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靈素之問》——還原古人觀察視角和中醫經驗理法的演進。
欄主簡介：憶忘先生，從事臨床工作，研習傳統文化和中醫經典，索求源流，力圖還原古人的觀察視角和經驗及理法的演進。
《甲乙經》在醫經中的地位，截止北宋，都是十分重要的。唐代官方的太學，《甲乙經》是醫科博士教材，《素問》是針科博士教材，這樣的安排，是有差別的。這意味著，古人對待二書的態度，與北宋以後到當下的認知，恰好相反。
不僅史籍在提及此書時，多列在《素問》之前。例如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一篇首“習業”宋改為“大醫習業”中原本是“凡欲為大醫，必先須諳《甲乙》、《素問》、《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藏六府、表裡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範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
新校正或之後數次校書的某一次，被改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諳《素問》、《甲乙》（宋改將次序對調）、《黃帝針經》、明堂流注、十二經脈、三部九候、五藏六府、表裡孔穴、本草藥對，張仲景、王叔和、阮河南、範東陽、張苗、靳邵等諸部經方。”這一來，就有了突出《素問》的意圖，是發生在北宋校書以後。原因是《素問》在北宋新修《唐書》同時也是新校正之前，《素問》並不叫做“黃帝內經”，也沒有受到過超過《甲乙經》的待遇，緊跟排名其後。這充分說明，中醫界普遍對於“黃帝內經”的觀念是有很大問題的，但這並不是本文的重點。
《甲乙經》的得名，與目錄學的命名法密切相關。漢末魏蜀吳三國時期目錄學家鄭默（213-280年），為三國時魏秘書郎，將宮中所藏經籍整理編目，稱為“中經”。阮孝緒《七錄序》雲：“晉領秘書監荀勖，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為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隋書·牛弘傳》雲：“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可見西漢名“內經”東漢或魏晉稱“中經”，是同樣的概念。
《隋書·經籍志》雲：“魏氏代漢，採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
荀勖（？—289年）在鄭默《中經》基礎上，作《中經新簿》仍為甲乙丙丁四部，但順序有所調整。西漢劉向、劉歆《七略》的六分法體系，至此一變為分群書為甲、乙、丙、丁四類。鄭默與荀勖基本生年重疊，屬同時代人。四部目錄法，史家有兩種說法，一說起於鄭默，一說起於荀勖。因為《晉書》未提及鄭默有四部的明文，因而爭論不下，個人認為，從阮孝緒、《隋書》等的記錄看，應該是荀勖的發明。
阮孝緒《七錄序》雲：“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勖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略眾篇之名，總以甲乙為次。”荀勖《中經新薄》分甲（經）、乙（子）、丙（史）、丁（集）四部，僅記書名、卷數、撰人及簡略說明，為我國第一部四部體系分類目錄，今佚。
東晉李充在荀勖《中經新簿》分類體系的基礎上，總設眾篇之目，以五經為甲部，史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所謂“換其乙丙”是把“子”和“史”位置對調。唐《隋書·經籍志》依其經﹑史﹑子﹑集分類，類分四部的名稱由是確立。這是“四部目錄”的由來，甲乙丙丁遂變為“經史子集”。
但《甲乙經》並不是“四部”而是十部。東晉葛洪《西京雜記》序裡說以天干從甲到癸，編書為十卷。而《甲乙經》最早的記錄是《魏書》，又見於《北史》《北齊書》，晚於《西京雜記》的記錄。再加上《晉書》皇甫謐傳根本沒有著《甲乙經》的記錄，新舊《唐書》中也無法確定作者。其序中“黃帝三部”的概念晚出唐代，序中提到的王叔和是南北朝人，均可確認皇甫序是偽序。而《甲乙經》出自東晉，早於王叔和，但晚於皇甫謐。
東晉醫學大咖排位，在內治法方面，非葛洪百卷《玉函》莫屬，可惜失傳；在醫經方面，則《甲乙經》（不著撰人）與《刪繁方論》（謝士泰）各擅勝場，均對醫學理論產生深遠的影響，但並未有足夠的認識。
《甲乙經》的序中提到“《針經》九卷、《素問》九卷”，實際九卷的概念在新校正時期都沒有被確認，例如新校正的“黃帝針灸甲乙經序”中便無此觀念，如“大哉《黃帝內經》十八卷，《針經》三卷，最出遠古。”雖然新校正與“皇甫序”均提到“黃帝三部”（《素問》《針經》《明堂》），但是概念卻完全不同。何況，所謂三部同歸，系唐代重訂《明堂》之後的強調，尤其“黃帝之正經”是對唐訂《明堂》的標榜。“皇甫序”說的是“針經九卷”而新校正強調的是“針經三卷”。因此皇甫序中的相關內容，也不為新校正所見，各種馬腳，都表明皇甫序是晚於新校正的偽序至少是大幅増偽，對中國醫學史的干擾和破壞性極大。
但這並不能影響《甲乙經》的醫經地位。它不僅是唐代醫科博士教材，到了北宋，一直是僅次於“最出遠古”的“《針經》三卷”的針灸學老二，如《太平聖惠方》《政和聖濟總錄》。其背景是，唐代《明堂》修訂，確立了“黃帝正經”的解剖學“基礎”即新的經脈理論與穴位歸經，但北宋又來了一次，代表是王惟一。此後，“黃帝正經”的基礎，都是王惟一所影響的，標誌是經絡銅人。它不僅影響了兩宋的各種“針經”，直到當下的官學主流、大學教材的來源“澄江學派”，標榜“黃帝內經”的針灸學術，都源於唐代重訂、北宋再重訂的經脈理論。在此過程中，三焦孤府摘帽，十一經脈變為十二經脈，是諱莫如深的事件。因為這涉及到觀念上的“黃帝內經”，遠非西漢的“黃帝內經”。
《甲乙經》除了“事類相從”涉及“黃帝三部”，值得稱道的特色還在於，它是目前現存最早的醫經類作品，不僅傳承了漢晉的醫學理論，還被宋以後依據《素問》《九卷》（即《靈樞》）的內容，有幅度不小的修改。《靈樞》在南宋的擴編，便有不少內容是從《甲乙經》等其他針經摘抄的內容，甚至還摘抄了《劉涓子鬼遺方》，還保留了九針之前使用砭石時期的操作。這表明宋以後的編者對唐代分科的事實不甚瞭解，唐代針科與外科的分科，使得針科僅剩毫針為主的操作與理論，連九針的概念都逐漸式微，即《素問》所云“三部九侯（脈法）為之原，九針之論不必存”從而淘汰了九針，又何況早已被九針淘汰的砭石呢。
值得一提的是《甲乙經》傳承了兩漢之際，從扁倉體系的砭灸外治法演化而來的黃帝針經體系，並擴展了疾病譜，標榜針灸能夠對大量的內科疾病都能取得良好的療效。例如，卷七“太陽中風感於寒溼發痙”還引用了《張仲景》痙病篇的條文內容，且冠名“太陽中風感於寒溼”，而實際痙病篇包括風寒暑溼的外感，乃至內傷或外傷，也不是全來自“太陽中風”，而太陽中風發痙，也只是其中柔痙的一種。另外王叔和編撰的《金匱玉函經》還有“五痙”的分類，雖然不全也好過《甲乙經》這種似是而非的說辭。這說明《甲乙經》的編者們，在對《張仲景方論》的認識上，的確差的不止一小截。但這也並不能掩蓋，在文本上與“宋版”《傷寒論》的差異，可以形成對校發現宋版的問題。
雖然《甲乙經》更偏向於發揚漢代以來，扁鵲體系基礎上生長出的新針灸學，這的確也是應該大書特書的，但並不就因此應該忽略醫經中“調百藥劑和”的內治法方向的內容，例如卷六“五味所宜五臟生病大論”，所論“谷氣有五味，其入五臟”的相關食療法的重要內容：
故谷味酸，先走肝。苦先走心。甘先走脾。辛先走肺。鹹先走腎。
曰：谷之五味可得聞乎？
曰：
五穀：粳米甘，麻（《素問》作小豆）酸，大豆鹹，小麥苦，黃黍辛。
五果：棗甘，李酸，慄鹹，杏苦，桃辛。
五畜：牛肉甘，犬肉酸，豕肉鹹，羊肉苦，雞肉辛。
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蔥辛。
五色：黃宜甘，青宜酸，黑宜鹹，赤宜苦，白宜辛。
脾病者，宜食粳米、牛肉、棗、葵，甘者入脾用之。
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苦者入心用之。
腎病者，宜食大豆、豕肉、慄、藿。鹹者入腎用之。
肺病者，宜食黍、雞肉、桃、蔥。辛者入肺用之。
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韮，酸者入肝用之。
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
肝，足厥陰、少陽主治。肝苦急，食甘以緩之；
心，手少陰、太陽主治。心苦緩，急食鹹以收之；
脾，足太陰、陽明主治。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
肺，手太陰、陽明主治。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洩之；
腎，足少陰、太陽主治。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墜（隧）也。
毒藥攻邪，五穀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此五味者，各有所利，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
其正文間有“《九卷》曰、《素問》曰”還有《千金》文本的對比，並有文本不同的“義順”“義錯”“義不同”的說明，顯然系宋以後所增。五味與五臟的食宜或食治，從《甲乙》到《素問》《養生經》《太素》《千金》各種文本，都是有“義錯”甚至完全不同的序列。例如《千金要方》中的“五藏所宜食法”：
肝病宜（則）食麻、犬肉、李、韭。（酸）
心病宜食麥、羊肉、杏、薤。（苦）
脾病宜食稗米、牛肉、棗、葵。（甘）
肺病宜食黃黍、雞肉、桃、蔥。（辛）
腎病宜食大豆黃卷、豕肉、慄、藿。（鹹）
而《素問》中卻是：
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
心色赤宜食酸，小豆，犬肉、李、韭皆酸。
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
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慄、藿皆鹹。
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
明顯各種文獻關於“五苦欲補瀉”的食療法文本也存在很多不同。可以推測這裡的不同，是因為不同的五行五臟關係的“規則”，並且《千金要方》並沒有尊從《素問》，而是另有所本。
尤其突出的問題是，因為六朝五行理論的上位，很明顯《神農本草經》中已經沒有了“淡味”，全寫成了甘味。但是《素問》《太素》中，都提到了淡味，運氣大論也提到了淡味，並且甘味與淡味的作用相對相反，即甘滋、淡滲。於是就出現了運氣大論一邊論述五味為六味，一邊卻是使用五味之後造成的“兩經同法”，五配六，當然無法避免“同法”，實際一經對一法已然出了問題，兩經同法那更是無法交代，理論不是兒戲。
《周禮》雲：“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氐春時，羹齊氐夏時，醬齊氐秋時，飲齊氐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恆放焉。”
所謂六食八珍之劑，即食療法包含的食劑羹齊醬齊飲齊，統稱為“凡和”實際即和劑，以酸苦辛鹹，調以滑甘，這裡的“滑”為滑利，與淡味類似。《扁鵲倉公列傳》中的“水火之劑”外，另有“定五味及和劑湯法”對應著醫經的“調百藥劑和”，即醫經基於食療法五味的明文。
這種不同基於水火之劑的定義是“本草石寒溫”的祛邪，故對於“精氣內傷，是所獨失”缺乏補虛法，而食療基於食品的五味而非寒熱對治，這正是經方與和劑的互補，是扁鵲內治法的兩套體系。
《千金要方》卷二十六食治方：“仲景曰：人體平和。唯須好將養。勿妄服藥。藥勢偏有所助。令人藏氣不平。易受外患。夫含氣之類。未有不資食以存生。而不知食之有成敗。百姓日用而不知。水火至近而難識。餘慨其如此。聊因筆墨之暇。撰五味損益食治篇。”第一句是仲景的，後面就不能確定。大致是“易受外患”以後，是孫思邈的手筆。仲景雲“好將養”其實就是食療。而仲景門生衛泛也說“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藥忌者。不能以除病也。斯之二事。有靈之所要也。若忽而不學。誠可悲乎。是故食能排邪而安藏府。悅神爽志以資血氣。若能用食平痾。釋情遣疾者。可謂良工乎。”
孫思邈對此尤其重視，專列篇章進行論述外，其學生孟詵專著《食療本草》也是孫老師的輔導督促之下完成。實際後世對經方概念的誤解，均由於不清楚水火之劑、和劑食療是如何被張仲景遞歸整合的。但這個過程與線索，已經很明顯的呈現在醫經類著作例如《甲乙經》《刪繁》《素問》的食療法、食宜、調食或雲“五苦欲補瀉”中，最終被運氣大論作為結合本草內治法的理論去匹配六經，又被滑壽用於本草理論的解釋，實在令人意外，更何況騙倒無數專家的《輔行訣臟腑用藥法要》，皆因不知和劑為何物，還把老官山《六十病方》也叫“和劑湯法”。類似的失誤，希望將來能澄清。
因為，集兩漢內治法大成的張仲景《傷寒論》不僅被錯誤冠名，被錯認為“經方”，更是被宋以來普遍低估。■
——2023.04.30
點個在看你最有腔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