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宇豐
栽培稻起源於我國南方,其祖先本是一種叫“普通野生稻”的水草,初看起來毫不起眼。人稻結緣並不是一見鍾情,而更像是一場馬拉松式的戀愛。先民們從採集野生稻到收割栽培稻花費了數千個春秋,先後歷經了三個發展階段。
讓我們先把時鐘回撥到距今1.8萬年時,那時正處於寒冷的冰河時代,確切地說當時我國正處於大理冰期的末期。這個時期的長江沿線是野生稻生長的北緣,這裡的人們既能見到水稻,又要為安全度冬發愁。有個叫十里崗的地方,位於長江中游的湖南澧縣,是澧水岸邊的一座小山崗,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這裡的文化層中發現了我國最古老的水稻遺存——來自新舊石器過渡時期的稻葉上的植硅石。(文化層指地層,由古人類活動留下來的痕跡、遺物和有機物堆積而成,具有判定相對年代的作用。植硅石是充填於高等植物細胞中堅硬耐久的二氧化硅微體,具有區分物種和標示部位的作用。)這說明傍水而居的人類已開始採集利用水稻,不過不是為了充飢,而是為了禦寒,人們在冰期氣候的迫使下將稻草帶回居所,或者作為燃料或者作為草墊。水稻從不起眼的雜草變成薪草的意義在於,人們開始關注它親近它,為日後進一步認識它創造了條件,尤其為即將揭開稻米的秘密做好了準備。十里崗遺址及其所處的澧陽平原在稻作起源研究上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我們在下文還會提起。

▲2022年7月3日,北京,“積厚流廣——國家博物館考古成果展”。炭化稻。
距今1.7萬年是一個重要轉折點,因為人類終於初嘗稻米滋味。在此之前人們看到水稻只會盯住它的禾草部分,心裡湧起的只是溫暖的感覺,之後人們才會望著它的穀穗一邊肚子咕咕叫。讓我們把目光轉向澧縣往東約540千米的江西萬年,當地的吊桶環、仙人洞都是石灰岩山嶺地貌,當中出土了大量水稻植硅石與花粉,與十里崗不同的是,這些植硅石大多來自1.7萬年前的稻殼而非稻葉,相信這些人工集起來的稻殼是人類最早食用稻米的證據。問題來了,人們為什麼突然間要嘗試陌生的食物?我們知道飲食習慣是人類難移的本性之一,首個“吃螃蟹”的太冒險,必須戰勝對未知事物的排斥和恐懼。古氣候學告訴我們那個時點正在進入間冰期,氣候漸漸變暖,野生稻生長更繁茂了,分佈範圍擴大了,其中以結籽方式進行繁殖的稻株數量也隨著氣溫的升高而增加,稻穀比先前的冰期更常見了。人們早已觀察到鼠雀吃草籽的現象,捕獲後又在鼠胃和鳥的嗉囊裡見到大量的籽粒,因而知道有幾種穀子是能吃的。在許多民族的稻作起源神話裡,說稻種是仙鼠或玄鳥帶來的,與此有關。人類第一次試吃稻米可不是採一大堆回來煮著吃,而是在現場一顆一顆掰開吃生的,從穗上搖下來帶回家烹熟是後來升級版的吃法。這樣吃當然不管飽,但卻在主吃肉食之餘增添了一樣新鮮的零食。沒錯,是零食!就如同我們路過桑林隨手摘幾個桑葚吃,或者路過荷塘順便剝幾個蓮子吃。今天西南地區仍有少數民族生吃糯谷作零嘴,青年男女相約去田裡摘還沒成熟的青稻穗吃也是一項娛樂,少男少女們會將摘下的帶殼稻穀烤成香噴噴的“糄米”。
人們首嘗稻米時吃的是野生稻,又過了大約五千年才開始種植和馴化它。澧縣往南450千米處有另一座不能忽視的石灰岩殘丘——湖南道縣蛤蟆洞,外界流行的是它的雅稱——玉蟾巖。上世紀90年代在此發現了4顆珍貴的古稻,鑑定結果表明,它們已在地下靜靜地躺了1.2萬年,其中1顆被鑑定為具有人工干預痕跡的普通野生稻,其餘3顆屬於向栽培稻演化的過渡類型,兼具野生稻、秈稻和粳稻的特點,說明對野生稻的馴化剛開始不久。前述吊桶環遺址首批帶有栽培稻特徵的植硅石正好也指向了同一時點。如果說當零食或換口味只是一時興致,那麼種起來天天吃就真是很上心了,說明稻米不再是古人類生活中可有可無的東西。是什麼力量足以讓古人類甘願克服重重障礙,為的只是一口以往看不上的稻米飯?1.2萬年前的這個關鍵時點到底發生了什麼?
關於農業起源,學界提出了不下40種假說。先介紹飢餓驅動理論中影響較大的一個版本,它糅合了氣候變化說和人口壓力說。話說1.29萬年前,北半球發生了一次彗星撞地球的災難,連帶北美洲巨湖潰壩,造成了長達上千年的乾冷時期,這就是“新仙女木事件”。在漫長的舊石器時代,古人類原本經歷過無數次地質年代級別的冷暖交替,但這一次截然不同,因為此時的人類是品嚐過稻米滋味的人類,野谷在人們眼中不再是普通的草籽,可謂“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新的冷期導致大型動物種群數量驟減以至滅絕,所以今天只能在博物館裡看到猛獁象和披毛犀的骨架。中緯度地區的人們在獵獲大減後飢不擇食,不管水陸空,也不管大中小,以往不喜歡吃、不經常吃甚至從來不吃的許多小動物、小草籽也統統塞進了肚裡,考古學家稱之為“廣譜革命”。在環境資源壓力的持續作用下,水生草本植物種群數量大、生長恢復快的優點凸顯出來,稻穀的地位陡升,從偶爾才捋幾粒的零食一躍而成必須顆粒歸倉的救荒食物。糧荒萌動了看護野稻叢的行為,以免動物為害;糧荒也催生了貯藏食物度淡的習慣,使得稻種能平安捱過休眠期,保存到來年適合它發芽的時候。當距今約1.2萬年再度轉暖時,人類已改變食性一千年,早就固定成習,一部分已經接受甚至依賴新食物的人走出山林和洞穴,尋找水邊臺地紮下常住營寨,那裡緊挨著成片的野稻、成群的魚蝦和水鳥。頻繁地採集野稻穀無疑加深了人們對水稻生長習性的認識,(半)定居習慣又使得人們有機會長時間近距離地觀察種子發芽現象,不再驚訝於無意灑落在住地旁的種子居然能長成新的稻株,這些谷種也許就藏在宰殺鼠雀後扔棄的內臟裡。以某一個或幾個氣候異常食物短缺的年份為契機,為了在淡季不捱餓,人們開始有意識地預先播下稻種,並想辦法讓禾苗長得更好。這一影響至為深遠的創舉極可能出自某位富於採集經驗的女性。早期儲備好的谷種貯藏技術和生長知識在此刻派上了大用場,主動地干預自然以求穩定地供應食物的農耕終於誕生了,這就是偉大的“農業革命”。必須說明的是,這不是在講述所有古人類都經歷過的水稻故事,從薪用到食用,再到耕作和馴化,每一小步進展都需要用千年作為計時單位,時間之神就守在農業寶藏的側畔,耐心等待著哪撥勇敢進取的人們前來叩門,而絕大多數狩獵民都錯過了這扇將會開啟人類新紀元的大門。就目前所知,只有長江中游澧陽平原上的十里崗-彭頭山文化(此處的“文化”是考古學名詞,指同一時代數個地點具有共同特徵的一組器物及其技術。)前後接力,成功地走完了上述所有環節,造就了這個傳奇,但千萬別小看這顆文明的星星之火,它不久就呈現出燎原之勢。新舊兩個石器時代之交發明瞭弓箭馴化了獵狗,應該說狩獵技術的改進確實帶來了人口的增長。《白虎通》說過“古之人民皆食禽獸肉,至於神農,人民眾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教民農作。”此外,飢餓驅動論還擁有不少地質調查和考古調查方面的證據。
再來聊聊求新驅動理論,該理論注意到在農耕發明之初穀物產量低得可憐,只夠塞塞人們的牙縫,數千年後米飯才擔當起人們的主食,也認識到飲食不僅是一種生理行為,還是一種社會行為。當中宴享說認為最初種稻並非為了填飽肚子,而是為了在客人面前顯擺,起因於一些“不安分”的人刻意在吃喝的品種上標新立異。在遠離水稻核心分佈區的邊緣地帶,稻米是珍稀物產,被用來款待尊貴的來賓,這能激發出培植的衝動,栽培普及後奢侈品就降格為日用品,主人轉而尋求別人弄不到的其它山珍海味;基於同樣的心態,要是能在“誇富宴”(人類學名詞)上突然拎出一壺米酒來,那可是很拉風的事!因為別人從沒喝過這麼甜美還會醉人的“好水”,即便喝過那也是多少年才能嚐到一回的瓊漿玉液。飲稻米酒轉眼就成了新石器早期社會人們紛紛效仿的時尚,促進了水稻栽培的迅速傳播。還有一種情形,古人類產生宗教後,祭司需要進入一種興奮恍惚的反常狀態,也需要一類能在祭儀中敬獻神靈的非常食物。那靠什麼媒介物能快速進入神秘狀態?又用什麼作為神聖的標誌或引得神靈的注意呢?稻米恰好能滿足這方面的文化需求,因為它能造酒。除此之外,還因為它能做出自然界中並不存在且香氣撲鼻的熟米飯。遠古時期這團米飯的製備過程十分繁複,需要一個虔誠乃至狂熱的人歷經千辛萬苦,這是一種修道也是一種儀式。還有人說,耕種就是為了對結籽快生殖力強的禾本科植物表示崇敬。此即宗教說。求新驅動論能解釋為什麼遠古的稻種大多是適宜釀酒且米飯黏軟的糯稻,能得到華南一些山地民族種稻專為釀酒的事例印證,也得到新石器時代陶罐中米酒殘跡的支持。一些專家主張種禾是為了有禾草餵養牲畜,有穀米作餌誘捕禽鳥;一些學者懷疑饑荒臨頭時再忙著發明農業是否來得及,猜測栽培不過是發端於個人對生命現象或外來品種的好奇和著迷,和今人種花養寵物沒太大分別;另有學者留意到最早的農田多在交通便利之地,這裡的人見多識廣心生物慾,想培育出一種本地特有的物產(也許是酒)來交換遠方的珍異;還有人歸結為婦女想為斷奶後的幼兒準備些易消化的米糊,使得哺乳期變短的族群能更快更多地生娃。各種腦洞,不一而足。
目前解釋力最強的說法是,古人類最初純粹因追求新異而主動馴化野稻,之後又確因人口膨脹被迫擴大栽培。
聊完假說,再瞭解多些相關情節將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稻作的起源。磨製石器、農業和陶器並稱新石器時代的三大特徵,三者息息相關。回到食物正在廣譜化的古人類,為了適應新的謀食方式,他們開始改進石器工藝,製作了大量用於獵取和加工小型動物的細小石器(可能有一部分小石刀也用於收割穀穗)。定居之後慢工出細活,人們越來越多地磨製能反覆使用的精緻石器,逐漸淘汰了粗笨的打製石器,這就是所謂的“新石器革命”,人類便邁進了新石器時代。貯藏食物的器具和醃製食物的技術也於同期應運而生。表面上看陶器跟稼穡扯不上關係,但實際上沒有采集就沒有陶器的發明,而沒有陶器就沒有農業的壯大。最早的陶器完全是為穀物服務的。古人類剛開始採集野生稻時,收下的稻穀不知往哪擱,當時的人工容器只有籃子,可編織的籃子縫眼太多,裝盛堅果野菜還行,要放細小的穀粒則會漏掉,有人想到糊上一層泥巴堵住縫隙再曬乾,這種泥糊的籃子並不耐久,需要不時重塗新泥,直到有一天偶然放在火堆旁的泥籃被烤硬實了,人們才受到啟發試著燒出堅硬耐用的陶器,那時在陶土中還要特意摻入稻殼及稻草,燒成夾炭陶。之前,人們想吃上熟的穀米和螺肉要大費周章,這些小顆的食物無法架在火上,也不能埋在灰裡,只能找塊薄石板隔火炕熟,或挖個地坑倒滿水再不停丟進燒紅的石頭間接燙熟。古人類很快就欣喜地發現陶罐可以方便地熬米粥煮螺蚌,緊接著更神奇的事出現了,喝不完的粥過一兩天會有酒味,起因是混入了人的唾液或發芽的稻米(含酵母菌)。有人說製陶是為了盛水,可遊獵的人不便攜帶易碎的陶罐,本就定居水邊的人又沒必要儲水,所以說發明陶器不僅是為了方便喝水,更像是為了方便喝酒。浙江義烏橋頭遺址的年代距今9000年,這裡出土的部分陶器內表面化驗出發酵過的稻米和薏米澱粉粒,應是迄今中國最早的酒器。新石器時代早中期,我國出土的陶器中酒器竟佔了大半,飲酒風習熾烈必然刺激穀物種植的產生及興旺。技術發展史告訴我們一條規律,加工潛力提升總會推動生產能力隨後跟上。更早的竹筒飯放不下幾兩米,但陶釜陶甑能一次炊熟很多斤,因而陶器是令穀物在日後成為主食的重要推手。仙人洞和玉蟾巖兩處世界最早的稻穀遺址同時又是世界最早的陶器遺址,這些絕非巧合。
接下來我們要聚焦浙江,這又是一方密佈重要稻作遺址的寶地,屬於廣義上的長江下游地區。仙人洞東偏北290千米是浙江浦江的上山遺址,從這出土了一些距今一萬年上下的水稻遺存,還出土了附著稻植硅體的石片刀、石磨盤和石磨球,以及帶有稻殼印痕的陶質大口盆。考古研究就像破案,只不過需要還原的是遙遠的歷史真相。把這些文物串聯起來,就能拼接出從割取稻穗到磨碎稻穀、再用稻殼摻進胎土中燒陶、最後把稻米投進陶盆中炊熟的過程,這是一條比較完整的原始稻作農業證據鏈,只是缺了整地農具這一環。原有的竹木耕具雖早已朽爛,但通過顯微鏡下的稻植硅體紋飾和稻穀離層觀察,可知上山古稻處在半馴化階段,已經不那麼容易落粒了。還能找到不少進步的跡象:馴化中的穀粒長寬比變小;要採收的稻穀變多了,上山先民覺得用手捋太疼太慢,改成了用石刀割穗;木屋柱洞和環壕遺蹟的發現表明上山人已經建村定居了,由於稻作,人們告別了“冬穴夏巢”住進了幹欄建築。如果不是稻米引誘人們早早地走出山洞紮根曠野,人類不知還要在陰暗的洞穴裡住上多少年。
距今8000年時,步入了一個持續兩千年的暖溼期(大西洋期),也進入了稻作農業發展的春天。其後的稻作遺址不再是寥落三兩處,而是在神州大地遍地開花,單說水田,湖南澧縣城頭山、江蘇蘇州草鞋山-綽墩、江蘇泗洪韓井、浙江餘姚施岙和田螺山等多處都發現了8000-6000年前的古稻田。但最大名鼎鼎的遺址要數上山往東約140千米的餘姚河姆渡,其內容之豐富罕有其匹。必須提及距今7000年的混雜有稻穀、稻殼、稻稈和稻葉的堆積層,平均0.3-0.4米厚,總量近120噸。這些難辨秈粳的稻穀都是栽培稻,已基本解決成熟時落粒的問題,這從一件黑陶盆外壁刻畫的成束低垂稻穗上可以想見。在一件陶釜的底上還殘留著一塊鍋巴,它是存於今世的最早的大米飯。170多件骨耜和骨刀,以及馴養的水牛和豬,見證了當時稻作之發達。耜是起土工具,通過翻耕為禾苗創造更佳的生長條件,可謂又一項寵慣水稻的發明。當時的家養水牛並不拉犁,但不排除通過踩踏水田達到近似耙耖的效果,有人稱之為“蹄耕”。1973年河姆渡甫一發現就震驚了世界,一夜之間顛覆了主導國際學術界近百年的稻作起源印度說,黃河流域獨享中華文明搖籃之尊的日子也自那時起一去不返。然而,儘管出土了這麼多的稻和稻作農具,河姆渡人卻不靠米飯填飽肚子,他們吃得更多的是鹿肉、菱角、芡實和橡果。
首個令稻米成為第一食物來源的應該是6000年前長江中游的大溪文化。一千年後,長江下游以米飯為主食的良渚人已沐浴在中華文明的曙光之中。上山以北約110千米就到了極具規模的餘杭良渚遺址群,時間跨度為距今5300-4200年。這裡能見到當時的稻穀、稻田、耕種稻田的石犁和收穫稻穀的石鐮,還有靠巨量稻米供養勞力才修建起來的壯觀古城和水壩。其中犁和鐮在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澤文化晚期業已出現,犁顯然是一種比耜更先進的整地農具,犁是連續作業,耜要一下一下地操作。鐮刀已是適應大規模採收需求的專用工具,使用的前提是稻穗同期成熟且不會掉粒。大型水利設施造就了萬頃稻田,田塊面積越來越大且形狀越來越規則。從當中的莫角山和池中寺糧倉已發掘出約200噸的炭化稻米,相比早期的米粒更為飽滿,粒型也更顯“矮胖”,接近於我們今天的粳米。良渚人總的膳食中,稻米約佔八成,在肉食中家豬也佔到八成,偶爾彎弓搭箭,卻是為了射殺跑到田頭來糟蹋莊稼的動物。在此地,稻作農業真正取代採集狩獵成為了第一產業,引領揚子江沿岸地區踏入了一個嶄新的農業社會。自栽培水稻至主食稻米,這一步走了足足六七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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