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班布爾汗
呼和浩特地區是草原上少有的適合農耕之地，故而兼有中原與內亞的性格。在漢唐時代它是中原王朝的邊疆重鎮，遼金元時代則是草原絲綢之路上的商貿中心，還曾經是北魏短暫的都城，元明對立的時代，俺答完成了今日呼和浩特的建城大業，呼和浩特在商貿中心之外，也一度成為多種文化交融的宗教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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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城巡禮（截稿延遲至2月19日元宵節）
各省市的朋友們加油，河南的朋友們相當給力啊：
陝西：西安
山東：青島
湖北：宜昌
江西：上饒
雲南：大理
貴州：海龍屯
福建：南平
廣西：合浦
廣東：汕頭
日本：奈良
說起呼和浩特的城市史，若以“呼和浩特地區”而論，歷史要久遠得多，套用《耶路撒冷三千年》來個“呼和浩特二千年”並不過分。而若僅以現在呼和浩特市區的範圍的建城史來說，則短了很多，不過四百餘年。曾經就有學者為呼和浩特歷史的長短爭論不休。
其實，兩者並不矛盾，說不清呼和浩特地區的歷史，那麼其建城史便是無緣之水。而若將地區歷史流變等同於城市史，則又太過虛幻。為了避免爭論，本文這篇史話，兩者都兼顧一些，從“呼和浩特地區”說起，而著重說說呼和浩特城。
雲中郡——草原上的宜農之地
1
呼和浩特位於蒙古高原南部，處於東經111゜37’，北緯40゜74’。蒙古高原乾旱缺雨，不適合農耕，而這裡則水源充足，宜牧宜農，在高原是為數不多的適合於多種經營的地方。
因此這裡在舊石器時代便有人類生存，1976年9月，考古人員在呼和浩特市東北33公里保合少鄉大窯村南山發現了古人類生活遺存——200萬平方米的石器製造場，經過發掘研究，被確定為距今50萬年的舊石器時代人類遺存。這處文明被命名為 “大窯文化”。
雖然可耕可牧，但畢竟身處蒙古高原，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線”以北，還是更適合遊牧民族繁衍生息。在春秋戰國時期，這裡遊牧民族林胡的牧場。
戰國時七雄爭霸，位於北方的趙國實行“胡服騎射”的軍事改革，軍力大盛。一代雄主趙武靈王得以向北擴張，公元前306年，“西略胡地，至榆中”，迫使林胡等族西遷。公元前300年，“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為加強新徵服地區的統治，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其中的雲中郡便在今天呼和浩特市下屬的托克托縣。
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帝制，“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其中便有云中郡，郡治在雲中城，下轄武泉縣，主要管轄今天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右旗以及卓資縣周邊廣大地區。
到了西漢，雲中郡大為擴大，下轄咸陽、陶林、楨陵、犢和、沙陵、原陽、沙南、北輿、武泉、陽壽十縣，人口約有三萬餘戶，十七萬餘人，是漢朝北方重鎮。
雲中郡（右上角）曾經是中原邊地
西漢末年，王莽篡漢，進行的改革使得天下疲敝終於釀成大亂，尤其是北方地區，兵連禍結，生民塗炭，大量郡縣人口逃散一空。雲中郡被王莽改為“受降郡”，也是十室九空，有名無實，所謂“邊陲蕭條，靡有孑遺，鄣塞破壞，亭隊絕滅”。
漢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後，仍改回原名雲中，恢復郡級建制，下設咸陽、箕陵、沙陵、北輿、武泉、原陽、定襄、成樂、武進等縣。雖經過長時間休養生息，雲中郡始終未能恢復到西漢的水平，最繁榮時，人口也只有五千餘戶，二萬餘人。
東漢末年，軍閥割據，袁紹佔據了青、幽、冀、並四州之地，而云中郡屬於幷州管轄，因此也是袁家的地盤。公元200年，曹操與袁紹官渡之戰獲勝，很快將勢力擴展進幷州。但幷州胡漢雜居，情形複雜，曹操始終未能完成幷州的安定。
到215年，漢獻帝下詔：“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以為新興郡”。這使得雲中郡降為縣級，劃歸新興郡管轄。到220年，曹魏恢復幷州建制，但同時將“陘嶺以北”之地全部“棄之”，新興郡及其下屬各縣全部喬遷至今山西省境內。從此，雲中古郡不再為中原王朝所管轄。
雖然“陘嶺以北”的郡縣都被廢棄，但原有的城郭還是保留了下來，等待著新的主人。三十餘年後，也就是公元258年，一支名叫拓跋鮮卑的民族從大興安嶺南下，其首領拓跋力微率部眾“遷於定襄之盛樂”。所謂盛樂，也就是曾經雲中郡下屬的成樂縣。這裡在漢代是定襄郡的郡治所在地，所以被稱為“定襄之盛樂”。其地便是今天呼和浩特下屬的和林格爾縣。
從都城到商貿中心——草原絲路的明珠
2
拓跋鮮卑遷於盛樂，臣服於結束了三國時代的西晉王朝。如果西晉能夠國祚長遠，拓跋鮮卑也許會如南匈奴一般，逐漸內遷漢化，在歷史上留下模糊且並不顯赫的痕跡。可隨著西晉“八王之亂”耗盡元氣，終於在316年滅亡之後，長江以北成為五胡十六國的亂世。拓跋鮮卑成為“五胡”的後起之秀，建立了統一北方的北魏王朝。
北魏王朝的都城逐漸南遷，最早的都城便是在盛樂，之後才是平城（大同）、洛陽。在定都洛陽後，北魏在盛樂地區先後設立朔州、雲州。534年，北魏分裂為東魏和西魏，不久東魏被北齊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雲州地區歸北周管轄，北周武帝時在這裡設永豐鎮。
公元581年，滅亡了北齊統一北方的北周也走向滅亡，被外戚楊堅篡位建立了隋朝。兩年後，永豐鎮被改為豐州。
隋朝結束了數百年的分裂，實現大一統，也有“開皇之治”，本該國祚綿長。可第二任皇帝楊廣想更長一層樓，結果透支國力，迅速分崩離析。以外戚身份奪得帝位的楊家被自己的表親李淵所篡，唐朝建立。
唐朝對隋朝的豐州仍沿用其名，但其豐州治所在漢廣牧故城，即今五原縣界內東土城，統轄範圍大致相當於今巴彥淖爾盟和包頭市的大部分地區，伊克昭盟北部和呼和浩特西北部的部分地區。
唐朝開創了前代未有的天下格局，不僅是中原皇帝，還拿過了突厥汗國的法統，成為“天可汗”，真正做到了“君主華夷”，即所謂“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而豐州地區便成為“愛之如一”的試驗場。
630年唐朝征服突厥後，將其部落安置於東起幽州，西至靈州的廣大地區，而豐州又是集中安置的地方，使得豐州“不領縣，唯領蕃戶”。貞觀以後，突厥諸部落來歸附者,也“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而突厥之後，回鶻等族也有大量部落“來投豐州”。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的五代其實力和威信都根本無力維持唐朝原有的天下秩序，原本在“天可汗”治下各安其位的各民族也都開始各爭雄長。其中，契丹人在其首領耶律阿保機帶領下強勢崛起，公元916年，在征服了突厥、吐谷渾、党項各部後建立遼朝，又吞併室韋諸部，滅亡“海東盛國”渤海國，成為一大強權。
920年，遼佔領後唐治下的豐州，並立即徙其吏民於原豐州以東陰山以南，建立了新的豐州。而這裡便是今呼和浩特市機場所在地的白塔村。經過千年流變，今天呼和浩特市城區，終於成為主角。
豐州城自建成後，遼、金、元三代沿用，長達450年之久，遼金時期是軍事重鎮，兩代都曾派天德軍節度使鎮守過豐州城，所以也有人稱豐州城為“天德軍城”。因為隋、唐、遼三代都以豐州為名，因此呼和浩特地區從此被稱為“豐州川”。
遼王朝為了促進與中原地區的物質交流，在豐州城開設了由官方經辦的商業貿易市場“榷場”。榷場的設立，極大地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到了金代，豐州川一帶更為發展，出現了“牧馬蕃息、多至百萬，農耕田地，數千餘頃”的繁盛景象。
據史籍記載：遼代的豐州，當時就有人家12000餘戶。到金代後，豐州已有人家22680餘戶，其中城市居民已達數萬人之多，不僅經濟發達，且文化昌盛。至今保存完好的遼代萬部華嚴經塔（俗稱白塔），便展現了其地還是重要的佛教中心。
呼市崛起的象徵——萬部華嚴經塔
金代末期，連年的戰爭使豐州城遭到嚴重破壞，一直到元代初期才又重新得到恢復和發展。
元朝建立後，經過數十年的努力，豐州城再度呈現出繁榮景象。
元朝推崇商業，鼓勵經商，營商之風遍及全國，對外貿易規模空前絕後。而對外貿易在南方是以江浙行省為中心的海路貿易，而北方便是絲綢之路為通道的陸路貿易。
絲綢之路進入元朝，其所經之地興起了一系列商業城市，如應昌（今內蒙古克什克騰旗魯王城）、德寧（今內蒙古包頭敖倫蘇木古城遺址）、淨州(今內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亦集乃路（今內蒙古阿拉善盟黒城遺址）、集寧（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右翼前旗巴音塔拉鄉土城子村北）等都成為當時重要的商貿都會，而豐州城也從勾通南北、連接東西的邊疆重鎮成為車馬絡繹、市場喧囂的塞外商城。
元朝重臣劉秉忠曾幾次來過豐州城，留下了《過豐州》詩一首：
晴空高顯寺中塔，曉日平明城上樓。
車馬喧闃塵不到，吟鞭斜嫋過豐州。
而在那座遼代修建的萬部華嚴經塔中，後世考古隊發現了現存最古老的紙幣，元朝的交鈔“中統元寶十文交鈔”，也證明了這裡曾經的商旅雲集百貨交匯。
公元1368年，大元朝走向了末路，來自南方的明軍勢如破竹，迅速推進到帝國的首都大都城下，而元朝的末代皇帝元惠宗卻沒有據城一戰的勇氣，率皇后、皇妃、皇子及朝臣百餘人北走上都。
首都丟失，皇帝出逃，元朝的歷史似乎至此終結了。但其實不然，正如《明史紀事本末》作者谷應泰所言，元惠宗妥歡帖木兒並沒有如宋朝末帝一樣被俘虜，也沒有如明朝末帝一樣自盡，而是帶著皇室北逃，“北出漁陽，旋輿大漠，整復故都，不失舊物，元亡而實未始亡耳”。
隨著元惠宗的北逃，元朝滅亡，但北元的歷史也與明朝同時開始，元惠宗是元朝的末代皇帝，卻是北元的開國皇帝。“北元”是朝鮮史料的稱呼，明朝稱之為“殘元”或“故元”，而現代史學界則以“明代蒙古”稱呼。
這個政權，幾乎與明朝相始終。
青色的多寺之城——俺答汗的奇蹟
3
在明朝初年，明軍與北元軍在漠南地區不斷鏖戰，北元希望克復大都，中興大元，而明朝希望永清沙漠，君主華夷。包括豐州在內的眾多商業城市淪為交戰修羅場，相繼敗落。豐州一度被明軍佔領，後因北元不斷反攻，只得於1373年棄其地，遷其民，從此成為廢城。
在北元初期，元惠宗、昭宗、天元帝前後三代尚能維持穩固的朝廷，指揮元軍為恢復中原而戰鬥。在昭宗朝，還有過擊敗明朝名將徐達、李文忠的“嶺北大捷”， 但亡羊補牢已經太晚，在新興明朝的強力軍事打擊下，北元朝廷不斷播遷，即使曾取得“嶺北大捷”這樣的勝利，也僅能自保，再無力重返中原。
1388年，明朝大將藍玉奇襲北元汗廷所在地捕魚兒海（今貝爾湖），一舉摧毀了北元汗廷武裝，北元天元帝逃亡後被殺，眾多重臣戰死，大量宗王、官員、士兵被明軍俘虜。
捕魚兒海之敗與天元帝的死，標誌著穩定的北元朝廷不復存在，蒙古高原從此陷入群雄逐鹿的亂世。
在長達九十一年的時光中，北元蒙古經歷了無數的混亂、殺戮與黑暗，直到公元1479年，才迎來了重新安定的曙光。
這一年，巾幗英雄滿都海皇后立忽必烈家族最後一位男性後裔巴圖孟克為北元可汗，汗號達延汗（大元汗），並下嫁於他。這對夫妻先後用了三十七年時間，重新統一了除衛拉特之外的蒙古各部，實現了北元的“中興”。
中興蒙古的達延汗與滿都海夫人
實現中興後，達延汗將從前各小領地合併為六個萬戶，仍分左、右兩翼。左翼三萬戶為：察哈爾萬戶、兀良哈萬戶、喀爾喀萬戶，這三個萬戶由北元大汗直接管理，汗廷設在察哈爾萬戶之內。右翼三萬戶為：鄂爾多斯萬戶、蒙郭勒津萬戶、永邵布萬戶，這三個萬戶由右翼三萬戶濟農管理，濟農即“晉王”的蒙古語轉音，相當於副汗。而蒙郭勒津萬戶的駐牧地便是在豐州川。
1516年，蒙古中興之主達延汗病逝，因為達延汗的長子圖魯博羅特早逝，按照達延汗的遺囑，其嫡孫，圖魯博羅特長子博迪繼承了蒙古大汗汗位。可是，博迪年紀幼小，達延汗第三子，右翼三萬戶濟農巴爾斯博羅特憑藉自己長輩的身份以及掌控右翼三萬戶的強大實力，逼迫博迪讓位，自任可汗。
達延汗所立的法統早已深入人心，各部貴族和大臣都反對巴爾斯博羅特的篡位，只是因為博迪年幼而暫時隱忍。三年後，博迪已經成年，在眾多大臣的擁戴下逼迫巴爾斯博羅特退位，不久巴爾斯博羅特便在抑鬱中一病不起。
巴爾斯博羅特雖然的齎志以歿，但他的兒子們卻都是卓越的英雄，其中的佼佼者，便是阿拉坦汗（明朝史籍中成為俺答）。
阿拉坦是巴爾斯博羅特的次子，父親去世後，大哥袞必力克繼承了濟農之位，獨領鄂爾多斯部，併兼管右翼三萬戶，他自己僅繼承了蒙郭勒津萬戶的一部分。在國法上，他必須對博迪汗惟命是從，在家法上，他也只能是大哥的幫手。
在此後的四年中，阿拉坦跟隨著博迪汗和袞必力克，屢次出兵南征明朝，在明朝的史籍中，人們常常能看到“俺答攻大同”、“別部俺答擾大同”之類的記載。
從十三歲成長到十七歲，也還僅是少年，這些戰爭未能有太多的物質的收穫，不過是履行做臣子的職責而已。但戰火硝煙，卻將他的意志磨練的堅韌頑強，更培養了他卓越的指揮才能。
1523年，達延汗冊封的六大萬戶中，唯一沒有由他兒子執掌的兀良哈萬戶掀起了反旗。博迪汗召集各萬戶兵馬，開始了長達十四年的討伐戰爭。
阿拉坦跟隨大哥袞必力克積極參與了這場戰爭，十四年之間，功勳赫赫，而且獲得了大量屬民和財物，自己的實力不斷壯大。
到1538年，兀良哈萬戶再也支撐不下去了，只得向汗廷投降。而博迪汗沒有寬恕他們，將其大小首領全部處死，而屬民則拆分分配於其他各萬戶當中。在這次拆分重組當中，最為獲益的，便是阿拉坦和他的大哥袞必力克，四弟伯斯哈爾。非但如此，博迪汗還賜予他們汗號，阿拉坦的封號是“索多汗”。從此，阿拉坦被稱為阿拉坦汗。
在與兀良哈的征戰中，阿拉坦汗已經將自己的部落經營的兵強馬壯，在拆分兀良哈萬戶時又獲得了更多的屬民。這樣一來，除了大哥袞必力克之外，他成為了右翼三萬戶最強大的貴族。
不久，阿拉坦汗便兼併了四叔阿爾蘇博羅特的土默特部。土默特部佔了蒙郭勒津萬戶的大半，阿拉坦汗控制了土默特部，也就間接控制了蒙郭勒津萬戶。在這之後，右翼三萬戶中便出現了土默特萬戶，而蒙郭勒津萬戶則不再為人們提起。
之後四年，阿拉坦跟隨大哥袞必力克向西遠征，將右翼三萬戶的勢力擴展到青海、河西走廊一帶。
1542年，右翼三萬戶濟農袞必力克英年早逝，年僅三十五歲。雖然其子繼承了濟農之位，但無論威望和能力都無法與阿拉坦汗相比，於是右翼三萬戶的實權便落入阿拉坦汗手中，他終於從幕後走上了前臺。感到他已經難以駕馭的博迪汗，也不得不表示出友好，加封他為“土謝圖汗”， 這已經是僅次於蒙古大汗最尊貴的汗號了。
五年後，博迪汗在四十四歲的盛年撒手人寰，在北元，已經沒有人能夠制約阿拉坦汗了。博迪汗之子達賚遜繼位，自知無法與阿拉坦叔叔較量，而汗廷所在地又離右翼太近，於是下定決心，率領汗廷及左翼諸萬戶東遷，到遼東一帶駐牧。
阿拉坦汗開始大施拳腳，數年之中，他不但將左翼萬戶遷徙後的牧場土地收入囊中，鞏固了對河西走廊和青海的控制，更頻繁南下攻打明朝，甚至在1550年兵臨北京城下，雖無力攻陷北京，卻在其周邊擄掠三個月之久。同時，他一度攻入西域，對汗廷的宿敵衛拉特蒙古給予沉重打擊，逼迫四部衛拉特中的土爾扈特部首領將女兒嫁給自己。
雖然軍事上無有敗績，但阿拉坦汗並非只恃武力的一勇之夫，在縱兵四方的同時，他也在認真的經營著自己的根據地豐州川。
因為蒙古與明朝連年的戰爭，明朝大量人口被掠入蒙古，而明朝的一些苛政，也使得大量“苦於峻削”、“失事避罪”的難民進入蒙古。以往蒙古各部貴族對於漢人的投奔者或俘虜，都是分發到各個貴族屬下，只能增加一些勞動力。而阿拉坦汗卻改變策略，將他們統一安置在豐州川一帶居住管理。
這些人雖然背井離鄉，很多是以俘虜的身份來到蒙古地區，但因為蒙古“雖有君臣上下……干戈之暇，任其逐水草畜牧自便”，不至於“里胥執策而侵漁之矣”，所收賦稅，都類似“歲種地不過（納）粟一束，草數束，別無差役”，因此反而安居樂業。原本的草原地帶出現了“開良田千頃”、“村連數百”的景象，有了小型城市——“板升”。
所謂“板升”，其實是“百姓”的蒙古語轉音，漢人百姓的聚居地便是“板升”。豐州川上形成了大板升十二部，小板升三十二部的城市群。
正因為如此，阿拉坦汗不但有著勇猛的士兵，更擁有了和明朝不相上下的手工業，在明朝人的筆記中，對阿拉坦汗軍隊的精良裝備有著詳細的記錄：其戰刀“明光耀目”、“望之如冰雪然”，其弓箭“滿至三二十步發之，輒洞甲穿胸”，且“有數十年不壞者”，而鎧甲更是“以鐵為之，或明或暗，制與中國同，最為堅固，矢不能入，徒躍如也”。
憑藉著這些，阿拉坦汗東成為北元第一大勢力，“自上谷抵甘涼，穹廬萬里，東服土、速國，西奴吉、丙”，是漠南的無冕之王。
在阿拉坦汗收容的漢人中，有很多白蓮教徒，其中的丘富、趙全、李自馨、王廷輔、呂西川、張彥文、劉天麟等人不但精通各種技藝，而且頗有謀略，獲得了阿拉坦汗的信任，逐漸成為豐州川地區的各個“板升”的領主。正是這些人，在1565年擁立阿拉坦汗“稱帝”，“焚楮贊呼萬歲,如漢天子禮”。
阿拉坦汗自己建立政權，似乎是要和北元汗廷分庭抗禮。可是，他並沒有發動對汗廷或其他萬戶的戰爭，因為從達延汗中興以來，達延汗的子孫們還從沒有相互之間同室操戈，達延汗也曾留下“昔日四十萬蒙古，所餘僅此六萬之國矣。若其壞之，則吾為天下共主，又有何功焉”的遺言，阿拉坦汗終究不敢背上“傷殘骨肉”的罵名。
不能用武力解決汗廷，那獲得合法性的方法，便只能是盡全力征服明朝，只要能夠佔領中原，恢復大都，那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於是，在趙全等人提出的“塞燕門，據云中，侵上谷，逼居庸”以成“南北之勢”的戰略下，阿拉坦汗頻繁南侵。
但戰略的實施並不順利，明朝雖然邊備衰敗，大多數情況下只是被動挨打，但要真正佔領長城以內土地則還太不現實。明軍也經常出塞進行“燒草”“搗巢”的騷擾。曠日持久的戰爭，阿拉坦汗在領土上沒有任何進展，只導致了“華夷交困，兵連禍結”。
1570年，已經六十二歲的阿拉坦汗已經對自己“有天分”感到絕望了，五年過去了，自己建立的政權沒有得到蒙古各部的承認，而征服明朝也是不可能完成任務。草原上的貴族大多享壽不永，自己年過花甲已是難得，再堅持虛無縹緲的希望，還有多大意義？
這就在此時，一起事件給了他下臺階的機會——他最疼愛的孫子大成臺吉因為他將其準備迎娶的第三個妻子轉配鄂爾多斯部，便棄部逃亡，到明朝山西行都司平虜衛敗胡堡，叩邊乞降。而明朝方面，也借這個機會，表示了和平的誠意，願意送還大成臺吉，並達成和議。
阿拉坦汗答應了明朝的條件，將趙全等漢人臣下綁送明朝，迎回了孫子。1571年，他接受明朝朝廷封賜的“順義王”王號，成為了明朝的屏藩，每年冬至都接受明使前來頒佈“大統歷”以表示“奉正朔”。明朝史冊中，將這一事件稱為“俺答封貢”。
在明朝的援助下，他開始大規模修建城市和宮殿，營造自己的安樂居。當土默川開始出現板升之後，他也曾打算修建重樓殿宇，但因為戰爭頻仍，總是在修建不久便毀於戰火。而這次，曾經不斷出兵燒燬板升的明朝卻送來了建築材料和工匠。
從“俺答封貢”的1571年開始，經過四年的營造，到1575年，一座坐落在大青山之南，黃河河邊，擁有“八座奇美閣樓”、“玉宇宮殿”的城市拔地而起，與萬部華嚴經塔所在的原豐州城距離十八公里。
這座城市，是阿拉坦汗仿照元大都規制所修建，其規模宏大，不僅在蒙古地區首屈一指，連見慣了通都大邑的明朝人，也發出了“築城絕塞跨岡陵，門啟重關殿百層，宴罷白沉千帳月，獵回紅上六街燈”的感嘆。
阿勒坦汗廣場上的阿勒坦汗塑像
這座城市，名為“庫庫合屯”，這便是呼和浩特，“庫庫”即“呼和”，意思是“青色的”，“合屯”便是“浩特”，意思是城市。呼和浩特是“青色的城市”，因為其城牆是用青磚築就，因此得名。而因為是阿拉坦汗臣服明朝後建城，明朝萬曆皇帝賜名為“歸化城”。
呼和浩特城建成後，不僅是阿拉坦汗的統治中心，而且成為明蒙貿易的重要樞紐，人口迅速增加，很快便有十萬之眾。而擁有牧業、農業和城市貿易的豐州川，也成為北元蒙古最富庶繁榮的地區。
不再與明朝交戰，阿拉坦汗開始考慮如何獲得在北元的更高地位。他接到了藏傳佛格魯派教主索南嘉措的橄欖枝：如果他皈依佛教，並允許格魯派在蒙古傳教，那麼索南嘉措將會把“轉世論”與“佛授轉輪王權”授於阿拉坦汗——阿拉坦汗是轉輪王成吉思汗、忽必烈汗的轉世，他的轉世是佛的旨意，即便是非嫡長直系，汗位的繼承也是合理合法的。
這樣，既保留了蒙古民眾對成吉思汗的崇仰，又剔除了“天賦汗權”、“嫡長繼承”的傳統觀念，以完整的宗教理論為阿拉坦汗爭奪汗權保駕護航。
這樣的條件，阿拉坦汗是無理拒絕的。1578年五月十五日，宣佈皈依佛教的阿拉坦汗與索南嘉措在青海察卜恰勒廟會晤，舉行了有蒙古、藏等各族人眾多達十餘萬人參加的法會。在這次法會上，阿拉坦汗被索南嘉措授予“轉千金輪咱克喇瓦爾第徹辰汗”尊號，而他則賜封索南嘉措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賴喇嘛”尊號，這便是藏傳佛教最高領袖達賴喇嘛的由來。
1580年，回到呼和浩特後，阿拉坦汗便在下令在城中興建了蒙古地區第一座黃教寺院“大召”，明帝賜名“弘慈寺”。而從大召開始，呼和浩特地區諸多寺廟相繼而起，逐漸形成了俗諺所謂“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個免名召”規模的寺廟群，“殿宇壯麗比擬佛國”。
大召——呼和浩特市中心
故老相傳，極盛時，若到“佛燈節”，各寺院沿院牆點起酥油燈，離城數十里，仍能看到燈火輝煌，映照天際。清末來此的外國傳教士，也留下了這樣的記錄：“這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其貿易規模在中華帝國的北方絕沒有可以與之媲美的，但是該城則更以其寺院的數目和著名程度而與眾不同”。呼和浩特因此也被稱為“召城”， 意即“多寺之城”。
而對於蒙古人來說，一場文化上的深刻變革也隨之開始，數十年間，藏傳佛教從土默特草原開始捲起一股颶風，東到嫩江流域，西到天山南北兩路，北至貝加爾湖周邊，幾乎席捲了蒙古草原的各個角落。蒙古各地寺宇林立，僧眾遍地，曾經與刀劍、弓馬、戰鬥旦夕不離的蒙古人，生活中被更多的朝佛、唸經、供奉、祈禱所代替。
後世對於阿拉坦汗引進佛教褒貶不一，更多人認為此舉使得蒙古傳統權威喪失，消磨了蒙古人的銳氣和尚武精神，使得蒙古人再也無法統一，分崩離析的狀態再也無法改變，最終亡於外力征服。
但是，一個民族的盛衰興亡又豈能完全歸結於一種宗教呢？而佛教的傳入，讓蒙古人有了脫離生產和戰爭的知識階層——僧侶集團，文字得以規範，眾多史籍得以流傳，並擁有了新的民族粘合劑，這又何嘗不是正面的影響？
至於佛教傳入給蒙古帶來了什麼，阿拉坦汗無法預料的。非但如此，他所寄予希望的最直接的政治利益——合法性的獲得，也隨著佛教迅速傳播蒙古各地而無從談起。
北元正統大汗圖門汗（明朝史籍中稱為土蠻）便緊跟其後皈依佛教，邀請三世達賴前去汗帳，並以大汗的名義推動佛教傳播。其他各萬戶首領也紛紛修建寺廟，迎請西藏高僧駐錫。
達賴喇嘛雖然是阿拉坦汗冊封，但因為各首領爭先恐後的皈依，迅速成為類似基督教羅馬教皇似的人物，有了頒賜尊號的權力。到十七世紀，蒙古各部的汗、琿臺吉等封號，沒有格魯派教廷的冊封，便不被承認。
這樣的狀況之下，煞費苦心得到的“佛授轉輪王權”對於阿拉坦汗來說，意義已經微乎其微。
1582年一月十三日，阿拉坦汗離開人世，享年七十四歲。在他去世四十五年後的1627年，北元汗廷最後一任大汗林丹汗因為與後金汗國的戰爭屢屢失敗，不得已西遷，兵鋒直指土默特在內的右翼三萬戶。從1627年4月至1628年（明崇禎元年）正月，包括土默特萬戶在內的右翼三萬戶均被擊敗。其地被林丹汗佔領。
而林丹汗吞併右翼三萬戶後，並沒能挽回自己失敗的命運。1632年4月，後金可汗皇太極起兵10萬遠征林丹汗。林丹汗無法抵擋，率部西撤，原右翼三萬戶的領地又落入後金政權之手。
皇太極下令“燒絕板申（板升）” ，對包括呼和浩特城在內的大小城市進行破壞洗劫。在這場劫難中，各大寺廟因皇太極有著“興黃教，所以安眾蒙古” 的策略而倖免於難，以寺廟為中心的城市雖然滿目瘡痍，但總算沒有徹底淪為廢墟。
歸化與綏遠——宗教之城與近世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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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代順義王，阿拉坦汗的曾孫俄木布洪臺吉歸順皇太極。皇太極念其主動歸降，又有顯赫身世，詔令“安堵如故”，對土默特部的領地以及俄木布洪臺吉的地位予以承認和保護。
然而，對於土默特汗室這一曾經執漠南蒙古牛耳數十年，聲威顯赫的家族，後金政權終究不能放心。於是，在1635年發生了著名的“廢爵事件”。是年，皇太極藉口有人告發俄木布洪臺吉謀反，將其貶為庶人並押往盛京。從此阿拉坦汗的子孫失去了土默特的實權，僅保有閒散爵位。
1636年，已經改國號金為清的皇太極即皇帝位，將土默特定為都統旗，分為左右兩翼，兩翼各一旗，分別設都統管轄。
按照清朝管理蒙古的盟旗制度，都統旗與札薩克旗不同，扎薩克旗的蒙古王公就是本旗封建領主，完全享有治權，可以在旗內“君國子民”。而都統旗則由清廷直轄，都統事事不得擅專。呼和浩特被清廷沿用明朝名號，稱為歸化城，是土默特的統治中心。
清初數十年間，在南方有著明朝的殘餘勢力南明抗清，而在北方也有著北元的殘餘勢力與之對抗。達延汗當年冊封的六大萬戶中的喀爾喀萬戶，其地在漠北草原，北元林丹汗敗亡後，喀爾喀萬戶與衛拉特結盟，抵抗清朝的征服。
雖然在1691年，喀爾喀臣服於清朝，但衛拉特蒙古整合為強大的準噶爾汗國，成為清朝大敵。而歸化城是“京畿之鎖鑰，晉垣之襟帶，烏（蘭察布）伊（克昭）諸盟之屏蔽，庫（倫）科（布多）、烏（裡雅蘇臺）諸城之門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廷自然不能放心完全交給土默特。
1693年，清康熙皇帝命費揚古為安北將軍，駐節歸化城。然而，畢竟歸化城當初的修建不是作為軍事要塞，有“城小濠狹，勢難禦敵”的缺陷，雖經清廷兩次拓展城牆，但其防禦能力依然有限，城內仍然不能滿足八旗駐防的需要。
於是，1737年，乾隆皇帝在距歸化城東北部2.5公里處另建一座軍屯城，1739年竣工。山西右衛的“綏遠將軍”率八旗滿蒙漢軍移駐此城，清廷以將軍的稱號賜名“綏遠城”。
從此，歸化城被稱為舊城，綏遠城為新城。綏遠城建立後，雙城並置的城市格局形成，逐漸歸化與綏遠並稱，稱為歸綏。
1759年，乾隆皇帝滅亡準噶爾汗國，收天山南北於囊中。歸綏也就結束了因軍事而變化的時代，格局徹底固定下來。
歸化城主要是溝通草原與內地的商業用途，而綏遠城則是駐軍監視穩定邊疆的用途。
原本豐州川在阿拉坦汗時代便有大量漢人百姓居住，後經戰亂，人口損失很大，隨著局勢漸趨穩定，再加上內地人口滋生，人多地少，山西山東大量漢人百姓進入豐州川，“晉省殺虎口外歸化城一帶，土默特蒙古地方袤延七八百里，內地民人逐漸居住耕種，與蒙古錯雜而處，歷年既久村落相望，與內地郡邑無異”。
清廷對於各族百姓，採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因此從1723年開始，在歸化城設置管理漢人的官府“歸化城同知”。到1741年 ，清廷設歸綏道，駐歸化城西札達海河西岸，屬於山西省的派出機構。使得歸綏形成了一地三管的局面，蒙古人眾歸土默特都統管轄，滿洲八旗歸綏遠將軍管轄，而漢人百姓歸歸綏道管轄。
直到清朝末年，為了應對外力入侵和革命風潮，清廷才將所有事權統歸綏遠將軍管轄。
在清代，歸化城形成了內外兩城的形制。綏遠城由於功能主要是駐防，因此，居民住宅、店鋪和娛樂場所都在歸化城的城內外興建。以城中心鼓樓為界，內城中多為衙署、議事廳等官府機構; 外城則主要是蒙古官吏的居住區; 一般平民百姓的住宅多散居在外城城牆的周圍，尤以南門外一帶最為集中。
漢人商賈們在南門外大道兩側競相佔據地盤，租賃或興建房舍，開設買賣字號。而眾多的藏傳佛教寺廟也成為一個個地標，街道往往以召廟為中心修建，南北道路與召廟的大門相對，東西向道路連接各召廟。
清道光末年的法國傳教士古伯察曾來到歸綏，他對歸化城印象不佳，認為太過混亂：
除了高出其他建築的喇嘛寺之外，大家只能看到一大片雜亂無序地擠在一起的房舍和店鋪，舊城的城牆尚完整地存在著，但城中過多的居民被迫遷出城外，大批房舍在不大為人察覺的情況下於城外建成，形成了大片居住區。現在，城郊的規模正發展得與城內一樣大了。
而綏遠城在古伯察的筆下則整潔美觀：
城市的市容整潔美觀、非常龐大，甚至在歐洲也會令人讚不絕口……城內唯一引人注目處是其規則性和一條由東穿向西的寬大而美麗的街道……該城可以被 視為一座大兵營。
古伯察覺得歸化城混亂而綏遠城整潔，但城市活力恰恰是在歸化城。這裡是重要的商貿中心，著名的晉商商號大盛魁的總號遍設在這裡，靠著壟斷對蒙對俄貿易，成為當時的商業帝國，極盛時股本達到七千餘萬兩白銀之巨，上萬名夥計，兩萬多峰駱駝組成的商業流水線，以歸化城為中心溝通南北。
商業壟斷使得蒙古各部遭受晉商重利盤剝，“蒙古生計頗艱，貧瘠日甚”，卻也促成了歸綏的畸形繁榮，各類手工藝作坊遍佈全城，旅館飯店茶樓酒肆娼寮妓館無所不有，各類宗教寺觀也爭奇鬥豔。
藏傳佛教寺院的繁盛自不必說，漢傳佛教也開始興盛起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漢傳佛教的勢力日益熾盛，僅城內就建有大小佛寺四五十座。
在清廷興建綏遠城時，在城內建造了十二座道教道觀，又專門從北京白雲觀選派了十餘名滿籍道士，隨同八旗駐防官兵一同遷入綏遠城，分住於12座道廟之中，在官方的扶植下開展宗教活動。雖然興盛程度與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寺廟相比稍弱一些，但因得到政府的鼓勵和支持,使道教的勢力得到了迅速地發展。
儒釋道一向相輔相成，佛道兩家先行一步，儒家自然也不能缺位。從清雍正初年到光緒初年，歸綏先後建起了蒙、滿、漢三座文廟和三座文昌廟。在一座城市中同時存在三座由不同民族分別供奉的文廟和文昌廟，是清朝統治者對蒙、滿、漢“分而治之”政策的體現。
儒釋道雖然齊全，但仍滿足不了民間百姓的需要，各行各業都要有自己的神祗。比如商人們都要祭拜關帝和財神，又因商業經營性質不同，販牛的要祭拜牛王，販馬的要祭拜馬王，販羊祭拜羊神，販酒祭拜酒神，販藥則要祭拜藥王。而工匠及其它行業也各有神明需要供奉，木匠、泥瓦匠要供奉祖師爺魯班，銅匠、鐵匠要供奉火神，鞋匠供奉孫臏，紙匠供奉蔡倫，畫匠供奉吳道子，梨園弟子供奉郎神等。於是乎，各類俗神寺廟也鱗次櫛比，關帝廟、財神廟、神農廟、魯班廟、馬王廟、牛王廟、羊王廟等等多達八十五座之多，不僅數量上不比儒釋道三家的正統寺廟少，要論香火旺盛恐怕還有過之。
三教並存，俗神林立，已經有些諸神狂歡的意思了。而時勢似乎還覺的不夠熱鬧，又相繼讓伊斯蘭教和基督教加入了進來。
從清朝雍正年間開始，陝西長安、大荔等地的回民因販賣牲畜及從事其它行業而遷來，逐漸形成了回民聚居區，而隨著聚居區的逐漸擴大，大小不一的清真寺也建立起來，先後有十餘座之多，其中尤其以清真大寺最大，寺中作為宣禮塔的“望月樓”，在沒有現代化高樓的時代，是歸綏最高的建築。1950年時，回民聚居區成立了歸綏市回民自治區，是中國市轄區成立的第一個回民自治區。
清真大寺及望月樓
到了清末，西力東侵，清廷一直在嚴厲限制的基督教成為脫韁之馬，迅速傳遍全國，蒙古地區也不例外。
羅馬教廷將蒙古教區劃歸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管轄。1865年，來自比利時聖母聖心會的教士們成為在蒙古教區傳教的主力。比國傳教士自寧遠、後壩地區向西和西南方往內蒙古的土默川、河套和鄂爾多斯等地擴張。1874年，歸綏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雙愛堂”，之後又有很多教堂拔地而起。待到1922年，羅馬教廷成立綏遠教區，歸綏成為教區主教所在地，此後歸綏便成為天主教在內蒙古西部地區的中心。
待到光緒中葉，基督教的新教也進入歸綏，美國宣教會、瑞典協同會等新教教會先後到來，新教教堂也隨之如雨後春筍出現，其中最大者是通順街之新教教堂。
不大的歸綏城，幾乎存在著世界上所有宗教，這樣的情景莫說在中國，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很少見的。
當年如有人前來觀光，登高俯瞰全城，看到哥特式建築風格的天主教堂鐘塔上的鐵十字架、土耳其式建築風格清真大寺望月樓上的星月教徽、蒙藏建築風格佛寺殿脊上的輝煌金頂等景觀錯列並存，其人恐怕真會有目眩神迷之感。
1912年，清朝壽終正寢，而幾乎在同時，外蒙古宣佈獨立組成庫倫政府，並興兵南下，準備將內蒙古也拉入獨立運動。接替清朝的北洋政府一面派兵抵禦，一面與庫倫政府的支持者沙俄談判，總算換得了外蒙古撤軍，但外蒙古、呼倫貝爾地區都被沙俄所控制。北洋政府無力與之相抗，只能退而在內蒙古加固藩籬。
1914年，民國政府先後設置熱河、察哈爾、綏遠三個特別區，其中綏遠特別區轄原山西省綏遠道及內蒙古地區的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治所設在歸綏。
1928年，隨著北洋政府在國民革命軍的北伐而潰滅，中國進入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這一年，國民黨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將綏遠特別區改為綏遠省。1929年1月，綏遠省正式成立，省會為歸綏。綏遠省的轄區包括：歸綏、包頭二市，伊克昭盟七旗、烏蘭察布盟六旗、察哈爾右翼四旗、土默特旗，共18個旗;；轄區內有集寧、豐鎮、涼城、興和、陶林、包頭、歸綏、武川、薩拉齊、固陽、托克托、和林格爾、清水河、五原、臨河、安北、晏江、米倉、狼山、東勝等 20個縣和陝壩鎮、桃力民辦事處、達拉特旗民眾組訓處。
清朝滅亡，晉商的壟斷經營難以為繼，商路斷絕，百業凋敝。而各方軍閥的混戰，土匪亂軍的肆虐，乃至各種革命風潮的此伏彼起。歸綏無論是作為塞外商業重鎮還是宗教名城，都已衰敗，僅靠著行政地位而保有一些體面。
1937年10月，日寇侵佔歸綏，改歸綏為“厚和豪特市”，成為偽蒙古自治政府治所所在地。抗戰勝利，國民政府收復歸綏，改“厚和豪特市”為歸綏市。
1947年，共領導的內蒙古自治區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成立，後又遷到張家口。內蒙古自治區雖然宣佈管轄地域包括察哈爾省、興安省以及寧夏省、熱河省、黑龍江省和綏遠省的部分地區，但實際上大部分疆域包括歸綏都還在國民政府手中。直到1949之後，才真正開始內蒙古自治區的整體規劃。
1952年6月27日，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由張家口遷到歸綏市。1954 年 4 月 25 日，歸綏市改稱呼和浩特市，從1575年阿拉坦汗建成“庫庫合屯”城，歷經三百九十七年風雨，這座城市又變回了自己曾經的名字。
自治區政府遷到呼和浩特後，很快便進行了大規模改造，在“民族形式、社會主義內容”及“蘇聯的俄羅斯巴洛克風格”影響下，大量古建築包括各種寺廟道觀被拆除，建起了一批以蘇聯模式、國際式方盒子及大屋頂為特色的新式建築。但由於資金的短缺，完全改造並未完成，結果出現了新者自新，舊者自舊，雜亂無章的情形。
之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呼和浩特又有過兩次次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曾經殘存的老街區被徹底消滅，還能展現古城風貌的，僅剩下幾處古蹟而已。時至今日，呼和浩特的城區改造還未結束，地鐵在修建，城區在擴張，樓堂場館仍在不斷興建，日後會以什麼樣的身姿出現，只能拭目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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