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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世致用不僅是中國史學的優秀傳統，亦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突出品格”。圍繞繼承和發揚這一優良傳統，學界有諸多討論和極具啟發性的意見建議。筆者以為，將這些意見貫徹到具體實踐中，還需要輔之以大量的史學家個體經驗的梳理與總結，以資示範與引導。史學大家鄭天挺的相關思想與實踐就是極好的案例。以“求用”思想為指導，他跨越晚清、民國、共和國三個時代，歷經鉅變而與時俱進，成為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成了一些舊史學者轉變為新史學者的光輝榜樣”。同時，他還長期擔負大學行政管理工作，深受上級賞識與師生擁戴。但整體上看，既往有關鄭天挺的研究，大多以其學術活動為主題，特別是在隋唐史、明清史等領域的貢獻及其經世致用思想淵源的研究；至於後世學者如何借鑑其“求用”技巧，則缺乏系統性梳理分析。同時，人們很少思考、發掘兩者間的相輔相成關係。竊以為，這些問題不解決，就很難理解他作為舊學出身的史學家，何以能執當代中國史學之牛耳，也不利於學界同仁繼承發揚其經驗與智慧。鑑於此，筆者擬以新近出版的、他在西南聯大時期的日記為基礎，沿著“觀世”“順世”“入世”三個遞進的邏輯層面，進一步梳理、分析其“求用”思想及實踐。
“觀世”亦即“洞察時勢”。古人推崇“高明遠識，洞鑑古今”，經世致用的前提條件在於正確地洞察時事。早在青少年時代，鄭天挺就“喜歡談論時事”，與同窗好友見面，也常常是縱論國內外大事，“有時直至夜深”。成年後，他閱歷日深，對時事的關注更廣更深，對洞察時事的意義及方法也有獨到的見解和卓有成效的實踐。
（一）鄭天挺認為洞察時事、把握現實需求是做有用之學的前提。他很早即強調，研究歷史的目的“是為了現在和將來”，只有“認識了現在，才能自覺地積極地建設未來”，歷史研究“要符合社會現實的需要”。直至去世前，他還不斷撰文重申“求用”問題，強調“研究歷史要有用”，要找出規律性，為解決現實問題服務。同時，他還認為，緊盯現實是實現學術創新的前提。他提倡多讀書，但反對死讀書、讀死書，強調要“理論聯繫實際地、實事求是地讀好書”；他強調只有洞悉社會發展的最新趨勢，才能捕捉到新的研究課題，才“能夠有所創新”；他特別強調青年人“要知道時代潮流，要跟上時代”。此外，他也把開展社會調查視為學習和研究歷史的重要方法。新中國成立初期，與許多舊知識分子對社會改造運動的不理解、甚至消極牴觸不同，鄭天挺視之為“學習近代史的好課堂”，除了自己先後兩次赴湖南長沙、江西泰和等地參加土改運動，他還鼓勵其他師生積極參與。可以說，雖然身為歷史學家，但鄭天挺對現實的關照始終如一。
（二）鄭天挺的觀察重點在國計與民生。這在鄭天挺日記中有比較突出的反映。他的思考和記錄內容雖然十分廣泛，但令人印象最為深刻者有三。一是高度關注抗戰局勢。據粗略統計，其中相關記錄不少於50次。尤其需要關注的是，他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抗戰充滿了憂慮。例如，他在1938年6月13日寫道：“戰事大壞，物價蜚騰”；1939年9月17日寫道：“日本與蘇俄又有協定，如是吾將何堪？”二是高度關注國民黨政府的政治走向，對其政風表現出強烈不滿。針對其辦事效率低下，他曾批評道：“一日間往郵局兩次，每次探尋六七處，始得東西支吾，人言言殊而佯若不聞，說而不詳之態度，尤為可惡。嗚呼！我國之公務員！”針對其官僚生活奢侈之風，他曾批評道：“默計今日宴客於此者達二十四桌，是一夜一地之費逾萬元矣”，“推此計之，昆明一日酒食徵逐之費在數十萬以上。此豈戰時景象耶？”針對國民黨軍軍紀敗壞與戰鬥力低下，他批評道：“此次河南之敗，在統帥蔣鼎文之怯懦，既不在黃河以北設防，而本人又先為撤退。敵人方至虎牢關，而蔣已退洛寧，既而又退西安，以至士卒動搖。且既敗之後，又不使洛陽部隊撤退，以至無謂犧牲者有二師之多。”三是高度關注和同情底層民眾。全面抗戰爆發後，國統區經濟危機不斷加劇，民眾生活日趨艱難。雖然身為西南聯大教授，但鄭天挺自己也常常為生計所困，卻依然對底層民眾的疾苦給予特別關注。例如，1939年8月29日，他在考察昆明郊區龍泉鎮後寫道：“歸途四望，碧茵萬頃，全屬稻田，此間可稱天府，而人民衣腹不完，何哉？” 1942年5月15日，他在街頭看到逃難回國的華僑靠典賣“舊衣日用”以維持生活後寫道：“想見其遠道流離，去衣就食之苦，衷心傷之”，而“此間黠者，更欲於此哀黎求非分之利，可惡之至！”筆者認為，他的上述觀察、思考對其1949年的政治選擇，具有直接而關鍵的影響。
（三）鄭天挺觀世的路徑與方法具有多樣性、多層次性特點。概而言之有三。其一，持續開展學術研究。作為歷史學家，學術研究無疑是他洞察時事的主要手段。正是此類研究，使他累積了洞察時事、處理時務的知識、素養與能力，特別是對民族文化和國家未來的堅定自信。1941年1月25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今日見熙熙攘攘，交易不殊平時，若不知轟炸之可畏者。中華民族誠偉大哉！” 1945年5月21日，他給進修班學生講演文化問題時又進一步強調“離開民族性不會有自己的文化”。
其二，深入社會生活。一方面，他作為北京大學（1933—1950年擔任秘書長）、西南聯大（1940—1946年擔任總務長）的主要行政負責人之一，為學校之存亡興續，師生之衣食住行，常常周旋在各界之間。例如，1940年5月25日，他在日記中記道：“八時起。九時詣勉仲，商學校購辦公米事。” 1942年1月10日，他記道：“八時起。九時入校治事。學生條告未撕，命工友洗去之，已淨。” 1944年9月11日，他在日記中說：“十時至西倉坡招待銀行界，為建築校舍事也。菜冷而劣。席散，始知月涵先生忘未招呼，臨時於街頭求之也。其價亦達四千餘元，可畏哉！”另一方面，基於隋唐史、雲南地方史學術研究等方面的需要，他也常常實地勘察歷史地理、社情民俗。如，1941年5月16日至8月26日，他與梅貽琦等人對四川樂山、峨眉、成都等地進行考察；1944年7月20日至8月23日，他與羅常培等人對大理等地進行實地調查。以上活動都使其獲得了無數觀察學術與政治、精英與大眾、官方與民間等社會複雜面相的機會，因此產生諸多感慨。例如，1944年7月2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一時四十分抵安寧，去昆明三十二公里。飯於昆安飯店，店極小而價昂，竟高出昆明。飯後參觀滇西企業局，僅煮鹽場在此，極簡單，無可觀。鹽滷用鋼管自二十一公里外之鹽湧井引來，在此煮晾，每日出品二三萬斤，有工人二百人。鹽湧井有工人六十人，規模之小，殊出意外。”這種體驗遠非普通學者或行政人員所可獲得。
其三，關注媒體及輿論。以近代工業為基礎的報刊、廣播等新媒體具有傳播快、傳播廣、內容新等特點，日益成為知識分子追蹤國內外大事、瞭解市井百態的重要渠道。從其西南聯大日記所見，鄭天挺主要閱讀《朝報》《益世報》《大公報》《中央日報》等報紙，以及《治史雜誌》《史學雜誌》《西北論衡》《國學季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宇宙風》《真理雜誌》等雜誌。鄭天挺也特別注意從報刊中收集這方面信息。如，1939年1月2日的日記寫道：“報載汪兆銘違反紀律，危害黨國，永遠開除黨籍。” 1940年9月28日的日記寫道：“今日報載昨日德、意、日三國同盟簽字，又美國貸我美金二千五百萬元，國際局面顯成兩大壁壘，不知蘇聯將孰從也。”
與許多亡國論者不同，鄭天挺對中國抗戰充滿了必勝信心：“與介泉談家常及時事，語及時事，餘謂明年夏，同盟軍必勝，中國必勝。”特別是對取得抗戰勝利的時間節點他也有令人驚奇的預判。他在1944年9月3日曾預測：“本年歐戰必可結束，明年今日江南必無敵蹤，而我輩可稍移動矣。”數月之後，日軍戰敗投降，中國贏得了抗戰的最終勝利。日本戰敗投降後，曾有天皇剖腹自殺的傳言。聽到這一消息後，他在日記中寫道：“就餘之純粹東方看法，以推測其可能結果：一、軍閥必有繼死者；二、在外軍人可能有瘋狂式之焚殺；三、皇位或能保全；四、日本人仇盟國心理永不能滅。姑書之此，以覘將來。”證之歷史，天皇自殺之說雖是假的，但“皇位或能保全”的推測完全正確。這或與其作為歷史學家對整個東方文明的深刻了解有著直接關係。
“順世”就是與時俱進，是基於歷史洞察判斷的選擇和堅守，也是實現“經世致用”理想的政治與社會基礎。鄭天挺之所以能歷經鉅變而始終屹立潮頭，核心在於能夠“順世”。既往研究側重對其選擇結果的記錄，對其選擇的背景、過程反而重視不夠，這也使得其內在思想體系與外在的方法論意義，不能得到充分彰顯，因此，還須從思想特質入手，深入分析他的“順世”智慧。
（一）順應時代思潮。近代以來，尤其是新文化運動之後，自由、民主、科學是進步知識分子追求和實踐的目標，鄭天挺亦不例外。例如，五四前後他閱讀不少進步書籍，在北大求學時閱讀《新潮》《國民》等刊物。在北京大學擔任秘書長時，他忠實地執行了自蔡元培以來的“學術自由、兼容幷蓄”的方針，強調學術、教學要和政治分離，政治不能干預學校；對參與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進步學生，他竭力保護。
就目前資料所見，1949年前，鄭天挺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接觸不多，更談不上積極主動地研讀、傳播，這或許與其作為一箇舊派學者直接相關。但是，從其自傳、日記來看，他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運動沒有任何批評，相反，還有某種程度的同情、讚賞。例如，他作為主要參與者之一，在1933年完成了中共創始人李大釗遺體的安葬。據他回憶：“參加了1933年春天北平市各界市民為李大釗同志的安葬儀式。李大釗同志也是我在北大的老師，蔣夢麟等人也都和他同事。送殯的那天，一齊去了不少人。我們都看到了地下黨以北平市民革命各團體名義送給李大釗同志的那塊碑，碑的正上方還刻有斧頭鐮刀。當時大家感到，如果不把這塊碑妥善處理，必然會遭受國民黨當局的干預，反而會給安葬儀式造成麻煩，於是決定把這塊碑埋在地下了。”在國民黨反動派鎮壓和“圍剿”中國共產黨的形勢下，他的這一行為是冒著巨大政治風險的。
1949年後，他在北平親眼目睹了“進城的解放軍和幹部公而忘私、紀律嚴明的好作風”後，亦盛讚中共有“這樣好的幹部、這樣好的軍隊”。因此，對於新的科學理論的學習與運用，他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與熱情。魏宏運曾回憶，1953年，他和鄭天挺“每週去馬列主義夜校聽課一次，地址在天津大學禮堂”，鄭天挺從未曠課，他們還曾一同去北京向范文瀾、翦伯贊等馬列主義史學家“請教討論”。據統計，在新中國成立後，鄭天挺閱讀學習的馬列著作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寧全集》等三大類六十餘種。他對毛澤東思想亦深入鑽研，對於毛澤東的許多名言，如“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後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曾在諸多場合直接或間接引用。這些學習也使其學術研究的層次與視野顯著提升。他的學生南炳文曾說，南開時代的鄭天挺，論文視野比解放前大為開闊；任繼愈也談到，鄭天挺運用馬列主義做出了優異成績；他本人也曾深有感悟地說，若不是解放以後“接觸了馬列主義”，就無法整理與利用過去的東西。
（二）順應政治革新。在關鍵歷史節點的選擇上，鄭天挺總是站在順應政治革新的一方。誕生於清末、成長於民初的鄭天挺，青少年時期即緊跟時代潮流，積極參與反帝反封建的鬥爭，如參加旅京福建學生組織的反日示威遊行活動，參加劉和珍等進步學生組織的反對段祺瑞政府反動統治抗議活動。他的首份工作是擔任北洋政府司法部的法權討論委員會秘書，期間編撰了其平生第一部學術著作《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全面論證並強調“領事裁判權已無須臾存在之必要章章明矣”。
隨著日本全面侵華及北平的淪陷，南京國民政府做出了北大、清華等高校南遷繼續辦學的決定，許多學校師生隨之響應南下。時任北大秘書長、中文系教授的鄭天挺則在南下問題上面臨巨大壓力。一方面，他的一些師長故舊希望他留下來，胡適就曾勸其留下搞研究，“能忍痛維持松公府內的故紙堆，維持一點研究工作”。更有甚者，勸其委身日偽殖民者。例如，1937年11月17日，他的北大同事錢稻蓀專門追到天津，勸阻已經啟程南下的鄭天挺，勸鄭天挺不要走，說他一走北大就要垮，要為北大著想。另一方面，個人家庭生活極其困難。當時他的夫人去世不足一年，五個孩子最大者13歲，最小者只有三歲，無人照料。儘管如此，他還是頂著巨大壓力，安頓好子女，決然南下，以學者、教師的身份參與抗日戰爭。
解放戰爭後期，隨著軍事上的潰敗，南京國民政府再次籌謀將北大、清華等學校南遷。對此，鄭天挺堅決表示反對。在上述謀劃失敗後，南京國民政府又做出了“搶運”知名學者南下的計劃，擬定了包含理、工、醫、文等學科三十多人的搶運名單，多次派出專機赴北平迎接，多渠道進行勸說動員，其中也包括鄭天挺，但他都斷然拒絕，最終留了下來，保護師生校產，並完整移交人民政府。
儘管在“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中受到一定衝擊，但整體上看，鄭天挺在新中國時期的發展是引人注目的。他的學術研究層次大大提升，在學界和社會的地位也空前提高。1981年，他當選為中國史學會執行主席，同年應邀出任新中國成立後的首屆國務院學位評定委員會歷史組組長（與夏鼐同任組長）。他先後兩次出任南開大學副校長（1963—1966年、1979—1981年），還擔任了天津市政協副主席（1980—1981年）等重要職務。這也意味著他對國家文化教育事業的貢獻達到了一個新高度。與胡適、蔣夢麟、梅貽琦、傅斯年等人相比，他也幸運得多。有關這一點，鄭天挺自己就曾不無遺憾地指出，他們如果留在大陸，是可以作出更大學術成就的。
（三）順應民意。鄭天挺思想有鮮明的“民本”特色，這典型地體現於以下事例中。
其一，順應同事推舉，參與大學行政管理工作。1933年暑假，北大秘書長王烈辭職後，時任校長蔣夢麟提議鄭天挺繼任，但鄭氏考慮到自己的職業興趣，不願就任。後在胡適、劉半農等師長和同事的反覆敦勸和鼓勵下，他才同意接任。1940年1月，西南聯大總務長沈履辭職，聯大常委會決定聘請鄭天挺繼任，並很快發出聘書，但鄭氏明確拒絕。後在蔣夢麟、傅斯年等人近兩週時間的勸說下，並考慮到避免“引起校際間之摩擦，影響合作局面”，他才正式同意接任。他在北大秘書長、西南聯大總務長等崗位上工作近十八年之久，還在同事公推下於1939年5月擔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長等職務。
其二，接受學生訴求，改革宿舍分配製度。在鄭天挺接任北大秘書長前，北大的學生宿舍管理制度備受詬病，其主要原因是沒有建立起嚴格統一的分配製度，“一般多由老學生移讓給相識的新學生”，新入校學生雖可以提出宿舍申請，但是真正申請成功則遙遙無期。1934年，鄭氏在接到學生的改革請願後，即拓展資源、完善制度，並公開承諾：全體一年級新生有願住校者，一律配給宿舍。此舉深受學生歡迎。
其三，順應學生民意，支持進步學生從事社團活動。多元而豐富的社團活動是蔡元培執掌北大以後的重要辦學特色，這與校方在資金、場地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有著直接關係。許多著名學者、社會活動家乃至革命者，都是從這些社團中走出來的。但抗戰勝利後，在國民政府操作下，北大校方企圖通過收回社團活動場所等方式壓制進步青年，打擊進步力量。鄭天挺雖為校方負責人之一，但在接到學生求助後，仍堅持過往政策，明確對學生表示“社團所用房間可以繼續使用，不必收回”，這也使得學生社團活動得以繼續開展。
簡言之，鄭天挺的大學管理理念及實踐經驗就是強調以師生為本，處理校務作風要民主。這同樣是非常富有啟發性的經世致用經驗。
“積極入世”的實踐精神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特點之一。曾國藩曾言：“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身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因此，學以致用也就成為知識分子實踐其積極入世理想的基本路徑，鄭天挺亦不例外。
（一）善作致用之學。一方面是積極踐行“學術救國”的精神。在“求用”思想指導下，鄭天挺的學術研究總是著眼現實，努力踐行“學術救國”的理念，包括1952年他調任南開大學後，推動南開明清史研究，“培養出有自家面貌的南開史學風範和傳統”。有關這一點，學界已有討論。但他在1947年發表的《琉球應歸中國》一文，卻很少被關注。該文強調，無論從感情、歷史還是法律層面，琉球均理應歸屬中國。21世紀以來，張海鵬連續撰文，強調依照國際法及日本戰敗後的承諾，不但包括釣魚島在內的臺灣等島嶼要回歸中國，“歷史上懸而未決的琉球問題也到了可以再議的時候”，並深入分析了“琉球地位四大懸案必須再議”的理由。張文一出，震動日本朝野，一時間成為國際外交界、國內外輿論界的熱門話題。通過張文的發表及其反響這一事例，再回望七十多年前的鄭文，才能發現後者獨特的戰略意義。
另一方面，鄭天挺強調學術研究要服務於人才培養。他認為，“搞科研是非常必要的，但對於教師來說，研究一定要為教學服務，我不贊成不願教書光想搞研究的做法。”基於這種認識，他本人雖長期擔任行政工作且事務繁雜，但從未放棄教學研究工作。與此同時，他也把大量的時間投入到教學用書的編撰工作中。1961年，教育部組織編選文科教材，鄭天挺任歷史組副組長，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與翦伯贊合編）及《史學名著選讀》。1979年冬，鄭天挺擔任《中國歷史大辭典》總編。從後世學者的許多回憶來看，鄭天挺之所以被稱之為“宗師”，顯然與其在史學人才培養領域的貢獻有著直接關係，特別是經其調教，一大批青年人成長為史學大家。
此外，鄭天挺還身體力行開展歷史知識的普及工作，以學術成果教育社會大眾、引導社會輿論。例如，面向社會舉辦各種形式的學術講演。據統計，僅1939年7月至1946年5月，他就應黨政機關、文化教育、工廠企業等諸多單位邀請舉辦各類學術講演27場，內容涉及制度、文化、地理、民族、科學等領域。再如，他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知識普及類文章，內容涉及禁菸問題、國都搬遷問題、使館界問題、學習歷史問題、治史問題等。
（二）善用忠恕之道。對於鄭天挺的行政才能，吳有訓曾讚譽道：“現在內地各大學無不痛罵總務負責人，只有西南聯大例外。”何炳棣回憶，1939年秋到昆明以後與清華辦事處的幾位“故人”偶爾談及聯大人事時，發現“清華的人對北大校長蔣夢麟、教務長樊際昌皆不無微詞，獨對秘書長鄭天挺的學問、做人、辦事才幹和負責精神都很傾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對他的行政能力的思想來源是什麼，人們卻談得不多。事實上，不搞清楚這個問題，就不能很好地理解其經世致用的思想與經驗。筆者認為，他的成功主要在於能夠較好地汲取與運用研究中所獲得的經驗與智慧。比如，他倡導和實踐的“以小見大”研究模式，以及由此而養成的知微見著的洞察能力。其中，最關鍵的是對傳統文化“忠恕”精神的發揚和實踐。
鄭天挺對“忠”的實踐，一是對國家之忠，抗戰初期他的“決然南下”、解放戰爭後期的“拒絕南下”及“學術救國”，即是生動體現。二是對職責之忠，他做事有擔當，工作嚴謹細緻。在擔任北大秘書長後，他主持並親自監督各類建築施工。抗戰初期以及解放戰爭後期，他一人獨撐危局，被譽為“北大舵手”。據張守常回憶，1948年12月北大50週年校慶之際，“記得當時北大學生自治會送給他一面大紅綢子作的旗子，大書‘北大舵手’，上款寫‘鄭秘書長’，是對鄭先生為北大全校所作貢獻的充分肯定”。三是對師長之忠。他和著名清史學家孟森的關係，真正體現了“事師之猶事父”的精神。四是對朋友、家庭、愛情之忠，也異乎常人。
鄭天挺的“恕己”精神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注重自省、自律，為人謙虛。例如，1940年12月13日，其日記談道：“六時歸。晚飯後再入校，以校中同人遇事推諉，不覺盛怒，厲色嚴斥之，此為平生所未有也。事後深悔之。” 1941年2月8日，他在日記中寫道：“近日頗易發怒，下午在校為體育組房屋又盛怒，惟隨即猛省，強自遏制。身體不舒歟？心境不泰歟？睡眠不足歟？必有一於此也，戒之慎之。”二是利益面前先人後己。例如，西南聯大時期，有昆明富商看到聯大教授生活艱苦，打算資助若干人以生活補貼，梅貽琦等人推薦了鄭天挺，但他卻以“無功受?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窮過我者，謝之”。三是富有同情心。抗戰時期，侵華日軍對昆明進行無差別空襲轟炸，給當地民眾造成巨大傷亡。每遇空襲，鄭氏即與師生同進退，且常常以“否則何以對諸生哉”相自律、自省。資料還記載，其時北大文科研究所所在的昆明龍頭村，距城數十里，但鄭天挺常常步行去看望學生，並努力設法改善學生生活，有時甚至自掏腰包。
（三）善謀民生之需。經世致用的關鍵在於解決問題。鄭天挺不但學術上倡導“求用”，關注天下之民生，而且努力解決了身邊很多民生問題。舉其要者如下。
一是積極籌集學校發展經費。這在其日記中有很多記錄，如1940年5月23日記：“九時入校，大體決定全年經費二百七萬元”，“增百分之五十”；1941年4月23日記：“至西倉坡開常務委員會，討論今年預算分配”；1943年5月25日記：“至才盛巷，六時假其地宴中央銀行主事人，為校中經費借款事。”這些工作與努力確保了學校的正常運轉。他還特別重視教職員工薪資的正常發放，如1943年9月1日的日記中寫道：“自餘任總務長，必於月底發薪，未嘗稍遲。”
二是積極穩妥地解決師生們的吃飯住宿問題。抗戰期間，針對物價飛漲、西南聯大師生糧食供給不足的問題，他倡導大家組織消費合作社，開展供求調查，積極與當地政府溝通商洽， “設法代學生及教職員購辦食米”。抗戰勝利後，他代表北大接管整理偽北大，適應師生覆校需求，多方籌措房源，比較好地解決了師生尤其是教授們的住房問題。
三是積極協助學生就業。儘管民國時期大學生較少，但是依然存在“畢業即失業”的現象。對此，鄭天挺也給予了高度關注，公開撰文呼籲全社會的關注與支持，提出“發動學生去做各種社會服務工作”等解決就業問題的意見建議。此外，他還向相關部門或單位推薦畢業生。據何茲全回憶，抗戰初期，他在重慶處於半失業狀態，生活“極為狼狽”，後在鄭氏的推薦下順利地獲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專款協助”，使他既能維持生活，又能繼續研究工作；王德昭回憶，他在聯大畢業後，有志於中學教育，鄭氏隨即親筆致函貴州教育廳負責人，予以推薦。應該說，這也是其深受學生愛戴的重要因素。
以上從“觀世”的策略、“順世”的智慧和“入世”的經驗三個層面，筆者梳理分析了鄭天挺經世致用的思想與實踐。近代以來，在“學術自由”思想影響下，人文學者更崇尚獨立精神，甚至逐漸形成了一種羞於與政治、行政為伍的傳統，許多學者都有類似的思想傾向，鄭天挺也一度如此。這一追求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它推動了學術研究的職業化、專業化和科學化，但久而久之也無形中把大量研究學院化、書齋化。鄭天挺的經驗說明，學術研究固然是實現經世致用理想的關鍵與基礎，但同樣重要的是要使學術成果走出書齋，使之與具體實踐相結合。進一步說，回顧中國數千年的史學傳統，那些經典史學的作者，絕大多數都具有豐富的政治與社會經驗，這是個值得我們深入思考的歷史現象。鄭天挺的經歷說明，個人學術成就固然重要，經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貢獻同樣不可或缺。
作者胡偉，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趙興勝，系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