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巍：中國考古何以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

作者：霍巍

來源：“人民論壇網”微信公眾號

原文刊載於《人民論壇》2023年4月上期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指出：“考古工作是一項重要文化事業，也是一項具有重大社會政治意義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構建中華民族歷史、中華文明瑰寶的重要工作。”

通過一系列考古發現，中國考古給人們打開了一扇認知中華文化的大門，人們認識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諸多考古學文化的神秘面貌。中國考古如何為中華文明正本清源，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一起來看！

重建國史：樹立民族自信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傳統的古史記載對此有過系統表述，考古學是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的重要知識來源。但是，近代以來，當中國面臨巨大時代潮流變遷之時，這個傳統的知識體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在西方號稱“科學主義”的史學理論與方法面前，作為中國傳統“舊學”核心內容之一的史學體系，受到強烈的衝擊震盪。如康有為在其《孔子改制考》一書中所嘆：“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當面對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國時，據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所記載的商代以前的歷史，中國卻始終只能依靠神話和傳說來勉強支撐，而其他文明古國早在19世紀之前，通過考古學的介入，就已經有了5000年前後有關文字、城郭、金屬等考古發掘資料作為實證，相比之下，一部中華文明史似乎整整比人家少了1000年。

知識上的困境和國家、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由於科技的落後、物質的貧弱、國力的衰落，中國處於被動挨打、任人欺凌的境地。國人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喪失殆盡，面對強勢的西方文化，時人不僅對於中華文化喪失信心，甚至對於中國人種的來源和“種族優劣”，都充斥和瀰漫著種種懷疑、悲觀的論調，“動言中國不如各國之文明”，“處乎今日之世，以中國人與西人較，其粗者，日用之器物，如宮室舟車衣服飲食之類，其稍精者，學術之程度，如文字圖畫算術政治之類，其最精者，形體之發達，如皮毛骨骼體力腦力之類，是數者，無不西人良而中國窳，西人深而中國淺，西人強而中國弱也？”曾經在西方學者中早已流行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此時也再度泛起，影響甚烈，甚至連梁啟超、章太炎這樣的當時思想界領袖人物，也都曾一度試圖將“炎黃遺胄”的“先祖來源”遠溯到西域“崑崙之墟”或小亞細亞的古巴比倫，以求證其與古巴比倫和歐洲人具有同樣“高貴”的根系。社會思潮、民眾心態無不呈現出一派病態與頹靡之象。

國家興衰、民族存亡成為中華民族不得不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從洋務運動、維新變法、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一代代仁人志士為救亡圖存不斷尋求出路，學習西方的“科學”與“民主”成為時代潮流。考古學在20世紀初期傳入中國絕非偶然，這既有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外部社會環境造成的強大壓力，也有中國社會內部存在的現實需求。在這個時代大潮中，如何改變國人的文化弱勢心態，為中華文明正本清源，重樹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成為解放全民族思想桎梏至關重要的一步。考古學的傳入，可以說是應運而生。

與此同時，針對古史傳說與史實的矛盾，“信古派”與“疑古派”之間也展開了激烈論爭。早在1925年，王國維提出著名的“二重證據法”，提倡將“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結合來研究中國古史。從1926年李濟主持發掘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到1928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發掘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被認為標誌著近代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而影響最為深遠的安陽殷墟發掘，其學術目標十分明確，“重建國史”，成為中國第一代考古學家的歷史使命。

殷墟發掘所取得的重要標誌性成果是，不僅發現了數量眾多的甲骨文，使得流傳於世的甲骨文研究有了科學的考古出土背景，通過羅振玉、王國維等學者對甲骨文的研究，揭示了甲骨卜辭中的商王世系與《史記·殷本紀》等文獻記載可以相互印證的事實，從而確證商代為有據可考的信史。殷墟發掘出土的大量青銅器、車馬坑，以及考古發現大型宮殿遺址和王陵區，更是以全新的面貌，為國人展示了現代考古學“重建國史”的顯著成果和科學前景。

由商代殷墟上溯到追尋夏代，進而再對傳說中的“五帝時代”進行考古學的探索，中國考古學者從“重建國史”起步，開啟了中國考古學的新時代，不斷用科學的考古材料向世人展現出古老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根系和發展脈絡，將五千年不間斷的中華文明史書寫在祖國大地上，重新樹立起文化自信，從而也為重塑全民族的歷史認知提供了可靠的知識源泉。

建立譜系：探究文明進程

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和演進路徑，傳統的文獻記載體系雖有線索可尋，但卻摻雜了大量神話和傳說色彩。如何來一番“沙海瀝金”式的系統梳理，重構文明史觀，考古學起到了革命性的推進作用。

走出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方面要承認古史傳說資料錯綜複雜、真偽參半；另一方面也要用科學的治史方法去偽存真，發現其中所包含的“歷史素地”，對此，前輩學人為之作出了諸多努力。徐旭生、蒙文通通過文獻史料的參互比較，發現中國上古時代可能存在過不同的民族集團、文化傳統和活動地域，提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或河洛、海岱、江漢三大民族。後來在中國大地上陸續開展的考古工作，同樣發現各地存在著不同特色的考古學文化，中國考古學者開始以“考古學文化”為工作基準，來建構不同地區考古資料的譜系和史前文化發展序列。一大批重要的考古遺址和相應的考古學文化相繼被發現、確認，各地先後建立起考古學文化的框架，從而成為20世紀中國考古學最為重要的科學實踐，為進一步開展中華文明起源研究、闡發中華文明歷史進程奠定了堅實基礎。

1981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發表《關於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問題》一文，在中國考古學積累的大量資料和研究成果基礎上，提出了中國史前考古和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的“區系類型”理論。後來他又不斷對這一理論加以補充和完善，最終形成重要的學術觀點：其一，將中國史前考古和古文化區劃分為“六大區系”，即以燕山南北長城地帶為中心的北方；以山東為中心的東方；以關中（陝西）、晉南、豫西為中心的中原；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以環洞庭湖與四川盆地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陽湖—珠江三角洲一線為中軸的南方。開始從文化淵源、特徵、發展道路的異同等方面進行考古學的深入探索。其二，提出關於中華文明起源的“滿天星斗說”，認為中華文明起源包括三種形式，一是“裂變”，二是“撞擊”，三是“融合”，在“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間中華大地如同滿天星斗的諸文明火花”終於燃燒成“燎原之勢”。其三，提出中國國家起源的“三部曲”和“三模式”，即從“古文化—古城—古國”，再到“古國—方國—帝國”的發展演進“三部曲”，認為“三部曲和三模式是中國萬年以來歷史發展的總趨勢，是關於中國文明起源和古代國家形成的一個系統完整概念”。

大致在同一時期，中國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俞偉超、嚴文明等人也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田野考古工作所取得的豐富資料，結合個人的具體實踐，圍繞考古地層學與類型學理論、“考古學文化”概念的運用、中華文明起源的途徑與特點等重大理論問題展開了論述，提出了“多元一體”“滿天星斗”“多重花瓣”“交互作用圈”等不同的闡釋路徑。可以說這是我國考古學者運用近代西方傳入的考古地層學、類型學理論與方法進行中國實踐所取得的重大進展，在文明起源這個世界性的課題上所提出的一套中國方案。

通過幾代考古人的努力，一系列史前考古的重大成就不僅證實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且還用科學的考古資料展示出以考古學文化為基礎、以區系類型為枝幹的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如同戴嚮明評價這個階段考古學家們的貢獻時所言，“這些論著將史前史的構建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標誌著中國考古學初期所倡導的全方位‘重建歷史’的使命重又被喚起，也標誌著從文化史的基礎研究開始向全面復原史前史、探索中國歷史演進規律的最高目標攀登”。

正是通過這一系列的考古發現和科學普及，人們認識了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諸多考古學文化的神秘面貌，打開了一扇用科學的考古資料和理論方法去認知中國遠古文化來龍去脈的大門。考古學發現的國寶級文物一件件陸續走進中小學課本和大眾視野；博物館展出的通史陳列將考古學成果從“象牙塔”轉化為歷史常識走向社會大眾；一次次重大考古發現的現場直播，都極大地重塑了國人和全球華人對於中華文明源遠流長的歷史認知，從而為自己祖先的輝煌成就、民族的悠久歷史感到振奮和鼓舞，樹立起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近代以來“西方文化優越論”“中國文明西來說”等謬論所造成的國人文化弱勢心態、民族頹廢心理，從而形成全民族朝氣蓬勃、自強自信的嶄新精神風貌。

宏微並舉：再現歷史輝煌

廣義的歷史學包括以文獻為主的歷史學和以實物為主的考古學，這是全民族歷史認知的兩大重要知識來源，兩者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或缺。與傳世文獻相比較，考古學最為顯著的特點在於其真實性和客觀性。無論是埋藏於地下的巨大陵墓、城址、各種手工業作坊、窯址、村落，還是一件件平民百姓日常使用的器具、隨手丟棄的生活垃圾、動植物的殘跡，在考古學者的手鏟之下，都會以它“生命史”上最後一刻的真實狀態展現在今人眼前，觸手可及，真實可信。這也是考古學所發掘出土的古代文化遺存吸引人們目光的獨特魅力所在。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闡釋了考古學的價值與意義，指出：“考古成果還說明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揭示了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這些重大成就為我們更好研究中華文明史、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會、歷史意義。”

那麼，應當如何理解考古學是研究中華文明史、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的一手材料？

首先，就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而言，在這個宏大的歷史敘事中，從縱向而論，考古學延伸了歷史軸線，展示了中華文明起源和發展的歷史脈絡，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這個漫長的時段中，有文獻記載的歷史僅3000多年，可以說約佔人類發展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歷史認知，都來源於考古學。從橫向而論，對於中華文明起源的認識，隨著考古發現在地理空間上的不斷拓展而不斷豐富。例如，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黃河中心論”幾乎是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唯一範式。但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尤其是近20年來，通過實施“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國”等重大考古項目，長江流域、西遼河流域、西北地區等各個區域內新的考古發現不斷湧現，突破了單一線條的演進敘事，從更為豐富的層面揭示了中華文化多元一體、家國一體的形成發展過程。

其次，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但在傳統的歷史文獻記載和歷史敘事中，有所謂“夷”“夏”之分，關於“夏”的記載相對較多，並且呈現出較為明晰、連貫的歷史脈絡；關於“夷”的歷史資料則相對較少，對其發展脈絡的記載也相對籠統、缺少連貫性。全面深刻地認識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整體面貌及其形成軌跡，對兩者的歷史考察皆不可或缺。考古學不僅能夠提供認知華夏文明的豐富資料，更為可貴的是，能夠通過對邊疆地區的考古發掘與研究，探討邊疆各古代族群對於建構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歷史貢獻，及其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軌跡。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在政權建構、族群凝聚、文化心理與文化認同等諸多方面具有獨特的根性。傳世文獻和當代民族誌固然是認識中華民族歷史整體面貌和形成軌跡的重要資料，但考古材料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對於中國歷史上“已經消失的族群”，很大程度上要依賴考古學對其遺存進行辨識和復原，考察其對締造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作用。

最後，考古學“揭示了中國社會賴以生存發展的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這裡面涉及到兩個重要的認知概念：一是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二是日用而不覺的“文化基因”。這兩個概念都突破了考古學“物”的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的考察。考古學家們常說要“透物見人”，也就是要通過考古實物來觀察其背後更為複雜的不同時代人與社會、人的信仰與精神、人的審美好惡等價值觀念形成發展的過程，從中昇華和凝鍊中華文化的精華。

那麼，考古學又是從何入手來體現這些重要認知概念？我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

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或地區並不少見，如西亞的兩河流域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南亞次大陸的古印度河文明等，有的甚至進入文明史的年代還要更早。但是，這些古文明無一例外地要麼走向滅絕，要麼其文化傳統因為異族入侵、文化轉型而被中斷或改變，為何唯有中華文明維繫了五千年文明傳統未曾中斷？除了中國先民的血緣關係、遺傳基因之外，在考古學的實物形態遺存——亦即“物化載體”上有哪些因素得以反映“國家文化基因”呢？考古學家劉慶柱從都城、陵墓、禮制建築與禮器、文字（漢字）等載體入手，進而深層次地揭示出以“中和”思想為中心的核心觀念是如何體現於社會主導文化和國家文化之中，總結出諸如“擇中建都”、都城“擇中建宮”、宮城“擇中建宗廟”、都城、宮城闢四門，都城城門與宮城正門均為“一門三道”等形而下的物化載體，認為其折射出的正是中國人的“中”“中和”核心理念與“家國一體”“國家至上”的思想。

從國家層面而言，自夏商王朝開始，歷經兩週秦漢、魏晉南北朝、隋唐、宋遼金元、明清王朝，作為古代國家政治統治中心、軍事指揮中心、經濟管理中心、文化禮儀活動中心的都城（王都），都有“擇中建都”的正統理念，在都城的選址和規劃上體現出歷代王朝的“國家文化認同”。即使是來自“諸夏”“四夷”的族群，在其入主中原之後，也都繼承了中國古代都城這一傳統的核心文化理念並加以發展。與都城相聯繫的另一個重要特徵，則是都城制度在“陰間”的折射——歷代帝陵制度的設計與實施，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正統國家意識形態的物化表徵。

與都城建制相配合，代表國家認同、民族認同的另一個特徵，是“國家祭祀”的持繼不絕。所祭祀的對象既有中國古史傳說時代的“三皇五帝”，也有歷代王朝對歷代帝王、祖先的祭祀。這一國家祭禮的正統性不僅僅是中原民族所要維護的“國家大禮”，同時也被北方的魏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所認同。遼王朝、大金王朝、元王朝、清王朝的統治者，同樣在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之後，代表國家對中華民族歷史上的“聖君”和歷代帝王舉行國家祭祀活動，尤其是在明清北京城所建立的帝王廟，更是成為具有真正政治意義的“國家宗廟”。將三皇五帝以及秦漢以來的各個王朝均認同為“不同時期連續性的王朝國家整體”看待，實際上是對共同先祖、共同國家歷史的祭祀，也就是對中華民族歷史的祭祀。

歷史證明，“大一統”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核心價值觀。這種觀念不僅引導和維繫了中原地區雖然分分合合，但最終走向統一，同時也為邊疆族群所接受和認同。比如北方邊疆民族持續不斷地謀求“入主中原”，而不是自絕於“中國”之外。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胡”（匈奴、鮮卑、羯、氐、羌）開始，到拓跋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最終建立的北魏、遼、金、元、清各王朝，在中國“正史”系列中都成為正統王朝，成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為集中的政治體現。各民族之間最終形成基於文化認同之上的“共同體意識”，離不開對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正確認識。考古發現可以和歷史文獻相互映證、參照補充、豐富完善這一歷史事實。從先秦、秦漢，到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各個歷史時期，考古材料所反映出的各民族間的交往、交流、交融從來就不是單向度的，這當中既有各少數民族對於以漢民族為主體的漢文化的積極吸取；同時也有漢文化大量吸收、不斷充實各少數民族文化的例證，反映出各民族對於共同建構中華文明體系作出的努力與貢獻。

除了宏觀敘事，在禮樂制度、日常器用、服飾衣冠、語言文化等社會精神文化與物質文化的各個層面上，考古學都以豐富的資料和細節，客觀而翔實地展示出各民族之間彼此交往、相互影響、融合涵化的科學證據和歷史軌跡。例如，在民族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最為頻繁的南北朝時期，北魏墓葬中繪有大量的孝子、列女故事圖。寧夏固原北魏漆棺畫上繪製的孝子、列女圖像，漆棺上的人物皆著鮮卑服飾。山西大同的司馬金龍夫婦墓，也出土了繪有孝子、列女圖像的漆畫屏風，畫上人物則身著漢裝。到了北魏晚期，有孝子、列女圖像的石棺槨或石棺床更為流行。這些現象表明，漢文化中的“忠孝節義”等價值觀念已經高度融入北魏社會，成為南北朝時期北方和南方共同的“文化基因”。諸如此類的“文化基因”經過長期的淬鍊、選擇、淘汰與創新，最終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深層積澱。

現代考古學從西方傳入中國，從其一開始便在中華沃土上生根開花，在這片具有深厚歷史積澱的土壤之中不斷汲取豐富的養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融合，最終成為重塑全民族歷史認知的科學力量和重要源泉。中國考古學經過早期的“重建國史”，樹立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尋根鑄魂。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近十年來，考古學飛速發展，在建立考古學文化譜系的基礎之上，開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華文明歷史演進路徑研究、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研究等重大科學實踐和多學科聯合攻關，正在逐步實現考古學與文獻學、自然科學之間緊密結合以探索中華文明起源、發展的宏大目標。從人類認識事物、構建知識體系的角度來看，考古學提供的材料本身是客觀的，考古學科從本質上說是一門求真的科學。儘可能真實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也是考古學者的根本目標。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魂魄，文化認同是民族團結的根脈。中國考古學百年來的發展歷程為之所作出的努力，正是通過這些途徑和層面，對於塑造全民族歷史認知發揮著重要作用。

作者霍巍，系四川大學傑出教授、歷史文化學院學術院長

編輯：湘宇

校審：水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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