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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載於《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3年第2期
《左傳》的經學性質，自漢代以來便是主流看法，唐人的九經、十一經，以及至於宋代的十三經，皆以《左傳》列為經部。但漢代今文經學家因為利祿原因，反對《左傳》列為官學，理由是《左傳》不傳《春秋》。這本是漢代經今、古經學的爭議，唐宋以後儒者，受其影響，站在《公》《谷》二傳立場上疑《左》，認為《左傳》所釋《春秋》經義不如二傳精核，指擿《左傳》詳於事而疏於義。不過，唐宋以來儒者雖疑《左》，基本立場仍然將之視為《春秋》三傳之一，有稱其《左傳》史學者，如朱熹，也是站在經學立場上認為該書不盡是經。至於清代劉逢祿氏出，聲稱劉歆偽造《左傳》，其後康有為發揚張大，倡劉歆破散《國語》而成《左傳》說。繼劉、康之後，疑古學者崔適乃在劉歆偽造《左傳》的基礎上，申論左丘明不傳《春秋》。劉、康、崔對《左傳》的觀點，雖與漢代今文經學家相似，但立場卻截然不同。漢代今文經學家雖然主張《左傳》不傳《春秋》，但沒有人說它是偽書，劉、康、崔則是在認定其為偽書立場上論其不傳《春秋》，這有本質的區別。偽書說很快被錢穆等學者縝密的證據所攻破，至顧頡剛等疑古學派也唾棄了這個說法，但基於疑古立場，仍然堅持《左傳》不傳《春秋》，認為《左傳》是史書，而這竟然成為近現代學術界主流看法，影響至今。這裡面既有學術上的疑古思潮的影響，也有政治上批孔、反經的需要，在今日學術昌明之際，正本求源，應該阹除非學術因素，還原《左傳》的本來面貌，廓清迷霧，究其性質，定其是非，此乃本文所以討論的原因。以下主要圍繞《左傳》為《春秋》之《傳》，以及《左傳》何以具有史書性質兩方面展開。
《左傳》的性質，伴隨著經學的發展而在各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認識。傳世文獻中，最早著錄《左傳》的是《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為東漢班固所著，但《藝文志》則是依據劉歆的《七略》，因此《左傳》的著錄，實際是西漢劉歆協助其父劉向校理中秘圖書時的事情。《漢書·藝文志》“春秋”類題曰：“《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藝文志》所記“春秋”類凡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其中有《國語》《世本》《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等後世定為史部者，但此類的前半則是《春秋》三《傳》。而以《左傳》列在《公》《谷》之前。《藝文志》著錄的格式是：
《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羊》《穀梁》二家/《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有《錄》無書。
此即《春秋》五《傳》，顯然是著錄《春秋》經和傳《春秋》的書。首條是《春秋古經》，說有十二篇。既言十二篇矣，何以下面又說“經十一卷”？有點費解，對此，《四庫全書總目》解釋說：“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雲‘《經》十一卷’。觀《公》《谷》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為二《傳》之《經》，故有是注。”意思是說，今本《漢書·藝文志》首條所書“《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是兩種《春秋經》，十二篇是一種，十一卷又是一種。十二篇應該是《左氏》古《經》，十一卷則是《公羊》《穀梁》二家的《經》，所以小字注特別說這十一卷是《公》《谷》二家。五《傳》之後，《藝文志》又錄與《春秋》相關的文獻：
《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楚太傅鐸椒也/《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趙相虞卿/《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公羊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公羊雜記》八十三篇/《公羊顏氏記》十一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就名稱看，以上著錄者都是《經》或《傳》的書，就漢代經學說，都屬於研《經》的著作。這些著錄之後，則是《國語》《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這個著錄表明，漢人是以史部附於經部之下的，以至於當代史學家說中國的史學自覺是在南北朝時。以上是正史文獻中見到的漢人對《左傳》的看法，毫無疑問是作為經學定義的。那麼，《左傳》是經學著作，這個性質最早便由權威的《漢書·藝文志》作了學術認定。不過，更為嚴謹地說，漢人的“經”概念只是《五經》，《春秋》是經，五《傳》是傳，因此，《左傳》的性質最切實的說法是《春秋》之《傳》，即傳《春秋經》的書。這個性質說明《左傳》的寫作，是為解孔子所修《春秋》而產生的。《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孔子作《春秋》，“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都非常清楚地說明了《左傳》是傳《春秋》的。這個性質的認定，因了漢代今、古文經學之爭而受到質疑。漢代今文經學家不欲古文經學立於學官，便攻擊《左傳》，說其不傳《春秋》。漢代今文經學家用什麼證據說《左傳》不傳《春秋》呢？現存的材料沒有漢代今文經學傢俱體的批評，只是劉歆在《移書讓太常博士》裡說漢代今文經學家抱殘守闕，“謂《左氏》不傳《春秋》”。後來晉人王接表述過類似的意思，《晉書》引他的意見說是：“《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主為《經》發。”“辭義贍富”，便“不主為經發”？大概表述的意思是，《左傳》不合經傳的傳體。經傳的傳體應該是什麼樣子呢？現存的經傳就是《公》《谷》二傳，那是一種經師對經生問的解說方式，圍繞《經》文，逐字逐句講解，不像《左傳》這樣以敘事解《經》。說《左傳》不合經傳之體，是漢以後人不明先秦時期“傳”的意義和形式，直以漢代以後的詁訓傳之“傳”，以及由經生之“傳”徑行下了“傳”的定義。其實先秦反而不見漢以後的詁訓傳體，多見的是具有文體意義的“傳”。如《荀子·修身》：“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楊倞注：“凡言‘傳曰’，皆舊所謂聞之言也。”見此所謂“傳”實記事記言之書。隨著經學的建立，解經的傳也便產生了，《公》《谷》那種經生說《經》的《傳》固是一種，其他據《經》而論者亦可謂之《傳》。孔穎達《尚書序正義》：“凡書非《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雲：《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雲：《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雲：《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當然，“非《經》則謂之《傳》”，必待經成立之後。《左傳》以事解《春秋》，自然是《春秋》之《傳》，在《傳》體上並無不合。
隨著經學的昌盛，漢以後陸續擴大了經學的範圍，《經》之《傳》也成為經學一部分，漢以後將《春秋》三《傳》也併入經學，經類有《九經》《十一經》《十三經》，這個時候，說《左傳》是經，才合乎實際。
因此，《左傳》的性質，據其產生的目的，應定性為《春秋》之《傳》，但後世因經學的發展，籠統說是經學，也是可以的。
但是這個性質到了後來，尤其是現當代，都徑直把《左傳》定義為史書，其依據是什麼呢？大概與《左傳》以敘事解《經》的特徵有關。《左傳》依據《春秋》十二公，逐年依《經》文詳敘發生的具體事件，事件又都有頭有尾，來龍去脈交待得非常清楚，與後世史書敘事非常相合。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曆史，除了《左傳》以外，沒有別的史書存世，後人所有關於春秋歷史事件的知識，基本來自《左傳》，所以能夠據此書得到歷史事件的知識，自然便歸之於史書了。尤其是近代以來，經學衰落，讀書人不讀《經》，也不知《經》，學科知識裡只有文、史、哲，因此有意無意便以《左傳》為史書。這是誤將《左傳》性質定為史書的一個原因。
將《左傳》視為史書，實昉於漢代今文經學家，但他們拿不出證據，至於清人劉逢祿，遂向壁虛構，生造出劉歆偽造《左傳》說。漢人說《左傳》不傳《春秋》，不過是貶低《左傳》而已，劉逢祿竟將《左傳》誣為偽書，既無證據，乃於名字上作起文章。他說：“《左氏春秋》與《鐸氏》《虞氏》《呂氏》並列，則非傳《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舊名也；曰《春秋左氏傳》，則劉歆所改也。”以司馬遷並提了《左傳》與《鐸氏微》諸書，便稱皆非傳《春秋》者。完全不顧司馬遷明言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之語。司馬遷之意在於說明鐸椒、虞卿、呂不韋，乃至董仲舒諸人皆據《春秋》為文，並非據諸書性質劃類，劉逢祿顯然故意誤導，引為論據，誠為荒謬。實際上以類區分的是《漢書·藝文志》。《漢書·藝文志》排列《春秋》三《傳》，皆以《傳》名：《左氏傳》三十卷、《公羊傳》十一卷、《穀梁傳》十一卷。何以說《左氏》未名為“傳”？說者或又強辯曰，《漢書·藝文志》基於劉歆《七略》，因此《漢志》著錄之名稱，不能作為《左傳》稱“傳”的證據。這樣說來，班固作為一代史家，是盲從劉歆生造新說了？《漢書·藝文志》雖基於劉歆《七略》，班固編撰《漢書》時仍然排比考訂材料，對劉歆的《七略》或刪或補，若《左傳》在劉歆之前不名為“傳”，《左傳》純是劉歆偽造之名，則班固竟然不辨？若果有非《左傳》的《左氏春秋》，劉歆加以改造，舉世學者全都不知道？漢代學者全都未讀過《左氏春秋》，竟容劉歆偽造、改名，而無一人揭穿？《左氏春秋》難道僅有劉歆所持一部，既經改造，即行毀跡，所以舉世學者皆不能對證？而班固也只能著錄《春秋左氏傳》一書於《漢志》，而於《左氏春秋》一字不提？
最為明顯的事實是，《左傳》不僅傳《春秋》，而且有自己的古經。《漢書·藝文志》著錄《左傳》古經十二篇，與《公》《谷》各有十一卷相同，是三《傳》皆有自己的經，皆就各自的《春秋經》作傳，難道這古經十二篇也是劉歆偽造？劉逢祿謂《左氏春秋》與《呂氏春秋》一樣，《呂氏春秋》有《春秋經》嗎？且據《春秋經》年月作傳嗎？其為不通，不待一駁。
古代典籍一書往往多種稱謂，比如司馬遷《史記》，或稱《太史公》，或稱《太史公記》，或簡稱《太史公書》，《左傳》稱《左氏春秋》亦然。《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已明指《左氏春秋》為左丘明傳孔子《春秋》之書，何以說《左氏春秋》非《左傳》？《漢書·儒林傳》論張倉、賈誼、張敞、劉公子諸人治《春秋左氏傳》，其事甚詳。張倉為荀子學生，與李斯、韓非同學，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方書，則其治《左傳》又在漢之前。賈誼漢文帝時人，亦治《左傳》，且為《左氏傳》訓詁，若《左傳》非《春秋》之《傳》，僅一史冊，張倉、賈誼為時大儒，何以專治史書？儒學後人，不聞有以史書為業者。《漢書·景十三王傳》說：“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河間王立古文經學博士，《左氏春秋》博士即賈誼弟子貫公，尤見《左傳》為經學，且此經學自張倉、賈誼傳來，何來劉歆所改之說？若謂班固東漢人，或以後起之名稱之，但班固說賈誼為《左氏傳》訓詁，自是見賈書而實錄之，由是見漢初即名為《左氏傳》。且班固所引諸家，皆在劉歆之前，《左傳》之學者非一人，劉歆私自篡改經典，罪同弒逆，即使僥倖得逞，又何以能服治《左傳》學者？
事實上，三《傳》皆以“春秋”名，《漢書·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武五子傳》言戾太子：“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又《漢書·宣帝紀》：“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五行志》：“劉向治《穀梁春秋》。”何以《公羊春秋》《穀梁春秋》稱名《春秋》而信其為《傳》，獨《左傳》稱《左氏春秋》而疑其非《傳》？正所謂“厚於自信，而果於疑人矣”！劉師培有《左氏不傳春秋辨》，足以杜議者之口，可參看。
我們認為，《左傳》的第一性質是《春秋》之《傳》，左丘明(本文不討論作者問題，此暫用傳統之說)以事解孔子所修《春秋》而作《傳》，與《公羊》《穀梁》二《傳》性質相同。但與經生之傳《經》不同，左丘明身為史官，以深切著明之事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事相連，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構成了一部春秋史，作者在解《經》的前提下，在敘述二百四十二年曆史事件時，由於注重事件發生的因果關係，故對歷史進程的邏輯順序十分清楚，對歷史事件的合不合理、正義與否皆作明確判斷，因此，這種敘事，完全合於史官體例，這也是後人視其為史書的原因。雖然如此，本書的性質仍是《春秋》之《傳》，但在傳《春秋》中，作者對於二百四十二年曆史的發展趨向、事件發生的動因、產生的何種影響，會從史官立場作出判斷和關切，從而使這部傳《春秋》的書，具有了史的特徵，但是從屬於《春秋經》之《傳》的史書特徵。對於這種特徵，前人亦有所認識，《魏書·高佑傳》載高佑說：“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致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全史體。”(《經義考》卷一六九亦引此說)這是點明《左傳》亦經亦史性。明人何孟春闡發此說曰：“《春秋》史而經之書也。學是《經》者，必本諸史，經以標義，史以備事，經義隱而史事顯。《左氏》備事之書也，仲尼作《春秋》，丘明以聖人筆削，義隱於事，而次第其事，《傳》以實之。實之者，顯之也。所傳事皆有稽據，先經後經，原委究悉，非後來《公》《谷》《鄒》《夾》四家空言者比。”這些說法，有些調和的味道，《左傳》的性質只有一種，就是《春秋》之傳，史學特徵是以事解經所產生的，並非史官撰述。以下我們討論《左傳》為《春秋》之《傳》的性質。
《左傳》與《春秋》始終相合，是《左傳》傳《春秋》的一個顯明特徵，首先，《左傳》起始基本同於《春秋》，皆始於魯隱公元年，惟終年，《左氏》之經較《公》《谷》的哀公十四年晚兩年，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對於這個現象，哀十四年經“小邾射以句繹來奔”，孔《疏》引賈逵說：“此下弟子所記。”是十四年之後經為孔子弟子所續。至於十四年以後之《傳》，孔《疏》說：“弟子欲記聖師之卒，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丘明因隨而作傳，終於哀公。”《左傳》自哀公十六年之後又以無經方式敘事至二十七年，乃至最末記悼公四年知伯事，其所以有此續傳，將於下一節討論。總體而言，《左傳》據《春秋》首尾，引事解《經》，書中總結凡例，全解《春秋》經文，如此，尚稱非解《經》之《傳》，則何以當之？以《左傳》與後人所提到的《呂氏春秋》《晏子春秋》等書相比，就解《春秋》的特徵而言，二書與《春秋》有何關係？又如何可以與《左傳》比擬？以下，再就《左傳》解《經》的方法和事例來具體分析。
《春秋》經孔子刪削，成為寄寓孔子褒貶的儒家經書，這個褒貶是通過《春秋》書法，也即義例來表現的。但是具體的義例如何確認？一共有多少義例？孔子沒有書諸文字，《左傳》則總結為五十凡例。通過五十凡例，讀者再讀《春秋》，便可以知道孔子的褒貶何在。《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春秋》如何屬辭？則於義例顯示。而義例幽微，《左傳》乃以事明之。五十凡例，未必能盡苞《春秋》，所以又有發明孔子新義之例。舊例、新例互相發明，《春秋》微言乃可以通曉。春秋正值禮崩之時，諸侯於典禮不能守，行事多違制，違禮違制之事如何書寫，才能顯示褒貶？《春秋》文字簡要，非義例不能明，故孔子微顯闡幽，裁成義類，據舊例以發義。然而微言大義，如非《左傳》揭明，又以事釋義，讀者茫然不知義在何處。所以《左傳》總五十凡，皆在解《經》。
五十凡例，或發典禮，或明書法，或示褒貶。如《春秋》書至，言公行，或朝、或會、或盟、或伐，須告於廟，歸則行飲至禮，所謂“舍爵策勳焉”，此是發典禮。春秋侵伐不斷，《春秋》書法亦不同，如書戰，莊公十一年傳例稱：“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這是分別諸種不同的戰而使用不同的字。如莊公十一年《經》：“公敗宋師於鄑。”據《傳》，宋為乘丘之役故侵魯，莊公御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宋人未列陣而魯人乘隙攻擊取勝，《春秋》不能書“戰”，依例書“敗宋師”。同樣，莊公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齊師伐魯，魯人用曹劌計敗齊師，據《傳》，齊人已列陣，但《春秋》仍然不書“戰”，杜預注說：“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掩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為文也。”相反，僖公二十二年宋、楚泓之戰，《經》書：“宋公及楚人戰於泓。”這是因為宋襄公一直等楚人渡水以後，既陣乃開戰。宋襄公敗於楚，但雙方皆陣，故書“戰”。這是明書法。示褒貶，孔子修《春秋》，發典禮、明書法，皆以寄褒貶。文公十五年《經》：“諸侯盟於扈。”據《傳》，此扈之盟，有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但《經》總以“諸侯”概括言之，《傳》例說：“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原來為了諱魯文公不與此盟會，所以就不歷敘諸侯，這是貶魯文公了。此外，《傳》說此盟，諸侯“無能為”也，所以也是貶諸侯。這是以書法示褒貶。總稱“諸侯”示貶，則歷敘諸侯便是褒，比如僖公五年首止之盟，經書：“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此會在於寧周室，定太子鄭(襄王)之位，所以《經》歷敘諸侯，褒齊桓公及諸侯能定王室之亂。
《春秋》本為魯國史書，但何以能記諸侯列國之事？且春秋前期多記東諸侯事，晉及秦至僖公後才出現在《春秋》中，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春秋》有例：隱公十一年《傳》：“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意思是諸侯國之大事政令，若來赴告，則書於策，否則則不書。比如隱公元年《傳》：“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又如十一年傳：“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十一年冬十月，鄭莊公以虢師伐宋，報復前一年宋人、衛人入鄭。前年宋人、衛人入鄭，書於《經》，而十一年鄭以虢師伐宋，《經》不書，何以不書？因為鄭、宋皆未來告，所以魯國史官就不能書於策。對於這個現象，《左傳》總結凡例，認為《春秋》所書諸國事，乃據告辭。於是我們知道，《春秋》本為魯國史書，主要記本國之事，但他國之事也須記，諸侯有外交，外交大事，當然要書。書法是本國之事詳，外國之事略。但外國之事如何記？魯國不會有史官派駐外國，所以就要據外國赴告之辭，來告則書，不來告則否。鄭莊公以虢師伐宋，鄭、宋皆未來告，故魯史不書。魯史不書，孔子自然不會增益經文。然魯史不書，左丘明何知之？這便是左丘明為解《春秋》而旁採諸國史記及諸簡牘。《春秋》據赴辭而書，如果不赴則不書，這樣，魯史就會有許多遺漏。事件遺漏，前事後事之間往往便難疏通，令人生疑。因此，《左傳》便據諸侯國史或傳記等補充。比如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楚聯合鄭國與晉戰，然前一年夏經書楚伐鄭，其後未見經書楚、鄭結盟，何以十六年經徑書：“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楚、鄭何時結盟？自然令人生疑。《左傳》乃於十六年春敘曰：“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左傳》補《經》之闕，使事件發生的來龍去脈清楚無疑。這是《左傳》解《經》的明證。
因此，《春秋》中許多記載都是根據義例而定書法，沒有《左傳》解《經》，後人對《春秋》記載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比如《春秋》於諸侯之卒，或書“卒”，或書“薨”，據周禮，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何以《春秋》會有不同呢？原來《春秋》於外諸侯一律書“卒”，而於魯國諸公皆書“薨”。這是因為魯國史官區分內、外的原因。杜預《春秋釋例》說：“《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這也是魯國本為侯爵，但《春秋》皆稱“公”，與外諸侯據爵號而書不同的原因。循此以觀《左傳》，方知《左傳》揭明孔子之義例，專為解《經》故。
除了五十凡例以外，杜預還總結了孔子修《春秋》在凡例之外所立新義，《左傳》將這些表達孔子意見的事件，一般以“書曰”“故書曰”“書”“不書”“不言”“不稱”等辭語表達。如隱公元年經“鄭伯克段於鄢”，《左傳》解說：“書曰‘鄭伯克段於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這是解釋《春秋》這段經文是出於孔子修改，《春秋》原史可能不是用“克”，但孔子改書為“克”。為什麼這麼說呢？鄭莊公與其弟公叔段的事，讀者都很熟悉，鄭莊公戰勝了公叔段，叔段出奔共。這個事件史官應該如何書寫呢？鄭國史官是如何書寫的，我們已經不知道，魯國的史官依例是根據鄭國的告辭而書。那麼鄭國的史官如何告呢？我們也不得而知，但現在的經文是“鄭伯克段於鄢”，《左傳》說孔子書鄭伯，譏失教，意思是原來的告辭不書“鄭伯”，又說“段不弟，故不言弟”，則是告辭稱“弟”，又說“不言‘出奔’，難之也”，是告辭言叔段出奔。綜合起來，告辭大概是“公弟叔段出奔共”，魯史原文可能會根據告辭如此書寫。孔子認為這樣的書法不能起到譏刺莊公和叔段的作用，因為孔子認為莊公和叔段在這個事件中都有罪，所以《春秋》應該對他們都要譏刺，而告辭“公弟叔段出奔共”不能反映這樣的譏刺之義。因為叔段不遵弟道，經便去其“弟”稱，貶其不守弟道；莊公未能儘教育弟弟的責任，而是一任其為惡，乃至說“多行不義必自斃”，是其內心便有誅殺其弟的意思，《傳》說“鄭志也”。所以莊公和公叔段都需要直稱其人。鄭莊公書“鄭伯”，不書“寤生”，因為諸侯不生名的原因。書“鄭伯”，已經點明他是有責任的。既然莊公有責任，為什麼不書“莊公殺其弟段”呢？因為叔段也有責任，所以不能稱“弟”。若稱“弟”，就是他沒有罪錯了。這樣，莊公和叔段都必須要書，但用什麼辭來定義這個事件的性質呢？孔子用了“克”字。莊公十一年《傳》例說：“得儁曰克。”所謂“得儁”，就是說交戰時獲敵方雄儁將士。獲有生獲、死獲，如宣公二年經“獲宋華元”，這是生獲，《左傳》又說：“獲樂呂。”則是死獲。不過，公叔段既沒有生獲，也沒有死獲，《春秋》用“得儁”之義的“克”來表達，似乎並不合於例。《春秋》言“克”，僅此一例，所以後人便批評《左傳》的例不允當。其實，“得儁曰克”是《春秋》凡例，隱元年鄭伯克段是特例。從其本質上說，二者是可以相通的。因為“得儁”是指對敵的兩國，一方勝，一方敗，勝方獲對方的雄傑將士，是為“克”。鄭莊公與公叔段本質上是兄弟和君臣，不是敵國關係，但兄弟和君臣不應該興師帥眾對抗，既然各自興師，有如二君，就只有用“克”才能表達其對抗實質，同時也譏刺他們不應該以如二君的方式對抗。這個事件的性質，只有用“克”才能表達清楚。經過《左傳》這樣的敘事，事件的性質便清楚了，孔子的用意也便清楚了，《傳》如何不是解《經》呢？
再如僖公二十八年《經》：“天王狩於河陽。”《傳》說：“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於河陽。’”此例我在《〈春秋〉義例論》一文中討論過，我不同意楊伯峻先生認為魯史原文即如此，這裡不再展開。據《傳》，《春秋》所書“天王狩於河陽”是孔子所修。事件雖是晉文公召周襄王至河陽，晉國告辭大概也是直言晉文公召天王，魯史書為：“晉侯召王，且使王狩。”但孔子認為晉文公是臣，不可以召王，所以改成天王來河陽巡狩，以明王法。《左傳》不僅記此事首尾，且引孔子之言以明《經》義，將這樣的書法以“故書曰”來表示，其為解《經》，至為明晰。
《左傳》總結《春秋》五十凡，古今學者往往有批評，或謂不合《春秋》實際，或謂《春秋》本無義例，這些我們不予討論，因為本文旨在就《左傳》是否解《經》而論，五十凡合不合《春秋》實際，容可討論，但《左傳》明確以例解《經》是事實。
與《公》《谷》二《傳》以疏通義理的經生串解不一樣，《左傳》以事解《春秋》。這個特徵，前人早已言明。司馬遷《太史公自序》答壺遂引董仲舒曰：“餘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左傳》以事解《經》，就是因為完整的事件敘述遠比鑿空附會之言要深切著明。《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所謂“人人異端”，是說孔子弟子雖然皆受孔子教，但在理解上則會人人相異，這樣自然便會歪曲孔子的意思。這個說法，不僅據生活常理可知其不虛，而且有著文獻依據。《禮記·檀弓》記有子、曾子討論孔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的真實含義，最能說明這個道理。孔子弟子雖親聽孔子所言，但理解上卻完全歪曲了孔子的意思，這樣的情形連賢弟子曾子亦不能免，由是見左丘明擔心孔子弟子“人人異端”，是有道理的。空言易於歪曲，所以《左傳》將事件始末如實敘述出來，讓後人能夠全面理解孔子據魯史記修為《春秋》，以寄褒貶之用意。
《左傳》如何敘事解《經》呢？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以事解《經》，事有始有終，有發生緣起，有結束了因。其緣起可能發生在此《經》之年之前若干年，其結果亦可能在此經之後若干年，故《左傳》敘事，有追敘，有插敘。這也就是杜預所說“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比如《春秋》開篇第一句是“元年春王正月”，這是隱公即位的首年，依據《春秋》例，新君即位首年正月，須書“公即位”，而此經不書，《傳》便需要作解。《左傳》解曰：“不書即位，攝也。”攝是攝位，杜預注：“假攝君政。”意思是隱公並不是真君，只是暫攝君位。為什麼隱公不是真君？又攝何人位？可見僅據《經》文作解不夠，必須要將隱公出身及何不能為國君的原因敘述出來。這件事的原委就是《左傳》在《經》文“元年春王正月”之前所敘“惠公元妃孟子”一段事。這個事情發生在隱公元年之前，事件的原委較為紆曲，不便在《經》文下作解，所以《左傳》採取了先《經》以始事的手法。這完全是以事解《經》的敘事寫作規則所致。所以雖然敘事不在《經》文之下，仍與解《經》緊密相關。因此，對《左傳》以事解《經》的特徵，必須從敘事手法和行文規則上去理解。不要一旦見與《公》《谷》不一樣的解《經》，就大呼《左傳》不解《經》。以下我們據杜預《序》所說，從兩方面討論《左傳》如何以事解《經》。
一是為《經》發《傳》，也就是杜預所說的“依《經》以辯理”。《左傳》全依《春秋》十二公之二百四十二年經文，逐條發傳，如何不是解《經》？且以隱公元年《傳》為例：
《經》：春，王正月。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傳》：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
《經》：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傳》：文長不錄。
《經》：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傳》：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屍，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經》：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始通也。
《經》：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傳》：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
《經》：公子益師卒。
《傳》：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
《左傳》切合經文逐一解釋，有以事解，亦有據禮解，如何能說《左傳》不解《經》？整體而言，《左傳》依《經》辯理，全切《經》文，自是明白的事實。對於此點，疑《傳》者也無可辭誣，所疑者主要指《左傳》的有《經》無《傳》和無《經》有《傳》。疑者稱，既然《左傳》解《春秋》，為什麼《春秋》有《經》而無《傳》？比如隱二年經“冬十月伯姬歸於紀”，《左氏》無傳，所以無傳，蓋以此伯姬即上條經文“九月紀裂繻來逆女”之“女”，無庸解釋故。《左傳》有《經》無《傳》有許多，皆無關《經》義，故不作解。杜預《序》說：“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例之所重”，比如桓公元年《經》：“秋，大水。”《傳》曰：“凡平原出水為大水。”此解《春秋》書“大水”皆是平原出水。至莊公七年《經》又書：“秋，大水。”《左傳》不再傳，因為凡例已見桓公元年，故不必再傳。事實上，這種有《經》無《傳》者，三《傳》皆同，《公羊》《穀梁》同樣有許多不《傳》之《經》。如《公羊傳》隱公二年經“春，公會戎於潛”，無傳。“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無傳。“鄭人伐衛”，無傳。《穀梁》亦如是，隱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無傳。“鄭人伐衛”，無傳。因此，三《傳》皆有不傳之《經》，不必單責《左氏》。
孔穎達《春秋左氏傳序正義》解釋《左傳》有《經》無《傳》及無《經》之《傳》說：“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為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意思是說，《春秋》經文有些史事已闕，左丘明亦不知其事，故只好不傳，而不是像《公》《谷》二《傳》那樣強為之說。比如僖公二十五年《經》：“宋殺其大夫。”無《傳》，杜預注：“其事則未聞也。”宋何以殺大夫，其事已不知，故《左氏》無《傳》。
二是無《經》之《傳》。有《經》無《傳》比較好理解，關鍵是《左氏》的無《經》之《傳》，這是前人認為抓住了《左傳》不傳《春秋》的把柄。照道理說，解《經》之《傳》自然應該據《經》文發傳，《經》無之事，何以要發傳呢？這其實是《左傳》以事解《經》的一個特色，或者說是以事解《經》不得不對事要作完整交待的原因。攻訐者喜以無《經》之《傳》為口實，不知《左傳》的無《經》之《傳》前提是有《經》之《傳》。它的無《經》之《傳》是統攝在有《經》之《傳》之下，全書依《經》敘事，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出現了無《經》之《傳》，而非如《國語》那樣全與《經》無關的史料。《左傳》的無《經》之《傳》，或因《經》有闕文，或因事需周通，皆為解《經》，誠如孔穎達所說“期於釋盡《經》義而已”，並非與《經》無關。我曾條理若干條無《經》之《傳》，說明皆與解《經》有關。比如補經之闕、包通上下、解釋《經》所不書原因、魯史有諱而《傳》發明之等等，因為需要作長篇討論，本文不作展開，僅舉數例，說明《左氏》何以有無《經》之《傳》。
成公十六年《經》：“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這條《經》文其實讓人迷惑，因為據《春秋》，十五年六月，“楚子伐鄭”，而從十五年六月至十六年六月鄢陵之戰，《春秋》不載鄭與楚和好，何以十六年六月楚子便與鄭伯一起與晉戰於鄢陵呢？顯然十五年六月至十六年六月之間，經有闕文，即發生了鄭與楚盟的事，而未書於《春秋》。《左傳》成公十六年記：“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這是無《經》之《傳》，但若無此《傳》，讀者則不明鄭何以叛晉即楚。所以補《經》之闕，是《左傳》無《經》而有《傳》重要原因。類似例子很多，茲不一一列舉。
再舉《左傳》解釋《經》所不書而傳的例子。以隱公元年無《經》之《傳》為例：
1.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
2.八月，紀人伐夷。
3.有蜚。
4.冬十月，改葬惠公。衛侯來會葬。
5.衛人伐鄭，取稟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鄭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及邾、鄭盟於翼。
6.新作南門。
以上6條都屬於無《經》之《傳》，《左傳》逐條解釋《經》不書的原因：
1.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郞。不書，非公命也。
2.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吿，故不書。
3.有蜚，不為災，亦不書。
4.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
5.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不書，非公命也。
6.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
以上無《經》之《傳》，或非公命，或未有告辭，或物不為災，或公不親臨，《左傳》詳解《春秋》所以不書的原因，同時亦明此即為周禮制。如大夫不奉公命，是違禮也，故《經》不書；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此為赴告制度；有蜚，但沒有造成災害，《經》亦不書；改葬惠公，隱公因春攝位，故讓於太子桓公，公不親臨，是公不舉，不舉則不書。《左傳》這些解釋，即為《春秋》書法，在其後的記事中，史官也是按照這個書法執行的。因此，這些無《經》之《傳》，無不是為解《經》。
以上兩點足證《左傳》解《經》，《左傳》在具體的敘事安排中，也依據《經》文，如不虛舉經文，依經敘事等。昭公十六《經》：“齊侯伐徐。楚子誘戎蠻子殺之。”《傳》：“齊侯伐徐。楚子聞欒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二月，丙申，朔，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齊侯伐徐”與“徐人行成”為一事，《經》書“齊侯伐徐”，不書“徐人行成”，《傳》若不解《經》，當以“徐人行成”接於“齊侯伐徐”之下，今乃以“齊侯伐徐”下接“楚子誘殺戎蠻子”，再於其下敘“徐人行成”，明見《傳》依《經》順序敘事，是《傳》解《經》明證。又僖公三十三年《傳》，首敘春秦師東出襲鄭，知鄭有備，滅滑而還，遂啟晉人於殽設伏敗秦師，前後事緊密聯結，而此間突插入齊國莊子來聘事，與前後事不接，蓋《經》於“春，王二月，秦人入滑”下有“齊侯使國歸父來聘”《經》文，《左傳》解《經》，不能不插入國莊子來聘事，則見《左傳》為《經》而《傳》。再如隱六年《經》：“冬，宋人取長葛。”《傳》：“秋，宋人取長葛。”《經》《傳》於“宋人取長葛”皆同，似乎是虛舉《經》文，其實不然，異在《經》書“冬”，《傳》稱“秋”上，是《傳》解取長葛實在秋，但告辭稱“冬”，所以《經》書“冬”。《傳》不虛舉《經》文，乃《左傳》解《經》體例。孔《疏》曰：“《經》書‘冬’，《傳》言‘秋’，丘明為《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又如桓公十一年《經》：“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傳》：“十一年春，齊、衛、鄭、宋盟於惡曹。”亦似虛舉，實則經闕“宋”，傳乃補《經》之闕，並非虛舉。《左傳》不虛舉《經》文，其例甚多，形式亦不一，比如文公十五年《經》：“夏曹伯來朝。”《傳》：“夏，曹伯來朝，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傳》藉《經》文釋諸侯五年再相朝之禮，亦為“冬，齊侯伐曹”張本。然成公七年《經》：“夏，五月，曹伯來朝。”《傳》曰：“夏，曹宣公來朝。”其來何事？《傳》無敘事，無事何以虛載《經》文？其實並非虛載《經》文。《經》、《傳》異在《經》“曹伯”，《傳》稱“曹宣公”上。《傳》以“曹宣公”解“曹伯”，否則讀者並不知“曹伯”是何公。孔穎達把這一類歸為名號互見，《正義》引《釋例》說：“其《經》《傳》事同而文異者，成告命之辭有差異，或氏族名號當須互見。”孔穎達說：“蓋須互見名號，故舉之也。”這樣的例子有許多，比如成公八年《經》：“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傳》：“秋，召桓公來賜公命。”亦互見名號。
由上見《左傳》主旨是在解《經》，至於後人以其敘事合於史法而認為非為解《經》，自是誤識。家鉉翁《春秋集傳詳說序》說：“《春秋》主乎垂法，不主乎記事。如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始霸，是歲所書者皆晉事。莊九年齊桓公入，是歲所書者皆齊事。隠四年衛州籲弒君，是歲所書者皆衛事。昭八年楚滅陳，是歲所書者皆陳事。有自春徂秋止書一事者，自今年秋冬迄明年春夏，閱三時之久，而僅書二三事者，或一事而累數十言，或一事而屢書、特書，或著其首不及其末，或有其義而無其辭，大率皆予奪抑揚之所繫，而宏綱奧旨絕出語言文字之外，皆聖人心法之所寓，夫豈史之謂哉！蓋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史也，聖人修之則為經，昧者以史而求經，妄加擬議，如蚓蝸伏乎塊壤，烏知宇宙之大，江海之深，是蓋可憫不足深責也。”家鉉翁舉《左傳》敘事皆貼合《春秋》經，非如史書之全面寫事，可為解此一惑。
《左傳》具有史的性質，主要是因為它合於史書的敘事特徵。《左傳》依據《春秋》敘事，《春秋》所記是二百四十二年的魯國史事，《左傳》依《春秋》十二公逐年敘事，與後人對史書體例的編年體相合，因此想當然認為《左傳》是編年體史書。殊不知編年體是後人的認識，而這認識恰恰是因孔子修《春秋》，成就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通史而產生的。孔子修《春秋》之前，文獻記載裡有編年體史書嗎？有這個說法嗎？史官職責裡有要編通史的制度嗎？所以說，這是後人的誤解。除了《左傳》因傳《春秋》而具有的合於後人編年體史書特徵外，還在於《左傳》史事的敘述，與史官筆法相合。孔子之前，未見有史官編通史的職責，史職皆是本官所司之事，是有制度規定的。杜預《春秋左氏傳序》說：“大事書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可見史官的記事，分大事和小事兩種，大事書於典策，小事則書於簡牘。大事、小事各指什麼？孔穎達說：“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春秋》所載，即所謂大事，《左傳》所據材料，即簡牘所記小事，有事件，有人物，有言辭，後世史書亦如此書寫，故後人以《左傳》既合編年，又有傳記，而即認為是史書。從本質上說，孔子之前無所謂《經》，六《經》皆史，謂六《經》原皆為史官文獻，這本來不錯，但是，孔子建立了儒家學派，整理文獻，以為儒家弟子學業，所謂“表章六籍，存周公之舊典”，文獻中的經部因以成立，《詩》《書》《禮》《樂》《易》不再是王官文獻，所以不能再稱其為史書。《春秋》亦然，原本為魯國史書，但孔子刪削，“成一經之通體”，已經成為儒家經書，所以不再是魯史。與其他五《經》不同，《春秋》原為魯史，雖孔子刪削，仍然保留了其史書面貌，所以後人會把它視作史書。尤其是近代以來的批孔、反《經》及疑古，更讓信從的人堅持認為孔子沒有刪削《春秋》，《春秋》就是魯國原史，因此，不獨《左傳》，連《春秋》的經學性質也受到質疑，所以教科書更樂於將《左傳》認定史書。這大概是近人將《左傳》視為史書的原因，當然是一種誤識。持這種誤識的人，一是因為批孔、反《經》以及疑古思潮的影響，許多人其實並不瞭解學術史，沒有認真深入研讀《春秋》和《左傳》，或者瞭解學術史，但在讀書時受這些影響而形成的認識根深蒂固，逞口辯以惑人，而有言不信，亦令智者無奈。其實，堅持《左傳》是史書的人，大可不必抱殘守缺，無中生有，誣信為疑以成就己說，應該認真考慮《左傳》實為《經》之《傳》，何以仍能起到史書的作用，乃至被後人誤認為史籍的根底原因到底是什麼？
《左傳》具有史的特徵，並不僅是當代學者所說的它記敘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對發生的歷史事件詳為敘述，涉及人物、制度、典章、地理等等方面，是一部鮮活的歷史畫卷。這些都不錯，但是如前所說，這些敘事基本是出於解《經》的需要，以事解《經》，自然會要保持事件的完整，有始有終，而事件自然有人物，有社會關係，有歷史背景，所以這些敘述描寫，都是由解《經》帶來的。但是，我們要說的《左傳》的史書特徵，甚至說是由解《經》的性質引申出來的史學性質，是指《左傳》具有的鮮明的史官意識。什麼是史官意識？應該是指史官從其職分出發，對歷史事件有意識地進行審視、總結和評判，從歷史事件中究其發生，察其變化，明其趨勢，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以為當前乃至後世之鑑，亦即劉知幾《史通·鑑識》所說：“探賾索隱，致遠鉤深，辨其利害，明其善惡。”這就是說，史識是史官個人的判斷，非王官職守，而這是從孔子開始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孔子刪削《春秋》以前，中國上古的史官，是王官，《周禮·天官·敘官》說：“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有國家則必設官分職，否則行政就不能運作。《周禮》三百六十官，史官有太史、內史、外史、御史、小史等，如太史為史官之長，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內史掌王之八枋之法，凡王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外史掌四方之志等等。雖各有所職，但都是掌書之官。其所職掌，皆當時王命及本官職事。周王朝《春秋》由何官職掌，《周禮》未明，孔穎達《春秋左氏傳序正義》說：“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至於春秋時，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太史。孔穎達因說諸侯《春秋》：“太史主之，小史佐之。”從《周禮》所載史職看，皆是掌當時之事，未有總通曆代史書者。史官是王官，王官恪守其職，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守道不如守官。”言周興之時，官能守其職。職者，常也，事也，諸官知本官所常、所事，遵而不逾，是為守官。史官亦如此。史官不必有史識，史識實非王官史職，因此，在孔子《春秋》以前，文獻皆不見《春秋》和《左傳》這樣體例的史書。之所以這樣說，因為孔子所修《春秋》，雖出於魯史，但魯史是由若干個史官撰成，史官所記皆當日發生之事，並非如孔子這樣將十二公史書彙總，根據二百四十二年中十二公發生的事件，進行總結，比事屬辭，依禮褒貶。遂使一部記魯事的史書，具有了“義”。這個變化，不能說是孔子出於史識的行為，孔子不是史官，他只是“因魯史記”而作《春秋》。孔子的目的和因史記褒貶的結果，遂將魯史變為儒家經典，史書變成經書。孔子也沒有想到，他的這個刪削《春秋》，改變了史官傳統，他的通二百四十二年魯史的作法，實際上建立了第一部通史。通史的意義在哪裡？史識必須建立在通史之上，因為通才能知變。通，疏通知遠之謂(《禮記》語)，欲知得失，明盛衰，必通史比觀。孔子之前，天子與諸侯史策，都是一王、一諸侯的事，作史的史官也都是終其一生，履其史職而已，後之史官不會總結前代史，只是依史官之法從事史職之事。章學誠《文史通義·書教下》說：“《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所謂撰述之官，謂能通觀，能知微，能圓神的人，後世歸之於司馬遷。上古史官未有這樣的職分，史官也沒有這樣的傳統，直至孔子出現，才發生了改變。孔子修《春秋》，從魯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歷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雖“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而實非出於史家的考慮，但毫無疑問，他是第一個從通史的角度通觀春秋歷史的人。所以，孔子是第一個將魯隱公以來十二公史策合編的人。從通史的角度觀察，其所褒貶就不侷限於一時一地一國，而會在歷史的全過程中比觀。《論語·季氏》曰：“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這其實是孔子歷觀春秋史總結出來的三變，是惟能通觀，才能究其變化。《左傳》總結的五十凡例，以及被杜預認為是孔子新義的“書曰”等，皆是孔子在通史中所作的褒貶。孔子修《春秋》，寄寓褒貶，但不會增益魯史，只是“因史記”，明書法，至左丘明作《左傳》，以事解《經》，綜觀列國史策，又廣採博覽傳說雜記，遂成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通史。孔子雖是通觀史策的第一人，但他不增益《春秋》，也就是說魯史原貌沒有太大變化，但是左丘明以事足之，則《春秋》原貌的大事綱目大變。左丘明作《左傳》，主旨當然是解《經》，但因為具體史實的敘述，左丘明在通觀春秋史中，在體味孔子的微言大義時，對春秋史便有了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發展變化中，看出了禮崩樂壞必然趨勢，明白了國力富強是立國之本，禮義必須建立在強大的國力之上，必須有強君(霸主)才能施行。因此，《左傳》在歷史史實的敘述中，表達的思想，與孔子並不完全一致，這是他作為史官對歷史作通觀以後所具有的認識。孔子不處理具體的歷史材料，且非如左丘明本身是史官，他只是一位遵守周禮的思想家，所以與左丘明這樣一位史官出身的人，對歷史的認識便有不同。如果說孔子是第一個整理魯國通史並作通觀的人，左丘明在孔子整理的《春秋》基礎上，第一個整理了歷史材料，這種整理，還不僅是魯國十二公的通史，還有周王朝和諸侯列國史策，材料使用上也能追溯至堯舜以來，這種通觀，所得到的歷史總結，更為全面而深刻，更具有歷史的鑑戒價值和作用。司馬遷作《史記》，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個“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正是從《春秋》和《左傳》中得到的傳承。他的通史寫作，也是從孔子、左丘明而來。所以，我們說，孔子第一個從通史角度整理史策，左丘明則是第一個建立了通史寫作典範。這才是《左傳》被後人誤認作史書的真正原因。
《左傳》依孔子《春秋》逐經系事，但因為通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作者對春秋社會的發展變化，便有了非歷史學家所能有的觀察和思考。前人每論從《春秋》觀世變，如呂大圭《春秋五論》說：“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又其《論四》說：“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其實宋人體會到的變，《春秋》一書並未明確顯示，而是《左傳》以揭明義例和對事件有意識的安排表現出來的，這種揭示正是《左傳》作者史識的表現。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讀春秋偶筆》亦承此說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時勢凡三大變，隱、桓、莊、閔之世，伯事未興，諸侯無統，會盟不信，征伐屢興，戎狄荊楚交熾，賴齊桓出而後定，此世道之一變也；僖、文、宣、成之世，齊伯息而宋不競，荊楚復熾，賴晉文出而復定，襄、靈、成、景嗣其成業，與楚迭勝迭負，此世道之又一變也；襄、昭、定、哀之世，晉悼再伯，幾軼桓、文，然實開大夫執政之漸，嗣後晉六卿、齊陳氏、魯三家、宋華向、衛孫寧交政，中國政出大夫，而春秋遂夷為戰國矣。”《左傳》非常明確地揭示出三變，顯示了作者的史識。
《左傳》敘事以解《經》，但對事件的發生原因、背景、與當時社會現實政治的關係等都一一明其原委。前事、後事，彼此間的聯繫、照應，都有交待、勾連。宋程端學《春秋本義·通論》論《左傳》敘事說：“所謂前後始末者，一事必有首尾，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大凡《春秋》，一事為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始之不慎，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比如《左傳》解“鄭伯克段於鄢”，詳述鄭莊公與其弟公子段間的恩怨，結果是公子段兵敗出奔共，若就一事論，此事已經結束，但其實不然，段出奔共，其子公孫滑出奔衛，遂導致衛伐鄭，鄭、衛由此為讎。未幾，衛桓被州籲所殺，宋、陳、蔡及魯公子翬助州籲伐鄭，又未幾，宋穆公卒，傳位與其弟殤公，穆公之子馮出居於鄭，宋遂伐鄭。由見春秋之亂皆與鄭之亂有關，鄭亂而東諸侯亂、而諸侯私盟，互相侵伐不斷，此春秋之世所由起也。再如紀國之滅，起於桓公五年齊、鄭如紀，至莊公四年齊侯葬紀伯姬，首尾十七年，其間紀人委曲求全，先是求助於魯，後又以紀季姜歸於京師為王后，皆未能救紀，終為齊滅。此紀之滅，須合十餘年事，前後觀看，始能明《左傳》“存滅國”的用心。如此敘事，若非通觀歷史，前後審查，是難以斷讞的。又如《左傳》寫齊桓之為伯，自莊公九年返國即位，十三年北杏之盟始，至莊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始為諸侯之長，前後十數年始得諸侯、受賜命，孔子許之曰“正不而譎”(《論語·憲問》)。反觀晉文公於僖公二十四年返國，二十八年城濮之戰，乃受王賜命，僅四年，其為伯，多用譎詐，故孔子說他“譎而不正”(《論語·憲問》)。齊桓之“正”，其尊王攘夷之功大，晉文用“譎”其功遜於小白。晉文卒後，其子襄公猶能嗣霸，但因其私心，與秦交惡，晉霸遂衰。自文公二年彭衙之役始，晉、秦交相侵伐，秦、晉之好蕩然為讎。文公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秦與楚盟，自此以後，楚人西開門戶，東服陳、鄭、宋，晉由此而不振，先後失齊、魯諸侯，至悼公始能復興。晉衰則中國諸侯衰，中國諸侯衰，則楚盛，其中轉變之機，自須前後通觀，於是知晉失秦而楚得秦之重要。《左傳》通觀歷史，綜述材料，史家之由通知變，由變知權思想，為中國史學建立了新的寫作傳統。但顯然，這個傳統是由《左傳》解《經》而獲得的。
《左傳》敘事，於前後始末，首尾圓通，一絲不苟，正是通觀意識的表現，不妨以哀公十四年以後《傳》為例說明。《左傳》的《春秋經》比《公》《谷》二傳多兩年，至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止。這個現象，賈逵已解釋為孔子弟子所續，杜預注亦說：“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並錄以續孔子所修之經。”《左傳》既據孔門之經作《傳》，自然亦續至哀公十六年。問題是，哀公十六年以後無經，而《左傳》仍敘事至哀公二十七年。又不止此，哀公二十七年下，更有魯悼公四年事。對此，主張《左傳》是史書的人便據此認為《左傳》不解《春秋》。其實，這是不瞭解《左傳》敘事特重始末、首尾的筆法。《左傳》或以前事為後張本，或以後事為前事照應，哀公十六年後之《傳》，亦在使魯哀公事完整，且以應十四年前賢哲諸所預言。至於悼公四年事，尤證《左傳》為終前事而作，否則，史書絕無此體例。應前何事？蓋襄二十九年吳季札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晉國萃政於趙、魏、韓三家，即在魯悼公四年三家滅智伯，故《左傳》綴悼公四年事以為《傳》末，應季札之言，且亦為春秋之世終。
綜上，我們認為，《左傳》一書的性質首先是《春秋》之《傳》，但由於孔子修《春秋》，因總編歷年魯史，寄寓褒貶，賦予《春秋》以義，遂改變了中國古代史官的傳統，誕生了編年體史書新體。《左傳》以敘事解《春秋》之義，也自然具有了編年史的特徵，但是，《左傳》深刻把握孔子微言大義，以義觀察二百四十二年曆史事件，加以總結、評判，使得這一部解《經》之傳具有了史識，從而影響了司馬遷。司馬遷又將通史擴大範圍，上至五帝，下至當代，又創本紀、世家、列傳及年表諸體，成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通史，但這個傳統，卻是從孔子、《左傳》發展而來。因為司馬遷的源頭在《左傳》，後人便以對司馬遷的認識加到《左傳》身上，認為它也是史書。這是一種誤識。我們認為《左傳》的性質仍是《春秋》之《傳》，但因其具有史識，而開闢了後世史學傳統，這個性質是不能簡單用“經而史”來定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