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陽：章太炎的學術史著述及其與章學誠的關聯（上）

作者：林少陽

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2022年第1期

摘要：《國故論衡》是章太炎最為系統的學術史著作。該書中卷承接“劉向、劉歆—《漢書·藝文志》”目錄學學術史譜系，並對其中反四部分類的學術成分，特別是清儒章學誠的思想，多有取法與對話。章太炎有選擇地將此譜系應用於與今文學派的論辯、對西學的迎拒和“文”、“史”概念探討，可以為“徑取舊學，間法西學”提供借鑑，對反思人文學科強分畛域的學院制度，亦不無裨益。

關鍵詞：章太炎章學誠《七略》四部分類法《國故論衡》

由於文章篇幅較長，本公眾號分上下兩期發佈

一、緒論

（一）《國故論衡》的地位

章炳麟（號太炎，1869—1936）著作甚豐，僅就其學術史研究之代表作而言，可舉《訄書》之大部分及《國故論衡》。此外，尚有收錄東京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時期文章為主的《太炎文錄初編》涉及學術史的部分，以及其他涉及學術史演講稿和講義記錄的《章太炎演講集》。其中《國故論衡》尤應視為章太炎最系統和純粹的學術史著述。

《國故論衡》共分小學、文學、諸子學三卷。上卷主論音學角度之小學理論，可與《新方言》《文始》並視為乾隆、嘉慶以來小學音學理論集大成之作。其中《理惑論》篇論及古文字，因囿於時代，章太炎力論甲骨文之不可憑（晚年自糾其誤）。《正言論》則從小學家與學術史家角度批判白話文運動（文言合一或言文一致運動），力言以語代文猝行之謬，由此亦可窺該書與語言現代性之關係。《國故論衡》以小學為首卷，顯見章太炎學術史以小學為基礎，強調語言學視角，上承乾嘉學風。其學術史可謂始於語言文字，終於語言視角，立論徵而有信，同時不乏理論建樹，了無蹈空騖虛之論。

中卷之“文學”概念，並非現代literature譯詞之“文學”，亦非僅指純美學意義之“文”（章太炎以“彣”或“彣彰”與“文”刻意區分）。中卷旨在備論文史，而旁及校讎；或可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以論述“文”、“史”概念。其所論者乃廣義的“文”、“史”概念，實則與今日學術制度中的“文學”、“史學”迥異。首先，中卷表現出晚清今古文派的政治、學術對立意識。其次，該卷所收七篇論文承接乾嘉學術餘緒，尤其執著於《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之四部分類問題，因此與清儒章學誠對話頻頻。在這些論文中，章太炎從文章流變之學術史角度定位其廣義的“文學”概念，更藉此承接漢代劉向、劉歆父子，並回應清中期章學誠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意識。最後，與《小學》部分言文一致批判相呼應，章太炎此處暗含響應西來之“文學”概念的用意。總之，章太炎將其敘述置於劉向、劉歆以來至章學誠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譜系之餘響，並以此直面西學駸駸東漸的現實。

下卷之“諸子學”或可名之為“哲學”。除《原學》兼論中西學術比較外，《原儒》《原道》《原名》《明見》《辨性》皆以諸子學為主，其中《明見》《辨性》乃將佛學與諸子等量齊論。之所以可用翻譯詞“哲學”指代“諸子學”，是因為章太炎1920年在《研究中國文學的途徑》演講中說：“原來我國底諸子學，就是西洋底所謂哲學。”如上所言，章太炎學術史著述，有高度的與西學對話意識，甚至一定程度融合西學。在此意義上說，章太炎的學術史著述，正是現代性的一個表現。

綜觀《國故論衡》全書，上卷論及上古音韻小學，凸顯該書以小學為始基的立場；中卷以學術流變為主線，論及其狹廣兩義之“文”或“史”概念；下卷融合諸子學、佛學及西學而闡發義理，亦是於新的語境上溯諸子之學術淵源，並在與新學的對話中重構。該書之紛繁、複雜、系統、艱澀，由此亦可窺見。實際上，自付梓以降，《國故論衡》除上卷為治小學音學者論及外，其他兩卷至今雖言及頻頻，卻是研究寥寥。推測其故，其一，白話文運動產物之白話文學術興起，文言文學術傳統黯然式微；其二，現代人文學科之文史哲語言學四分（中國文學更是古代、近代、現代、當代四分，語言學亦是文字、音韻、語法三分），此支離之體制，不僅只能“盲人摸象”，亦不易宏觀中國學術史；其三，章太炎行文古奧，且匯數千年傳統於一身，熔先秦諸子學及漢傳印度佛學於一爐，旁及晚清漢譯西學特別是日本近代學術，故不易通讀。

章太炎晚年門人龐俊與郭誠永合著《國故論衡疏證》，令對《國故論衡》望而生畏者稍可接近，令鍥而不捨者更進一步，其功實大。《國故論衡》系統意義上的研究，此書當為嚆矢。在此之前，《國故論衡》有限的研究者之一，也許可舉胡適。胡適《中國哲學史》上卷（1919）等頗受《國故論衡》影響。胡適等“五四”新一代學者倡導於現代語境中“整理國故”，其“國故”說法便來自《國故論衡》，由此亦可窺見該書的影響。胡適最為推重《國故論衡》，他於1922年強調：“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做‘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義》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之中的一部了。”胡適之稱譽當否另當別論，然足可證該書於胡適之重大意義。

（二）相關研究史及本文的問題意識

章太炎與章學誠之關聯常被言及，但系統探討者寥寥。僅就筆者目之所及，較為深入者，如張榮華闡明不同思想家之同一“六經皆史”，卻因時代、語境迥異而同名異實。張文質疑清末譚獻過譽章學誠，以對照章太炎對章學誠的臧否，並闡明二章之區別在於，章學誠強調經為史，為官學，而摒棄私作，章太炎則追求擺脫官學藩籬。江湄試圖以章太炎的《春秋》學為中心，考察章太炎“六經皆史”說的本意。章學誠時，清代經今古文之爭尚未真正出現，江湄研究涉及道光、咸豐尤其晚清經今古文論爭問題。張勇認為，言戊戌變法期間的章太炎為古文經學派不確，因其亦尊孔子為素王，贊成孔子改制說，一若今文經學主張；同時章太炎雖然不認同孔子是六經作者，一如古文經學立場，但認為孔子遠非述而不作。章太炎《訄書》初刻本中《獨聖》確實言及：“六經皆由孔子筆削，不止刪定而已。”張勇指出章太炎思想為經今古文兩派糅合。王汎森很早便留意到，章太炎在數十年與今文家的對壘中，其所宣傳的古文經內容，亦相對被改變。張王兩氏之見，不無道理。章太炎本非囿於門戶者，由始至終對西學亦持吸收態度。而且漢學古文一派尤為推崇的鄭玄本來便吸收了今古文經學精華，《後漢書》所謂：“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此外，江湄指出，章太炎於《訄書》重刻本時期，仍如今文經學般相信孔子《春秋》有“通三統”之義，並認同孔子《春秋》參酌夏商周三代而制禮的觀點；但是，自1910年刊行《國故論衡》之後，章太炎擺脫了廖平“以禮制平分今古”的經學框架，不復攀附《公羊》的《左傳》學，而闡發《左傳》“以史傳經”的性質。也就是說，江湄並非僅以古文經學框架闡釋1910年以後的章太炎相關著述，而強調其以“六經”為“良史”立場。這一立場，與上述研究者不無相通之處。上述研究的共同特點，皆在於不以經今古文之簡單對立把握章太炎。

儘管章學誠與章太炎的關係學界論及有限，章學誠研究則成果累累。余英時跳開漢宋二元對立框架，從與宋學的複雜關係觀察乾隆、嘉慶年間考據學代表學者戴震，並由此解讀章學誠。明末清初學風一變，開一代風氣者乃黃宗羲與顧炎武（尤其是顧炎武）。此一學風至乾嘉而臻至高峰。以上乃學界共識。在承接學界相關成果基礎上，余英時嘗試用新的框架描述晚明至清代的學術風氣轉變，亦即聚焦於宋學、陽明學與標榜反宋學反陽明學的戴震和章學誠學術之間的複雜關聯，詳細分析這一問題。以與朱子陽明的連續與斷裂為視角縱觀清學，亦是章學誠著述本身的角度。此正如錢穆所言：章學誠“謂浙西宗顧亭林，尚經學，淵源自朱子；浙東宗黃梨洲，尚史學，淵源自陽明。竊謂清初學風，乃自性理轉向經史。顧、黃兩家，為其代表，皆經史兼擅，而亭林造詣尤卓。蓋由朱子轉經史，其道順；由陽明轉經史，其道逆”。承接這一視角，余英時認為有“兩個戴震”：一是領導清代考據學風潮的戴震，一是偏愛義理的思想家戴震，後者建立在經典考證之上，有別於宋儒的形而上架構。但是，兩者又都在朱子的延長線上。因此，後者未必被考據學界接受。余英時視戴震為程朱理學“道問學”傳統在清代的最高峰，章學誠亦為此一學風代表之一。余英時將此新一代學風概括為由尊德性往道問學的轉變，並以“儒家智識主義”這一新概念來指稱“道問學”。因此，該書以朱子學與清代學術關係為框架，或者說是以朱子學為視角觀察戴震與章學誠的學術，展示了朱子學與清代朱子學群體的複雜關係。

另一方面，亦因餘氏該書以朱子學為視角，書中始終聚焦朱子學、陽明學與清代反宋明理學的戴震與章學誠的複雜關係和曲折餘緒，也難免忽略了其他重要視角。比如，儘管余英時視章學誠之校讎為戴震考據之對應，書中卻缺乏目錄學角度的具體敘述，遑論將目錄學作為解讀章學誠之方法論視角。此外，該書也因聚焦於戴章關係、戴章互讀的同時，更多從章學誠對戴震的心理解讀章學誠，以至於予人一個印象：章學誠的目錄學只是應對戴震考據學挑戰之產物而已。這與目錄學視野在該書中的單薄甚至缺席不無關係，而且，“儒家智識主義”未必是描述清學這一變化的有效概念。比如，董仲舒綜合了法家、道家、陰陽家、墨家之說，東漢博士家之讖緯著作也有將孔子神秘化、帝王化的傾向。因此與董仲舒等相比，也可從劉向、劉歆、鄭玄處看到這一“儒家智識主義”轉向。但若據此說董仲舒等及晚清康有為對漢代公羊學的再發揮為反智識主義，似乎又不妥當。

承接上述成果，本文旨在從中國目錄學（校讎學）史，尤其清代學術史脈絡中，定位章太炎的學術史著述，進而探討章太炎與清代諸子學熱的關聯及其意義，解讀晚清語境中章太炎就“文”、“史”所作的相關論述。在內容上，本文聚焦於與目錄學關係密切的章太炎《國故論衡》中卷“文學七篇”。在方法論上，與已有著述相比，本文應是首篇較為系統探討二章關係之研究。同時，本文試圖通過對二章關係的討論，揭示章太炎與乾嘉學術的複雜關係。尤其試圖通過兩者目錄學的關聯，揭示章太炎《國故論衡》中卷以及其他相關論述何以頻頻論及章學誠。顯而易見的是，章學誠至少是章太炎學術史寫作中高度關注的對象。甚至可以說，不清楚從劉歆至章學誠目錄學角度的學術史譜系，未必可以理解《國故論衡》中卷。本文將考察《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如何成為清中期、清末不同語境中共通的學術源流，並揭示“劉向、劉歆—《漢書·藝文志》”這一兩漢學術傳統及其後世影響如何成為二章共同的思想史學術史資源，以及章學誠如何成為章太炎批判性對話的對象；這一源流如何被章太炎有選擇地用於其與晚清今文學派的論辯、對西學的迎拒、於晚清語境中就“文”和“史”概念所進行的爭論等。最後，本文也試圖彰顯明清思想轉型中義理重構問題發展至章太炎的大致脈絡，以探討章太炎學術史著述的思想史意義。因此，本文也會扼要探討清代乾嘉時期章學誠等的義理重構問題及其至晚清章太炎哲學重構之間的發展脈絡。《國故論衡》中卷重點不在義理重構，義理問題是該書下卷諸子學及章太炎其他論著的主要內容。義理重構的問題或者章太炎的“哲學”建構，尤其政治哲學建構，是章太炎思想中至為重要的部分。就《國故論衡》而言，小學與文學可以說是第三部分諸子學的必要準備，而第三部分也涉及哲學建構問題。章太炎近現代“哲學”建構出現時間早，對晚清政治影響深，體系獨特，架構廣闊。筆者以為，章太炎無疑是中國近現代哲學的先行者。

章太炎於西學駸然東來之際，系統敘述兩千多年之中國學術史。若用現代學術用語言之，章太炎乃是以語言音韻文字學為始基，從文、史、哲角度著述中國學術史。《國故論衡》固然是仿照王充《論衡》所作，但其中卷顯然是以劉歆《七略》為基本結構，辨識文章流別，考鏡學術源流。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及《校讎通義》亦旨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完全可以說，章學誠的《校讎通義》《文史通義》與章太炎的《訄書》《國故論衡》（尤其後者），莫不可列為清代以來最重要的中國學術史著作。另一方面，章太炎的學術產生於晚清特殊的政治與學術語境，關乎章太炎針對今文派經學之古文派立場、帝國主義之民族主義意識、改良派之革命主張。此自然又與章學誠有著重大區別。章太炎的這一態度，突出表現於其《國故論衡·原經》：“發憤於寶書，哀思於國命矣。”此外，章太炎的義理重構與佛學唯識論以及莊子哲學的糅合、重構，又是密切相關的。而其間，西學對他的啟示同樣不可忽視，這自然是乾嘉儒者章學誠不可能有的。

但是，章太炎與章學誠的關聯又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章太炎在《訄書》《國故論衡》等書中頻繁從目錄學角度論及學術史，也多論及章學誠。其次，晚清諸子學熱固然有受西學刺激的一面，但就其“內在理路”而言，更為直接的背景則是章學誠於乾隆、嘉慶年間，從漢代目錄學角度對《四庫》經史子集四部分類的牴觸和批判。而章太炎正是此一主題在晚清新的政治、學術與文化語境中的承接者和變奏者。晚清諸子學熱，亦是此一重評漢代劉向、劉歆父子目錄學成果的歸結。再次，提及章太炎的佛學並非無關宏旨，因為這也是考察章學誠、章太炎義理重構問題的一個角度。顧炎武視同時代理學為“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錄”的“禪學”，並提出“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的命題。張志強指出，自顧炎武起，理學不再是一套本體論和修養實踐學，而是一種經典解釋學。心性之學被化約為“行己有恥”而已。在此脈絡中，張志強提及，戴震晚年著作《孟子字義疏證》乃欲通天下之慾而成就萬物一體之仁，以求人慾之大公，其“理”則是“社會相關之理”。但是，章學誠《書〈朱陸〉篇後》表面為戴震辯護，實際卻是委婉詆戴，借時人之口，譏誚戴震“心術未醇，頗為近日學者之患”。彭紹升亦批判清朝學問不再是成德之學，義理學已經失去獨立性，認為戴震的理欲重構缺乏此認識，因而主張宋儒模式已不足以重構義理，必須藉助佛學資源。張志強談及此一學案，旨在以明末以來的長時段視角，回答晚清佛學復興（士人佛學）運動何以出現，並觀察清末民初近現代佛學唯識學出現的思想史背景和意義，溯源晚明清初學術史、思想史之嬗變。張著提及義理重構過程中佛教唯識學的位置，對理解章太炎思想內部的清代學術（尤其“戴震”和“章學誠”）、章太炎著述中的莊子哲學和佛教唯識學，尤其藉助佛學的革命道德重構問題，不無啟發。同時，為觀察黃宗羲、章學誠等言性命不離文史、言理不離人事的義理重構提供了一個同中有異的章太炎的義理重構，並間接討論了戴震、章學誠、彭紹升等義理重構與章太炎哲學思想之間的複雜關係。

因此，劉向、劉歆至章學誠再至章太炎的學術史著述譜系，吾人不可不論。附帶提及，今日論及此一題目，與筆者試圖釐清現代意義上的“史學”、“文學”概念，並質疑現代學術制度中文、史、哲、語言學學科窄化、畫地為牢的問題意識，亦不無關係。

二、章學誠“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及其對章太炎的影響

（一）章學誠與劉向、劉歆父子

章學誠於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寫《文史通義》，同年致信錢大昕：“故比者校讎其書，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載籍，自六藝以降迄於近代作者之林，為之商榷利病，討論得失，擬為《文史通義》一書。”他在《和州志》中編寫《藝文書》，按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意圖，分為八大類、三十五部（類目），分錄州人著作，仿劉向、劉歆《七略》的六部分類法，撰寫《序例》《輯略》。1779年章學誠在《和州志藝文書序例》基礎上，仿鄭樵《通志·校讎略》，完成目錄學專著《校讎通義》初稿，並於1788年定稿。《校讎通義》是《文史通義》之深化和補充，章學誠為備論文史，而進一步訴諸校讎。章學誠二著皆本《七略》，故不可分而論之。《文史通義》《校讎通義》刊行於章學誠辭世31年後的道光十二年（1832）十月。

班固曰：“《七略》剖判藝文，總百家之緒。”又曰：

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鹹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劉向《別錄》為其所校訂書籍的解題集，劉歆根據《別錄》整理出《七略》。《七略》實際為“六略”，亦即六部分類法，因為開篇的“輯略”相當於總序。章太炎曰：“略者，封畛之正名。《傳》曰：天子經略。”“略”即“疆界”之比喻性用法。前半部分為《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後半部分為《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六部略中，《六藝略》之六經，依次為《易》《書》《詩》《禮》《樂》《春秋》。《六藝略》也包含了孔子的今古文《論語》《孝經》和小學十家45篇。尤要注意的是，《春秋》除了收錄古今文《春秋》，《國語》《戰國策》《史記》等史籍亦一概歸入。由是觀之，《六藝略》斷非僅指狹義的六部經書，而是一分類。六略中的兵書、術數、方技三略，本為專門之學，非專家校理，不能具論源流，故獨立成略。術數一略，分統六條，則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佔、形法；《方技略》含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兩者涉及天文、曆法、數學等早期科學。章學誠曰：“《漢志》最重學術源流，似有得於太史《敘傳》及莊周《天下篇》、荀卿《非十子》之意。”

章學誠評論劉向、劉歆曰：

校讎之義，蓋自劉向父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

章學誠認為，校讎學的部次條別隻是手段，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為目的，而要達致此目的，必須有深邃的學術見地和敏銳的洞察能力，非博覽群書、慧眼洞察其得失者，實難為之。故有能力治目錄學者，代不數人。由是觀之，校讎是通向廣義的“義理”，正如章學誠《文史通義》強調的一樣，刻意別於朱子理學之“義理”。同時，也批判了考據學止於煩瑣、不求義理的“工匠”傾向，此亦見其對狹義校讎學之不滿。狹廣兩義之校讎學，為姚名達所分：“學誠之意，直不承認有所謂目錄學，而欲以校讎學包舉之。實則學誠之所謂校讎學，正吾人亟應提倡之真正目錄學，而其所鄙薄之目錄學，卻又相當於狹義之校讎學——校勘學也。”餘嘉錫解讀“目錄學”之“目錄”曰：“何謂目錄？目謂篇目，錄則合篇目及敘言之也。”錄（“敘錄”），即對一篇書或一部書的內容所作的提要。餘嘉錫進一步解說：

由此言之，則目錄者學術之史也。綜其體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書之源流；二曰敘錄，所以考一人之源流；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為出入，要之皆辨章學術也。三者不備，則其功用不全。

餘嘉錫此言，充分說明其目錄學之理論特點：吸收自劉向、劉歆以來的目錄學精髓，博採眾長。雖然餘氏不乏對章學誠在細部考證上的批判，認為“章氏不長於考證”，其“六經皆史”之論，“自以為創穫，然《隋志》言‘史官既立，經籍於是興焉’，已開章氏之先聲矣”。他甚至認為“章實齋文史通義深思卓識，固有過人之處，所惜讀書未博，故立言不能無失”，“徵文考獻，輒多謬誤”。但是，在強調辨章學術上，餘氏與章學誠的問題意識顯然相類，都在於由篇目而一書之源流—由敘錄而一人之源流—由小序而一家之源流，以此三者辨章學術。當然，餘嘉錫亦意在提醒，將圖書館編目等同於傳統校讎學，實屬誤解。對此，他明確說：“蓋吾國從來之目錄學，其意義皆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由與藏書之簿籍、自名鑑賞、圖書館之編目僅便檢查者異也。”餘氏強調的目錄學“體制”四要素，即“篇目”、“敘錄”、“小序”、“版本序跋”，尤其前三者最能區別於現代圖書館編目學。“篇目”者，考一書之源流也。關於“敘錄”，“敘錄之體，源於書敘，劉向所作書錄，體制略如列傳，與司馬遷揚雄自敘大抵相同”，此包括論考作者之行事、時代、學術。“小序”，《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名之為“條例”，鄭樵稱之為“類例”，賦予其在目錄學中至為重要的意義。鄭樵曰：“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書籍之亡者，由類例之法不分也。類例分則百家九流各有條理，雖亡而不能亡也。”餘嘉錫釋曰：“小序之體，所以辨章學術之得失也。”復以《漢志》為例：“至於諸子、術數、方技諸略之序，皆先言其學之所自出，次明其所長，而終言其弊。”更以《四庫提要》為例：“既有總敘，又有小序，復有案語。雖其間論辨考證皆不能無誤，然不可謂非體大思精之作也。”餘氏本人為目錄學家，著有《四庫提要辨證》24卷，系統考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專糾其乖錯違失。井上進指出，從目錄學著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是中國獨特的學問。章學誠的目錄學或校讎學，具有思想、理論和批評意識，擔負著學術史梳理的使命，與圖書館編目迥異。章學誠的《校讎通義》卷首即為《原道》，初稿原題則為《著錄先明大道論》。為校讎之學賦予“道”的意義，與現代圖書編目學之旨趣截然不同。

（二）由校讎求義理

在章學誠看來，“部次甲乙，紀錄經史”的目錄學，關鍵在於“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章學誠高度評價劉向、劉歆“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並將鄭樵視為二者的另一位知音，引之為同道。他說：

校讎之學，自劉氏父子，淵源流別，最為推見古人大體。而校訂字句，則其小焉者也。絕學不傳，千載而後，鄭樵始有窺見。特著校讎之略，而未盡其奧，人亦無由知之。世之論校讎者，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不復知有淵源流別矣。近人不得其說，而於古書有篇卷參差，敘例同異，當考辨者，乃謂古人別有目錄之學，真屬詫聞。且搖曳作態以出之，言或人不解，問伊書止求其義理足矣，目錄無關文義，何必講求？

章學誠認為，劉歆之後千載不過有鄭樵，目錄學之小者，止於“校訂字句”，“惟爭辨於行墨字句之間”。而目錄學之大者，亦即他所追求的校讎學，是辨章學術之“淵源流別”，且後世之學人求義理，不可“無關文義”。王叔岷亦從狹義校讎的重要性角度修正曰：“夫囿於行墨字句之間，往往不知淵源流別，此誠有見。惟淵源流別，究非校讎之事。……蓋‘校訂字句，’其事雖小，究未可略而不論也。章氏發揚鄭氏之旨，校讎之學，重在淵源流別，而輕視校訂字句，或可稱之為廣義校讎學，然終非切實之見也。”在此王叔岷指出了囿於煩瑣考證而不知學術淵源之弊端與校讎不可輕視考證的關係。在章學誠看來，校讎學既是學術史研究之重要手段，更是求義理之必要手段。如本文後敘，後者是對直達義理的朱子學的批判，亦是對不求義理的校勘學和考據學的批判。張之洞嘗言：“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顯見校訂字句與淵源流別，應非二事，不可偏執。張之洞此處所說，也是以漢學立場諷刺宋學。無論如何，章學誠以校讎、文史通義理，可窺見其問題意識：朱子學蹈空騖虛求義理，考據學、傳統目錄學停留於煩瑣考證而不問義理。在他看來，源自劉歆的校讎學正是對解決這些問題有所貢獻的學問。因此章學誠曰：“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

由上可看出章學誠對目錄學現狀之不滿。汪闢疆以《七略》為源，總結古今目錄四說。其一為目錄家之目錄，該目錄綱紀群籍、簿屬甲乙，以便尋檢，此群書之目錄，劉歆《七略》是已。其二為史家之目錄，該目錄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必周知一代之學術，與夫一家一書之宗旨，而後乃可以部次類居，而無凌亂失紀而寡要之弊；後人覽其目錄，可知其學之屬於何家、書之屬於何派，即古今學術之隆泰、作者之得失，亦不難考索而得。其三為藏書家之目錄，專注廣徵眾本、鑑別舊槧、讎校異同之學。其四為讀書家之目錄，旨在指示軼書亡籍，為存書而識其旨歸，辨其輕重緩急，提要鉤玄、治學涉徑。汪闢疆所謂藏書家目錄與讀書家目錄之說，應本於張之洞。張之洞為諸生讀書之用而編《書目答問》（1875），聲明“非若藏書家編次目錄”。汪闢疆目錄學四說展示了目錄學家與史學家對“目錄”的不同定義，認為前者以書為對象，後者以學為對象。此一劃分略顯圖式化，而且，按照前述餘嘉錫所說目錄學“三體制”（“篇目”、“敘錄”與“小序”），汪氏所說的第三類、第四類實在不能稱為“目錄學”。但是，汪氏本意應在解說第一類及第四類。此姑且不論，汪闢疆視鄭樵、章學誠為史學家之目錄之代表：“清章實齋……遠承向、歆之緒，近紹漁仲之旨……彼鄭章二氏大聲疾呼，以辨別學術源流，認為目錄之本旨者，蓋以目錄之學，雖為綱紀群籍，實則明道之要、學術之宗，專乃以史相緯，其體最尊，其任至重。”按汪氏劃分，本文所論的章太炎算是廣義的目錄學視角學術史家。

章學誠強調校讎學與義理、儒家之道的關聯，見於《校讎通義·原道》及《文史通義·原道》。《校讎通義·原道》有言：“著錄部次，辨章流別，將以折衷六藝，宣明大道。”類似說法在其書中一再被強調，如：

古人著錄，不徒為甲乙部次計。如徒為甲乙部次計，則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業，閱年二紀，僅乃卒業乎？蓋部次流別，申明大道，敘列九流百氏之學，使之繩貫珠聯，無少缺逸，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古人最重家學，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竟其流別，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衷也。

章學誠亦承認自己不諳考據。如於《家書二》中說：“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同年又於《家書三》中曰：“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沈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但此一表白，恰可窺見章學誠的自我期許：校讎學必須以類似於考據學實事求是之方法論而為之。故章學誠聲明其校讎學的原則，乃是梳理古人家學及九流十家，“窮源至委，竟其流別”，從而明白官守其書，師傳其學，弟子習其業之學術流傳、流變過程，此正是史家之精神。同時，章學誠特別強調由“部次流別”而“申明大道”，則不失義理闡發之追求，而義理闡發通常又被認為是朱子學的強項，只是朱子學末流的義理容易流於空疏而已。由此可窺見其說與朱子的複雜關係，亦可見章學誠之學旨在以卓識而綜合眾學。乾隆、嘉慶年間非只拘泥於煩瑣考證的考據學，與同時代章學誠的校讎學，雖方法論偏重頗有不同，但是一定程度上，兩者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上可謂殊途同歸。在此意義上說，清代學術的實事求是精神，不獨見諸考據學之考證，亦在於校讎學之部次條別。

（三）章學誠與章太炎的四部分類法批判

1.章學誠基於六略分類立場對四部分類法的批判

繼《七略》之後，西晉時期，秘書監荀勖承魏秘書郎鄭默《中經》，編纂國家藏書目錄《中經新簿》，將圖書分為甲乙丙丁四部。就此，《隋志》描述說：

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至此六略變為四部，中間雖稍有變化（如南朝梁阮孝緒之私人目錄之《七錄》等），但至隋文帝時，官修目錄發達，如《開皇四年四部目錄》的編纂，再至《隋志》，甲乙丙丁之四部為經史子集四部所替代。始於魏晉的四部，史部不僅別立，且以“史”之名稱成一部類。至章學誠的時代，經史子集的四部法因官修藏書目錄《四庫全書總目》得到空前強化。

在上述引文中，“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一句，顯見《隋志》作者意識到《七略》之重要特點，一如《漢志》所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校讎”與“申明微旨”、“商榷利病，討論得失”相關，停留於部次甲乙的狹義目錄學以及專注於文本細部的考據學皆不關乎此一主旨。乾隆三十七年旨開四庫館，以四部為官方政策。乾隆帝謂：“從來四庫書目，以經、史、子、集為綱領，裒輯分儲，實古今不易之法。”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開始編纂，歷時9年。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乾隆時期大部分重要古籍，涵蓋了古代中國幾乎所有學術領域，同時也出於清朝統治者的利益，篡改、禁燬了大量圖書。無論如何，這一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編纂工程，是一次全面的學術史梳理工程。姚名達指出，乾隆時四庫館初開、總目未成之際，猶有江南藏書世家周厚堉及章學誠兩家反對《隋志》四部之法；書成之後，更有孫星衍撰《孫氏祠堂書目》，創新法而不尊《四庫總目》。章學誠則隱曲於心，蓄而未發。《校讎通義》中的《宗劉第二》詳列《七略》不得不變為四部的緣由。因為《宗劉》中這些表述的存在，我們不便斷言章學誠反對四部。但是，章學誠與四部有著複雜的緊張關係，當是無疑的。因為“宗”劉之《七略》，與肯定四部之間的不可調和，乃不言而自明。換言之，宗劉而推崇四部，嚴格說來是自相矛盾。而且，章學誠事實上也被排斥於《四庫》修書之外。章學誠對戴震的微詞，亦關乎此目錄學立場及被排斥者心情。章學誠嘉慶三年（1798）致錢大昕的《上辛楣宮詹書》提及：“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然辨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其隱曲之心，有違“時人好惡”之寂寞，多少可由此窺見。

《四庫》開始編纂之際，章學誠仍以隱曲的方式與四部分類法對抗，如其1773年所編《和州志·藝文書》，將韓愈歸入儒家、柳宗元歸入名家、蘇軾歸入縱橫家、王安石歸入禮家。在《校讎通義》中他卻對此有所修正：

其體既謂之集，自不得強列以諸子部次矣。因集部之目錄而推論其要旨，以見古人所謂言有物而行有恆者，編於著錄之下，則一切無實之華言，牽率之文集，亦可因是而治之，庶幾辨章學術之一端矣。

也就是說，不硬將文集中的書籍歸入諸子類（如將蘇洵歸入兵家、蘇軾歸入縱橫家等），而是發揮目錄學的批評作用，將不成“家”（不入《漢志》九流十家）的文集區別開來。四部中的集部書籍，如能經過如此篩選、批評，也就不會蕪雜而與學術源流無涉了。

章學誠《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1796）將孫星衍引為同道：“鄙人所業，文史校讎，文史之爭義例，校讎之辨源流，與執事所為考核疏證之文，途轍雖異，作用頗同，皆不能不駁正古人。”此處“文史”意在“爭義例”，“校讎”則在“辨源流”，將自己的目錄學方法論與考據學等量齊觀。在《四庫》書成未久的嘉慶五年，孫星衍仍然堅持分部為十二部，而非《四庫》之四部，之後則有龔自珍之十部分類，這些都與《四庫》的影響直接相關。餘嘉錫指出，章學誠曰“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由此言之，則目錄者學術之史也”。這一學術史整理傳統，在章學誠處可謂捲土重來，並可視之為對《隋書》以來四部分類的一次“大反動”。

2.章太炎基於六略分類立場對四部分類法的批判

章太炎對四部的批判，頻頻見於《國故論衡·明解故》：

自隋以降，書府失其守，校讎之事，職諸世儒。其間若顏師古定五經，宋祁、曾鞏理書籍，足以審定疑文，令民不惑，斯所謂上選者。然於目錄徒能部次甲乙，略記梗概，其去二劉之風遠矣。近世集《四庫》，雖對治文字猶弗能。定文之材，遏而在野。一以故書正新書，依準宋刊，不敢軼其上；其一時據舊籍以正唐宋木石之書，相提而論，據舊籍者宜為甲。及其末流淫濫，喜依《治要》《書鈔》《御覽》諸書以定異字，《治要》以下，其書亦在木，非無訛亂，據以為質，此一蔽也。

在此，章太炎批判了與劉歆迥異的“徒能部次甲乙，略記梗概”者。雖然乾隆、嘉慶時期上古音韻小學研究成績斐然，且有一代小學音學大師戴震被召為《四庫》纂修官，但長於定文之才多在野而不在朝。同時，章太炎也批判了《四庫》拘泥於宋刊本。

章太炎認為四部“荒唐之處”至少有三。一是將道教與莊子老子並列。比如葛洪痛罵老莊，道教求長生不老，而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東漢末年相傳為蒼梧太守的牟子曾援引老子此語，說明佛理與中國原有思想的融通性。道教守身惜生以求長生，對中國傳統醫學貢獻頗多。此實又與老子所言大相徑庭。如牟子所言，老子此言幾通佛理。章太炎援引莊子曰：“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莊子·齊物論》）誠如章太炎指出的，對待“死”或與之相關的“壽”，道教與道家南轅北轍。比如莊生妻死，惠子吊之，莊生卻鼓盆而歌，因死為生之部分，死本屬自然，道教求長生不老而煉丹則為不自然。至於老莊之別，章太炎言：“莊子自言與老聃之道術不同，‘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此老子所不談，而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蓋莊子有近乎佛家輪迴之說，而老子無之。”章太炎的《齊物論釋》糅莊子哲學與佛教唯識論哲學於一，乃是貫通兩者之作。章太炎又言：“神仙家、道家，《隋志》猶不相混。清修《四庫》，始混而為一。其實煉丹一派，於古只稱神仙家，與道家豪（毫）無關係。”前面提及目錄學並非簡單的圖書館編目之學，而是具有中國特點的學術史研究，編纂者需要廣覽群書且見地獨到，此處亦可窺見其特點。將神仙家與道家歸為一類，是因為對二者理解不足，後果是對二者解釋的同時偏離。

二是原本附錄於《諸子略》九流十家中的小說家之萎縮。“大概平等的教訓，（簡）要的方誌，常行的議注，會萃的札記，奇巧的工藝，都該在小說家著錄。現在把這幾種除了，小說家裡面，只剩了許多閒談奇事，試想這種小說，配得上九流的資格麼？”

三是《隋志》子部諸子書籍過少，歸類混亂。這一點與章太炎成為晚清諸子熱旗手不無關係，此一問題以及九流十家之小說家問題本文將後述。與章太炎相類，鄭樵對四部子部分類亦尤多微詞：“舊類有道家，有道書，道家則《老》、《莊》是也。有法家，有刑法，法家則《申》、《韓》是也。以道家為先，法家次之，至於刑法、道書，別出條例。刑法則律令也，道書則法術也，豈可以法術與《老》、《莊》同條，律令與《申》、《韓》共貫乎？不得不分也。《唐志》則並道家、道書、釋氏三類為一類，命以‘道家’，可乎？……《漢志》於醫術類有經方，有醫經，於道術類有房中，有神仙，亦自微有分別。奈何後之人更不本此，同為醫方，同為道家者乎？足見後人之苟且也。”這裡呈現的是四部中子部趨於蕪雜、混亂，甚至不專業的問題。類似對四部子部分類的批判，亦見於餘嘉錫：“最誤者莫如合名墨縱橫於雜家，使《漢志》諸子九流十家頓亡其三，不獨不能辨章學術，且舉古人家法而淆之矣。”

此外，《七略》有《術數略》與《方技略》。術數與方技獨立成略，客觀上顯示出漢代科學類書籍的重要地位，這一點在四部分類法中明顯被弱化，二者不再獨立成略。雖不可據此斷言四部分類為中國科技落後的原因之一，但是，科技書籍在四部中的存在感遠不如《七略》是不爭的事實。而且，完全可以想象目錄學的這一變化，會影響科技成果的傳承和發展，也致使科技類書籍在官修目錄中地位下降，這也許是觀察中國科技史的一個角度。

就鄭樵、二章對四部分類的批判，餘嘉錫的《四庫》評價可資參照。餘氏對《四庫》雖然多有批判，亦在其《四庫提要辨證》中系統糾正其錯，許多批判與二章，尤其與章太炎不無相通之處，但總的來說對《四庫》還是予以理解和肯定的。餘氏曰：“道、鹹以來，信之者奉為三尺法，毀之者又頗過當。愚則以為《提要》誠不能無誤，然就其大體言之，可謂自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也。”又曰：“今《四庫提要》敘作者之爵裡，詳典籍之源流，別白是非，旁通曲證，使瑕瑜不掩，淄澠以別，持比向、歆，殆無多讓；至於剖析條流，斟酌今古，辨章學術，高挹群言，尤非王堯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項背。”餘氏在恪守目錄學傳統意義的基礎上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將此視為劉向、劉歆以來的一大成果。就《七略》、四部之爭執，他認為：“夫四部可變而……為九（王儉）。為十（孫星衍）。為十二（鄭樵）。今何嘗不可為數十，以至於百乎？……因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矣。既非如文淵閣之按櫥編號，何必限其部數為七為四哉！”餘氏之態度不可謂不開放。就筆者的理解，餘氏不主張四部分類，而是主張越細越佳：“欲論次群書，兼備各門，則宜仿鄭樵、孫星衍之例，破四部之藩籬，別為門類，分之愈細乃愈佳，亦樵所謂‘類例不患其多’也。”餘氏此言，顯然顧及唐宋之後學術、出版發展而書目日繁問題，甚至可能還顧及中國學術經歷新文化運動之西化問題。若是如此，可謂與時並進了。

三、章太炎與章學誠的共同學術資源

（一）章太炎對今文派的批判

徐復指出，章太炎早年專慕劉歆，刻印自言私淑，其小書《駁箴膏肓評》手稿封面蓋有“劉子駿私淑弟子”篆文印章。該書稿後改為《七略別錄佚文徵》，為章太炎純粹目錄學論文，又在收入《訄書》重訂本時，改名為《徵七略》。1915年定稿的《檢論》則刪去此文，原因不明。據湯志鈞，《七略別錄佚文徵》為光緒二十二年（1896）所撰，意在駁斥清代今文派劉逢祿，後者著《箴膏肓評》（《皇清經解》卷163）推何休今文說，何休則與鄭玄的《針膏肓》對立，因此章太炎是駁難劉逢祿而申鄭玄學說。

章太炎在光緒二十四年正月《上李鴻章書》中自我介紹：“幼誦六籍，訓詁通而已。然於舉業，則固絕意不為。年十七，瀏覽周、秦、漢氏之書，於深山喬木間，冥志覃思，然後學有途徑，一以荀子、太史公、劉子政為權度。”章太炎時年31歲，雖然反滿，但尚主張“革政”，對改良派有所寄託，對李鴻章亦有所望，由此可知章太炎自少時便景仰劉向。章太炎在《徵七略》中讚揚劉向父子：“劉氏比輯百家，方物斯志，其善制割、綦文理之史也。”

《國故論衡·明解故上》開篇即論“校”、“故”、“傳”、“解”四個概念。龐俊釋之曰：“校”狹義為“比對文字”，廣義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故”為故事與故訓；“傳”為“轉釋經義”；“解”為“順說前人之書”。此處也可窺見章太炎與章學誠關心的問題有所相通。在該文中，章太炎曰：“劉向父子總治《七略》，入者出之，出者入之，窮其原始，極其短長，此即與正考父、孔子何異？辨次眾本，定異書，理訛亂，至於殺青可寫，復與子夏同流。故校讎之業廣矣。”《國語·魯語下》記載宋國大夫正考父校勘之事，其整理文獻之功被認為是史載之始。《史記·孔子世家》亦提及正考父是孔子世祖。章太炎將劉向父子與正考父、孔子並列，顯見其推崇。

同時，章太炎亦從目錄學角度談論學術史：

經與史自為部，始晉荀勖為《中經簿》，以甲乙丙丁差次，非舊法。《七略》，《太史公書》在《春秋》家。其後東觀、仁壽閣諸校書者，若班固、傅毅之倫未有變革，訖漢世依以第錄。雖今文諸大師，未有經史異部之錄也。今以《春秋經》不為史，自俗儒言之即可。劉逢祿、王闓運、皮錫瑞之徒，方將規摹皇漢，高世比德於十四博士，而侷促於荀勖之見。荀勖分四部，本已凌雜，丙部錄《史記》，又以《皇覽》與之同次，無友紀，不足以法。

《太史公書》（即《史記》）在四部中被歸入史部，《國語》等史籍亦然。然而，在《七略》中，《史記》《國語》等史籍一起被歸入《六藝略》的《春秋》類。傅毅為東漢辭賦家，“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東觀乃東漢宮廷貯藏檔案、典籍和從事校書、著述之所。在此，章太炎不僅批判四部，也批判今文經學。兩個批判不可二分，亦見於上文章太炎駁斥劉逢祿、王闓運、皮錫瑞等今文學派“侷促於荀勖之見”。章太炎尤其強調，連漢代的今文派經師皆經史不二分，清代的今文派何又強分？章太炎此處意在力詆清代今文派。清代今文派視六經非史，經史相對，並視孔子為六經作者，自然排斥《七略》，因《七略》以歷史為中心框架，與今文派之微言大義、視《春秋》為後世製法之類觀點格格不入。如章太炎指出，劉逢祿及王闓運、皮錫瑞、康有為等今文學家遵循荀勖的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則經、史異部。因此，至少在晚清的今古文論爭中，章太炎所代表的古文派本《七略》之說，四部在經史異部上卻偏於晚清今文派之見。

章太炎並非認為《七略》無可挑剔，比如他說：“獨蕭何之《九章》、叔孫通之禮器制度，王官所守，布在九區，及秦氏圖籍，高祖以知地形阸塞，戶口多少強弱者，皆闕不著。”章太炎以《七略》圖譜始終未能獨立專部為憾。他對圖譜的重視，顯然受南朝目錄學家王儉九部分類的影響，亦拜鄭樵《通志·校讎略》對王儉的再闡發所賜。鄭樵繼承王儉目錄學成果，強調圖譜獨立成略的重要性。就王儉的分類，胡應麟曰：“王儉《七志》……前六志鹹本劉氏六略，但易其名而益其圖譜及佛、道兩家，名雖曰七，實九志也。”章太炎對王儉亦讚賞有加：“後生如王儉，猶規其過（荀勖四部之過——引者注）。”章太炎此言自注中亦曰：“據《隋書·經籍志》，王儉撰《七志》：一曰《經典志》……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則《七志》本同《七略》，但增《圖譜》﹑道、佛耳。其以六藝、小學、史記、雜傳同名為《經典志》，而出圖緯，使入《陰陽》，卓哉！二劉以後，一人而已。”章太炎視王儉為二劉之後目錄學成果之最卓著者。鄭樵重視圖譜，也是受王儉影響。鄭樵雖是《漢志》之發揚光大者，卻也不滿《七略》圖譜方面之不足：

《七略》惟兵家一略任宏所校，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為四種書，又有圖四十三卷，與書參焉。觀其類例，亦可知兵，況見其書乎。其次則尹鹹校術數，李柱國校方技，亦有條理。惟劉向父子所校經傳、諸子、詩賦，冗雜不明，盡採語言，不存圖譜，緣劉氏章句之儒，胸中元無倫類。……兵家一略極明，若他略皆如此，何憂乎斯文之喪也。

雖然不似鄭樵發言峻急，章太炎亦對《七略》未能足夠重視圖譜引以為憾。由此可以想象，四部分類之圖譜有更為嚴重的問題，因為兵書、術數、方技無法獨立成略，意味著此等專門之學在四部分類中的目錄學質量下降，勢必加劇子部的蕪雜程度。無論如何，章太炎並非目錄學家，而只是目錄學角度的學術史家和思想家，其“劉歆—王儉—鄭樵—章學誠”這一《漢志》目錄學譜系的徵引，有強烈的晚清學術、政治論爭語境。就章太炎這一盛讚，餘嘉錫指出：“近人章太炎以其（王儉——引者注）合史於經，合於古文家之說，從而稱之，所謂不虞之譽也……章氏此篇意在駁今文家《春秋經》不為史之說，言各有當，本不為目錄而發。”在此意義上，章太炎闡發劉歆與章學誠，不僅為學術史所發，亦為政治現實所發，章太炎以此強化了其與改良派康有為論辯的學術依據，這與章學誠大相徑庭。章太炎對《七略》的評價不似鄭樵挑剔，或許與其和康有為的論爭相關。因為對於章太炎來說，劉向、劉歆是他至為重要的史學角度論爭資源。

（二）章太炎對晚清學術的批判

羅振玉曾指出清朝學術三失：一是詳訓詁而略義理；二是舍訓詁而講微言大義，主要指今文學派；三是清末之疑古信今（西學）。此三者，皆是章太炎予以力詆者。章太炎曰：“六經皆史之方，治之則明其行事，識其時制，通其故言，是以貴古文。”章太炎強調章學誠“六經皆史”論斷，根本上與古文派有相通之處，因為這自然導向六經之“故言”，可窺見章太炎與康有為對立中頻引章學誠之故。但章太炎又評價章學誠曰：“章學誠感概，欲法劉歆，弗能卒業。後生利其疏通，以多識目錄為賢。”雖是酷評其目錄學未能卒業，卻也肯定其目錄學持見之貢獻。

康有為推崇儒教，欲變儒教為國教，視孔子為教主，並將今文經學的解釋用於其變法改良運動，與章太炎論辯多年。比如，章太炎雲：“今以仲尼受天命為素王，變易舊常，虛設事狀，以為後世製法，且言左氏與遷、固皆史傳，而《春秋》為經，經與史異。”在《七略》中，《國語》《戰國策》《史記》等歸於《六藝略》之《春秋》，為六藝（六經）之流裔，今文派卻是經史異部，故章太炎有此不滿。他在《答鐵錚》中如是說：

孔氏之教，本以歷史為宗，宗孔氏者，當沙汰其幹祿致用之術，惟取前王成跡可以感懷者，流連弗替。《春秋》而上，則有六經，固孔氏歷史之學也。《春秋》而下，則有《史記》《漢書》以至歷代書志、紀傳，亦孔氏歷史之學也。若局於《公羊》取義之說，徒以三世、三統大言相扇，而視一切歷史為芻狗，則違於孔氏遠矣！

康有為公羊學“張三世”之說，源自何休《春秋公羊解詁》的“衰亂”（傳聞之世）、“昇平”（所聞之世）、“太平”（所見之世）三世。道光年間魏源將《禮記·禮運》的“小康”、“大同”分別對應何休的“昇平”、“太平”。何休、魏源的這種史觀，被視為康有為三世說的先驅。康有為尚有“通三統”說法，亦見於何休。三統者，亦稱三正，夏朝以寅時為始，服色尚黑，為黑統；商朝以丑時為始，服色尚白，為白統；周朝以子時為始，服色尚赤，為赤統。三統者，三色所示之“統”，即三種制度。錢穆解釋，漢代公羊學認為，三統即為夏商周三朝政權之三傳統；每一新朝興起，須保留前朝之後裔，為之封土建國，令其依然遵照前朝之舊傳統與舊制度，與此新朝共存，而周代的杞國與宋國，即夏、商之後。康有為認為，每朝必有其新制，只有變革，方能一新。晚清今文學派以經學趨勢求變之意，此處最是可見。錢穆指出，周道衰微，周天子失去褒貶資格，孔子《春秋》之褒貶，並非周天子之褒貶，孔子“以《春秋》作新王”，寄託其治世理想，故《春秋》被認為是新王制法。

章太炎視孔子為良史，視《春秋》以外五經為孔子所編輯之史，亦即孔子歷史學之載體。此類觀點與今文派背道而馳，而與章學誠“六經皆史”說相通。詰難康有為，顯然也是章太炎褒揚章學誠的重要語境。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力詆章學誠曰：“章實齋謂：集大成者，周公也，非孔子也。其說可謂背謬極矣！”章學誠在《文史通義·原道》中言：“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歷聖而集之，無歷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伊尹——引者注）、惠（柳下惠——引者注）之大成，孔子固未嘗學於伯夷、尹、惠，且無伯夷、尹、惠之行事，豈將無以成其孔子乎？”康有為明言：“歆欲奪孔子之聖而改其聖法，故以周公易孔子也，漢以前無是說也。漢以前鹹知孔子為改制教主，知孔子為神明聖王……‘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說莫不然也。”六經之一的《春秋》為孔子所作，這一點今古文兩派皆無異議，分歧在於孔子是其餘五經編者還是作者。即使就古文派意見而言，視孔子為五經之編者、《春秋》之作者，足可以高譽孔子為集大成者。章學誠何以如此卑視孔子？章學誠《文史通義》之一大貢獻，乃在於據《七略》而闡明古代學術王官學與百家言之區別。但章學誠執官、私學術之二分過甚，幾乎將之視為放之後世皆準之尺度，難免自我矛盾，誠又為其說之一大缺陷。此一問題亦於其“集大成”說中表露無遺。章學誠言：“孔子有德無位，即無從得製作之權，不得列於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簡言之，有德有位，方可謂集大成者也。此正是他輕孔子重周公之重要緣由。章學誠言孔子非集大成者，且周孔二者擇一、非此即彼，誠為言過。然康有為視孔子為六經作者又是一謬。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1891）直言“始作偽亂聖者自劉歆”，言古文經為偽經，東漢以來經學為劉歆“作偽”，矛頭直指章學誠與古文派所推崇的劉歆。顯然二章之說相近，而與康有為水火難容。錢穆曰，“莽、歆為人賤厭，謂歆偽諸經以媚莽助篡，人易信取，不復察也。南海康氏《新學偽經考》持其說最備，餘詳按之皆虛”；並列舉康著立論不成立者28條，逐一駁斥，條條言之有據、持之有故。他又說：“餘讀康氏書，深疾其牴牾，欲為疏通證明，因先編《劉向歆父子年譜》。”該長篇年譜亦見其史家考證功夫。錢穆晚年撰文高評章太炎，此書從側面回答了其評價的背景之一。該書並非無端介入晚清今古文之爭，而是認為：“蓋今文古文之分，本出晚清今文學者門戶之偏見。”收入上述長篇年譜在內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為錢氏成名之作，該書宗旨“則端在撤藩籬而破壁壘，凡諸門戶，通為一家。經學上之問題，同時即為史學上之問題……治經終不能不通史”。以史治經的學術態度，正是章太炎的態度，也是錢穆批判晚清今文經學的重要理由。

多年後，章太炎在《致柳翼謀書》（1922）中直接針對晚清今文派奉為祖師的董仲舒，言道：

以罷黜百家歸咎仲舒，本不為過，唯梁啟超以仲舒為儒家，因以是為儒家之過，則鄙意甚有異同。仲舒乃今文公羊之師，於儒林列傳則是矣，於九流之儒則非也，其言凌集巫史，實兼習陰陽家說。……鄙人少年本治樸學，亦唯專信古文經典，與長素輩為道背馳，其後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

章太炎藉助漢代目錄學詰難董仲舒，並坦承是樸學家之見。在他看來，董仲舒不應歸於九流之首之儒家，而應歸入儒林列傳；驅董於六藝流裔、儒家之外，是因為其兼採陰陽。表面上看，這是章太炎立足於古文家立場的嫌惡之見，其實未必。董仲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故後人易因此視董子純然為儒，實則遠為複雜。比如董仲舒與陰陽家的關係，一如《漢書》所謂：“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錢穆之兩漢學術研究，似乎有助於說明章太炎何以如此持論。錢氏多糾正前漢尊儒的常見認識，並對經今古文對立頗有見地，其中與章太炎觀點不無相通之處：

稱《詩》《書》，道堯舜，法先王，此戰國初期學派儒、墨皆然。不專於儒也。文帝時有《孟子》博士。至武帝時亦廢。若謂尊儒，何以復廢《孟子》？其後劉向父子編造《七略》，六藝與儒家分流。儒為諸子之一，不得上儕於六藝。然則漢武立五經博士，若就當時語說之，謂其尊六藝則然，謂其尊儒則未盡然也……則仲舒之尊孔子，亦為其傳六藝，不為其開儒術。

錢穆並言“漢儒尊孔子為素王，亦以自附於六藝，而獨出於百家”。錢穆視兩漢學術以六藝為中心，而非以儒家為中心，此實本於《漢志》，與章學誠、章太炎見解有相通之處，並非出於門第之見。在章學誠看來，孔子原非儒家，之所以成為儒家宗師，乃是儒家尊孔所致：“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將私為儒者之宗師，則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極，豈有意立儒道之極耶？”“五四”之非儒實可溯源於此，此又是胡適等未留意者。《漢書》為董仲舒蓋棺論定時亦言其繼承六藝之功，而未言及後世所認為的推動獨尊儒術：“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有所統一，為群儒首。”此“群儒”之“儒”不可解為儒家。章太炎明批董仲舒，而暗批康有為，意在鼓吹晚清革命。康有為認為，“惟《公羊》詳素王改制之義，故《春秋》之傳在《公羊》也”，“及讀《繁露》，則孔子改制變周”。推崇《春秋繁露》為得素王改制真傳之“微言奧義”。

章太炎亦從目錄學角度批判董仲舒（實為批判康有為）：“今文家所貴者，家法也。博士固不知有經史之分，則分經史者，與家法不相應。夫《春秋》之為志也，董仲舒說之，以為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章太炎駁斥董仲舒視《春秋》為製法而非史。錢穆指出，東漢經學仍無今古文之分，治經唯一爭端，前漢在於《公羊傳》《穀梁傳》，後漢則為《左傳》《公羊》，並不及諸經，今古文之二分乃後世之論。餘嘉錫亦曰：“漢儒治經，兼通數家之學者甚眾，且有古今文並治者，前、後《漢書》中不乏其例。”儘管此時尚無經今古文之大別，錢穆卻指出有“今學”、“古學”之辨。今學者，指治章句之學，博士立官各家師說之學。因光武帝好圖讖，詞章加圖讖，構成此一派“家學”的特點，異之者則為“古義”，亦名“古學”。所謂今文派“家法”，即“今學”之“章句家法”，“則為師者易以教，為弟子者亦易以學”，同時“古學尚兼通”，“今學務趨時，古學貴守真”。由是觀之，雖然經今古文之別始於後世，似乎並非不可溯源於此。“趨時”亦未必全是壞事，也是學以致用精神之表現。董仲舒言災異，甚至言天譴，亦可作如是觀，故董仲舒告誡漢武帝：“《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趨時”乃是必要，然而趨時如董子者應如何令守真者覺得徵而有信，或者說趨時與守真應如何平衡，則是另外的問題。錢穆所描述東漢“今學”、“古學”之別，多少又可見於晚清。顯然晚清經今古文之對立，也非全然空穴來風，姑妄誇張地說，此一對立兩漢之時早已埋下伏筆。“今學”此一特點為康有為等主張，並以董仲舒為其祖而述之。康有為遂認為《春秋》為“改制之義”，“《春秋》專為改制而作”，這一點“幸有董子之說，發明此義”，“《春秋》所重在義，不在文與事也”，因而為後世製法。

對董仲舒的批判，亦涉及被斥為“暴秦”之禍首的法家及秦制的評價問題。章太炎《國故論衡·原經》雲：

漢世五經家既不逆睹，欲以經術幹祿，故言為漢製法。卒其官號、郡縣、刑辟之制，本之秦氏。為漢製法者，李斯也，非孔子甚明。近世綴學之士，又推孔子製法訖於百世。法度者，與民變革，古今異宜，雖聖人安得豫制之？……《春秋》言治亂雖繁，識治之原，上不如老聃、韓非，下猶不逮仲長統。故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明其臧往，不亟為后王儀法，《左氏》有議，至於《公羊》而辯。持《繁露》之法以謁韓非、仲長統，必為二子笑矣。

在章太炎看來，就政治學“識治之原”方面，《春秋》不及法家。章太炎的立場，也是以諸子學為中心的學術史立場，反對獨尊儒家，又為法家鳴不平。漢承秦制也見於蕭何《九章律》，《漢書·刑法志》：“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代博士經學家標榜《春秋》為經，《春秋》乃為後世製法。章太炎在此斥之，謂晚清今文學家所追隨的經學家所處之漢代，事實上卻是繼承秦制。秦制即法家之制。準章太炎之說，漢武帝之前，融黃老之術與法家於一體，之後儒法交融。《漢書·禮樂志》曰：“至武帝即位……董仲舒對策言：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這是中國歷史上儒法交融大原則確立之始。瞿同祖認為董仲舒德刑不偏廢，《春秋》決獄，以儒為體，法為用，乃是以儒家經義用於法律的第一人，為融儒法兩家思想者。章太炎稱“為漢製法者，李斯也”，同時強調法度是審時度勢、與時並進，不可能預先由聖人制定。章太炎指出道家老子、法家韓非子、東漢尚書郎仲長統在製法方面遠高於《春秋》，以論駁推崇董仲舒之《春秋》決獄的晚清今文學家。如龐俊所言，《春秋》“往事即先王之志（史志之志——引者注），明非為後世製法也”。《後漢書·仲長統傳》篇幅尤長，多節引仲長統《昌言》之有益政事者，並譽仲長統才章足繼董仲舒、賈誼、劉向、揚雄。其中《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為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玩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跡，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者，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仲長統此文原為東漢製法而發。但是，康有為言孔子為後世製法，即可理解為一成不變之法。此與康有為本人變革意識之鑿枘，亦可由仲長統此言得以一窺。

《商鞅》一文收錄於《訄書》初刻本、重訂本與《檢論》。該文為商鞅鳴不平：“商鞅之中於讒誹也二千年，而今世為尤甚。其說以為自漢以降，抑奪民權，使人君縱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說為之倡。嗚呼！是惑於淫說也甚矣。法者，制度之大名，周之六官，官別其守，而陳其典，以擾乂天下，是之謂法。故法家者流，則猶西方之政治家也，非膠於刑律而已。”章太炎認為漢朝恰恰敗在未依仗法家。如是，章太炎的晚清今文派批判，又與其諸子學復興，尤其法家重評，聯繫在一起。

如上所述，章太炎的晚清今文派批判，其方法之一是透過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進行。因此，章太炎批判四部分類法，是批判今文學派的必要手段。後者自然排斥《七略》，因《七略》徹底的歷史框架本身，與今文派之微言大義多有不合。而且，按章太炎《原經》所說，《七略》之《六藝略》不僅含六經，尚有《論語》《孝經》和小學十家，以及《國語》《戰國策》《史記》等歷史書籍，此等史籍概入六經之《春秋》。然而依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則經、史必為異部。一如井上進所指出，章太炎對董仲舒以及“崇董”的晚清公羊學著作如此攻訐，是因其作為《春秋左氏傳》學者的門戶立場，更出於其作為清末革命派的政治立場：章太炎認為作為漢代官方儒學中心的公羊學，“是為專制主義服務的”。此與章太炎之革命精神息息相關。

四、“二章”與以諸子學為中心的學術史重構運動

章學誠“學”或“效法”的實踐性問題，與他強調周孔二分有關，也關乎其“六經皆史”主張。就後者而言，主張經史之不可二分，必然強調六經為周朝舊典，也必然彰顯有德有位的周公，而非有德無位的孔子。就周孔二分問題，前面已經論及。章學誠除了在《文史通義·原道》中較為集中論及此問題外，也在《與陳鑑亭論學》（1789）言“集大成者實周公而非孔子”：

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經以垂教於萬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後儒非處衰周不可為之世，輒謂師法孔子必當著述以垂後，豈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視同時之人而惓惓於後世邪！故學孔子者，當學孔子之所學，不當學孔子之不得已。……故知道器合一，方可言學；道器合一之故，必求端於周、孔之分，此實古今學術之要旨。

一如前述，他認為周公之時學在官守，道器不分，至孔子出而官學二分，孔子有德有學而無其位。撰寫《春秋》、編輯五經，通常被認為是孔子對中國學術的偉大貢獻。在章學誠看來，就孔子的政治思想而言，無位則無法實踐；不能實踐，只是不得已，但今人不知道習古只為今而已。章學誠主張與實踐相結合的道器合一觀，顯而易見對顧炎武經世致用思想有所發揮，因此對學術迂腐傾向痛詆有加。但是，此處更強調其官師合一的基本觀點。

另一方面，章學誠的道器觀與其校讎心法息息相關，並且其觀點與清代中期開始出現的“諸子熱”遙相呼應。他在《校讎通義》中用“道”代表諸子等理論書籍，用“器”代表具體的“法術名數”書籍。如，“就諸子中掇取申韓議法家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承用律令格式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諸家之言，部於首條，所謂道也；其相沿典章故事之屬，附條別次，所謂器也”，顯見其對諸子的重視。在此意義上可以說，諸子學復興不僅早為王念孫、汪中、錢大昕等考據學家所準備，章學誠也多有貢獻。

胡適指出，重視諸子學，至晚清民初始現。假如以長時段觀之，實是晚明以來學術史暗流湧動的結果。一如井上進所指出，自16世紀後半期以來，儒教獨大局面面臨諸子學挑戰，明嘉靖以後出現重評諸子的傾向。《漢志》亦常常被用於肯定諸子，章學誠即其代表。此外，以荀學為例，荀子自漢代起便受官方冷遇，但遲至清代汪中撰《荀卿子通論》，考據學界出現了一股“荀學熱”，代表人物有謝墉、盧文弨、劉臺拱、王念孫、江有誥、洪頤煊、郝懿行、俞樾、王先謙等。“荀學熱”延至晚清民初章太炎，而且與日本儒學界不約而同。自唐代楊倞注《荀子》之後，漢字圈第二個系統注《荀子》者，便是江戶日本碩儒荻生徂徠（《讀荀子》）。在方以智等明代考據學成果的影響下，荻生徂徠的《荀子》注雖然不似乾嘉考據學系統而有質量，但也有貢獻，暗合後來乾嘉學者之處甚多，帶動了江戶日本的“荀學熱”，與乾嘉學者東西輝映。江戶日本“荀學熱”因此早於汪中等清朝考據學之“荀學熱”數十年出現。乾嘉時代重評諸子的傾向以荀學為先鋒，清代考據學以更為系統的考據學成果注荀。迨至清末，諸子學蔚然成風。清中期章學誠、清末章太炎等所代表的重評《漢志》，客觀上也與其時出現的“諸子熱”相呼應，因為《漢志》為晚清甚至民初“諸子熱”提供了重要學術依據。《七略》之《諸子略》，乃諸子獨立成略；四部之子部卻是合《七略》之《諸子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蕪雜成之。此外，荀勖甲、乙、丙、丁四部之乙部即為隋唐後之子部，其順序為經、子、史、集，與《隋志》之後的經、史、子、集四部順序相比，子部此時已以蕪雜之身屈居史部之後。晚清民國的“諸子熱”，尤其有著西學刺激、與西學嫁接等語境。此一胡適所代表之“國故”運動，可視為新學透過古典中國學術接軌西學之重要途徑。

章太炎從目錄學角度論及學術史的另一個演講，談及《七略》之六部分類法與“諸子熱”興盛之間的關係：“《漢書·藝文志》，從劉歆《七略》出來，把一切書分做六部。其中諸子、兵書、數術、方技四部，現在統統叫做子書。六部中間，子書倒佔了四部，可見當時學問的發達了。”在此，章太炎認為六部分類法反映了諸子學發達的事實，而諸子學的發達正代表了學術本身的發達。四部中的“子”較狹義的諸子學（九流）更為繁雜，包含了兵書、術數、方技等軍事、醫學、自然科學內容，實則淡化了原本諸子學在《七略》中的存在感。按《七略》或《漢志》的六部法，諸子是自成一家的。如前所述，表面上看《七略》之《諸子略》在《隋志》之後的四部中保持不變，仍為子部，實則有異。因為《諸子略》之“子”為六經之支流，四部之“子”含兵書、術數、方技三略，然《七略》中此三略別立，《孫子兵法》入《兵書略》而不入《諸子略》。至四部法，子部只是經、史的附庸，諸子又只能屈居儒家之後，顯然四部是諸子學被矮化的直接表現。從這一意義上說，諸子學的興起，也是古文派在今文派刺激下，借諸子反對漢代以後的儒學中心傳統，捲土重來的必然結果。晚清諸子學復興之重鎮在《國粹學報》並非偶然。《國粹學報》偏向古文派經學，主要作者有章太炎、劉師培等古文派代表人物。因為在古文派的解釋中，諸子地位相對上升，與此相關，古文派認為六經出於史官，變“經”為“史”，令六經的地位相對降低。

四部輕視諸子的問題，其實早見於錢大昕的議論。就荀勖、李充促成四部分類法的作用，錢大昕雲：“四部之分，實始於此（荀勖——引者注）；而乙部為子，丙部為史，則子猶先於史也。及李充為著作郎……《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而經史子集之次始定。”並雲：“隋唐以後，敘書目者，大率循經史子集之次，而子家寥寥，常並釋、道、方技而一之。自道學興於宋儒，人人各有語錄，而儒家之目亦滋多矣。”錢大昕不滿四部成立後諸子被輕視的傾向，與乾隆、嘉慶以來考據學家復興諸子的取向有關。同時，他對諸子被矮化、宋儒語錄被高揚、儒家書目過多也多存不滿。章太炎與錢大昕觀點可謂相去不遠。

章學誠“復活”《漢志》之所以與諸子學復興相關聯，除了上述《七略》中《諸子略》在四部中地位、內涵的變化外，尚與其學術史的基本立場相關。《文史通義·書教》《詩教》諸篇的基本主題是：“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章學誠認為諸子的源流在於六經，諸家執六經之“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必須注意的是，這一說法與後世將六經歸於儒家經典的說法大相徑庭。章學誠的觀點，正是本《七略·諸子略》之諸子出於王官說，如“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錢穆言：“大抵先秦學官有二：一曰史官，一曰博士官。史官自商、周以來已有之……博士官則自戰國始有，蓋相應於平民社會學術自由之興起。諸子百家既盛，乃始有博士官之創建。”可見官守與私學並非涇渭分明。如章學誠言，《春秋》出於《尚書》因為“《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書》亡而入於《春秋》”。《春秋》雖為孔子私作，卻多依官史而成。同樣，錢穆指出《詩》《書》雖出官學，卻早流於民間。尤其《詩》之廣傳，遂有《論語·季氏》之說：“不學《詩》，無以言。”無論如何，章學誠言諸子學為“六典之遺”，正合劉歆言諸子為“六經之支與流裔”。章學誠進一步將諸子源流對應六經，“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像，《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衍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縱橫家——引者注），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部分……而不自知為六典之遺也”。儘管如此，章學誠仍將諸子視為“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為某家之學”，為“官守失傳”的結果。如上所述，二章共同推崇的《漢志》，可視為發端於明末、興盛於乾嘉、臻至清末而蔚為大觀的“諸子熱”之學術史依據，尤為章太炎掀起“諸子熱”時所重。章學誠亦不期然為清末“諸子熱”留下一伏筆。“伏筆”之說，並非指章學誠直接參與推動了“諸子熱”，而指其理論蘊含“諸子熱”之必然契機。此亦是迴歸《漢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所決定的。

胡適推崇《國故論衡》的原因之一也在於諸子學問題。胡適主要關注《國故論衡》下卷，尤其《原名》篇。《中國哲學史大綱》再版自序雲：“我做這部書，對於過去的學者我最感謝的是：王懷祖（王念孫——引者注）、王伯申（王引之——引者注）、俞蔭甫（俞樾——引者注）、孫仲容（孫詒讓——引者注）四個人。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這指的便是章太炎諸子學方面的論述。在該書導言中，胡適說：“清初的諸子學，不過是經學的一種附屬品，一種參考書。不料後來的學者，越研究子書，越覺得子書有價值。故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顧廣圻、俞樾諸人，對於經書與子書，檢直沒有上下輕重和正道異端的分別了。到了最近世，如孫詒讓、章炳麟諸君，竟都用全副精力發明諸子學。”胡適力推諸子，除乾嘉學風影響外，乃因諸子學較易接軌西學，亦關乎“打倒孔家店”的時代氛圍。胡適在民初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以承接晚清諸子學為己任，力圖理解《國故論衡》諸子部分。然而胡適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不僅與《漢志》相悖，更與二章南轅北轍。

在清末以“諸子熱”為特徵之一的學術史重構運動中，《國粹學報》不僅刊登了章太炎論文，亦頻頻刊發劉師培等人的學術史論文，以呼應劉向、劉歆、王儉、鄭樵、章學誠以來反四部分類的學術史譜系。劉師培對二章學說之呼應，見於《國粹學報》第1期《論古學出於史官》（1905），第14、15期《古學出於官守論》（1906）等，莫不表明其古文學派的立場。由是觀之，清中期之辨章學術、考鏡源流，與諸子學兩大潮流相互呼應，或章學誠以目錄學重振之，或孫星衍、王念孫、王引之等乾嘉考據學者以諸子學張大之，中間經過龔自珍、孫詒讓、章太炎等繼承並光大之。《國粹學報》蔚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運動之中心。當然這一說法是在暫時不論這些論述者間重大區別前提之下的。

章太炎的復古，首先見於古文派之“古”；其次見於其繼承音學研究上古音訓的清朝考據學方法論，以小學為基，注重故訓；再次見於其學術史梳理中復先秦諸子學之古；更見於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上覆歸《七略》，而不取經史子集之四部分類法。必須指出的是，章太炎的“復古”是批判性的復古，即批判性地梳理中國學術傳統，並與西學對話，在新的時代重建中國文化、學術傳統。在此意義上，章太炎是“復古”的新文化運動者，而有別於後來某些西化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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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湘宇

校審：小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