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當日寇企圖將魔爪伸向華北時，清華大學救國會發出了振聾發聵的怒吼。
在中文系學生蔣南翔起草的《告全國民眾書》中，清華學子高呼：“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
這所學府與這個國家的命運，始終緊密聯繫在一起。
早在清華大學草創之際，梁啟超在清華同方部禮堂演講時，便以《周易》中乾、坤二卦的卦辭來勉勵清華學子：“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此後成為清華大學的校訓，更代表著清華人“知恥而後勇”的決心，以及振興中華的責任感。
今日恰逢清華大學112週年校慶，來回顧一段穿越戰火紛亂，走向民族復興的奮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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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年輕的清華學子王淦昌親歷了因日軍進犯大沽口而導致的“三一八慘案”，他在現場親眼看到一些愛國學生倒在了軍警的槍下。
王淦昌幸運地逃過一劫，回校後向老師葉企孫痛訴當時的慘狀。
當時，葉企孫等清華學者一直關注著國家局勢，但在葉企孫看來，學生最要緊的是學好功課，而不是冒著生命危險參加政治運動。
為此，葉企孫告誡王淦昌等學生：“如果我們的國家有大唐帝國那般強盛，這個世界上有誰敢欺侮我們？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一樣，弱肉強食是亙古不變的法則，要想我們國家不遭到外國人的凌辱，就只有靠科學！科學，只有科學才能拯救我們的民族。”
王淦昌後來回憶道，葉企孫“說罷淚下如雨”。
葉企孫負責創辦的清華大學物理系，是清華大學成立最早的十個系之一，也是中國科學事業的先驅。
僅自1926年創繫到1938年西南聯大正式成立的12年間，清華老物理系共培養學生70人，其中就有21名成為建國後的中科院院士，還有6位“兩彈一星”元勳（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王大珩、陳芳允）。
這一切，離不開葉企孫等教授的辛勤耕耘。
20世紀20年代，出國求學的葉企孫、吳有訓、趙忠堯等青年學者，在各自的領域取得了成就。
曾為清華學堂第一批學生的葉企孫，1918年考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就讀，師從日後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P.W.布里奇曼。後來，葉企孫在實驗中和導師合作用X射線測定普朗克常數（物理學中一個用以描述量子大小的物理常數），當時他年僅23歲。
吳有訓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時，在其導師康普頓的指導下，成功驗證了對物理學發展具有重大影響的“康普頓效應”。1925年，吳有訓參加美國物理學會第135屆會議，他的論文被安排在第一位宣讀，在他的協助下，其導師康普頓獲得了諾貝爾獎。
趙忠堯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讀書時，師從諾貝爾獎得主密立根。在求學期間，趙忠堯在實驗中最早發現正電子存在的證據，這是人類史上第一次觀測到正電子，堪稱諾獎級的發現。
然而，趙忠堯的同學安德遜率先發表了相關的科研成果，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趙忠堯榜上無名。這是物理學界的一段公案，儘管安德遜晚年寫書承認，他的研究是受趙的啟發才做的，但這個遺憾已經無法彌補。諾獎得主李政道也說過：“趙忠堯本來應該是第一個獲諾貝爾獎的中國人，只是由於別人的錯誤，把他的光榮埋沒了。”
葉企孫歸國前，他的導師多次挽留他，但葉企孫謝絕了恩師的好意，用平時省吃儉用剩下的錢到歐洲各國的研究機構參觀，吸取經驗，以便回中國開展物理學研究。
吳有訓的導師康普頓直到晚年還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說：“你的老師吳有訓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學生。”但吳有訓當年取得學位後，幾次婉拒了導師給他安排的工作，帶著平生所學回到了祖國。
這些在海外取得極高科研成就的青年學者，在學成之後，不約而同地選擇歸國，並在梅貽琦的舉薦下，籌辦清華大學物理系。
梅貽琦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說：“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於學術，造成有用人才，將來為國家服務。”
他們是大師們的老師。
清華大學在他們的苦心經營下，成為有志於科學報國的青年心中的殿堂。
清華校友、經濟學家陳岱孫對抗戰前的清華大學有過一段評價：
在短短几年的時間內，清華從一所頗有名氣而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變而為名實相符的大學。在這一突變的過程中，應該說，理學院是走在前列的，而物理學系是這前列中的排頭兵……
清華物理系，在抗戰前近十多年的時間，培養出一批優秀人才；他們對中國科學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這種慘淡經營的過程是沒什麼檔案可查的。時間一久，就容易為後人所不瞭解，或者忘記。
當時，科學被知識分子視為民族復興的希望。但正如清華大學救國會所發出的嘆息，戰火中的中國，已經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國學大師錢穆的侄子錢偉長一考進清華園就被寄予厚望，據說曾被歷史系的陳寅恪與中文系的朱自清兩位教授爭搶。校內紛紛傳言，來了一位國學功底堪比外文系學生錢鍾書的奇才，而錢偉長一家以詩書傳家，他本人也偏愛文學，偏科嚴重。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迅速淪陷。清華學子義憤填膺，錢偉長也深受衝擊，從此認為應該學得一技之長，為祖國造飛機大炮。於是，錢偉長整天纏著物理系的吳有訓教授，堅持要棄文從理，哪怕他物理只考了5分。吳有訓拗不過錢偉長，只好讓他到物理學試讀，此舉成就了日後的“中國近代力學之父”。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很快又製造了“一·二八”事變，對上海發動進攻。
日機的轟鳴聲以及轟炸後房屋倒塌、生靈塗炭的慘狀，給出生於湖州的學生屠守鍔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這位後來的“兩彈一星”元勳，從此有了一個想法：“我們要造自己的飛機。”屠守鍔考到清華大學讀航空系，隨後前往美國留學，歸國後又回到清華大學教學，從事導彈和火箭的研究。
葉企孫、吳有訓等教授在無形之中打造了一個科學救國的矩陣，他們利用自己的資源與人脈，幫助清華畢業的留學生選擇所學專業與方向，為後來新中國科學的發展培養了大批人才。
比如，趙九章被葉企孫安排到美國學習高空氣象學，回國後專門負責培訓氣象員，為中國人造衛星上天做出貢獻；王大珩被安排到英國專修應用光子學，日後成為中國現代光學的開拓者；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的錢學森考取了清華的公費留學生，隨後在葉企孫的推薦下，進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航空系學習，師從世界著名力學大師馮·卡門，做火箭研究。
▲青年時期的王大珩。圖源：網絡
錢偉長後來回憶道：“葉企孫等教授為了物理系，為了國家，動員了許多念物理的學生畢業後去搞國家需要的學科，如氣象、地質等……不是為了物理而搞物理，而是為國家搞物理。”
清華老校歌中有一句，“立德立言，無問西東”。
在抗日救亡的背景下，憂國憂民的清華學子胸懷報國之志，“致知窮理，學古探微”，還有一些人走向戰場，血染山河，將年輕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犧牲的那一刻。
畢業於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沈崇誨，本已在綏遠擁有一份收入優渥的工作，卻瞞著家人到杭州報考中央航校，成了一名空軍。他與戰友們堅守著同一個信念：“我們的身體、飛機與炸彈，當與敵人兵艦陣地同歸於盡。”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在之後的作戰中，沈崇誨奉命轟炸駐紮在上海外海的日軍第三艦隊。在飛臨日軍艦隊上空時，沈崇誨所駕駛的飛機突然發生故障，飛機尾部冒出濃煙。如此危急的情況下，沈崇誨看到日軍的旗艦正在指揮艦隊與中國軍隊激戰，他當即下定決心，跟自己的同機駕駛員一起駕機衝向日軍旗艦，試圖與其同歸於盡，最終，飛機爆炸，沈崇誨墜海殉國。
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的熊大縝，是葉企孫的得意門生，在校期間從事紅外光研究，畢業後考取了德國留學的名額。“七七事變”發生後，熊大縝放棄了出國留學的機會，先是協助恩師葉企孫分擔清華大學南下的工作，後到冀中軍區參加抗戰，為抗戰軍民製造含烈性炸藥的地雷，並廣泛應用於冀中平原，使日軍吃了不少苦頭。
不幸的是，1939年，投身抗日救亡的熊大縝被誣為特務，死在了自己人手中。直到1986年，在錢偉長等人的呼籲下，去世多年的熊大縝才被平反。
“七·七事變”後，戰火從華北蔓延至中國各地。
國破山河在。
北大、清華、南開三所高校為響應“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懷著悲憤的心情，撤出平津，在長沙組成臨時大學，後遷往雲南，組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北平（今北京）陷落時，城中的人紛紛逃亡，清華大學教授趙忠堯卻在此時折返城中。原來，他想起還有50毫克放射性鐳，鎖在清華實驗室的保險櫃中。
這是全世界都禁運的高能物理材料，在蹣跚學步的中國物理學界彌足珍貴，由葉企孫通過物理系畢業生施士元從法國購得。回到北平後，趙忠堯將裝有鐳的鉛筒藏在一個鹹菜罈子裡，一直帶在身邊。前往長沙的路上，日軍設下重重關卡，南下的師生常要扮作農民或商人，以躲避搜捕。
趙忠堯費盡心思，甚至連行李都丟了，一路翻山越嶺，只有那個鹹菜罈子形影不離，被緊緊抱在胸前，他的手上磨出了幾道血印。
當趙忠堯到達長沙臨時大學報到時，衣衫襤褸，蓬頭垢面。辦事處的工作人員沒認出來，還以為是哪裡來的乞丐。
這時，趙忠堯恰好看到梅貽琦出來，走到身邊，叫了一聲“梅校長”。梅貽琦仔細一看，發現眼前的人竟是趙忠堯，淚水頓時奪眶而出。
在雲南，清華大學的精神繼續在西南聯大的校園中傳揚。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曾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八年艱苦卓絕、患難與共的歲月裡，在鐵皮屋、茅草房的教室中，西南聯大培養了8000餘名學生，走出了3800多名畢業生，其中有2位諾貝爾獎獲得者、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171位兩院院士。
清華大學南遷時，日後的“兩彈一星”元勳鄧稼先正讀高中，他的父親、清華哲學教授鄧以蟄因身患肺病，未能攜家人南下。
1940年，鄧以蟄想盡辦法送鄧稼先出城，臨別時再三叮囑：“兒啊，你要學科學，學科學為國家！”
16歲的鄧稼先逃出淪陷區後，輾轉來到昆明，考入西南聯大物理系，先後受業於趙忠堯等名師，就此開始自己的科研之路。畢業後，鄧稼先要去美國留學，臨行前對好友說：“將來祖國建設需要人才，我學成一定回來。”
1950年秋，鄧稼先謝絕了到英國繼續深入研究物理學的邀請，在拿到博士文憑9天后，就義無反顧地登上回中國的輪船，唯恐美國政府從中阻撓。他忘不了父親與母校的教誨。
據統計，23位“兩彈一星”元勳中，21位有留學經歷。科學救國的理念，深深埋在這一代學子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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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後，1946年，美國在太平洋比基尼小島試爆原子彈，邀請盟國觀察員現場觀摩。
被譽為“中國核物理鼻祖”的趙忠堯，是中國代表的不二人選，他因此成為二戰後最早近距離接觸美國原子彈研究工作的中國人。
觀看試驗後，趙忠堯卻獨自留在了美國，他不是反悔當初的決定，而是想要了解核物理的最新進展，並設法為中國購買核物理研究設備。
之後幾年，趙忠堯在美國四處奔走，每日三餐都是開水就著麵包，為了賺錢，有時一天打工長達十幾個小時。為躲避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追蹤，趙忠堯不得不輾轉於多個城市。省吃儉用的他將所有積蓄換來了一批電子學儀器和零星器材。這些器材後來被組裝成中國第一臺質子靜電加速器，用於原子彈的研製。
1950年，趙忠堯與其他100多名留美學者，踏上了歸國的旅程。他們乘坐的郵輪遭到美軍攔截，就連趙忠堯隨身帶的一塊肥皂都被拿去檢查，登記清單寫著：“看起來像肥皂的東西一塊。”
船經過日本後，趙忠堯在被糾纏、關押了兩個月，之後才得以放行。回國後，他將事先託運回來的器材和零部件，全部交給中科院物理研究所。
在趙忠堯回國的兩年前，1948年，趙忠堯的學生、清華大學物理系第八級生錢三強與夫人何澤慧懷抱年僅半歲的女兒，回到了隨時可能被捲入內戰的北平。
此前，錢三強與何澤慧在法國巴黎居里實驗室從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發現了鈾核三分裂和四分裂現象，引起國際物理學界的轟動，他們夫妻二人也被譽為“中國的居里夫婦”。
可當錢三強夫婦在法國前途無量時，他們卻毅然決然地回到祖國，要用他們所掌握的核物理知識為國家做貢獻。錢三強回國前夕，居里實驗室的領導伊萊娜夫人送給錢三強兩句臨別贈言：“要為科學服務，科學要為人民服務。”
錢三強回到中國後，延攬各路人才，組建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拉起一支核物理科研隊伍。
新中國成立後，這批人才投入到原子彈研製工作，其中除了有錢三強的老師趙忠堯，還有他們清華大學的校友，包括從英國獲得哲學、科學雙博士學位的彭桓武，以及留學德國、後任職於浙江大學的王淦昌等。
當初葉企孫、吳有訓、趙忠堯等大師培育的希望火種，終於開枝散葉。
多年後，王淦昌化名“王京”，受命秘密參加到原子彈的研製工作中，隱姓埋名長達17年。當接過這一重大任務時，他擲地有聲地說：“願以身許國！”
彭桓武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物理系，到英國留學後得到多位諾獎得主的稱讚，但他還是選擇回國，放棄在英國學術界的聲譽和地位。當人們問他為什麼要回國時，彭桓武說：“作為一箇中國人，有什麼理由不回到自己的祖國，併為她的富強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呢？”
▲青年時期的彭桓武。圖源：網絡
在西南聯大物理系讀過研究生的郭永懷，從事空氣動力學研究，留學後在康奈爾大學當教授。為了表明回國的決心，擺脫美國人的懷疑，他回國前公開燒燬自己的幾千冊藏書，以及大量的研究筆記、授課講義。
曾受教於趙忠堯、葉企孫等名師的留學生朱光亞，在美國牽頭起草《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與其他51名愛國留學生聯名發出呼籲：
我們都是中國長大的，我們受了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種過一粒米，不曾挖過一塊煤。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大眾的血汗供養長大的。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嗎？ 我們中國是要出頭的，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回去吧，趕快回去吧！
與美國當年啟動“曼哈頓計劃”時一樣，中國做出研製原子彈的重大決定時，也沒有留下太多正式的文件資料。據知情者回憶，這個計劃是在某次會議上拍了板。
1955年1月15日，被稱為“中國正式下決心研製核武器的起始日”。
當時的國家領導人說：“我還是希望搞一點海軍，空軍搞得強一點。還有那個原子彈，聽說這麼大一個東西，沒有那個東西，人家就說你不算數。那麼好，我們就搞一點。搞一點原子彈、氫彈，什麼洲際導彈，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
1964年10月16日，伴隨著巨大的轟鳴，西北戈壁灘上升起了壯麗的蘑菇雲，中國自行研製的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1967年，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中國人只用了2年零8個月的時間。
1970年4月24日，東方紅一號衛星成功發射升空，這是中國發射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標誌著中國成為世界上第5個獨立研製併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
“兩彈一星”事業的背後，是無數科學家的艱辛付出，他們之中有很多人的名字被長期封存於絕密檔案中，不為人知。
1958年8月，中科院和二機部的錢三強找到鄧稼先，安排他參與原子彈研製工作。由於這一切都將對外保密，那天，回到家中的鄧稼先與妻子許鹿希有這樣一段對話：
“我要調動工作了。”
“調到哪裡呢？”
“這不知道。”
“幹什麼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說。”
“那麼，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給我來一封信，告訴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我今後恐怕照顧不了這個家了，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獻給未來的工作了。做好了這件事，我這一生就過得很有意義，就是為它死了也值得。”
鄧稼先在二十多年的試驗中孜孜不倦，也因遭到嚴重的核輻射而不幸患癌，去世前病情嚴重，全身大面積溶血性出血，一代國士，為國獻身。
1968年12月，空氣動力學家郭永懷赴羅布泊執行又一次核試驗任務，返回途中飛機失事，不幸遇難。
當人們找到郭永懷的遺體時，發現他在犧牲前的最後一刻和身邊的警衛員緊緊地擁抱在一起，身上的衣服已經燒焦了大半。人們費力地分開兩人的遺體，才發現郭永懷平時用的那個裝有絕密資料的公文包，安然無損地夾在二人懷裡。
他本來可以在美國繼續享受安逸的生活，最後卻為了國家，墜落在祖國的一片荒地之中。
1971年，鄧稼先在西南聯大的同學、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回國訪問。
楊振寧與好友鄧稼先久別重逢，感慨萬千。席間，楊振寧詢問鄧稼先：“我在美國聽說，有美國人曾經參與中國原子彈研製，這是真的嗎？”
當初，蘇聯專家退出後，“兩彈一星”的科研人員就只剩下中國人，但鄧稼先要遵守嚴格的保密規定，不便透露實情。
直到楊振寧要離開前，周總理才明確指示，可以讓鄧稼先先生如實告訴楊振寧先生，中國的原子彈、氫彈，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的，沒有一個外國人參加。
於是，鄧稼先寫信給楊振寧，告訴他那個問題的答案。
後來楊振寧回憶說，當他看到鄧稼先信上說的“全部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這句話時，淚水怎麼都止不住。
1999年，共和國成立50週年之際，“兩彈一星”功勳獎章被授予23位科學家，他們為中國的核彈、導彈以及人造衛星事業奉獻了一生。
這23位元勳中，有14位是曾在清華大學學習或工作過的校友。他們是王淦昌、趙九章、錢學森、彭桓武、錢三強、王大珩、陳芳允、郭永懷、屠守鍔、楊嘉墀、王希季、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
他們從戰火紛飛的歲月中走來，與國家一同經歷了戰亂、困厄與崛起、復興，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終於實現了“科學救國”的理想。
清華大學建校110週年時，迴歸清華多年、當時已99歲高齡的楊振寧接受媒體採訪，說道：
“中國從從前窮困的狀態走到今天‘天亮’的狀態，清華大學是有貢獻的。我相信，這個貢獻還會繼續下去。”
全文完，感謝您的耐心閱讀，順手點個在看讓我知道您在看~
參考文獻：
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清華英烈》，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
葛能全：《錢三強》，貴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
西南聯合大學北京校友會：《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唐建光 主編：《畢業生：百年清華的中國年輪》，五洲傳播出版社，2011年
錢偉長：《一代師表葉企孫》，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年
許鹿希，鄧志典，鄧志平，鄧昱友：《鄧稼先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5年
嶽南：《南渡北歸：離別》，湖南文藝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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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南朝子云
編輯丨艾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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