期的故事。“其實，我也有很多講述現代人生活的作品。”他說，他最關注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故事中的人。
· 當代儀鳳門。
在《儀鳳之門》中，他摸索著歷史與現實的邊界，書寫著形形色色人物的命運。除主角外，光復會、年輕的共產主義研究小組、外交官、軍閥、幫會團伙、洋行經理……各色人等一一登場，以各自的方式捲入動盪的時代中。亂世之中，有人乘著時代颶風扶搖直上成了新貴，有人跌入泥潭仰人鼻息。命運變幻，只有南京城依舊巍然屹立。而藉著小說中的故事，他也表達出自己對城牆的一種看法：它把城市圍了起來。圍在裡面看似安全，真遭遇了亂世，恰恰是讓你無處可逃。
先鋒的姿態要一直在
如今的儀鳳門，早已煥然一新。漫步城頭，時見老人在上面吹笛、練琴，也有年輕人舉起手機，俯拍今日下關盛景。雖然家離得不遠，葉兆言倒很少去，“我有足夠的想象力”。
“好的作家絕對有極強的想象力。”葉兆言又重複了一遍。在他看來，想象的生活也是生活，虛構的生活也是生活。
想象和真實感的結合，是葉兆言寫作時極為重視的部分。他的作品時常可見歷史人物登場，無論《一九三七年的愛情》中戰亂時的南京，還是《夜泊秦淮》中的亂世家族，細緻到連街道店鋪和房間擺設都像實景再現——他將“真實”作為吸引讀者的手段，“小說是在一個特別好的風景裡，建了一個亭子，讓你坐在這裡面看風景”。
葉兆言出身於文學世家。祖父是著名文學家、教育家葉聖陶，父親葉至誠也是作家，曾任文學期刊《雨花》主編。祖父曾留給父親一個高大的書櫥，把一面牆堵得嚴嚴實實，他很小的時候就與書為伴，中國的、外國的，通通都讀。他至今還記得，中學時讀雨果的《九三年》，一面流眼淚，一面抄寫，“現在做夢，還會夢到那個輝煌的最後場面，郭文高傲的頭顱被按在斷頭臺上，痛苦不堪的西穆爾登拔出手槍，用一粒子彈打穿了自己的心臟”。長大後，閱讀成為他生活的一部分，幾乎隨時隨地都在讀。
· 葉兆言和祖父葉聖陶。
但無論是祖父還是父親，都不曾有意識地培養他成為作家。“談起文學的啟蒙，我堂兄三午對我的影響要遠大於父親，更大於我祖父。”三午是一位詩人，和芒克、多多等是朋友，這些人後來都在詩壇名震一時。作家阿城曾寫過一篇文章《昨天今天或今天昨天》，裡面很誠摯地回憶了兩位詩人：一位是郭路生（食指），還有一位便是三午。
1974年初夏，葉兆言到北京照顧葉聖陶，為爺爺當了一年“秘書”。也是那一時期，他和三午常常“混”在一起。有一陣子，他整天纏著三午給他講大仲馬的《基督山伯爵》。三午很會講故事，每每講到關鍵時刻就突然停下，然後讓他買菸，為此花了他不少零用錢。“但這種賣關子說故事的方法顯然影響了我，告訴我應該如何去尋找故事，如何描述故事，如何引誘人，如何剋制，如何讓人上當。”
在三午的影響下，他很早就知道並熟悉那批朦朧派詩人，讀過、抄過他們的詩。“當年那些讓我入迷的先鋒詩歌，奇特的句式，驚世駭俗的字眼，都成為我文學的底牌，也是我最原始的文學準備，是未來的我能夠得以萌芽和成長的養料。”葉兆言說，從最初接觸文學開始，他的文學觀就是反潮流的，“要持之以恆地和潮流對著幹，要拼命地做到不一樣，要‘不俗’。”
俗與不俗，後來成為葉兆言寫作時的重要標準，一直到現在。
從北京回到南京後，葉兆言進入工廠做鉗工。1978年，他考入南京大學中文系，收到錄取通知書，父親沒有一句祝賀，只是感嘆了一聲：“沒辦法，又要弄文了。”
在南京大學，葉兆言遇到了正在中文系任教的陳瘦竹。陳瘦竹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奠基人與創建人之一，與葉至誠相熟，對葉兆言也格外關照。有一次，他把葉兆言叫過去，說：“兆言，不管將來從事什麼，都應該一個月寫一篇小說，每個禮拜寫篇散文，這是主要的。此外，每天兩個小時外語，兩個小時古文，也是必須的。”
當時的葉兆言覺得很不可思議，“我又不準備當作家，寫那麼多幹什麼”。但還是聽了陳先生的話，開始堅持寫日記、學外語、讀古文，也寫散文、小說，但都是練筆，依然沒有作家夢——他認為寫作是一種能力。直到研究生畢業，到出版社做了編輯，寫的東西開始多了，他才慢慢地走上文學之路。
葉兆言真正成名於上世紀80年代末。他的中篇小說《棗樹的故事》和《夜泊秦淮》先後發表，引起文壇轟動。那個年代，正是文學最為風光的年代，小說家、詩人都是青年人追捧的偶像。同一時期，餘華、蘇童、格非等青年作家紛紛登上文壇，葉兆言和他們一起被冠上“先鋒作家”的稱號。
“先鋒成名之日，就是先鋒消亡之時。但先鋒的姿態要一直在。”回望80年代，葉兆言有諸多感慨——畢竟那裡有他這一代人最好的青春年華，但也並不留戀。
·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肖全拍攝的葉兆言。
之後的每一次寫作，葉兆言都試圖與之前不同。他在《花影》《花煞》中寫懷舊神話，在《古老話題》中講犯罪故事，在《刻骨銘心》中講述兩個現代故事——一個與無性之痛有關，一個與失去語言之痛有關。到了《儀鳳之門》，他則寫一個草莽英雄成長奮鬥的心靈史。
抱著一種拯救復活的心理去寫作
和以前的寫作沒什麼兩樣，葉兆言寫《儀鳳之門》，也有寫不下去的時候，“總是莫名其妙地在跟自己較勁”。比如寫楊逵與兩個女人的情感糾葛：一個是傳統的大家閨秀芷歆；一個是現代女性儀菊。後者是前者的姑姑。
“寫楊逵與儀菊的‘不倫之戀’時，怎麼也想不出兩人如何走到一起。”葉兆言回憶，那幾天自己很焦慮，直到有一天，茅塞頓開：怎麼寫都是俗，乾脆不寫了，留白！“我把空間留給讀者，讓讀者變成‘作者’，通過自己的想象完成故事。這也是現代閱讀的一種高明之處。”
“我每次寫作都小心翼翼。別看天天寫，其實很悲觀，常常會想：能有多少人看我的書呢？但還是努力去寫，抱著一種拯救復活的心理去寫作——也許這本寫好了，讀者被吸引了，會去看我以前的作品。”葉兆言說，坦率而真誠。
40多年下來，葉兆言已出版一百六七十本書，裝滿了整整一個書櫃，他也因此被稱為“中國文壇最有恆心和耐力的馬拉松選手”。他說自己近兩年寫得更“瘋狂”，每天能寫10多個小時，每日多則數千字，少則幾百字，沒什麼可寫時反而會焦慮煩躁，乃至痛苦不安。
“支撐您寫作的動力是什麼？”記者問。
“有兩個因素：一個是樂趣，我喜歡寫作，沒有寫作我的人生將會很糟糕；一個是信念——珍惜每一次與讀者偶遇的機會。”葉兆言說。
寫作這件事足以讓他自娛自樂。閒餘時間，他很少參加飯局，最大的愛好是游泳，每日午後遊半個小時，“一個作家光有內在的生命力是不夠的，詩歌流的是血，小說流的是汗，要有一個好身體，才可承受長期伏案寫作的考驗”。他不看電視劇，只看NBA比賽，會為喜歡的球隊輸球而憤慨。睡不著覺的時候，他也不閒著，背唐詩宋詞，“現在我馬上能把《赤壁賦》全文給你背出來”。
“所以我這個人，往好了說是個用功的人，往不好了說就是個特別無聊的人。”葉兆言說，自己生活中並不是一個有能耐的人，而寫作正好可以“把缺點都藏住了”。
去年10月，他受邀參加文學紀錄片《我在島嶼讀書》的拍攝，和蘇童、餘華、西川等作家、詩人一起，在海邊讀書，聊屬於他們的年代以及文學。有一個鏡頭，餘華和蘇童妙語連珠地鬥嘴，葉兆言在旁邊笑著，偶爾回答幾句提問。看到炭火，他想到清朝詩人徐宗乾的《詠炭》，隨口吟誦：“一味黑時猶有骨，十分紅處便成灰。”因性情溫和又知識淵博，他在年輕人中圈粉不少。節目結束後，更多人對他的作品產生好奇，但他依然擔心，擔心觀眾看到他，會認為“一個作家不好好寫東西，跑去島上搞什麼名堂”。
“葉兆言內心的散淡令人欽佩，他的散淡，是生成骨、長成肉、是溶於血液的。”同居住在南京、相交多年的好友畢飛宇說。另一個好友蘇童也評價過，葉兆言性格為人“絕對是儒家的”，是一個真正的讀書人，滿腹經綸，優雅隨和，身上散發出某種老派文人的氣息。
有人曾說，文人葉兆言用文字佔有了一座城。生於南京、長於南京的他，並不喜歡將自己和南京綁在一起，但也在寫作中認清了現實。“就像福克納說的，寫作總是需要一塊郵票大小的地方，要有自己的一塊土地。就好像我坐在凳子上和你說話，這是哪張凳子不重要，但是總得有張凳子。我的這張‘凳子’就是南京。”
日復一日，葉兆言坐在那張“凳子”上，觀察世情，回顧歷史，書寫成長、情愛、家庭、忠誠、背叛、傷痛……“其實，這些放在什麼背景下都可以寫，關鍵是如何去寫，如何與當代人的生活建構一種精神關聯。”
接下來，他將寫一部1949年之後的“南京傳”，想看看南京這棵“秣陵的小樹苗”（秦朝時南京名為秣陵。公元229年，孫權定都南京，改秣陵為建業，南京從此崛起），在新的時代旋律裡，將生長出怎樣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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