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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周，又稱周原、岐邑，金文中稱為“周”。中國古代有關岐周的記載最早見於《詩經》，該書收錄了許多與岐周相關的材料，如《大雅·綿》記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孟子·梁惠王下》也記載了太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司馬遷在《史記》中寫道：“乃與私屬遂去豳，度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豳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帝王世紀》記載“古公亶父是為太王，以修德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遂杖策而去，逾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故始改國為周”。周人先祖古公亶父因戎狄威脅，率領族人離開邠地，定居於周原。從此“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周族因此發展壯大，周原也成為周人發跡之地。今本《竹書紀年》記載武乙元年古公亶父由“邠遷於岐周”。三年武乙“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此外，也有許多經學家對周原地望和周人活動的相關注解，為後世尋找岐周的位置所在提供了許多重要線索。但在西周滅亡之後，後世文獻關於岐周的記載僅寥寥數筆。
20世紀以來岐周的重要考古發現不斷，相關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是，目前學界對岐周政治地位演變的研究還是觀點不一。近年來，周原有了許多重要的考古新發現，尤為重要的是發現了西周晚期大型城址，而且是目前為止發現的最大的西周城址。故而在系統梳理周原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基礎上整合考古新發現，重新審視西周時期岐周的政治地位演變，對進一步推動岐周乃至西周都城考古和西周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
1933年，徐炳旭、蘇秉琦等人前往陝西調查了豐鎬、犬丘等7處遺址，拉開了陝西地區近代考古的帷幕。1942年，石璋如調查了周原遺址的岐山縣岐陽堡一帶，提出了此處就是太王所遷之周都的看法，此次調查是周原地區第一次真正的考古活動。
1953年3月，岐山縣王家嘴子村農民挖出了6件銅器和1件陶器。1957年陝西文物管理委員會對扶風和岐山兩縣的殘墓進行了發掘清理，並對相關周墓進行了調查。1960年陝西文物管理委員會再次對周原一帶進行了調查和發掘，此次調查對墓葬進行了分期，確定了賀家遺址年代為西周早期。
1962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扶風考古隊在扶風齊家村清理了10餘座西周墓葬和一些建築遺址，並進行了初步的分期。1963年，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岐山考古發掘隊在賀家村西清理發掘了一批先周、西周墓葬和1座車馬坑，這是在周原第一次發現先周時期的墓葬。1973年，陝西博物館聯合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賀家村西壕發掘清理了10座周墓。1974年，扶風縣強家村發現了一處青銅器窖藏，共出土了包括師鼎、師臾鍾、即簋在內的7件銅器。1975年，在岐山縣京當鄉董家村發現了一處青銅器窖藏，共出土青銅器37件，其中30件有銘文，時代遍及穆王到宣王時期。同年，陝西省文管會對扶風縣莊白的1座西周墓葬進行了清理，將其年代定為西周早期。
這一階段羅振玉《三代吉金文存》、郭沫若《兩週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等著作收羅了大量周原出土的青銅器，對青銅器的研究也或多或少涉及岐周相關問題，其中較為重要的是陳夢家關於西周都邑的論述。陳夢家認為金文中的“宗周”並不是豐、鎬二京，而是周人的舊都岐周，也是西周王朝的宗廟所在地。
1976年，由陝西省文化局、文管會、博物館和北京大學、西北大學等共同組成了陝西周原考古隊。周原考古隊最重要的工作成果莫過於岐山鳳雛西周甲組建築基址和扶風召陳建築群的發現。簡報認為鳳雛甲組建築是宗廟建築，其始建年代可能在武王滅商以前，並一直沿用到西周晚期。簡報認為召陳建築群下層的2座建於西周初期，廢棄於西周早期偏晚；上層的13座建築建於西周中期，廢棄於西周晚期。這是周原遺址第一次發現大型的西周建築基址，它們的發現使西周宗廟宮室建築及制度有了實物憑證，對岐周的研究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同年，周原考古隊在雲塘村以南試掘了一處骨器作坊遺址。發掘者將遺址中的西周墓葬分為早晚兩期。鑑於雲塘骨器作坊的年代正好卡在早晚兩期墓葬之間，因此發掘者判斷作坊的興盛期上限不超過昭穆王之世，下限約在夷厲之間。雲塘骨器作坊對研究岐周的規模和佈局有重要意義。
1976年12月，周原考古隊發掘了陝西扶風縣莊白青銅器窖藏坑，共出土銅器103件。其中有銘文者74件，銘文最多者達284字，從銘文來看，這批青銅器屬於微氏家族。1976年春到1978年夏，陝西周原考古隊先後在岐山賀家村附近的三個地點發掘了西周墓葬57座、車馬坑4座、灰坑2個。1986年，由國家文物局、陝西省考古所與陝西省地研所合作，對周原遺址進行了大規模的遙感、物探探測。此次探測最重要的成果是發現了鳳雛村南甲組西周建築基址南、北向的兩道城牆。
1976年微氏家族青銅器窖藏發掘之後，以尹盛平和宗德生為代表的學者根據史牆盤銘文中所記載的武王命周公將微氏家族先祖安置在“周”地一事，反對前文陳氏說法，提出了金文中的“周”應該指岐周的新觀點。這一觀點後來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
諸多考古新發現促使一些學者對岐周性質提出了新的認識。一種觀點認為岐周是貴族的聚居地。陳全方認為文王作邑於灃以後，岐周就失去了都城地位，成了西周貴族的聚居地。曹瑋認為周人在遷都建國以後，周原就變成了非姬姓貴族的聚居地，虢氏家族作為周王代理人管理這一區域。李學勤則認為文王遷灃以後，就將周原封給了周公，因此岐周在西周時期是周公采邑。
另外一些學者認為岐周是西周的都邑，歸周王室直接管轄。尹盛平根據鳳雛甲組建築基址內出土的甲骨以及召陳建築基址出土的帶有“王”字的殘陶器柄，認為這兩處遺址均屬於周王室。其中鳳雛甲組建築應是太廟，召陳建築群則包括周王聽政的路寢、休息的小寢以及太室。王恩田也認為鳳雛建築屬於周王室的可能性更大，並從周代禮制的角度論證了這種猜測的可能性。張光直則在《夏商周三代都制與三代文化異同》中提出“聖都俗都制度”，他主張聖都是先祖宗廟所在地，主要行使祭祀功能；俗都則是王朝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於西周而言，岐周就是王朝的“聖都”。張氏說法提出後，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
1999年，由北京大學考古系、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共同組建的新的周原考古隊對齊家遺址展開發掘工作，揭露遺址面積2954平方米，清理西周墓葬94座、灰坑145個、小型房址3座。發掘所獲的各類豐富遺物和諸多明確的層位關係，為建立周原遺址西周文化的譜系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同時，雲塘、齊鎮的發掘工作也在如火如荼地開展。發掘面積達6000平方米，包括雲塘5座建築基址、齊鎮4座建築基址以及部分圍牆、石片坑等。2002年，周原考古隊對雲塘、齊鎮的建築基址進行了第二次發掘，發現建築基址1座、灰坑24個、水井1眼以及大量成片的夯土遺蹟，為進一步瞭解和完善雲塘—齊鎮西周大型建築基址的結構和功能提供了資料。
2001年，周原考古隊在王家嘴村北及賀家村開展發掘工作。此次發掘面積達800平方米，清理了一批房址、灰坑、墓葬和陶窯，對先周文化的認識也有了突破性進展。同時，考古隊利用工作的間隙，對眉縣、岐山和扶風的13處遺址做了地面探查。
2002年，周原考古隊發掘了齊家制玦作坊遺址和禮村先周遺址。2003年春夏之際，周原考古隊發掘了莊李鑄銅作坊，清理了數十座西周墓葬及灰坑，發掘了一大批陶範和鑄銅遺存。同年秋，又發掘了李家村西的鑄銅遺址，清理了一批灰坑、水井、墓葬、房址及灰溝。
2002年到2005年間，周原考古隊相繼開展了對七星河流域、美陽河流域及周公廟等地的考古調查，取得了包括甲骨文、西周最高等級貴族墓葬及圍繞墓葬的夯土牆等重要發現。從此，周原考古的視野和範圍不斷擴大，開啟了“大周原考古”計劃。
2011年，寶雞市周原博物館與寶雞市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了雲塘池塘遺蹟CT1及與CT1相連的幾條水渠，這是周原首次發現池塘遺蹟，對認識周原的佈局有著重要意義。2012年，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與寶雞市周原博物館三家單位聯合組成的考古隊對整個周原開展了大規模考古調查。調查面積近50平方千米，初步建立起“周原遺址田野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GIS系統”，動態揭示了商周時期周原的聚落髮展及形態。2014年到2015年，考古隊對鳳雛、賀家、禮村及周邊300多萬平方米的區域做了重點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該區域夯土基址、城牆、壕溝、居址及墓葬等地下遺存的情況。鳳雛三號建築基址北距原鳳雛甲組基址約40米，佔地面積達2180平方米，是迄今為止發掘的最大規模的西周建築遺址。2016年到2017年，考古隊又對甲組基址東側的六號到十號基址及北城牆進行了發掘，其中F6年代最早，在商周之際；F10則晚達西周晚期。
2020—2021年，周原考古再度取得突破性進展，確認了周原西周大城與小城城址，並在王家嘴發掘了先周和戰國時期大型夯土建築各1座。小城位於周原遺址西北部，面積約175萬平方米，城址四周有城壕，其中西面以王家溝為壕，其餘三面為人工城壕。大城位於小城東南，基本囊括了周原遺址的核心地區，面積約520萬平方米，是目前發現的西周時期最大城址。
大量的考古發現顯示出岐周龐大的規模和複雜的結構，學界也開始傾向於岐周是西周王朝的都城之一。一些學者對張光直“岐周是西周‘聖都’”的說法有進一步的闡釋。潘明娟認為西周時期岐周、宗周和成周三都並存，其中岐周主要行使祭祀功能，是聖都；宗周則承擔著主要的政治職能，是行政性都城；成周則以軍事職能為主，負責保衛王朝東部的安全，並據此提出三座都城政治地位的變化，認為在整個西周時期，宗周一直是主都，成周由於軍事職能在西周中晚期重要性愈發突出，而岐周政治地位卻一直在下降。持相同意見的還有丁海斌、李令福等人。但是隨著周原考古工作的深入，有學者注意到周原遺址西周中晚期遺存較早期更為豐富，西周中晚期銘文中有“周”的青銅器也明顯多於早期。因此，他們對岐周政治地位的變化提出了新的認識。尹盛平認為西周時期宗周、成周、岐周三都並存，其中西周早期的都城是宗周，到了西周中晚期，實際都城變成了岐周。趙慶淼對此也有相同的認識，並將其歸納為一種“王朝都城的迴歸”現象。張天恩認為到了西周中期，由於岐周地區經濟的繁榮，周穆王將都城重新遷回岐周，周原成為西周中晚期的政治中心。李峰注意到了岐周在西周歷史上的重要性，他在《西周的滅亡：中國早期國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機》一書中提到周原地區很可能是一個重要的宗教中心和行政基地。周宏偉則認為在整個西周時期，岐周都是最穩定的祭祀、政治、軍事中心。雷興山、種建榮在梳理了周原遺址縱向的演變與橫向的發展後，提出周原分別在先周時期和西周中晚期時發展成為周人的都邑聚落。
綜上所述，隨著周原考古發現的不斷湧現以及研究的不斷深入，學界關於岐周政治地位演變的相關問題形成了一些共識，可以概括為以下兩點。
1.周原遺址在西周中晚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整體聚落向東擴張，出現了大規模的高等級建築群和高等級墓地，晚期還出現了大型城址。聚落面積、遺址內涵都超過了豐鎬與洛邑遺址，是目前發現的規模最大的西周時期城址。
2.岐周應屬西周都城之一。自鳳雛甲組建築基址發現以來，有諸多學者針對周原遺址的性質做了推斷，主要有周王室說、周公封地說及貴族聚居地說三種。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豐富與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者逐漸趨向於岐周是都城的說法。
但與此同時，學界關於岐周政治地位的演變等問題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為以下兩點。
其一，在對西周時期都城制度的研究中，學者更多聚焦於宗周與成周，對於岐周關注相對少了許多。在對岐周相關問題的研究中，學者們關注的重心也多針對具體遺存展開，而忽視了從宏觀層面對岐周政治地位的考察。究其原因，或許是由於岐周在文獻中記載過少，以往的考古發現也較為零碎，許多具體問題都沒有定論，甚至對岐周是否是都城一說都有許多不同意見，自然難以上升到對岐周政治地位的探討。
其二，研究表明，多都並存制度下的西周都城的政治地位是呈現動態變化的，這些變化與國家的發展重心及內外部環境息息相關。以往的研究，雖然梳理了岐周在不同時期的政治地位變化，但是結論過於籠統，或將岐周簡單定義為“聖都”，或將其簡單定義為中晚期最重要的都城，缺少對細節的把握。要準確把握岐周政治地位的變化，就要準確把握西周王朝在每一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狀況，必要的情況下可以將時間細化到某一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