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 娟
|排版：徐一冉
大概30年前，何懷宏在哲學系教書期間，寫過一篇小文，名字叫《螞蟻的寓言》，講的是新生螞蟻爬樹的故事：
一隻只新螞蟻誕生了，其中一些非常奇怪地有了新的念頭，想一生儘可能地爬得高。在為這一目標奮鬥的過程中，它們面臨著各種選擇，需要確定往哪棵樹上爬，往哪根樹杈上爬。越是在年幼缺乏經驗和智慧時，越是需要做出對它們一生較為重要的選擇；而在它們最為成熟和聰明的時候，它們所面臨的機會卻最少。
“人和螞蟻一樣，在年幼或年輕時是一個敏感的時期，容易吸收各種各樣的思想、觀念，有益的、不利的都有。這個時候，如果能遇到一些有閱歷、經驗、觀察和思考的人，或者閱讀相關的書，或許對他們在做人生選擇時有所參考，少走一些彎路、退路。”坐在自己擺滿書的大客廳裡，何懷宏對《環球人物》記者說。他今年69歲，說話不疾不徐、不蔓不枝，溫和而理性。
· 2023年3月10日，何懷宏在北京家中接受本刊記者採訪。（本刊記者 侯欣穎 / 攝）
這次採訪的緣由，是他近來有兩本書——《僅此一生：人生哲學八講》和《孩子，我們來談談生命》先後再版。前者是寫給年輕人，探討他們在人生中遇到的困惑和問題，比如身與心、人際關係、人生目標、德性培養等；後者寫給少年，用講故事的方式教孩子認識生命的意義與發展等。這兩本書迥異於他之前的學術研究，但都引起了廣泛關注，尤其是《僅此一生》，成為當下不少年輕人的“人生指南”。
“希望年輕人在感到困惑或茫然無措時，不再孤立無援。”何懷宏說。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面對變化、面對激烈競爭、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年輕人常常會陷入迷茫和困惑之中：人應該追求什麼？如何選擇自己的路？如何擁有一個強大的內心？……帶著這些問題，我們和何懷宏聊了聊。
活著，就意味著思考
何懷宏記得，自己在青年時期也曾迷茫甚至絕望過。
他從小就喜歡思考一些奇怪的問題，“我曾經非常恐懼，這個世界怎麼來的，它會不會毀滅，人會不會不存在……有段時間我晚上必須開著燈才能入睡，家裡人都覺得很奇怪”。上世紀70年代，他高中畢業到內蒙古當兵，一片冰天雪地，夜裡常常要走半個小時到哨位，站一個小時崗再回去。大山裡的生活是孤獨的，“是讀書拯救了我”。當時，他想方設法地借書，在收購部門口收過舊書，為借一本書走十幾里路……每找到一本書，就如獲至寶。
1979年，25歲的何懷宏被調到上海空軍政治學校學習，更加痴迷於讀書。他將英文書拆成一頁一頁的，每天讀五六個小時，日積月累學會了英語，並背完了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全文。用同樣的方法，他還嘗試學過法語等，並翻譯一些外文原著。那段日子，他幾乎都泡在書上，平均每天翻譯3000多字，《倫理學導論》《道德箴言錄》《正義論》《沉思錄》《倫理學體系》等，一部部哲學名著的譯稿就這樣完成了。
“之所以對哲學感興趣，一方面是對人生有興趣，不光自己的人生，還有別人的人生；另一方面，在那個圖書匱乏的時代，哲學書相對耐看，一本書在手可以反覆看，過了一段時間再拿起來看，依舊有看頭。”何懷宏說。
人生轉折發生在而立之年。那是1984年，何懷宏從部隊轉業，到中國人民大學讀碩士，專攻哲學系倫理學。他用4年多時間，完成了碩士、博士學習。畢業後，一邊在大學教書，一邊做學問，研究“底線道德”“倫理重建”等命題。
· 1999年，何懷宏在北大哲學系院子裡。
認識何懷宏的人都知道，他並不是那種只關心象牙塔內學問的學者。雖然他認為自己“並不好參與社會辯論”，但他依然關心社會上發生的一切，在社會的介入者和觀察者之間尋找著平衡。他的學術著作《良心論》《中國社會的倫理轉型》（英文版）等，都是在思考傳統社會倫理秩序和價值體系，探討關乎當下的熱點話題。
21世紀的頭十年，新聞上曝光的道德問題日益增多，道德滑坡頻頻提及。這個時代怎麼了？為什麼做一個好人如此艱難？如何才能喚醒人們的道德勇氣？這些問題屢屢被提及討論，也一直牽引著何懷宏的心。2013年，他出版《新綱常：探討中國社會的道德根基》，呼籲在現代化轉型中的中國社會建立一種比較廣泛的倫理體系。
一時間，爭論四起，“綱常”這個詞早已被鎖進了歷史的庫房。何懷宏則以儒家思想框架為依託，將舊三綱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改造為“民為政綱、義為人綱、生為物綱”，五常德中“仁、義、禮、智、信”不變，五常倫則由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5種人倫關係變為天人、族群、群己、人我、親友5種關係。
“希望一種溫和而堅定的中道力量能夠興起，且成為穩固的主流，也希望裡面的探討能夠成為未來社會道德根基的選項之一。”何懷宏說。
在人與人的關係中，道德往往表現為生活裡各種各樣的選擇。比如老人摔倒了扶不扶，見到一個乞丐給不給錢，考試時好朋友希望幫他作弊你幫不幫，等等。這樣一些小事情，常常卻會困擾很多人。究竟該如何選擇？何懷宏的回答是：“你要先去嘗試一下，先行動，才會更加堅定內心的道德命令。”
無論是讀書、翻譯，還是出書，在何懷宏看來，都是思考人生、社會的一種方式。“在我的詞典裡：思，絲也，思乃我生命的遊絲或觸鬚，在風中試探，試試看能抓住什麼。思，乃對生命的執著和對死亡的抗拒。活著，就意味著思考。也可以說，思考的人才是有尊嚴的人，人在思考時最能表現出他的特性。”
愛具體的人比愛遠方的人更難
人民文娛：您在大學教書多年，據您的觀察這一代的年輕人有哪些典型的人生困惑？
何懷宏：不斷地有學生來來去去，作為老師，我能感受到他們青春的力量、生命的蓬勃。當然，他們也會有學業上、生活上的問題。我感覺現在的年輕人尤其是大學生，他們所關懷的、焦慮的要比之前的更具體、更實際，比如學業、求職的壓力，比如生活前景的不確定性，比如比較難建立親密關係。
人民文娛：青年時代應該是最單純、最熱情洋溢的，為何會比較難建立親密關係？
何懷宏：這些年，社會變化太快，年輕人需要面對各種不確定性，人與人之間彼此建立信任相對就沒那麼容易。另外，網絡、社交媒體的發達，將遠方拉近，甚至可以說遠方的膨脹，出現了像有些學者說的那樣“附近的消失”。過去，一封家書可能來得很晚，但彌足珍貴；現在，不用說話，一個表情發過去，就可以和幾千裡、上萬裡遠的人交流。
人民文娛：這樣說來，附近消失、親近消失，有可能與“遠方的膨脹”和網絡的興起有關。有些人就把心靈寄託在遠方或者虛擬世界裡。
何懷宏：是的。我們也注意到一種傾向，有些人似乎不喜歡和身邊的人生活，可能連周圍餐桌上的人都不再關心，對自己每天都要接觸的人表現冷淡，卻聲稱更關心遠方的人，更關心全人類的苦難。很多時候，這都成了一個藉口或者口號。人類，是一個抽象的概念，我們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具體的人。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愛身邊的人、具體的人其實比愛遠方的人要難。
人民文娛：就像您說的年輕人關注的更具體、更實際，比如工作、事業。他們應如何選擇自己的事業，如何正確地對待工作？
何懷宏：我覺得要看到職業的重要性，謹慎地選擇職業，不斷地把它和自己的人生目標做一些比較。這都是個人的選擇，不是一概而論的，而是因人而異。
對待工作，現在的年輕人流行兩個詞：一個是“內卷”，一個是“躺平”，大多數其實是中間派。其實“內卷”和“躺平”是可以轉換的，當“卷”得累的時候，不妨“躺平”休息一陣，當然不是那種萎靡不振地“躺”；“躺平”的時候，不妨有所準備，讀點書或者增加點技能，一旦機會來臨，你還要“卷”起來。
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
人民文娛：您在《僅此一生》中也談到了快樂和快樂主義。如今，無論是物質生活還是精神生活都更加豐富了，一些年輕人卻嚷嚷著“很難獲得快樂”。
何懷宏：快樂本身也有一種綜合性，即便說人們都追求快樂，而所求的快樂卻有相當的不同。有人認為物慾的滿足是最大的快樂，有人認為天倫之樂是最大的快樂，也有人認為處在權力的頂峰，對任何人都可以頤指氣使，或者享有最大的名望，被所有人注目是最大的快樂……很多快樂都是相比較而言的，並不是絕對的。
而且還有一種“快樂的悖論”，即我們越是追求快樂，可能越不容易得到它，當我們並不以追求快樂，而是以做我們認為有價值和正確的事情為我們的行為動機時，反而更有可能得到不期而遇的快樂。我們何不努力做好身邊的事，過好當下？經過一定努力、奮鬥，自己採摘到的果子會比你買來的更香甜一些。
· 2023年3月10日，何懷宏和《環球人物》記者談年輕人遇到的困惑和問題。（侯欣穎 / 攝）
人民文娛：在討論人生目標時，您提到了財富、權力、名聲、卓越與幸福等價值目標。它們在人生追求中居於何種地位？
何懷宏：權力、名聲包括巨大的財富，都是稀缺資源。如果追求這樣的目標，一開始就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你再努力也可能得不到。我們可以試著建立一個“底線思維”，達到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的目標，比如豐富自己的內心，使自己的欲求多樣化，等等。我們可以在這些方面努力，不依賴他人、外界或社會，依賴自己，依賴自己強大的內心。
人民文娛：怎樣才能使自己擁有一個強大的內心，過有力量的人生？
何懷宏：這需要閱歷，也不妨讀讀人生哲學，不斷地、深入地反省和思考自己的人生。蘇格拉底有句名言：“未經反省的人生不值得過。”我們可以通過交流或閱讀，看看別人在遇到問題、遇到失敗時如何選擇。也可以嘗試做一些具體的事，我看有些人給自己定一個小目標，比如每天做100個俯臥撐，一直堅持做，哪怕再不願意、再多阻隔。通過這種機械性的訓練和習慣，讓自己的心靈受到磨練，變得強大。因為哪怕是一次微小的成功，都在給你增加力量，給你帶來精神上的支撐。
人生很長，一時的挫敗不是永遠的挫敗，就像古希臘人所說的：“只有到人生最後的時刻，才能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幸福的。”
人，人工智能與未來
人民文娛：您此前在接受採訪時曾表示自己更像是一個“傳統的中國讀書人”。“傳統的中國讀書人”應該是怎樣的？
何懷宏：傳統的讀書人不分學科，經史子集什麼書都讀，什麼思想都吸收。另外，我也欣賞中國古人的很多觀念，更親近古代先賢的很多思想。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孔子。他的溫和、平和、中道、平衡，他的思想貼近現實和尊重人性。他身上有一種最高的人生氣象，即在努力奮鬥之後，歸於從容，融於自然，融於普通的日常生活歡愉，天人合一，師友合聚，享受生活與自然之美。
人民文娛：做了這麼多年研究，您關注的領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何懷宏：我一開始關心倫理，後來更關心人生哲學，所以寫了《僅此一生》。還有一個變化是，不僅僅關心我們的社會，也關心人類文明，關心科技帶來的機會和危險。現在，我更關注也正在做的研究是人性。人性，也就是人是什麼，研究人的認知、情感、意志、慾望等。
人民文娛：關於人是什麼，您的認知經歷了怎樣的一個過程？
何懷宏：以前把人和動物相區別來定義人，現在出現了人工智能機器，那麼人的定義可能需要某種更新，要增添一些內容。
跟人工智能機器比較，我們要把人和哺乳動物、靈長類動物放在一起。他們都是碳基生物，都具有身體的脆弱性，他們最後都必然死亡。這個脆弱性、必死意識並不一定完全是弱點，它也可能是人的一個特點，很多道德和美好的東西都依賴我們的脆弱性。
人工智能機器是一種硅基生物，可以通過不斷地更換零件永遠地生存下去，在任何氣候、環境中都能夠生存。它僅僅在一個方面與人相似，即擁有高超的計算理性，能夠自我深度學習，在這方面未來它還可能超越人。但是，它目前還沒有工具理性之外的意識和能力，沒有綜合的自我意識，也沒有碳基生物的身體。
人民文娛：那麼對科技、人工智能，您本人持什麼態度？
何懷宏：技術本身是中立的。但是到了它籠罩一切的時候，也可能帶來危害，也就是說它把其他東西壓制了，甚至是替代了人的許多功能。哲學家帕斯卡爾曾說過人因思想而偉大， 人工智能的出現，在有些時候會讓人停止思想。人類倒是輕鬆了，但代價是我們可能變懶了，所以這個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很難說。
· 2022年9月，何懷宏在一席發表題為“何以為人，人將何為？”的演講。
人民文娛：鑑於此，您對未來怎麼看？
何懷宏：希望自己樂觀，但是不敢樂觀。我覺得基本的矛盾沒有解決，就是人類迅猛增長的控物能力與相對落後的人類的自控能力之間的矛盾。控物能力，是指人類控制物質的能力；自控能力，則是指一種人類的精神能力，包括能夠用精神淡化對物質的追求，用道德對物慾進行自律的能力。
任何一個科技進步都在增加人的力量，但並不是說都會相應地提升人的道德，關鍵還得靠人自己的道德精神。所以，我們不能盲目地樂觀，但也不用絕望地悲觀。
人民文娛：回到哲學，它在人們的生活中到底有什麼作用？
何懷宏：哲學的通用性很強。它讓你既執著又坦然，既介入又超越，讓你渴望追求美追求藝術，讓你有正向的人生態度，多和有趣的人接觸，不搭理無趣的人。
我最近在讀美國哲學家努斯鮑姆的《慾望的治療》，她認為哲學有療愈功能，可以緩解、醫治人心靈的痛苦。我覺得這個提法不錯。過去講哲學的實踐，指向往往是改造世界，甚至是提供一個最美好、最理想的世界藍圖。努斯鮑姆則是從人的痛苦來講的。我們可能不能創造一個完美的世界，但可以在這個世界裡儘量地減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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