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4K修復版《悲情城市》在大陸首映的日子。首映前的開票日，它在短短6秒之內售罄，價格一度炒到了8000元。
這部侯孝賢導演的代表作，在華語影史具有里程碑式意義。它是第一部拿下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的華語電影，在釜山國際電影節最新的百大亞洲電影榜單中也位居榜首。
知名導演、看理想主講人賈樟柯，將在今天的文章中講述他與《悲情城市》的奇妙淵源，以及他眼中的“侯導孝賢”。
講述 | 賈樟柯
來源 | 《賈想Ⅱ》《電影，我只略知一二》
01.
悲情入心
1989年9月，侯孝賢導演的《悲情城市》獲得了當年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我是在縣城郵局門前的報攤上讀到這條消息的。比中國人第一次拿到金獅獎更讓我震驚的是有關這部電影的介紹：1947年，為反抗國民黨政權的獨裁，臺灣爆發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史稱 “二·二八事件”。國民黨出動軍警鎮壓，死者將近三萬人。臺灣導演侯孝賢在影片中通過一個林姓家庭的命運，第一次描繪了臺灣人民的這一反抗事件。
很多年後，有一次和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聊天，他的一個觀點讓我深以為是，他說：偉大的電影往往都有偉大的預言性。1987年臺灣解嚴，1988年蔣經國逝世，1989年《悲情城市》橫空出世。能有什麼電影會像《悲情城市》這樣分秒不差地準確降臨到專屬於它的時代呢？這部電影的誕生絕對出於天意，侯孝賢用“悲情”來定義他的島嶼。僅憑這個動盪的故事和憂傷的片名，我把侯孝賢的名字記在了心裡。
我為什麼會被“悲情”這樣一個陌生的詞打動？就像看到侯導的名字，“孝賢”二字總讓我聯想起縣城那些衰敗院落門匾上，諸如“耕讀之家”、“溫良恭儉”的古人題字。我隱約覺得在侯孝賢的身上，在他的電影裡一定還保留著繁體字般的魅力。
再次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已經到了1990年，那一年我學著寫了幾篇小說，竟然被前輩作家賞識，混進了山西省作協的讀書改稿班。改稿班的好處是常能聽到藝術圈的八卦傳聞，當時沒有網絡更沒有微博，文化信息乃至流言蜚語都靠口口相傳。有一天，來自北京的編輯沒給我們上完課就匆匆離去，說要趕到離太原一百二十里的太谷縣看張藝謀拍《大紅燈籠高高掛》。出門前編輯丟下一句話：這電影是臺灣人投資的，監製侯孝賢也在。
我搞不清楚監製是種什麼工作，但聽到侯孝賢的名字心裡還是一動。原本只在報紙上讀到的名字，現在人就在山西，離我一百二十里。我想問北京來的編輯能不能向侯孝賢要一盤《悲情城市》的錄像帶，話到嘴邊卻沒有出口，就連自己都覺得這個請求太幼稚。那是對電影還有迷信的時代，一百二十里的距離遠得像在另外一個星球。
1993年，我終於上了北京電影學院，離電影好像近了一些。果然有一天，在一本舊學報上偶然讀到一篇介紹侯孝賢來學院講學的文章，上面刊登了好幾張侯導的照片。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侯導的樣子，他的容貌竟然與我想象的非常相近：個子不高但目光如炬，身體裡彷彿隱藏了巨大的能量。既有野蠻生長的活力，又有學養護身的雅緻，正是那種一代宗師的面相。文章講到侯導將自己一套完整作品的拷貝捐贈給了北京電影學院，這讓我一下有了盼頭。
但在看他的電影之前，我還是先跟一本有關《悲情城市》的著作提前遭遇了。
02.
凝視前世今生
電影學院圖書館有一個港臺圖書閱覽室，書架上擺了一些港臺雜誌，可能因為這裡的書都是繁體印刷，所以來的同學少，我就把這兒當成了自己寫劇本的地方。
有一次我注意到角落裡有一個書櫃沒有上鎖，打開後發現滿櫃子都是臺版書籍，其中大部分是臺灣遠流出版社的電影圖書。突然一冊《悲情城市》入眼，封面上是梁朝偉悲憤而無奈的神情，我一頁一頁地翻著，書裡的每一幅劇照都好像同時凝聚著劇情和詩意：
天光將盡時，為送兒子當兵入伍，一個龐大的家族在暮色中合影；雨中的曠野，一個出殯的家庭，幾個穿黑西裝的男人懷抱遺像看兄弟入土；無名的火車站，一對夫妻帶著孩子在寂寥無人的月臺上等待著遠行。國家，政黨，家族，個人；生老病死，婚喪嫁娶；黑暗中降生的嬰兒，細雨中入土的兄弟。濃烈的仇殺，散淡的愛情。日本人走，國民黨來。臺語，國語，日語，上海話；本省人，外省人，江湖客。
等日後終於看到電影，當這些畫面在銀幕上運動起來以後，近三個小時的《悲情城市》讓我覺得整部電影像擺在先人畫像前的一束香火——往事如火慘烈，時光卻詩意如煙。槍聲是否是我們的宿命？命運的法則高高在上，卻從來不給我們答案。電影中最幽默的一筆是國民黨政府退守臺灣後，市面上開始流行國語，連日本人建的醫院也得組織大家學普通話，難為這些老大夫搖頭晃腦地念著：痛，肚子痛的痛。
而最悲哀的一筆莫過於“二·二八事件”發生時，本省人在列車上找外省人尋仇，會不會講臺語成了驗明正身的方法，可電影中的梁朝偉是個啞巴。這部電影複雜而多情，悠長而剋制。彷彿銀幕上的一切都是我們刻骨銘心的前世經歷，這些記憶在我們轉世投生後已經遺忘，侯導的電影卻讓我們回到過往。
在中國人的世界裡，只有侯孝賢能這樣準確地拍出我們的前世。
這種感覺在看過他的《戲夢人生》、《好男好女》等影片後越發得到了印證，最歎為觀止的是《海上花》開場長達七八分鐘的長鏡頭。一群晚清男女圍桌而坐，喝酒抽菸，猜拳行令，攝影機在人群中微微移動，好時光便在談笑中溜走。華麗至腐朽，日常到驚心動魄，這電影每一格畫面都恰如其分，滿足著我對晚清上海租界生活的想象。整部影片全部內景拍攝，讓人寂寞到死。就像那些長三書寓裡凋零的女人，日子千篇一律，內心卻四季輪迴。
如果說侯孝賢能夠通靈前世，他的另一個才能就是腳踏今生了。《風櫃來的人》完成於1983年，這電影對我有“救命之恩”。
上電影學院前，現實已經讓我有千言萬語要說，可一上學還是被我們強大的電影文化迅速同化了。生編亂造的傳奇故事還是大量出現在我的劇本中，好像只有超乎常態的生活才有價值變為電影，而我們自己親身經歷的飽滿的現實，卻被我們一提起筆來就忘了。
坐在黑暗中看《風櫃來的人》，起初我連“風櫃”到底是一隻櫃子還是一個地名都搞不清楚。但銀幕上出現的臺灣青年竟然長著跟我山西老家朋友一樣的臉，看張世演的漁村青年，他們一大群人跑到海邊背對著洶湧的海浪跳著騷動的舞蹈。我一下覺得我離他們好近，侯導攝影機前的這幾個臺灣年輕人，似乎就是我縣城裡面的那些兄弟。他們扛著行李離鄉背井去了高雄，一進城就被騙上爛尾樓看電影，這裡沒有電影也沒有浪漫故事，透過寬銀幕一樣的窗戶眺望高雄，等待他們的是未知的未來。
原來在中國人的世界裡，只有侯孝賢才能這樣準確地拍出我們的今生。
03.
侯氏電影的化學反應
我覺得電影語言背後的作者觀念就是一個化學物質，就像是蒸饅頭的時候的鹼，如果不深入理解電影語言背後的秘密，你的電影就會是一個死麵饅頭，一兩面蒸出來一兩饅頭、一塊麵蒸出來一塊饅頭。
但是如果你手裡面有發酵的東西，清晰的語言認識，電影物質層面背後組接起來之後所形成的東西，它會讓電影像一個充分的發酵饅頭，冒著熱氣，有縫隙、有空間，觀眾的思緒可以投入的這樣的一個有機體裡面。
侯孝賢導演看《從文自傳》後，想拍出那種“陽光底下努力生活的人”的感覺，他想把這種生命態度拍到《悲情城市》裡面。可是《悲情城市》沒有哪個鏡頭是在拍陽光底下生活的人，電影裡不停地在下雨，但整個電影，它能讓我們感受到了這樣一種詩意。也就是說在昇華背後、在直觀的時空背後，如果你能夠製造電影的空洞，那空洞裡包含著更多的、無形的信息。
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說“當代電影有一個標誌”，就是每一部電影中應該有一個空洞，這個空洞是無的，但是它又是有的，觀眾可以把自己的思緒、把自己的生命經驗、自己的判斷付諸於此。他認為沒有空洞的電影、沒有餘地的電影是不好的，跟東方美學，比如說我們的傳統繪畫的所謂留白，是一個道理，跟小津安二郎所謂的“電影以餘味定輸贏“，也是一個道理。
侯孝賢在他的訪談裡多次提到了《從文自傳》。他說：讀完《從文自傳》我很感動，書中客觀而不誇大的觀點讓人感覺，陽光底下再悲傷、再恐怖的事情，都能以人的胸襟和對生命的熱愛把它包容。他說：我突然發現看待世界的角度還有這麼多，視野還有這麼廣。
我連忙借了《從文自傳》，把自己關在自習室裡，一支菸一杯茶，在青燈下慢慢隨著沈從文的文字去了民國年間的湘西，隨著他的足跡沿著湘水四處遊蕩，進入軍營看砍頭殺人，進入城市看文人爭鬥……我似乎通過侯孝賢，再經由沈從文弄懂了一個道理：個體的經驗是如此珍貴。傳達尊貴的個人體驗本應該是創作的本能狀態，而我們經過文藝訓練後，提起筆來心卻是空的。侯孝賢讓我瞭解到，對導演來說你看世界的態度就是你拍電影的方法。
侯導的一些電影頗有自傳色彩，《童年往事》的開頭便是他的畫外音：這部電影是我童年的一些記憶，尤其是對父親的印象。我父親是廣東梅縣人，在教育局當科員。侯導出生於1947年，1948年全家遷臺。臺灣藝術專科學校影劇科畢業以後，他開始給李行當副導演並從事編劇工作。當年他獨立執導的前三部影片《就是溜溜的她》、《風兒踢踏踩》、《在那河畔青草青》都是賣座電影，1983年完成《風櫃來的人》之後，他自認獲得了對電影的“重新認識”。而我也是在看完《風櫃來的人》之後，開始對電影獲得了新的認識。
04.
最好的時光
我見侯導多是在國外的影展上，每次見到他都是我最好的時光。
在歐洲無論哪個城市，侯導總要去找中餐吃。他帶《咖啡時光》去威尼斯的那一年，和他合作過《南國再見，南國》和《海上花》的日本製片市山尚三請大家吃飯，這是一家很難訂到位的意大利餐館，侯導沒吃幾口意大利麵就把刀叉放下，嘆口氣說：這哪裡是吃麵，分明在吃塑料管。他在飲食上保持著中國習慣，就像他的電影始終有種東方氣質。
下午去看《咖啡時光》的首映，這部電影是為了紀念小津安二郎特意在日本拍攝的。當我們沉浸在侯導電影中的綿延時光，突然一隻麻雀飛進了電影院。這是最完美的放映，現實中的靈動生命和銀幕上的虛幻世界合二為一，不知誰比誰更自然。
《三峽好人》之後，《誠品好讀》的編輯安排我跟侯導在臺北對談，地點就在敦化南路的誠品書店。那天我早早到了採訪地點，侯導卻姍姍來遲，他進門先趴在桌子上，望著我說：你來臺灣了？我說：我到了。侯導定了定神兒說：有個親戚從上海來，帶了一瓶二鍋頭，剛才我們倆把它喝光了。眾人連忙問道：侯導要不要休息一下？侯導說：誰來向我提問？請趕快！編輯抓緊時間跟侯導訪談，我知道酒精在他身上發揮著作用。他要在醉倒之前的一秒，把今天的採訪完成。果然他說完最後一句話，一下趴在桌子上立刻就睡著了。
第二天中午，林強來電話說侯導請大家今晚一起卡拉OK。晚上去了歌廳，在座的有作家朱天心，及其他幾個侯導的朋友。侯導和林強一首接一首地唱著臺語歌，兩個人不時搶著話筒，絕對是年輕人的樣子。從他的《南國再見，南國》到《千禧曼波》，侯孝賢拍都市裡的新新人類，對年輕人熟悉得彷彿在拍他自己的故事。看《南國再見，南國》平溪線上的列車在重金屬搖滾樂中漸漸駛遠，再看《千禧曼波》中的舒淇在林強的電子樂中奔向新的千年，知情重意的侯導是那樣的年輕。
或許在華人世界裡，只有侯孝賢才能拍出我們的此刻，拍出我們的現在。
那夜眾人喧譁，他把話筒讓給別人後一個人離席，靜靜地站在窗前望著外面。我跟過去站在他的身後。窗外細雨紛紛，雨中的臺北到處霓虹倒影，街上的行人奔走於不同的際遇。侯導也不看我，輕輕說道：下雨了！
這時不知誰在唱《港都夜雨》，這場景讓我想起《悲情城市》的開頭，朱天文的劇本是這樣寫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廣播宣佈無條件投降。嗓音沙啞的廣播在臺灣本島偷偷流傳開來。大哥林煥雄外面的女人為他生下一個兒子的時候，基隆市整個晚上停電，燭光中人影幢幢，女人壯烈產下一子，突然電來了，屋裡大放光明。嬰兒嘹亮的哭聲蓋過了沙啞和雜音的廣播。
本文綜合整理自理想國系列叢書《賈想Ⅱ》、看理想節目《電影，我只略知一二》第二講，可移步看理想App購買《賈想》套裝或收聽音頻節目完整內容。
圖書編輯：萬佳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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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製：貓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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