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子始載於《神農本草經》，為烏頭子根的加工品，其味辛、甘，有毒，歸心、腎、脾經，具有回陽救逆、補火助陽、散寒止痛的功效。歷代醫家皆視附子為臨床要藥，用之得當，效如桴鼓，立起沉痾。但附子毒性亦大，使醫家在臨床應用時頗為掣肘。
目前有關附子臨床用量的文獻以經驗報道為主，在具體疾病、病證程度、附子的劑量、配伍及煎服法方面存在或多或少的差異。
有學者基於古今文獻梳理了附子的歷代臨床用量，總結其用量規律，並對其中的內在原因進行探析，為臨床更安全有效地應用附子提供一定參考。
選取中國知網建庫至2021年7月發表的對東漢至今各個時期附子臨床用量的研究結果，按歷史朝代歸納附子的用量數據，具體用量情況如下。
以現行《藥典》附子用量（3~15 g）為參照
①漢唐時期附子的最小用量較大，為6.9~13.8 g，其餘時期的最小用量均在3 g上下波動。
②附子歷代最大用量變化較大，漢唐時期附子最大用量較大，至宋代有較明顯下降，金元明時期最大用量仍不大，至清代最大用量恢復至與漢唐時期相近，當代醫家進一步提高了附子用量的上限。
③從最常用量來看，張仲景經方中附子的用量並不算大，唐代最常用量有所增加，宋金元明清時期的最常用量減少，當代用量有所增加。
④張仲景附子的最常用量並不大，最大用量也少於唐代及清代。按最大用量，漢唐時期重劑應用附子的情況並未在宋金元時期延續，反而呈現斷崖式的下降。清代附子最大用量明顯增長，且其增長之勢在後世得到了延續與發展，當代附子的最大用量已達200 g，遠高於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結合中醫學發展歷史，始於晚清的扶陽派在突破張仲景用量、重劑應用附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期的扶陽派醫家祝味菊醫案中的附子最大用量及常用量明顯高於著名經方家曹穎甫。
⑤從常用量範圍來看，除唐代及金元時期外，大部分歷史時期湯劑中附子的常用範圍與《藥典》規定範圍接近。
根據所歸納的附子最常用量及常用量範圍、最大用量、最小用量，結合古代文獻及現代研究成果，對附子的歷代用量規律進行歸納和分析。
最常用量大體遵循“漢唐大、宋金元明清小、當代增”的一般規律
附子作為經方常用藥味之一，如前所述，其最常用量大體遵循“漢唐大、宋金元明清小，當代增”的主流方藥用量規律。傅延齡教授對經方50味常用藥物從漢代到當代的臨床用量數據進行了統計，將這2000年曆史按方藥用量大小劃分為4個時段：漢唐為“用量大、範圍廣”的“大湯劑”階段，宋金元為“用量小、範圍窄”的煮散劑階段，明清和民國為“用量小、藥味少”的“小湯劑”階段，當代為“藥味多、用量增”的“新大湯劑”階段。
形成上述臨床方藥用量變化規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漢唐時期流行大湯方，與漢唐時期的氣候寒冷、疫病流行、煎服方式、藥材質量、溼度及加工精度、藥味數量等皆有關係。
北宋開始盛行散劑，既與朝廷基於政治、經濟、人口、宗教、市場交易與管理等方面的考量推行散劑有關，也與醫家受疾病譜、醫療安全、醫學教育模式及便於煎煮等因素影響選擇散劑有關。宋金元醫家“久用散劑，遂忘湯法”，漢唐大湯劑的大劑量因此被小劑量取代。明清主流劑型又恢復為湯劑，或因散劑用量過小及藥材質量難以把控，但明清湯藥用量仍遠小於漢唐時期，這與宋元時期多用散劑的影響及醫家用藥經驗有關。
歷代常用量與現行《藥典》規定範圍接近
現行《藥典》規定附子的用量範圍為3~15 g，但部分醫家在實際的臨床應用中常超過此規定用量，這給臨床用藥帶來很大的困擾。但綜合最常用量及常用量範圍，可以看出大部分附子用量在3~15 g範圍內。
《藥典》用量範圍與歷代醫家常用量數值接近的原因有很多。綜合古今文獻，認為附子“1枚”作為非度量衡計量單位，對穩定附子用量的歷代傳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張仲景應用附子的常用量並不大，無論生熟，最常用量為1枚，“生附子強人可服大附子1枚”。《外臺秘要》中附子以“枚”為單位的共48次，其中“1枚”出現33次。查閱宋代《傷寒總病論》、金代《傷寒明理論》、清代《醫理真傳》等古籍，附子的最常用量亦沿用為“1枚”。當代醫家對附子的重量進行了許多實物測量研究，彙總取均值後附子1枚重量為16.60 g，大者1枚為27.42 g，與附子的當代常用量上限亦接近。
綜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①附子“1枚”作為非度量衡單位，其重量並不精確，其具體數值或受品種、個體差異、採集、炮製等因素的影響。
②在漢唐時期及當代，附子的最常用量與附子“1枚”的重量密切相關；除金元時期外，從漢唐至當代，湯劑中附子常用量範圍的上限與各時代附子“1枚”的重量也非常相近。
③附子的歷代常用量數據統計亦佐證了現行《藥典》用量範圍作為附子臨床常用量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對於一般情況下的輕證及慢病調理，既不必因擔心附子毒性而棄之不用，也當遵循《藥典》用量，切忌盲目大劑量使用附子。
重劑應用附子興於晚清扶陽派，且在急危重症的救治中有一定影響力
清代附子的最大用量較宋金元時期有顯著增長，且上限突破了漢唐時期的用量，其中扶陽派醫傢俱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始於晚清的扶陽派以善用附子、重用附子為特色，如扶陽派創始人鄭欽安所著方書所載的附子最大用量已達2兩（74.6 g），後人認為其實際用量可達100 g、200 g，乃至更多。此用量可以說是史無前例，這是扶陽派的獨創風格，也是後人議論較多之處。現代報道大劑量應用附子的醫家已不止於扶陽派醫家，最大量上限也進一步提高，陽亡急症、危在頃刻或病情較重時，重劑應用附子的合理性被許多醫家認可。
無論是危重症的治療，還是附子超《藥典》的用量應用，都存在一定的潛在醫療風險。綜合當今醫療環境、臨床應用現狀與研究程度，我們認為附子用量≥30 g或可視為重劑。如國醫大師朱良春提出不同人對附子耐受性不一樣，除危急情況之外，附子應當慎重，不妨先從小劑量開始，如無反應，可以逐漸遞增，大致以30 g為度；國醫大師李士懋應用炮附子的用量範圍為5~90 g，初次用量一般不超過30 g；仝小林教授治療危重疾病所導致的心腎陽衰欲脫者，附子可用至30~120 g；李可破格救心湯中附子的用量為30~200 g；火神派張存悌應用制附子20 g並不先煎，30 g以上先煎1 h，100 g以上先煎2 h。根據以上眾醫家的附子用量，結合臨床經驗，認為重劑附子能起沉痾，必要時可用至30 g以上，但要注意需從15 g起用，無毒副反應方可逐漸加量。
急危重症重劑應用附子的合理性探討
後世醫家治療急危重症重用附子均自稱遙承張仲景，立足《傷寒雜病論》，在傳承的基礎上有所發揮。然而如前所述，在方藥用量普遍偏大的漢唐時期，張仲景應用附子的量並不算大，回陽救逆之四逆湯中也僅用生附子1枚。據考證，東漢時期附子多為野生，炮製方法也比較簡單，生附子去皮臍後整個曬乾或陰乾保存，炮附子僅去皮臍後“置藥物於火上，以煙起為度也”，且附子並不先煎，1劑藥為1日用量，只煎煮1次。從種植、炮製、煎服方式的改變，來闡釋後世急危重症重劑應用附子的合理性，分條論述如下。
①種植方式的改變：附子在漢代多為野生，唐代開始有人工種植，宋代已經實現大規模人工種植。一方面，人工種植施肥漸多，附子個頭變大，人們不知附子個頭變大，仍以“枚”計量，所以用量變大；另一方面，野生附子冬月採收，漢末至唐代，附子的農曆採收時間從冬月更改為八月，而清代附子的採收時間已經提前到夏初，自然生長週期縮短，藥效物質積累減少。
現代研究發現，野生附子的雙酯型、單酯型生物鹼含量均高於栽培附子，且均高於現行《藥典》對附子毒效物質含量的規定。種植方式的改變導致附子重量及藥效物質含量的變化，故為了獲取足量的藥效物質，用量增加。
②炮製方式的改變：附子炮製的主要目的在於解毒，漢代附子的炮製僅為簡單的炮、煨、炒、燒等火製法。伴隨著後世炮製工藝的發展，炮製後附子毒性更小，藥效物質也隨之下降。明清時期有醫家對附子提出炮製過度之憂，如明代張景嶽言：“（附子）如白水煮之極熟，則亦全失辣味，並其熱性俱失，形如蘿蔔可食矣”。民國曹炳章《增訂偽藥條辨》亦載：“然經鹽漬過，性味已失，效力大減。”
附子的總生物鹼含量約為1%，其中雙酯型生物鹼約佔20%，目前廣泛應用的膽巴制附子成分損失嚴重，生物鹼丟失了80%左右。有研究測得附子的5種水溶性有效成分（鹽酸多巴胺、去甲豬毛菜鹼、尿嘧啶、尿苷、鳥苷）的含量，在不同炮製品中均有明顯的降低。以上說明，制附子在減毒的同時藥效也減弱或消失。
另外，附子具有不耐溼熱、易腐爛變質的特性，採收後需及時採取防腐措施以利保存。明代開始用鹽炮製，近現代運用膽巴溶液浸泡附子。清末民初傷寒名家陸淵雷在《傷寒論今釋》中載：“今之生附子皆用鹽漬，飽含水分，一枚約重今秤八錢至一兩，大者乃至二兩許，則四逆湯每服當用生附子四錢至一兩，乾薑錢半至三錢。時醫但用淡附片淡乾薑，幾經浸淡，等於藥滓，用量又僅數分，苟遇四逆證，惟有坐以待斃耳。”
有研究測評32批市售黑順片發現，符合《藥典》“味淡”要求的僅佔16%，鹹味明顯的黑順片膽巴殘留量偏高。炮製不合格及炮製過度的附子在市面廣泛流通，質重而有效物質含量少，為獲取足量的藥效物質，醫者則增加附子用量。
③煎服方式的改變：附子含有的烏頭鹼主要分為雙酯型、單酯型和醇胺型生物鹼3種，其中毒性較大的是雙酯型生物鹼，受熱易分解，水解可得到毒性較低的單酯型生物鹼，持續加熱則繼續水解得到低毒的醇胺型生物鹼。
煎煮是附子減毒的重要方式，“先煎減毒，以口嘗無麻舌感為度”已被《藥典》列為附子的減毒方式。《傷寒雜病論》中附子無論生、熟，皆與群藥同煎，直至晚清鄭欽安亦未在書中提及附子先煎，明確提出附子先煎者或可追溯至近代扶陽派祝味菊，認為“用各種各樣的附子，無論生熟，都應該先用熱水煎煮到0.5 h上，再加入其他的藥同時煎煮，一直煎煮到附子的麻味消散”。當代各醫家應用附子，先煎時長少則30~40 min，多則4~8 h。
為了保證臨床用藥安全，各醫家在附子的服藥方式上也有一些調整。漢唐時期的湯劑為1日用量，煎煮1次；宋金元的散劑及明清時期的湯劑多為煎煮1次，口服1次；現今臨床的常規處方為1日用量，煎煮2次，分2或3次服用。仝小林在臨床應用超《藥典》用量治療急危重症時，常囑患者1劑藥多次頻服，或首劑半量試服，且急病需藥濃，只取頭煎；李可重劑應用附子時只煎煮1次，對於心力衰竭病危患者，以開水武火急煎，隨煎隨灌，晝夜連進，也是少量頻服的體現；張志遠病案中附子用量30~70 g，先煎1至2小時，分3或4次服，得效後減量服。
毒副作用往往是限制附子用量的重要因素，先煎有助於減輕附子的毒性，少量頻服可減少每服藥量，從而擴大了附子的安全劑量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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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的臨床應用需在“辨證、知藥、先煎、漸加”的原則下，以切中病機為要。
醫家在實際處方用藥之前，還需瞭解所用附子的產地、質量、炮製，乃至親自嘗驗，根據所用附子的毒效物質含量以衡量調整附子的合理用量。
附子需單獨先煎，且先煎的時長需隨著藥量增加適量延長。附子首次用量宜從小劑量用起，無不良反應則可逐漸增加用量。
對於一般的輕證調理及慢病防治，應遵循《藥典》的規定用量（3~15 g）；對於急危重症，可重劑應用附子（≥30 g）；重劑應用附子時，需以切中病機為要，可參考醫家對附子的首劑用量、配伍、煎服法等進行調整，不可一味追求藥量。
但若要熟練掌握附子用法，必須在臨床中反覆體會歷練，醫家經驗只可供參照，不能代替自身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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