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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韓國政府發佈新的勞動時間制度修訂方案，“一週可最長工作69小時”內容引起巨大爭議。所謂“69小時工作制”真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惡法”嗎？其背後又有哪些政治經濟博弈？
2023年3月21日，尹錫悅就工作制爭議做出回應，稱每週工作60小時以上不利於健康。
內容與反響
韓國現行法律規定的每週工作時間限制為40小時，外加最多12小時的帶薪加班，即“每週最長工作52小時制度”。這是2018年文在寅政府時期制定的，旨在防止員工過度疲勞並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違反這一規定的企業將會受到處罰。“52小時工作制”出臺後，不少企業和保守派政客批評其缺乏靈活性，尹錫悅更是在參選總統前還提出過“開發一個遊戲需要一週工作120小時”的爆炸性言論。隨著代表保守勢力的國民力量黨上臺執政，修訂勞動時間標準被提上議事日程。
為什麼是69小時？因為按照韓國當前的規定，勞動者應在兩個工作日之間享受11個小時的連續休息時間，再刨去1.5個小時的法定“工作間休息”，一個人理論上每天可工作11.5個小時，假設週六也上班，每週工作六天，就是11.5小時乘以6，剛好是69小時。因此，在不打破現有法律框架的前提下，69小時就是一個人每週可以工作的時間上限。
“69小時工作制”的設計初衷當然不是單純增加工作時間，而是遵循“工作攢在一起，休息也攢在一起”的邏輯，將先前按周計算的加班時間改為以月、季度、半年、年為單位計算，一週最長工作69小時，多出來的加班時間可積攢為休假時間，在高強度工作一段時間後享受一次性長期休假。
但在韓國政府3月6日公佈這一改革方案後，民眾的關注點馬上集中在了69這個扎眼的數字上，由工會主導的反對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韓國民主勞動總工會甚至表示，改革案將導致更多員工過勞死，工會將以涉嫌預謀殺人的罪名檢舉總統尹錫悅和勞動部長官李正植。被認為最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的“MZ一代”（指1982～2004年出生的一代人）表現出最強烈的反對意見，認為韓國的做法與不斷改善工作條件，包括降低工作時間的國際潮流背道而馳，是一種開歷史倒車的行為。相比之下，企業的反應要積極得多。部分韓國企業早就在抱怨“52小時工作制”下多項工作難以按期完成。韓國企業聯合會認為，推進“69小時工作制”有利於完成企業目標，既能增強行業競爭力，也能創造就業機會。由此看來，勞方與資方在這個問題上針鋒相對。
韓國政府推動“69小時工作制”的做法甚至“驚動”了國際輿論，英國、意大利、澳大利亞等國對此均出現了負面報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援引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比較了各國的工作時長，指出2021年韓國人平均工作時長約1915小時，遠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的平均工作時長（1716小時），也大大高於美國的平均工作時長（1767小時）。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稱“該方案引起了年輕勞動者的激烈反對”，認為全球範圍內都在重新審視“工作”與“生活”的關係，例如美國流行美式“躺平”（quiet quitting），法國民眾強烈反對政府修改退休年齡，都可以在這個脈絡中加以理解，而韓國的做法卻正與此背道而馳。就在韓國國內各方激辯這一方案的同時，法國圍繞退休制度改革已持續數月的罷工和街頭抗議再掀浪潮，反對黨也提交了對馬克龍政府的不信任動議，原因就是3月16日法國政府決定強行推動這一改革法案在議會過關，方案將退休年齡將由現在的62歲提高至64歲，並且要求工作滿43年才能領取全額養老金。在這一背景下韓國提高勞動時長的做法就更加引人注目。
近期韓國食品等生活必需品價格持續額升，加重民眾生活負擔，一些低收入者希望通過加班或兼職提高收入。圖為2023 年3月27日首爾的一家超市。
支持和反對的理由
支持“69小時工作制”的理由主要是認為前政府制定的“52小時工作制”具有“一刀切”的弊端。很多行業、工廠和公司的業務具有一定的季節性和週期性。在忙季，52小時不夠用，而在淡季，40小時的工作時間也顯得多餘。企業為了不違反52小時的上限，往往採取關閉考勤系統或強迫員工居家辦公等辦法，變相侵害員工權益。而對於那些樂於賺取加班費的員工而言，52小時的“天花板”又顯得太低。尤其是一些藍領和低收入者，加班或兼職是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徑，這一規定無疑是剝奪了他們的額外勞動的權利。“69小時工作制”的支持者還以其他發達國家為例，指出日本的員工每個月加班上限高達100小時，而美國乾脆沒有這方面的限制。
改革方案的反對者則認為“69小時工作制”的執行效果可能完全脫離預期。第一，在韓國的職場環境中，“69小時工作制”很難兌現“工作總時長不增加”和“自由享受長假”的承諾。實際上，韓國的很多員工在“52小時工作制”下也難以享用全年應得假期，更不用說在新方案下用加班時間積攢出來的假期。第二，計算工作時間的跨度從周擴大到月、季度、半年和年，加重了員工個人計算、管理工作時間的難度，使僱主掌握更大的話語權和解釋權，更容易“鑽空子”損害員工利益。而且在韓國的職場上也很難想象一個員工敢於向老闆提出“我上上週工作67小時，上週工作64小時，所以這周可以4點下班”。第三，即便實際工作時長沒有增加，新方案所倡導的“集中工作，集中休息”的模式也遠比現有模式更容易引起健康問題。第四，可能影響員工照顧子女。“69小時工作制”的反對者指出，工作可以攢在一起做，休假可以攢在一起享受，但育兒卻無法攢在一起。在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已經全球墊底的情況下，該方案可能使韓國年輕人的生育意願和育兒能力進一步降低。
背後的政治經濟博弈
圍繞“69小時工作制”的爭論顯然不只是“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問題，也包含韓國兩大政黨及兩大陣營的經濟模式之爭。
前總統文在寅所在的共同民主黨是韓國進步勢力的代表，更強調庶民階層的利益。文在寅執政期間，韓國政府執行的是“收入主導型”發展模式，試圖通過政府對分配過程的積極干預促進社會公平。大幅提升最低時薪和推行“52小時工作制”便是這種經濟思維的產物。然而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些政策反而衝擊了就業市場，加劇了中小企業和個體經營者的資金、用人困難，與實現社會公平的政策初衷漸行漸遠。這也成為共同民主黨在2022年大選中落敗的重要原因。
現任總統尹錫悅所在的國民力量黨則屬於保守勢力，偏向於另一種思路，認為實現社會公平的鑰匙不在於分配，而在於增效。尹錫悅在就職演說中就說道，“快速增長能夠使更多國民找到新機遇，從而提高社會流動性，消除兩極分化與矛盾的根源”。尹錫悅政府也徹底否定了文在寅時期的“收入主導型”模式，改而推行“企業主導型”經濟模式。這也就不難理解尹錫悅政府為何會制定更符合企業主心意的“69小時工作制”。
然而，效率優先的經濟政策不會自然而然轉化為大眾福利，而是往往首先惠及那些已經擁有大量資產的人。問題在於，作為“69小時工作制”的主要推動者，國民力量黨本身就是這種高收入群體的代表，其成員很多都是高收入者。據韓國國會公職人員倫理委員會2023年3月公佈的數據，國民力量黨國會議員的平均財產高達56.73億韓元（約合3000萬人民幣），遠高於共同民主黨的21.28億韓元（約合1100萬人民幣）。不難看出，韓國政府的經濟政策與執政黨所代表的經濟階層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他們所處的圈子極有可能在“69小時工作制”中率先獲益。至於這種階層福利能否轉化為全社會的福利，還是有較大的不確定性。
當然，重效率還是重公平沒有必然的對錯之分和萬年不變的答案，關鍵還是在於實現兩者間的平衡。如何與時俱進，在恰當的發展階段找到效率與公平之間的恰當平衡點，這是包括韓國在內的所有國家需要解答的問題。
目前來看，尹錫悅政府已經在巨大的輿論壓力面前“服軟”。尹錫悅3月14日承認該方案存在“溝通不足”問題，隨後又稱“一週工作60小時以上從保護健康的角度而言是過分的”。韓國總統辦公室隨後也發表聲明表示將重新審查這一提案的內容，會與公眾密切溝通，尋求改進方法，並稱“我們的目的是保護弱勢員工的權益，包括千禧一代、Z世代、非工會組織工人、中小企業員工”。目前來看，尹錫悅政府不會輕易動搖改革方向，但也很難堅守“69小時”，最終落地的改革成果可能是某種形態的“變體”。
多年來，韓國政府在進步與保守兩大陣營之間反覆易手，內外政策屢屢隨著政府的更迭而劇烈變動。平時外界看到的多是對外政策方面的左右搖擺，這也是半島局勢和東北亞局勢頻頻波動的內容和推手之一。工作制之爭則讓人們再次看到了陣營變換對韓國國內政策的影響。一旦政府再度易手，工作制問題是否還會重泛波瀾，誰也說不準。
（作者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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