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夏老師邀請我訪問芝加哥大學，還精心為我準備了兩次完美的學術旅行，安排我訪問了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伯克利分校等多所著名大學，發表講演，參加學術會議。在加州，伯克利漢學系主任王安國（Jeffrey Riegel）開著紅色跑車來機場接我；當時已是七旬老人的吉德煒教授（David N. Keightley）飯後陪我漫步伯克利校園，給我講述那條坡道上當年的反越戰大遊行。我問夏老師，我該如何報答這麼多與我素昧平生的學者老師。他說，你只要說“謝謝”兩個字就夠了。
“謝謝”，夏老師這兩個字塑造了其後我所有的學術理想。
吉德煒是著名的甲骨學家和商史專家，早年留美的臺灣學者趙林教會了他識讀甲骨文，趙林比吉德煒年輕很多。斯坦福大學的老師倪德衛（David S. Nivison）1979年開了一門中國古史課，當時倪的興趣從章學誠轉向甲骨文、金文。這門課培養了三個了不起的學生，吉德煒、夏含夷、班大為（David W. Pankenier）。吉德煒是旁聽生，他早就任教伯克利。（夏說：“倪會說吉是他的老師，至少是他的甲骨文老師。”）夏含夷成了西周史、青銅器學和年代學專家。班大為成了天文史家，很多年後在普林斯頓我見到了他。在講到陝西扶風莊白新出的微氏家族銅器時，倪德衛把銅器銘文上的日期和《竹書紀年》聯繫起來。2014年，倪91歲去世前三週還在不停地改動他的《〈竹書紀年〉解謎》中文譯稿。
夏老師中國古代文獻的基礎是此前去臺灣打下的。他跟從一位老先生愛新覺羅·毓鋆讀了三年的《周易》《老子》《莊子》。老先生少年時是溥儀皇帝的伴讀，他覺得中國文化的世界是自足自滿的，且已至善至美。對於夏最珍視的新出土材料，一百歲的老先生直接拿起上博簡《周易》扔在地上。夏老師模仿著說笑。夏老師的文獻學思想根自德國的《聖經》考據學，他大學本科學的是神學。我聽他講的文獻學課，比勘《馬可福音》《馬太福音》《路加福音》。作為職業歷史學家，他讓我去讀莫米利亞諾（Arnaldo Momigliano）、彼得·伯克（Peter Burke）。
夏老師最尊敬的兩位現代中國學者才華橫溢，都在芝加哥工作生活過。陳夢家，這位對中國古史作出巨大貢獻的大師，55歲受盡侮辱自殺。夏老師為了紀念這位青銅器學前輩同道，在芝加哥大學設立了“陳夢家日”，每年9月3日陳夢家的忌日。另一位是聞一多，上週夏老師來信說他“心裡很高興”，因為早上剛與一位中國新生談聞一多論屈原，那位有悟性的學生感到震驚開始反省。夏對我說這就是教育。他說這些話，我想起我有次去理髮，他問是在哪條街什麼位置，然後告訴我那家理髮店就是聞一多當年在芝加哥的居所。臺灣大學的古文字學家周鳳五是夏老師摯友，天妒英才早逝。2020年12月夏老師寫信給我，說：“周公走得太快，我真的一點也不想去臺灣，感覺失去了我那邊唯一的知音，幸虧在上海還有一個。”
夏老師自奉甚儉，這幾年差不多素食為主了。每次見面我們都要去喝一杯啤酒，最愛的是Hoegaarden（一種比利時白啤）。2019年疫情前他在中國時，說要取一筆錢，銀行一定要他綁定手機，他買了今生第一部手機。他以前告訴我一個笑談，他和芝大的幾個同事開車去市中心，路上堵車，他們不得不向別人藉手機報訊，結果傳一圈下來，五個教授沒有一個會使用，只能把手機交還。我每年寫總結報告最後都寫這麼一句：“人文學術研究，一張紙一支筆足矣。”這得自夏老師的身教。
夏老師對學術的要求十分嚴苛。他對斷代工程年表的批評因為《紐約時報》的渲染報道而沸沸揚揚。科學研究是追求真理，以個人研究質疑、批評年表，這很正常；多大規模、多少人力物力投入都與科學真理沒有必然關係。
所謂“以學術為志業”（Wissenschaft als Beruf），韋伯（Max Weber）的Beruf強調宗教內涵，是視學術為神聖事業，為之奉獻自己的一切。學術是學者個體的志業，是自我賦能的。發明産生於活生生的個體的大腦：發現問題，在內心發芽，跟蹤探索，猜想反駁，推理演繹。科學研究是冒險的志業，在最終結果出來之前，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夏老師批評的根本在於學術變成了“工程”，頂層設計、分塊招標、分配投入、階段性成果等是做工程項目。年代學是非常嚴格的科學，有其內在邏輯結構，集眾的工程項目無能為力。2005年8月，我曾在《文匯報》上撰文贊揚斷代工程“探索中國學術的未來”，寄希望多學科協同的證據鏈。經過這麼長時間，我對人文學術的工程化深感遺憾。
倪德衛、夏含夷特別重視方法論的探討。哲學家倪德衛評論夏老師的方法論是培根（Francis Bacon）的，而他自己是柯林伍德（Robin G. Collingwood）和波普爾（Karl Popper）的。在對於西周年代問題上，倪、夏共同提出了“雙王年”說，並為此討論、爭論了一輩子。“雙王年”說的歷史依據是新王三年居喪的傳統記載。“雙王年”說無疑令它的使用者構擬年代的可錯概率大大降低。夏老師隨後又提出了不同於倪德衛的新修訂。夏修訂的“雙王年”說，第二個王年時間變得自由，這似乎意味著這種“雙王年”方法趨向難以試錯。
夏老師稱自己的甲骨卜辭斷代方法為“微細斷代”法。大多數的甲骨卜辭，特別是賓組卜辭，都有干支紀日，有的還有月份，從閏年的用法上，可以推斷商代大小月相間，大月30天，小月29天。以此為基礎，就有可能從記錄了月、日的卜辭中，推斷出某個月的第一天是30天中的哪一天，如果一年中有兩個或更多這樣的紀日，那麼第一日參數的變動範圍就大大縮小。由單月第一日參數可以推定正月朔日的參數。如果有了相當精確的關於正月朔日的參量，就可以將這些參量與一個包括干支紀日以及註明新月之日的曆表加以比較，這樣就可以確定其可能的絶對年代。微細斷代法是對董作賓《殷曆譜》方法的推進，在接受了李學勤、裘錫圭、林澐、黃天樹等人對殷墟卜辭分期研究進展的基礎上，用微細斷代法對甲骨卜辭記載的具體的個別事件的分析很有效能。
從這種微細斷代法開始的上古年代學重構實驗非常龐大，成績顯著。尤其是此後夏老師的研究重點放在西周青銅器上，利用青銅器銘文的曆日記錄，進行大規模的斷代研究。在這些研究基礎上，夏老師提出了自己完整的上古史年表。對斷代工程一些具體研究細節的批評，內核縝密的研究方法完整貫徹顯示出強大力量。
歷史研究最關鍵是要找到原始資料。斷代工程沒有確立歷史文獻作為年代學基礎的地位。斷代工程的文獻課題組對《竹書紀年》沒有得出新認知，對它的紀年也沒有確定結論。自四庫館臣以來一直認為《今本竹書紀年》是偽書，偽書提供的年代證據就如毒樹之果。夏老師證明《今本竹書紀年》不是偽書，更不是宋以後人所為。汲冢出土後由荀勖、和嶠整理了《竹書紀年》（整理者以復原歷史自命，用當時的歷史認知修補了出土竹簡），《今本竹書紀年》來自荀勖、和嶠的整理本子。稍後的束皙根據竹簡重新整理了該書，唐代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的《竹書紀年》來自衛恆和束皙整理本，清代學者重新輯佚成《古本竹書紀年》。夏老師研究《今本竹書紀年》數十年，寫了好多篇厲害的論文。每發現一個新的證據，他立刻就與我分享他的快樂。我當時正研究汲冢出土的另一本書《穆天子傳》，九十年代中期學校的“科研項目”。我的研究同樣得出了汲冢書原簡西晉時期就經過兩次整理的結論，夏老師異常興奮。2019年，我編《朱希祖史學史選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開創者朱希祖1939年寫了《汲冢書攷》），夏老師特意提供了長篇論文《穆天子傳輯校舉例》在這書中首發。我知道他的這項研究前後歷時差不多有20年，2004年，我就讀到他有關《穆天子傳》研究的英文稿。
九十年代中，我第一次讀到夏老師的文章，發表在《文史》上的《也談武王的卒年——兼論〈今本竹書紀年〉的真偽》，當時完全驚呆了。他“令人印象深刻”（倪德衛評語）地證明在《今本竹書紀年》中出現了當時荀勖、和嶠誤置的一支40字的錯簡。《今本竹書紀年》：“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於壇墠作金縢［十五年肅慎氏來賓初狩方岳誥於沬邑冬遷九鼎於洛十六年箕子來朝秋王師滅蒲姑十七年］命王世子誦於東宮冬十有二月王陟年五十四。”上述方括號中引文就是這支錯簡，夏老師成功證明這支簡是周成王十五至十七年的紀年，而不是周武王的紀年，整理者錯誤地將這支簡置於周武王十五至十七年的位置。《今本竹書紀年》的這支錯簡提供了《今本竹書紀年》不是偽書的一個證據。並且還證明“十四年，王有疾，周文公禱於壇墠，作《金縢》”確實來自古史官的原始記注。不同於《尚書·金縢》的古《金縢》確實存在。
“記注”是我使用的概念。夏老師是實證史學家不是理論家，但他第一次見到我就指出我關於歷史學出現於西晉的見解有意義。這一句話的指點，鼓勵我在十年後寫出了《從校勘學到歷史學》，證明中國歷史學肇始於汲冢書整理這個偶發事件。記注就是竹簡上一個時間下接一件事的原始記錄，一條一條記注竹簡按時序編聯起來就成了紀年。記注是在社會事實發生時，同文化同語言的觀察者留下的實時記錄。歷史“真”的最小單位是事件。西晉的大將軍杜預是《左傳》研究者，當他看到汲冢墓中剛出土的戰國竹簡原簡時，猛然頓悟，第一次說出“記注”兩個字。清末的史學理論家章學誠進而解釋，“記注欲往事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在我看來，記注是“中國史學理論貢獻於世界之最巨大者”，它確保了歷史學“求真”的學科本質。章學誠之後，我詳細定義了“記注”概念，界定了視界、事件、實時記錄這些要素，區分了記注、撰述、研究三種書寫歷史，寫了一大本史學理論。我現在最期待的就是夏老師能夠利用《今本竹書紀年》和《古本竹書紀年》，重新來做一個《竹書紀年》。
柯林伍德的“讓往昔在心中再現”，夏老師做得太好了，用他的話：“我們不但應該看其所述之史事，而且也應該看其未述而暗示的史事。”他深入表面顯揚功名的青銅器銘文的內裡，對西周後期一些戰事，包括其發生地點、規模、時間先後等深入分析，解釋西周的衰亡，耐人尋味。
我有種奇特的感覺，夏老師研究西周金文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與他是一個外國人有關。（很多人都說夏含夷這個中文名字起得好，李零先生說：“中國史一直是夏含夷、夷含夏，每朝每代如此。”）中國人平時看一段漢語文字，一眼就過去了，一目十行。即便是金文，研究者也能直接讀過去。但他經常要做翻譯工作，向歐美學界介紹新出土史料，需要一字一句地把青銅器銘文翻譯成英文。這種表面看起來笨笨的工作對理解字義文意至關重要，困難往往會成就特別的好事。“異文化”讓研究者保持敏感，也更為理性。我不問也知夏老師特別注重這種異文化性，看他的書起名：《古史異觀》《遠方的時習》《西觀漢記》，等等。我還曾作引申：“設身處地神遊過去的歷史研究就是研究異文化。”
歷史研究，是一種對對象材料高度敏感的，而又謹慎剋制自己的、理性科學的工作。夏老師舉過一個例子，劉殿爵翻譯《孟子》“有攸不惟臣，東徵，綏厥士女”句，“攸”並沒有看作語助詞，而是作名詞翻譯成“攸國”。倪德衛評價這個翻譯“極具學識”，甲骨文中有這個字，倪判斷“攸”的地望一定在淮河河谷，“孟子時代的宋都東南偏東一百英里以內”。於是在1978年12月那個下午，倪、夏的談話過程中，夏表現出了對甲骨文的興趣，他回憶道：“談話基調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夏老師和魯惟一（Michael Loewe）主編了《劍橋中國上古史》，這部煌煌鉅著至今未被翻譯成中文。1991年，從劍橋大學退休的魯惟一客座芝大。12月某個晚上Q俱樂部的酒吧長談中，年近七旬的漢史專家、《劍橋中國秦漢史》主編魯惟一對未滿四十的夏說，我們兩個來編先秦史吧，我來向劍橋出版社提出提案並取得出版合同。一共有十四位學者受邀參加了寫作。2019年9月，夏老師在芝加哥大學北京中心召開了紀念《劍橋中國上古史》出版二十週年的學術研討會。夏老師在澎湃新聞記者的訪談中說到，如果他再來組織重寫，他將邀請對應原來作者位置的十四位年輕一代學者。夏老師大概把我放在了研究戰國思想的倪德衛的位置。能得到夏老師的青睞和贊揚，是我無上的榮耀。
朱淵清
2022年4月於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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