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同濱、陳凌主編《絲路遺跡》叢書七卷本出版

（五）

《絲路遺蹟·宗教篇（上）》

主編：陳同濱、陳凌

出版社：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3月

頁數：304頁

開本：16開

裝幀：平裝

定價：298.00元

ISBN：978-7-112-25569-6

內容簡介

在前後兩千餘年的絲綢之路綿延歷史中，宗教的傳播與交流佔有很大的比重。宗教的流傳與交往，促進了民眾信仰的相通與融合，成為具有動感與活力的，浸潤民眾生活的經久不衰的精神之魂，塑造了絲綢之路沿線的文化特性，進而影響至其他，也因此留下了眾多的遺產遺址。本書著力於絲綢之路上的佛教文化遺址，通過豐富而翔實地圖片和文字資料，在分區域與線性鋪陳的基礎上，全面展示了絲綢之路上佛教文化的綿延歷史和深遠影響，也因此鋪陳了絲綢之路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佛教傳播是在本廊道傳播的各類宗教中影響最大、遺存最多的題材，特闢專卷予以論述。主旨論文《絲綢之路與佛教藝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員撰寫，主要論述了佛教遺蹟中的石窟寺類型，分為6章展開。基於佛教在本廊道的突出價值——對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文化產生了廣泛、持久的價值觀影響，選擇了69處（國內59處、國外10處）分佈於亞洲絲路沿線的佛教遺蹟，並在主旨論文涉及的石窟寺類型之外，適量選擇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佛教建築，作為研究內容的彌補；進而參照石窟寺的地域分區，歸納為古代西域地區佛教遺蹟、河西-隴東地區佛教遺蹟、中原及周邊地區佛教遺蹟、南方地區佛教遺蹟、東北地區佛教遺蹟、蒙古高原佛教遺蹟、青藏高原佛教遺蹟、古代印度與中亞、東北亞地區佛教遺蹟共8片區域展開介紹。

序一

序二

凡例

絲綢之路與佛教藝術

一、緒言

二、古代西域佛教遺蹟

三、河西及甘寧黃河以東石窟寺遺蹟

四、中原地區佛教遺蹟

五、南方地區佛教遺蹟

六、古代印度、中亞及其他國家佛教遺蹟

古代西域佛教遺蹟

熱瓦克佛寺遺址 Rawak Buddhist Temple Ruins

克孜爾千佛洞 Kizil Thousand Buddha Caves

蘇巴什佛寺遺址 Subash Buddhist Ruins

森木塞姆千佛洞 Simsem Thousand Buddha Caves

七個星佛寺遺址 Shikshin Buddhist Temple Ruins

庫木吐喇千佛洞 Kumtura Thousand Buddha Caves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 Bezeklik Thousand Buddha Caves

吐峪溝石窟 Tuyoq Cave Temple Complex

達瑪溝佛寺遺址 Damagou Buddhist Temple Ruins

河西、隴東地區佛教遺蹟

莫高窟 Mogao Caves

天梯山石窟 Tianti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炳靈寺石窟 Bingling Cave Temple Complex

馬蹄寺石窟群 Mati Cave Temple Complex

麥積山石窟 Maiji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須彌山石窟 Xumi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水簾洞-大像山石窟 Shuiliandong–Daxiang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南北石窟寺 Southern and Northern Cave Temple Complex

榆林窟 Yulin Cave Temple Complex

張掖大佛寺 Great Buddha Temple in Zhangye

中原及周邊地區佛教遺蹟

法門寺遺址 Famen Temple

雲岡石窟 Yungang Grottoes

龍門石窟 Longmen Grottoes

永寧寺遺址 Site of Yongning Temple

鞏縣石窟 Gong County Cave Temple Complex

嵩嶽寺塔 Songyue Temple Pagoda

天龍山石窟 Tianlong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響堂山石窟 Xiangtangshan Cave Temple Complex

興教寺塔 Xingjiao Temple Pagodas

大佛寺石窟 Bin County Cave Temple Complex

鳩摩羅什舍利塔 Kumarajiva Sarira Stupa

大雁塔 Great Wild Goose Pagoda

小雁塔 Small Wild Goose Pagoda

佛光寺 Foguang Temple

獨樂寺 Dule Temple

佛宮寺釋迦塔Sakyamuni Pagoda of Fogong Temple（Wooden Pagoda of Ying County）

華嚴寺 Huayan Temple

隆興寺 Longxing Temple

白馬寺 Baima Temple

妙應寺白塔 White Stupa of Miaoying Temple

南方地區佛教遺蹟

大佛寺石彌勒像和千佛巖造像 Stone Mitreya Statue and Qianfoyan Statues of Dafo Cave Temple

棲霞山千佛崖石窟 Qianfoya Cave Temple of Qixiashan

廣元千佛崖摩崖造像 Qianfoya Rock Carvings in Guangyuan

大足石刻（寶頂山摩崖造像、北山摩崖造像） Dazu Rock Carvings（Baodingshan Rock Carvings and Beishan Rock Carvings）

飛來峰造像 Feilaifeng Rock Carvings

光孝寺 Guangxiao Temple

華林寺 Hualin Temple

保國寺 Baoguo Temple

開元寺 Kaiyuan Temple

阿育王寺 King Asoka Temple

天童寺 Tiantong Temple

東北地區佛教遺蹟

朝陽北塔 Chaoyang North Pagoda

奉國寺 Fengguo Temple

蒙古高原佛教遺蹟

阿爾寨石窟 Arjai Caves

美岱召 Meidaizhao Lamasery（Maitreya Lamasery）

大召 Dazhao Lamasery

青藏高原佛教遺蹟

大昭寺 Jokhang Lamasery

桑耶寺 Samye Lamasery

夏魯寺 Shalu Lamasery

塔爾寺 Kumbum Lamasery

古代印度與中亞、東亞佛教遺蹟

佛祖誕生地蘭毗尼 Lumbini, the Birthplace of the Lord Buddha

桑奇大塔 Buddhist Monuments at Sanchi

那爛陀寺遺址 Archaeological Site of Nalanda Mahavihara at Nalanda, Bihar

阿旃陀石窟 Ajanta Caves

埃洛拉石窟 Ellora Caves

塔克特依巴依佛教遺址 Buddhist Ruins of Takht-i-Bahi

巴米揚石窟 Cultural Landscape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the Bamiyan Valley

石窟庵和佛國寺 Seokguram Grotto and Bulguksa Temple

法隆寺 Horyu-ji Temple

東大寺 Todai–ji Temple

圖片來源

（六）

《絲路遺蹟·宗教篇（下）》

主編：陳同濱、陳凌

出版社：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3月

頁數：192頁

開本：16開

裝幀：平裝

定價：198.00元

ISBN：978-7-112-25717-1

內容簡介

在前後近兩千年的古絲綢之路歷史中，宗教的傳播和交流佔有很大比重，起過重要的作用。宗教的流傳與交往，促進了中外民眾信仰的相遇和融通，成為具有動感及活力的絲綢之路經久不衰的精神之魂，也留下了眾多與此相關的文化遺產。

本書著力於絲綢之路上佛教文化之外的其他各種宗教遺址遺蹟，包括瑣羅亞斯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通過豐富而翔實的圖片和文字資料，線性鋪陳，展示了多種宗教文化在絲綢之路上的融合發展、相互促進的歷史及其對民眾生活的深遠影響。

此卷是對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傳播的專題研究。主旨論文：《絲綢之路上的多元宗教》，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陳凌教授撰寫，分為5章展開。遺產點介紹基於絲路的多元文化價值特徵，選擇了43處（國內28處、國外15處）分佈於中國、中亞、南亞等絲路沿線的各類宗教遺蹟，包括瑣羅亞斯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等，其中早期傳播的宗教遺蹟留存至今的頗為零散，特別是摩尼教因其傳教策略，故在中國大多依託佛教石窟寺或佛寺進行傳播。

序一

序二

凡例

絲綢之路上的多元宗教

一、引言

二、火襖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

三、摩尼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

四、景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

五、伊斯蘭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

瑣羅亞斯德教（祆教）

蘇哈克塔瑣羅亞斯德教神廟 Zoroastrian Fire Temple (Ateshkadeh) of Surkh Kotal

亞茲德瑣羅亞斯德教祭壇 Fire Temple of Yazd/Yazd Atash Behram

庫車龜茲故城祆教墓 Zoroastrian Tombs of Kucha

片治肯特瑣羅亞斯德教神廟 Zoroastrian Fire Temple (Ateshkadeh) of Penjikent

西安康業墓 Tomb of Kang Ye

西安安伽墓 Tomb of An Jia

天水石棺床 Sarerophagus in Tianshui

太原虞弘墓 Tomb of Yu Hong

吐峪溝祆教遺址（丁谷天） Zoroastrian Site in Tuyuq（DIGIR）

阿克·貝希姆祆教墓 Zoroastrian Tombs in Ak-Beshim

摩尼教

高昌故城摩尼教寺院 Manichaen Temple of Qocho City

吐峪溝摩尼教遺址 Manichaen Site in Tuyuq

柏孜克里克摩尼教遺址 Manichaen Site in Bezeklik

蒙古和碩柴達木盆地九姓回鶻可汗碑 Khar Balgas Stele of Khöshöõ Tsaidam in Mongolia

勝金口摩尼教遺址 Manichaen Stie of Shengjinkou Valley

泉州摩尼草菴 Cao'an Temple of Manichaeism in Quanzhou

景教

阿克·貝希姆景教寺院 Nestorian Temple in Ak–Beshim

西安大秦景教碑 Nestorian Stele/Xi'an Stele

洛陽景教經幢 Nestorian Scriptural Pillarl in Luoyang

吐魯番葡萄溝景教遺址 Nestorian Site of Grape Valley in Turpan

吐魯番高昌故城景教寺院 Nestorian Temple of Qocho in Turpan

阿力麻裡景教徒墓石 Nestorian Tomb Stones of Almaliq

泉州景教徒墓 Nestorian Tombs in Quanzhou

北京房山十字寺 Nestorian Cross Temple in Fangshan

揚州景教徒墓石 Nestorian Tomb Stones in Yangzhou

伊斯蘭教

廣州懷聖寺（伊斯蘭墓） Huaisheng Mosque in Guangzhou

伊斯法罕聚禮清真寺 Masjed-e Jămé of Isfahan

泉州清淨寺 Qingjing Mosque in Quanzhou

賈姆宣禮塔和考古遺址 Minaret and Archaeological Remains of Jam

揚州仙鶴寺（伊斯蘭墓） Xianhe Mosque in Yangzhou

泉州伊斯蘭聖墓 Islamic Tombs of Saints in Quanzhou

杭州鳳凰寺 Fenghuang Temple in Hangzhou

霍賈·艾哈邁德·亞薩維陵墓 Mausoleum of Khoja Ahmed Yasawi

西安清真大寺 Great Mosque in Xi'an

巴凱爾哈特清真寺歷史名城 Historic Mosque City of Bagerhat

印度教

美山聖地 My Son Sanctuary

克孜爾石窟印度教遺蹟 Hindu Ruins in Kizil Cave Temple Complex

劍川石窟印度教遺蹟 Hindu Ruins in Jianchuan Cave Temple Complex

普蘭巴南寺院群 Prambanan Temple Compounds

泉州印度教遺蹟 Hindu Ruins in Quanzhou City

布里哈迪斯瓦拉神廟 Brihadisvara Temple

吳哥窟 Angkor Wat

戈納勒格太陽神廟 Sun Temple, Konârak

圖片來源

（七）

《絲路遺蹟·墓葬篇》

主編：陳同濱、陳凌

出版社：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1年3月

頁數：284頁

開本：16開

裝幀：平裝

定價：298.00元

ISBN：978-7-112-25667-9

內容簡介

本一條流淌在歷史長河中的絲綢之路，對應了人類生活的種種形態。作為記錄絲路文明的一種特殊形式，墓葬是個體生命的終止符，卻以自己的獨特方式，充分反映了絲綢之路沿線及其影響區域的人們生產生活等領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本書分中原地區墓葬，河西走廊及兩側地帶墓葬，青藏高原地區墓葬，河套地區墓葬，西域地區墓葬，內蒙古高原地區墓葬，東南沿海地區墓葬，歐洲及中亞、西亞墓葬等章，在翔實的文字和圖片介紹基礎上，體現了絲綢之路上文明的融合與互通。

主旨論文《絲綢之路起點的特殊陵墓》，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員撰寫，分為4章展開。作為關中地區秦漢墓葬的考古發掘領隊，作者憑藉第一手資料將專題論述集中於這一地區，並首次從絲路關聯價值角度予以解讀。遺產點介紹基於墓葬類遺址對絲路相關重大歷史事件的人物或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具有獨特的見證作用，選擇了37處分佈於絲路沿線的墓葬遺蹟，並在主旨論文涉及的關中地區帝王陵墓之外，適量增補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他墓葬，作為分佈格局的補缺；進而參照地理—文化單元的概念，分為中原地區墓葬、河西走廊及兩側地帶墓葬、青藏高原地區墓葬、河套地區墓葬、西域地區墓葬、內蒙古高原地區墓葬、東南沿海地區墓葬以及歐洲及中亞、西亞墓葬展開介紹。

序一

序二

凡例

絲綢之路起點的特殊陵墓

一、絲綢之路及其起點

二、絲綢之路起點的特殊陵墓

三、分析與認識

四、結語

中原地區墓葬

張騫墓 Tomb of Zhang Qian

茂陵 Mao Mausoleum

霍去病墓 Tomb of Huo Qubing

衛青墓 Tomb of Wei Qing

金日磾墓 Tomb of Jin Midi

蘇武墓 Tomb of Su Wu

班超墓 Tomb of Ban Chao

康業墓 Tomb of Kang Ye

安伽墓 Tomb of An Jia

固原北朝及隋唐墓地 Cemetery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y to the Tang Dynasty in Guyuan

李壽墓 Tomb of Li Shou

昭陵 Zhao Mausoleum

乾陵 Qian Mausoleum

李晦墓 Tomb of Li Hui

橋陵 Qiao Mausoleum

金仙長公主墓 Tomb of Princess Jin Xian

李倕墓 Tomb of Li Chui

韓休墓 Tomb of Han Xiu

河西走廊及兩側地帶墓葬

雷臺漢墓 Leitai Tomb of the Han Dynasty

鎖陽城墓群 Tombs of Suoyang City

駱駝城墓群 Tombs of Luotuo City

果園-新城墓群 Tombs in Guoyuan and Xincheng

青藏高原地區墓葬

熱水墓群 Tombs in Reshui

藏王墓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河套地區墓葬

西夏陵 Western Xia Imperial Tombs

西域地區墓葬

阿斯塔那古墓群 Astana Cemetery

麻赫穆德·喀什噶裡墓 Mehmud Qeshqeri Mazar

內蒙古高原地區墓葬

元上都墓葬群 Tombs in the Site of Xanadu

東南沿海地區墓葬

合浦漢墓群 Hepu Tombs of the Han Dynasty

普哈丁墓（揚州伊斯蘭墓） Tomb of Puhaddin

浡泥國王墓 Tomb of the King of Boni

鄭和墓 Tomb of Zheng He

洪保墓 Tomb of Hong Bao

歐洲及中亞、西亞墓葬

奧古斯都陵墓 Mausoleum of Augustus

卡布斯拱北塔 Gonbad-e Qãbus

霍賈·艾哈邁德·亞薩維陵墓 Mausoleum of Khoja Ahmed Yasawi

帖木兒家族陵墓 Gur-Emir Ensemble

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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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書總序

絲綢之路是有關人類文明發展交流史的宏大敘事。2014年6月22日第38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由中哈吉跨國聯合申報項目天山廊道成為第一項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編號1442）的絲綢之路線路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申報的過程，往往是一個重新發現、揭示和提升遺產價值的研究過程，也是一個保護管理水平與運行能力整體提升的工作過程。叢書基於承前啟後的目的，對絲綢之路的遺產研究開展兩部分工作：一是對“天山廊道”申遺過程中文本團隊的階段性研究成果進行整理、發表，用於回顧與總結，包括整理摘錄一批重要的國際文件和工作文件；二是沿襲“天山廊道”的中國實踐之一——絲綢之路線路遺產“分類”理論，分別從城鎮、交通、生產、宗教、墓葬5種遺產類型開展專題研究、豐富案例資料。這一工作可將中國的絲路遺產進行較為系統的梳理，為將來進一步置入世界文明史框架下的故事講述奠定初步基礎。

叢書堅持“用遺產的眼光看、文明的角度論”，採用世界文化遺產研究的技術路線，探討長距離交流交通對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的歷史作用及其過程。即：在2014年的遺產理論研究基礎上，以中國與周邊國家、地區為主，開展更為系統的相關遺產資料收集、梳理與分類研究，輯成以《總論篇》與《城鎮篇》《交通篇》《生產篇》《宗教篇（上）》《宗教篇（下）》《墓葬篇》等組成的系列叢書。

作為一種系統的陳述方式，總論以下各卷作為第一卷的分類研究予以展開。每卷由兩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為1或2篇主旨論文，依據總論提出的文化線路遺存分類原理，邀請專家撰寫以中國為主的絲路分類遺存概況研究。我國此前從未就此角度展開過系統研究，故此每位專家均以自身的學術專長與資料積累為基礎，展開程度不同的專題研究，是為探索之始。

第二部分以圖文並茂的分類案例彙編為主，共選擇了290處絲路遺存，其中絕大部分擁有國家級的保護身份，相當一部分屬於世界文化遺產，故以下簡稱“遺產點”。考慮到目前尚缺乏全面涵蓋絲綢之路的遺產理論和價值研究，本系列叢書選擇以點帶面的方式，遺產點收集範圍明顯突破主旨論文內容——在空間上以中國為主、擴至亞歐大陸或更大範圍，在時段上仍遵循《概念文件》界定的絲綢之路遺產時段：公元前2世紀—公元16世紀。大量遺產點的彙編介紹，不僅是對第一部分主旨論文所涉案例基本信息的細化，更重要的是藉此喻示絲綢之路的世界格局。

各卷撰寫情況簡要說明如下：

●總論篇

此卷由“天山廊道”申遺文本主筆人、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建築歷史研究所名譽所長陳同濱研究員負責，嘗試“用遺產的眼光看、從文明的角度論”的方式，撰寫主旨論文《絲綢之路：人類文明與文化交流融匯的偉大遺產——基於文化遺產理論的絲綢之路研究》，內容是對前此“天山廊道”申遺階段形成的研究內容進行梳理和彙總，主要包括：一、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與傳播；二、絲綢之路——作為文化線路類型的遺產；三、超大型的文化線路——“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的構成分析；四、世界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聲明——“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的價值研究；五、“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的特徵；六、超大型線路遺產的理論探索；七、結語。論文之後收錄了大量與“天山廊道”申遺相關的國際文件和文獻目錄。這些文件凝聚了國際資深遺產專家辛勤的探索與智慧的思考，對於瞭解和學習絲綢之路如何作為文化遺產、如何構成文化線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借本書出版之際以摘錄的方式介紹給中國同行，希望能促成更多的學者和年輕人參與絲綢之路這一人類偉大遺產的研究與保護事業，展開諸如絲綢之路作為文化線路遺產的概念定義、時空範疇、基本構成、遺產分類、線路（廊道）特徵、發展分期等專題探索，激發出遺產價值對於當代社會發展的種種意義。

●城鎮篇

主旨論文：《絲綢之路上的都城與城鎮》，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陳凌教授撰寫，分為4章展開：一、引言；二、帝國都城與絲綢之路的開闢與繁盛；三、西域城邦與東西方文化交流；四、結語。遺產點介紹：基於對絲綢之路遺產的主題價值——見證由大宗絲綢貿易促成的文明交流與互動，選擇了70處（國內29處、國外41處）分佈於絲路交通節點上的城鎮遺蹟，類型分為都城與城鎮2大類。所謂“節點”，是相對於整個交通交流的路網而言，其中包括文化線路的交通交流端點與路網的樞紐中心，以及交通沿線、沿海的商貿重鎮。故此，本卷的遺產點近30%屬於世界文明史上的帝國或統一王朝的都城，即不同地域、不同時期、不同文化的文明中心，其餘遺產點以地方政權的中心城鎮與帝國、王朝的商貿重鎮為主，也包含少量在絲綢之路的交通交流上具有突出意義的城鎮遺址；同時，這些遺產點基本包含了人類文明史上主要宗教信仰的中心所在。

●交通篇

主旨論文：《絲綢之路上的交通與保障》，由長期工作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的李軍副局長撰寫，分為2章展開：一、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闢與構成；二、海上交通線路的開闢與構成。遺產點介紹：基於對文化線路遺產交通特性的強調，選擇了43處（國內41處、國外2處）分佈於絲路路網上的各類交通設施與保障遺蹟予以介紹，類型涉及道橋、關隘、戍堡、烽燧、驛站、屯田、港口設施、燈塔、航海祭祀等9種。

●生產篇

生產類絲路遺存依據文化線路理論，主要指絲路貿易商品的生產基地。絲綢、陶瓷和茶葉3大商品是世界公認的中國主要出口貿易產品。本卷特約絲綢研究和水下考古2位專家撰寫主旨論文，分別闡述了絲綢、陶瓷兩種重要商品在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變遷和陸上、水下重要考古發現，以及中外文化與技術的交流。兩篇主旨論文：《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陶瓷生產與貿易》由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孟原召研究員撰寫，分為6章展開：一、引言；二、陶瓷：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品；三、唐五代：海上陶瓷貿易的興起；四、宋元：海上陶瓷貿易的繁榮；五、明清：海上陶瓷貿易的新發展；六、餘論：腹地經濟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絲路之綢：絲綢在絲綢之路上的作用》由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研究員撰寫，分為5章展開：一、絲綢在絲綢之路中的地位；二、絲綢之路上的絲綢發現；三、絲路上的絲綢傳播；四、絲路上的絲綢技術交流；五、結語。遺產點介紹：由於絲路的商貿產品生產與集散基地沒有受到充分重視、列為保護對象，使得公元前2世紀—公元16世紀期間的中國絲綢生產遺址遺蹟（包括種植、養殖、編織與貿易集散地）幾乎無處尋覓。不得已，本卷只能選擇28處（國內24處、國外4處）以中國境內的外銷瓷燒造遺蹟與海上沉船遺址為主的遺址點，作為這一時期絲綢之路的生產類物證，是為遺憾！

●宗教篇（上）

佛教傳播是在本廊道傳播的各類宗教中影響最大、遺存最多的題材，特闢專卷予以論述。內容包括：主旨論文：《絲綢之路與佛教藝術》，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李裕群研究員撰寫，主要論述了佛教遺蹟中的石窟寺類型，分為6章展開：一、緒言；二、古代西域佛教遺蹟；三、河西及甘寧黃河以東石窟寺遺蹟；四、中原地區佛教遺蹟；五、南方地區佛教遺蹟；六、古代印度、中亞及其他國家佛教遺蹟。遺產點介紹：基於佛教在本廊道的突出價值——對中國乃至整個東亞文化產生了廣泛、持久的價值觀影響，選擇了69處（國內59處、國外10處）分佈於亞洲絲路沿線的佛教遺蹟，並在主旨論文涉及的石窟寺類型之外，適量選擇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佛教建築，作為研究內容的彌補；進而參照石窟寺的地域分區，歸納為古代西域地區佛教遺蹟、河西—隴東地區佛教遺蹟、中原及周邊地區佛教遺蹟、南方地區佛教遺蹟、東北地區佛教遺蹟、蒙古高原佛教遺蹟、青藏高原佛教遺蹟、古代印度與中亞、東北亞地區佛教遺蹟共8片區域展開介紹。

●宗教篇（下）

此卷是對佛教之外的其他宗教傳播的專題研究，內容包括：主旨論文：《絲綢之路上的多元宗教》，由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陳凌教授撰寫，分為5章展開：一、引言；二、火祆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三、摩尼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四、景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五、伊斯蘭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遺產點介紹：基於絲路的多元文化價值特徵，選擇了43處（國內28處、國外15處）分佈於中國、中亞、南亞等絲路沿線的各類宗教遺蹟，包括瑣羅亞斯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等，其中早期傳播的宗教遺蹟留存至今的頗為零散，特別是摩尼教因其傳教策略“儘可能利用其他已經流傳深遠的宗教的教義、儀式和稱謂”，故在中國大多依託佛教石窟寺或佛寺進行傳播。

●墓葬篇

主旨論文：《絲綢之路起點的特殊陵墓》，由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研究員撰寫，分為4章展開：（一）絲綢之路及其起點；（二）絲綢之路起點的特殊墓葬；（三）分析與認識；（四）結語。作為關中地區秦漢墓葬的考古發掘領隊，作者憑藉第一手資料將專題論述集中於這一地區，並首次從絲路關聯價值角度予以解讀。遺產點介紹：基於墓葬類遺址對絲路相關重大歷史事件的人物或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具有獨特的見證作用，選擇了37處分佈於絲路沿線的墓葬遺蹟，並在主旨論文涉及的關中地區帝王陵墓之外，適量增補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其他墓葬，作為分佈格局的補缺；進而參照地理—文化單元的概念，分為中原地區墓葬、河西走廊及兩側地帶墓葬、青藏高原地區墓葬、河套地區墓葬、西域地區墓葬、內蒙古高原地區墓葬、東南沿海地區墓葬以及歐洲及中亞、西亞墓葬展開介紹。其中包括4處國外的重要人物墓葬，作為研究拓展的初試。

以上生產、墓葬2卷的主旨論文受研究專長和實物資料的限定，論述內容有所侷限，但對於開啟一種新的研究角度，仍不失為一種極有意義的嘗試，也促使我們意識到研究視野的拓展方向。

絲綢之路是橫跨歐亞大陸的超大型文化遺產，是涉及了半個地球的人類文明與文化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文化遺產，亦可謂是迄今為止全球規模最大的、內涵最豐富、同時也是最具世界意義的文化遺產。有關它的價值研究超越了國境和民族，對人類的過去、現狀和未來都具有重要意義。

本書“用遺產的眼光看、從文明的角度論”的方式，對基於文化遺產理論的絲綢之路研究進行了詳細論述，展開諸如絲綢之路作為文化線路遺產的概念定義、時空範疇、基本構成、遺產分類、線路（廊道）特徵、發展分期等專題探索，激發出遺產價值對於當代社會發展的種種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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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冊文摘

《絲路遺蹟·總論篇》

一、絲綢之路概念的緣起與傳播

1.作為文化遺產的絲綢之路

1877年，近代地理學先驅、德國科學家李希霍芬基於科學與資本的立場，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個頗富人文地理色彩的地理學概念——絲綢之路（圖1），用於指稱發生在以漢代為主的中國與中亞之間的中西貿易大通道，並以此充分肯定了絲綢貿易在東西方之間商貿的重要性；59年之後，他的學生、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1936年出版的《西域探險考察大系：絲綢之路》一書以此為名，講述了其在中國的新疆、內蒙古與甘肅的探險歷程（圖2~圖4）。自此，這一名詞成為頗具神秘色彩的地理-文化概念廣泛流傳，雖然近百年來，特別是近十年來，有關“絲綢之路”一詞的內涵與外延發生過種種闡釋與辨析（唐曉峰，2018），但在今天人們較為普遍的使用中已成為泛指古代東西之間文化與商貿交流的代名詞（圖5）。

▲李希霍芬《中國》（Berlin: Reimer，1877—1912年）

▲1886—1935年斯文·赫定的探險地圖（圖片改繪自：https://de.m.wikipeedia.org/wiki/Datei:Exploring_expeditions_of_Sven_Hedin_1886-1935.jpg）

▲斯文·赫定中國行三部曲：《穿越亞洲》《穿越喜馬拉雅》《絲綢之路》（圖片來自網絡）

▲斯文·赫定《絲綢之路》中譯本（圖片來自網絡）

▲李希霍芬1877年在《中國》卷一中繪製的絲綢之路地圖，紅線為他標註的絲綢之路路線（Richthofen, erdinand Paul Wilhelm von. 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 vol.1）

《絲路遺蹟·城鎮篇》

一、引言

跨越亞非歐三洲的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動脈，在人類文明史上有深遠的影響。百餘年來，絲綢之路一直是國際學術界備受關注的話題，人們一直被絲綢之路上絢爛多彩的文明所深深吸引。2014年6月，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三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遺產項目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獲得通過，絲綢之路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

“絲綢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遺產項目作為線性遺產，經過的路線長度大約5000km，包括各類共33處遺產點，申報遺產區總面積為42680km²，遺產區和緩衝區總面積為234464km²。其中，中國境內有22處遺產點，包括河南省4處、陝西省7處、甘肅省5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6處。哈薩克斯坦境內有8處遺產點，吉爾吉斯斯坦境內有3處遺產點（表1）。當然，這只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值得注意的是，33處遺產點中城鎮遺產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充分說明了城鎮在絲綢之路中的特殊地位。

▲絲綢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遺產

城市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無疑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它是人類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標誌，也是人類群居生活的高級形式。城市集中體現一個區域內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方面的信息。客觀地說，絲綢之路沿線，特別是中國境內段的古城，除了具有一般城市的基本作用外，還承擔保障絲綢之路安全和通暢的功能。這是絲綢之路沿線的歷史和地理背景決定的。

地理環境是人類活動的基本空間前提，在相當大程度上制約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法國年鑑學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其鉅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花費了大量的篇幅論述地理因素的深層次作用。在布羅代爾看來，人類同地球環境鬥爭的歷史，構成為歷史長期的連續性；而地理環境又有助於人們認識瞭解歷史的真實面目。從長時段來看，一些特殊地區的地理環境因素對人類的影響表現得尤為突出。

歐亞內陸地帶自古以來以氣候乾燥、降雨量稀少著稱。由於大氣環流不能把較多的水汽輸送到歐亞內陸，因此不能以降雨的形式釋放大氣中的水分，而帕米爾高原及周圍的隆起地帶又對溼潤氣流的北上有重要的阻擋作用。在長期乾旱條件下，高山夾持的高原、盆地及山前沖積扇地帶由於強勁的風蝕作用形成戈壁，而原先積存著豐富疏鬆成沙物質的地帶則在風力作用下形成沙漠。著名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即是在極端乾旱條件下，受高度在12m，風速有時高達30m/s的揚沙風作用下形成的。新疆地處歐亞大陸中心，四周有阿爾泰山、帕米爾、喀喇崑崙山、崑崙山、阿爾金山等高山環繞。天山橫亙中央，把新疆分割為南北兩大部分，形成三山兩盆的地理格局。而在平行山脈之間則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山間盆地和谷地，如拜城、焉耆、吐魯番、哈密，及尤勒都斯等盆地，伊犁、烏什等谷地。

在遠離海洋和高山環抱的影響下，新疆氣候具有典型的乾旱氣候特徵。新疆的平均降水量為145mm，為中國年平均降水量630mm的23%，不但低於全國平均值，也是地球上同緯度地區最少的。不過，即使是南北疆也存在巨大差異。北疆平原區為150—200mm，西部可達250—300mm。南疆平原在70mm以下，最少的托克遜只有7mm。北疆中山帶以上年降水量為400—600mm。伊犁谷地個別迎風坡可達1000mm。天山南坡中山帶以上年降水量為300—500mm。崑崙山北坡年降水一般為200—400mm，局部迎風坡可達500mm。夏季山區降水直接形成徑流，匯入河道，是農業灌溉的主要水源。新疆農田用水80%來自河流。冬季山區積雪融化後，成為春季河流主要的水源。

新疆的地理條件決定了北疆適宜遊牧，南疆適於定居。絲綢之路沿線所經的不同地區也因各自的地理環境差異，深刻地影響了各自的文化面貌。絲綢之路中段，亦即主要是環塔里木盆地周緣，依靠著雪山融水和地下水，形成了星星點點的由沙漠、戈壁、高山包環的綠洲。自然地理和氣候條件的不同，根本上決定了綠洲文明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與草原地帶有較大的差異。籠統而言，草原地帶的居民主要是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綠洲地區的居民則是半遊牧半農耕生活方式。以星散在各處河流綠洲上的定居點為基礎，逐漸發展形成一些綠洲城市。這些綠洲城市之間的聯結成為絲綢之路新疆段的基本道路網。

同樣由於中亞地區特殊困難的地理條件，也決定了綠洲或是草原地帶的城鎮，不論它們各自的地位、性質如何，都必然成為交通線上一個個的中繼站，因而也造就了這些城鎮人群和文化的多樣性特點。

二、帝國都城與絲綢之路的開闢與繁盛

在世界遺產會議上，世界遺產委員會對絲綢之路天山廊道評價稱：

絲綢之路見證了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期間，亞歐大陸經濟、文化、社會發展之間的交流，尤其是遊牧與農耕文明之間的交流；它在長途貿易推動大型城鎮和城市發展、水利管理系統支撐交通貿易等方面是一個出色的範例；它與張騫出使西域等重大歷史事件直接相關，深刻反映出佛教、摩尼教、祆教等宗教和城市規劃思想等在古代中國和中亞等地區的傳播。

這段文字中對絲綢之路的時段、意義作了概括性的界定。所謂的“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16世紀期間”指的正是從漢到明這段時間，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近百年來，絲綢之路一直是國際學術界的熱點話題。尤其是在申報世界遺產成功，以及中國領導人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之後，絲綢之路更是一時成為各界關注的焦點。由此，有一些人提出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就存在著絲綢之路。這種說法實際上似是而非。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的概念是由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 v.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的。李希霍芬認為，絲綢之路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可以看出，李希霍芬的“絲綢之路”概念有著明確的時間、空間以及內容界定。此後不久，1910年，德國曆史學家赫爾曼（A. Herrmann）在《中國和敘利亞之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提出，“我們應把該名稱的涵義進而延伸到通往遙遠西方的敘利亞的道路上。”赫爾曼的意見將絲綢之路的空間範圍向西作了大幅延伸。後來，隨著學術的積累，關於絲綢之路的概念在時空上又有所拓展。從空間上說，從中國往東延伸至朝鮮、日本，向西則遠至非洲；從時間上說，始自漢武帝時期，下至16世紀。不過，絲綢之路開始的時間卻一直是以張騫通西域為標誌的。

那麼，張騫通西域之前東西方的文化交流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現代研究者根據考古發現，指出東西方文化交流在很早的史前時期就已經存在，特別是歐亞草原民族遷徙和物質流動。漢以前東西方有交流是事實，但這並不等於就是“絲綢之路”。僅以《史記》的記載來說，張騫在出使之前就已經知道西域一些部族的情況，說明此前必定有人物往來、信息傳遞。

《絲路遺蹟·交通篇》

2014年6月，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的絲綢之路遺產項目在卡塔爾多哈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8屆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獲得通過。絲綢之路是一條線性世界遺產，經過的路線長度大約5000km，包括各類共33處遺蹟，申報遺產區總面積為42680km²，遺產區和緩衝區總面積為234464km²。其中，中國境內有22處考古遺址、古建築等遺蹟，包括河南省4處、陝西省7處、甘肅省5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6處。哈薩克斯坦境內有8處遺蹟，吉爾吉斯斯坦境內有3處遺蹟。然而，這只是古代絲綢之路的一部分，而非全部。近年，古代絲綢之路途經的一些國家也還在為其他路段申報世界遺產積極籌備。

跨越亞非歐三洲的絲綢之路是古代東西方世界交通的大動脈，在人類文明史上有深遠的影響。百餘年來，絲綢之路一直是國際學術界備受關注的話題，人們一直被絲綢之路上絢爛多彩的文明所深深吸引。2014年，中哈吉三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遺產項目首獲通過，絲綢之路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矚目。

人們習慣將東西方交往的通道稱為絲綢之路。實際上，廣義的絲綢之路並不僅限於傳統意義上的綠洲之路。今天看來，絲綢之路包括陸路的綠洲之路、草原之路，以及海上絲綢之路等三條大通道。東西方的人員、物資、文化正是經由這些通路不斷地往來交流。

一、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闢與構成

1.陸上絲綢之路的開闢與發展

絲綢之路的開闢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漢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元狩四年（前119年），張騫兩度出使西域，史稱“鑿空”。漢通西域主要是出於政治目的，但客觀上促進了東西方的文化交流。必須指出的是，所謂“張騫通西域”是就官方使節活動而言的，而東西方的往來實際上在很早以前就已經開始了。從阿凡納羨沃文化（Afanasievo Culture）開始，中國北方地區就與南西伯利亞存在往來。安德羅諾沃文化（Anderonovo Culture）的傳播、卡拉蘇克文化（Karasuk Culture）的產生，都顯示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廣泛而深入。古代草原遊牧民族的遷徙，無疑對東西方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結合古代文獻和考古發現，大致可以勾勒出兩漢時代東西方陸路交通路線。在陸路主幹線基礎上，還派生出若干分支路線。

漢代東西方陸路綠洲之路交通主要幹線大致是：東起長安，西出隴西，經河西走廊到達敦煌。自敦煌分南北兩道。南道出陽關，沿塔里木盆地南緣，經于闐（今新疆和田）、皮山（今新疆皮山）、莎車（今新疆莎車），到達疏勒（今新疆喀什）；北道出玉門關（圖1，圖2）過白龍堆（今新疆羅布泊東北雅丹地區），抵樓蘭（今新疆羅布泊西北岸）.而後傍天山南麓，經焉耆（今新疆焉耆）、龜茲（今新疆庫車），到達疏勒。從疏勒西越蔥嶺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巴克特里亞Bactira），或向西經大宛（今中亞費爾干納Farghana盆地）再往南可抵達大夏。從大宛往西經康居（今中亞阿姆河Amu-Darya/Oxus與錫爾河Syrdarya/Jaxartes之間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前往奄蔡（今鹹海以北）。從大夏往南可到身毒（今印度），向西經安息（伊朗），可至條支（今敘利亞一帶）、黎軒（埃及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西漢晚期，漢戊己校尉曾一度想開闢從車師後國（今新疆吉木薩爾）經五船北直達玉門關的新道，以避白龍堆之距，由於車師后王的阻撓而未果。最晚到隋代，五船新道已經發展成為陸上交通的又一條大幹道（即後來的北道）。

相對而言，草原絲綢之路是比較寬泛的概念。這主要是因為：受歐亞大陸自然條件的限制，綠洲之路必須依傍山川、河流、定居點等特定的線路而行；而在廣袤的草原地帶，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移動範圍大，少有固定城邑，交通路線往往不易確定。目前所謂的草原之路，很大程度上是靠墓葬出土遺物串聯起來的，也可以理解為東西方往來物品流佈的範圍。

魏晉南北朝時期，陸路中外交通的線較秦漢時代有了較大發展。絲綢之路除傳統的南北兩道外，還新開闢一條“五船新道”。東漢就有過開五船道的想法，《漢書》卷九六下《西域傳下》：“元始中（公元1—5年），車師后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厄。”因車師后王姑句的阻撓而未獲成功。《三國志》卷三O《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注引《魏略·西戎傳》：

從敦煌玉門關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婼羌轉西，越蔥領，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回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井轉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蔥領，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闢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為新道。

魏晉時期新開闢的五船道，發展至隋，成為經由伊吾（哈密）西去，傍天山北麓，渡北流河水（碎葉川），至拂菻國（東羅馬拜占庭帝國），達於西海（地中海）的北道。

巴基斯坦北部地區現存大量巖畫、石刻。喀拉崑崙公路沿線尚存幾處漢文題記。其中，洪扎河畔一處題記十二字“大魏使谷巍龍今向迷密使去”，乃是5世紀中葉北魏使者前往中亞米國（今塔吉克斯坦片治肯特）途中所記。其經行路線當是漢代通往罽賓、烏弋山離的舊道，即從新疆皮山向西南，溯塔斯洪河而上，經吐孜拉克達阪，轉向西至阿喀孜達阪，沿今公路線，溯哈拉斯坦河，直至麻扎。由麻扎順葉爾羌河向西北經阿拉薩勒，轉向西南，越中巴邊境，至星峽爾，再沿星峽爾河往西至洪扎河畔。

由於南北政權的對立，東晉南朝與西域的交往還通過從益州（今四川）至鄯善（今新疆若羌）的“河南道”進行。

南朝劉宋縣無竭於永初元年（420年）遠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所走的應該也是“河南道”。北魏孝明帝神龜元年（518年）宋雲、惠生西使亦經由此道。

唐賈耽在前代資料基礎上，結合鴻臚寺記錄，撰成《皇華四達記》，“其入四夷之路與關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雲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鶻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廣州通海夷道。其山川聚落，封略遠近，皆概舉其目”。“這七條通道基本涵蓋了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框架。

魏晉隋唐時期佛教繁盛，大批西域僧侶遠涉東土，而中原高僧西行求法也絡繹不絕。東西往來的高僧大德行跡的記載，極大豐富了人們關於絲綢之路交通線路的認識。其中較為重要的有《法顯傳》、《大唐西域記》、《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悟空行紀》等。而10世紀以後，阿拉伯世界關於中亞地區的歷史地理記載既可以和中文資料相印證，也增加了許多重要信息。

2.陸上絲綢之路的地理環境與路網

地理環境是人類活動的基本空間前提，在相當大程度上形塑和制約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法國年鑑學派大師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在其鉅著《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中花費了大量的篇幅論述地理因素的深層次作用。在布羅代爾看來，人類同地球環境鬥爭的歷史，構成為歷史長期的連續性；而地理環境又有助於人們認識瞭解歷史的真實面目。從長時段來看，一些特殊地區的地理環境因素對人類的影響表現得尤為突出。

內陸歐亞地帶自古以來以氣候乾燥、降雨量稀少著稱。由於大氣環流不能把較多的水氣輸送到歐亞內陸，因此不能以降雨的形式釋放大氣中的水分，而帕米爾高原及周圍的隆起地帶又對溼潤氣流的北上有重要的阻擋作用。在長期幹早條件下，高山夾峙的高原、盆地及山前沖積扇地帶由於強勁的風蝕作用形成戈壁，而原先積存著豐富的疏鬆成沙物質的地帶則在風力作用下形成沙漠。著名的塔克拉瑪干沙漠即是在極端乾旱條件下，受高度在12m、風速有時高達30m/s的揚沙風作用下形成的。新疆地處歐亞大陸中心，四周有阿爾泰山、帕米爾山、喀喇崑崙山、崑崙山、阿爾金山等高山環繞。天山橫亙中央，把新疆分割為南北兩大部分，形成三山兩盆的地理格局。而在平行山脈之間則為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山間盆地和谷地，如拜城、焉耆、吐魯番、哈密及尤勒都斯等盆地，伊犁、烏什等谷地。

因遠離海洋，高山環抱，新疆氣候具有典型的乾旱氣候特徵。新疆的平均降水量為145mm，為中國年平均降水量630mm的23%，不但低於全國平均值，也是地球上同緯度地區最少的。即使是南北疆也存在巨大差異。北疆平原區為150~200mm，西部可達250~300mm。南疆平原在70mm以下，最少的托克遜只有7mm。北疆中山帶以上年降水量為400~600mm。伊犁谷地個別迎風坡可達1000mm。天山南坡中山帶以上年降水量為300~500mm。崑崙山北坡年降水一般為200~400mm，局部迎風坡可達500mm。夏季山區降水直接形成徑流，匯入河道，是農業灌溉的主要水源。新疆農田用水80%來自河流。冬季山區積雪融化，成為春季河流主要的水源。

《絲路遺蹟·生產篇》

一、引言

中國同海外地區的海上交通和商貿往來歷史悠久。秦漢時期，中央王朝一統嶺南地區，先後設郡縣進行管轄，由於區域性的地緣優勢，嶺南已與海外地區有一定的海上貿易往來，這條海上交通線路至少在漢代已經較為成熟，《漢書·地理志》記述了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抵達印度、東南亞地區的海上航線，並記載黃門設“譯長”，“與應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隋唐五代以來，隨著航海技術的不斷進步，海外交通得以迅速發展‘，及至宋元時期海外貿易達到空前繁榮，至明清時期受海外貿易政策影響則又出現了新的特點。絲綢、瓷器和茶葉是海外貿易中對外輸出的主要商品，同時，連同由海外地區輸入的香料、珍寶等物，形成了一條歷史悠久、不斷發展的海上貿易線路。這條以商品交換為發展基礎的海上貿易線路，在不同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特徵，這便是被後世所稱與北方地區陸路交通線路“絲綢之路”交相輝映的“海上絲綢之路”。

根據歷史文獻記載和文物考古資料可知，在這條漫長的海上貿易線路上，中國陶瓷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別是自晚唐五代以來，陶瓷器成為當時海外貿易中最具代表性的對外輸出商品之一。因陶瓷器易碎，大批量的海外貿易只能藉由相對平穩的海上線路進行；又因其易於保存，不像絲綢、茶葉等有機質物品一樣易腐爛消失，故而一些海外遺址、水下沉船中均有大量發現。這些海外和水下遺留下來的陶瓷器，結合窯址考古發現，讓我們可以探討外銷陶瓷的生產與貿易情況，並進一步探索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脈絡。

下面將從外銷陶瓷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與意義談起，簡要論述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陶瓷生產與貿易不同發展階段的狀況與特徵。

二、陶瓷：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品

陶瓷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制瓷技術的發展是前提條件。這一點首先得益於中國傳統制瓷技術的不斷發展與繁榮。瓷器作為中國古代的偉大發明之一，商周時期已生產出原始瓷器，至東漢晚期燒造出了成熟瓷器；歷經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制瓷技術的不斷改進和發展，隋唐五代時期達到了新的水平，並形成了以“南青北白”為主要特徵的制瓷手工業分佈格局；宋元時期制瓷手工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生產規模擴大，產品類別增多，達到了空前繁榮；明清時期的瓷業格局有了新的變化，以景德鎮窯的發展最為突出，產品則以青花瓷器為主，還有豐富多彩的彩瓷和單色釉瓷等。同時，受中國製瓷技術影響，國外一些地區的制瓷技術也得以發展，並逐漸形成了頗具特色的陶瓷產品風格，其中，較為突出的有朝鮮半島的高麗青瓷，日本的伊萬里青花與五彩瓷，中南半島泰國素可泰青瓷與褐彩瓷、越南的青瓷與青花瓷，乃至17—18世紀以來歐洲地區相繼仿東方瓷器燒製而成的荷蘭代爾夫特陶、德國邁森瓷器等。

這些日常生活或陳設中頗為常見的陶瓷器尤其是中國古代瓷器，不僅受到國內人們的普遍喜愛，成為人們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同時也廣受國外地區人們的歡迎，海外市場需求愈來愈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陶瓷生產規模的擴大與繁榮。因此，隨著海外貿易的不斷發展，這些陶瓷器遂成為十分重要的輸出商品，先後融入了海上絲綢之路的商品貿易潮流，銷往世界各地，在古代中外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中佔有重要地位。這裡有一點尚需指出，在海外地區發現的陶瓷器，一般而言可分為兩類：一類應屬於非商品類陶瓷器，如賞賜品、禮品等，此類數量有限；另一類則是作為商品對外廣泛銷售的陶瓷器，這類最為常見，而且數量非常大，一般學者稱之為“外銷瓷”，也有學者稱為“貿易陶瓷”“外貿瓷”等”，還有學者認為其因海洋貿易而興起而稱之為“海洋性陶瓷”或“海洋性瓷業”，名稱不一而足。事實上，這些輸出到海外地區的陶瓷器性質也是多樣的，除了政府外交用的賞賜瓷器外，單就貿易瓷器而言，也可分為官府貿易和民間貿易，而且大多數是通過海上貿易來實現的，這一點已有學者做過明確論述。這裡所論即是這類作為商品而大量銷往海外地區的陶瓷器。需要說明的是，中國陶瓷器的對外輸出雖以海上貿易為主，但同時仍存在少量的陸路運輸方式，西北及至中亞、西亞及東北亞等地區的部分陶瓷器有一些便是通過陸上絲綢之路運輸的，比如，明萬曆時期“韃靼女真”及“天方諸國”由京師歸國裝載瓷器“陸行萬里”時，便記述其裝運方式頗為講究：“初買時，每一器內納少土，及豆麥少許。疊數十個，輒牢縛成一片。置之溼地，頻灑以水。久之則豆麥生芽，纏繞膠固。試投之犖确之地，不損破者，始以登車。臨裝駕時，又從車上擲下數番，其堅韌如故者，始載以往。”此可作為瓷器陸路運輸方式的參考。

下面即從歷史文獻記載和文物考古發現兩個方面論述陶瓷器在海上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地位，概說其在古代海上交通和海外貿易中的意義。

《漢書·地理志》較為詳細地記述了自“日南障塞、徐聞、合浦船行”，可至東南亞一帶的都元國、邑盧沒國、諶離國、夫甘都盧國等地，以及南亞地區的黃支國、已程不國，並“入海市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齎黃金雜繒而往”，這時已以“黃金、雜繒”經由南海諸國交易“明珠、璧流離、奇石異物”，也是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明確記載。六朝時期的海上航線有了新的發展，但大規模的海外貿易仍有較大限制。隋唐五代以來，隨著航海技術的不斷進步，海外交通得以迅速發展，特別是晚唐以來海外貿易逐漸繁榮，陶瓷器成為中國對外輸出的重要商品之一。這在當時文獻中已有記載，如《宋會要輯稿》：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諸國物貨航舶……凡大食、古邏、闍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齊、賓同朧、沙裡亭、丹流眉，立通貨易，以金銀、緡錢、鉛錫、雜色帛、精麄瓷器，市易香藥、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鑌鐵、鼊皮、瑇瑁、瑪瑙、車渠、水晶、蕃布、烏樠、蘇木之物”，精粗瓷器是宋代用以市易蕃貨的商品之一；宋人朱彧《萍洲可談》卷二記之曰“舶船深闊各數十丈，商人分佔貯貨，人得數尺許，下以貯物，夜臥其上。貨多陶器，大小相套，無少隙地”；南宋趙汝適《諸蕃志》中多次提到“番商興販”用“瓷器”“青白瓷器”“青瓷器”等博易；《元典章》中也有以“咱每這田地裡無用的傘、摩合羅、磁器、家事、簾子博換他每中用的物件來”的記載；元人汪大淵《島夷志略》記貿易之貨用“青器”“粗碗”“青瓷器”“青白花碗”“青白花器”“處器”“青處器”“青白處州瓷器”等；馬可·波羅亦曰：“刺桐城附近有一別城，名稱迪雲州（Tiunguy）。製造碗及磁器，既多且美。除此港外，他港皆不制此物，購價甚賤”；14世紀穆斯林旅行家伊本·白圖泰談到中國的瓷器時謂：“只在刺桐和隋尼克蘭城製造。……瓷器價格在中國，如陶器在我國一樣或更為價廉。這種瓷器運銷印度等地區，直至我國馬格里布。這是瓷器種類中最美好的”，可見宋元時期中國陶瓷器已在海外不少地區使用。明初太祖詔令“仍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至永樂時期鄭和下西洋，在頒行海禁的同時，開展大規模的官方朝貢貿易，瓷器成為鄭和船隊對海外各國交易的物品之一，如馬歡《瀛涯勝覽》記載換易或買賣交易使用“中國青磁盤碗”“中國青花磁器”“青磁盤碗”“磁器”等，費信《星槎勝覽》所記貨用“青白花磁器”“青花白磁器”“青白磁器”“磁器”等，鞏珍《西洋番國志》則記有“中國青磁盤碗”“青花磁器”“磁器”，這些記載是明代早期中國瓷器外銷海外地區的重要資料。明代中期以後，特別是明末清初，歐洲商船相繼來華貿易，物美價廉的中國瓷器是其競相採購的商品之一，這在荷蘭、英國等商船檔案中均有記載，如荷蘭東印度公司即是這一階段的典型代表，中國瓷器的對外輸出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行銷區域與規模均進一步擴大，除了傳統貿易地區外，還擴大到了歐洲、美洲等地。

同樣，在海外地區遺址的考古發現及流傳有序的傳世品中有著豐富的實物資料。早在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的陶瓷器在國外就有使用，如朝鮮半島（圖1）、日本、東南亞一些地區等，已有少量流傳。到了唐代以後，特別是晚唐、五代時期，陶瓷器開始大批銷往國外地區，特別是東亞的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各地區，遠至西亞、非洲東海岸等地區。宋、元時期，制瓷手工業得到了空前發展和繁榮，受海外貿易政策的支持和影響，掀起了中國陶瓷外銷新的高峰，特別是華南沿海地區出現了一大批以國外市場為主要消費地的窯場，尤其是南宋、元代，以名窯和以仿燒名窯產品為主體的各窯場生產的各類瓷器，大量輸往東亞、東南亞、西亞、非洲等地。明清時期，特別是明末清初階段，制瓷手工業格局和品種較之宋、元時代有了很大變化，海外貿易模式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江西景德鎮民窯、福建漳州窯和德化窯、廣東石灣窯、江蘇宜興窯等諸多窯場的陶瓷器繼續行銷海外地區，並在亞洲、非洲基礎上，廣銷至歐美地區。在這一發展歷程中，由於海外貿易政策等多種因素影響，14—16世紀泰國素可泰時期的素可泰窯白釉褐彩器、宋加洛窯青釉器和越南海陽窯等地的青花瓷器則成為東南亞海域海洋貿易中一時頗為活躍的中國瓷器替代品；17世紀的日本伊萬里瓷器也成為當時歐洲市場上中國瓷器頗具競爭力的產品。

▲韓國公州百濟時期武寧王陵出土瓷器（引自趙胤宰：《略論韓國百濟故地出土的中國陶瓷》，《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2期，第96頁）

由於陶瓷器易碎，陸路運輸比較困難，晚唐以後大規模的對外輸出主要依靠海路運輸。因此，除了海外消費地外，在這條海上貿易航線上，由於種種原因也遺留下了一大批古代沉船遺址或水下遺物。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水下考古在亞洲地區及各海域的廣泛開展，特別是南海海域，發現了一批不同時期的沉船或水下文物點。在這些水下遺存中，陶瓷器又因易於保存，在目前的考古發現中所佔比重較大，出水了一大批中國陶瓷器。這一點在唐代以來的沉船中體現尤為明顯。例如，1998年發現於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海域的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其載貨以瓷器為主，多達67000餘件。

《絲路遺蹟·宗教篇（上）》

一、緒言

公元前138年西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月氏，鑿通絲綢之路。隨之中原封建王朝與西方諸國開始了頻繁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交往，西方的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各種宗教也源源不斷傳入中土大地。其中佛教在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綿延千年，繁盛不衰，持續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如今在古老的絲綢之路上，古代西域、河西走廊、中原大地，乃至於大江南北存留著的眾多佛教遺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起源於古代印度，創始人釋迦牟尼原名悉達多·喬達摩，是古代北印度迦毗羅衛國（今尼泊爾南部提羅拉科特附近）國王淨飯王的太子，屬於釋迦族。釋迦生活的年代，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至公元前5世紀間。釋迦傳法初期，佛教僧團過著居無定所的生活。當釋迦率領眾弟子進入摩揭陀首都王舍城後，國王頻毗娑羅皈依了佛教，並在城外為佛陀建立了竹林精舍。拘薩羅國商人給孤獨長者也在王舍城皈依佛教，回國後與祇陀太子在首都舍衛城外為佛陀舍建了祇園精舍。這樣竹林精舍和祇園精舍被認為是佛陀時期最初的佛寺。在進行了長達45年的傳教後，釋迦於拘屍那迦城附近的希拉尼耶伐底河邊的娑羅樹下涅槃，弟子們將其火化，舍利分給八國，起塔供養。塔，梵語為stūpa，在漢文佛典的翻譯中有多種不同的音譯，如窣睹婆、窣堵婆、藪鬥婆、蘇偷婆、塔婆、佛圖、浮圖、浮屠等，按意譯作高顯處、方墳、圓冢、墳陵、塔廟等。通俗地講，塔是用磚、石、木等建造而成，用來安置如來肉身舍利的陵墓或墳墓。在古代印度還有一種塔式建築，稱為“支提”（梵語caitya）。東晉佛陀跋陀羅、法顯所譯《摩訶僧祇律》卷三十三明確地說：“有舍利者名塔，無舍利者名支提。如佛生處、得道處、轉法輪處、般泥洹處、菩薩像、辟支佛窟、佛腳跡。此諸支提得安佛華蓋供養具。”（《大正藏》卷22，498頁）可知塔與支提的區別在於有無佛陀舍利，有舍利者稱為塔，無舍利者稱為支提。雖然後世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談，但作為供養禮拜之建築物，無疑是寺院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佛教寺院是僧侶禮拜供養、布法傳道、修行起居的場所。因此，寺院一般應有塔、佛殿、講堂和僧房的設置。根據使用功能的不同，印度佛寺有不同的稱謂，如“僧伽藍”（Sangharama，意為靜園、眾園），“支提”（Caitya，或稱“制多”“制底”），“毗訶羅”（Vihara，或稱“精舍”，意為智德精練者之所在，可釋為僧房），“阿蘭若”（Aranya，或稱“阿練若”“蘭若”，意為“空靜處”“閒靜處”“遠靜處”，指遠離村落適合修行之場所），“招提”（Caturdisa，意為四方僧侶來往依住之客舍），“道場”（Bodhimanda，謂佛成道之所，故道場也可作為佛寺別名）。佛教傳入中國初期，由於來自西方的僧人一般被安排在接待賓客的官署，如鴻臚寺、太常寺等處居住，所以，人們習慣上把僧眾供佛和聚居修行之處通稱為“寺”。在中國還有浮屠（佛圖）祠、寺剎、佛堂等稱謂。宋贊寧在《大宋僧史略》中又將佛寺歸納為六種：窟、院、林、廟、蘭若、普通。其中所謂窟，即石窟寺，實際上，它是模擬地面寺院建築進行開鑿的，是寺院形制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坐禪是僧侶的一種修行方式。禪是古印度梵文Dhyana的音譯，意思為“靜慮”，表示靜坐凝心專注觀景的形式，中國僧人習慣上稱為禪定。修禪首先要觀像，這樣靜慮入定之後會出現種種見佛的幻境，達到心神與佛交融的境地，最終能夠成就“無上道”。因此，寺院中塑造了配合觀像需要的佛教偶像。

以像設教成為佛教最重要的特徵，所以中國古代稱佛教為“象教”。偶像的崇拜作為傳播佛教思想的輔助手段，比如佛陀的形象、佛陀一生的事蹟（佛傳故事）、佛陀用於教化眾生的故事（因緣故事）、佛陀累世修行積德的故事（本生故事）等，通過藝術形象來表現，以此宣揚佛教教義，使民眾崇拜和信奉它，由此產生了佛教雕塑和繪畫藝術。不過，在古代印度佛教傳播的最初幾個世紀裡，佛像還沒有出現，人們將菩提樹、佛塔、佛座、佛足等視作佛陀的象徵，而禮拜供養。約在公元1世紀後期，最早的佛像誕生在西北印度深受希臘文化影響的犍陀羅地區（今巴基斯坦白沙瓦）。犍陀羅是貴霜帝國的統治中心，也是佛教文化和藝術的中心，那裡的古代雕塑家們採用古希臘雕塑藝術技巧和形式來表現佛陀的形象。這種具有古希臘風格的佛像對中亞和東亞影響很大。公元2世紀初左右在犍陀羅製作佛像的思想影響下，印度北部秣陀羅地區（今印度新德里南面）也開始雕造佛像了，但與犍陀羅藝術明顯不同，主要融合印度原有雕刻藝術的傳統，佛像具有古代印度人的面容，健壯的體格。秣陀羅佛教藝術對東南亞和東亞也影響很大。

隨著佛教文化的廣泛傳播，源於古代印度的佛教藝術經中亞、西域，逐漸向中國內地傳播，經由中國的融合與發展，又反向回傳到西域，並東傳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在佛教藝術傳播的過程中，由於各區域、各民族具有不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傳統習俗。因此，佛教初傳之時，為了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自然會融入當地各種文化因素，尋找到適合於自身植根的土壤。在與當地傳統文化的不斷融合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佛教傳入某地的同時，也往往開始了本土化的進程，在不斷地交融和創新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個又一個各具特色的區域性的佛教藝術中心，它們既相互關聯，又彼此影響。從印度到中國，都展現了不同的藝術風貌，這也是佛教藝術的魅力所在。

歲月滄桑，由於歷史上頻繁的戰爭、火災以及人為的破壞等諸多因素，如今許多著名的佛寺早已淪為丘墟，與此相反，由於石窟寺堅固耐久的特性，洞窟內雕塑、壁畫大部分幸運地保留下來了，成為我們今天研究佛教藝術發展史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二、古代西域佛教遺蹟

新疆地區即是中國古代的西域，在天山南麓、崑崙山以北的茫茫戈壁沙海中，分佈著大大小小的綠洲國家。佛教東漸，首及西域，進而影響到中國內地。因此，新疆是佛教藝術東傳路線上的一個重要紐帶，起著橋樑的作用。由於這種特殊的地緣關係，至遲在公元2世紀左右，西域諸國受古代印度的影響，已大都信奉佛教，修營塔寺漸成風氣。其中絲綢之路北道的古龜茲國（今庫車）是西域諸國中的一個大國，其地東鄰焉耆，西接疏勒，扼控著絲綢之路北道中段。大約到公元3、4世紀，龜茲已成為蔥嶺以東的一個佛教中心，許多佛教徒來到此地翻譯佛經。與盛行大乘佛教的于闐（今和田）不同，龜茲主要流行重在修行的小乘佛教。龜茲王室除了修建規模宏大的塔寺外，約在公元4世紀前後開始雕鑿石窟。位於絲路南道的古代于闐則是西域另一個佛教中心，盛行大乘佛教，境內有眾多的佛寺遺蹟。新疆東部的高昌（今吐魯番一帶），是西域連接河西走廊的關鍵地帶，受于闐和龜茲佛教影響很大，佛教遺蹟眾多。位於龜茲與高昌之間的古焉耆也有重要的佛教遺蹟。另外，值得提及的是位於于闐以東的古樓蘭-鄯善國（今若羌一帶），也保留了不少早期佛教遺蹟。在歷史上，新疆佛教遺蹟遭受自然和人為的破壞，特別是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俄、德、英、法國等西方列強肆意盜竊，佛寺遺蹟保存狀況不好，石窟內殘存的塑像無一倖免，部分洞窟的壁畫也遭盜割。

（一）古代龜茲

以庫車、拜城為中心的古龜茲地區，佛教遺蹟最為豐富，尤其是石窟寺數量多，規模大，開鑿年代從4世紀前後一直延續到13世紀，是新疆佛教遺蹟的精華所在。典型石窟有拜城克孜爾石窟、庫車庫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千佛洞等。由於地質條件所限，石質不適宜雕刻，所以石窟寺都採用了塑像和壁畫相結合的表現手法。這些雕塑和壁畫，特點鮮明，具有濃郁地方色彩，反映了古龜茲地區佛教塑畫藝術是在融匯西方佛教藝術和當地傳統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1.拜城克孜爾石窟

克孜爾石窟位於拜城縣城東約60km，東距庫車約21km，是古龜茲地區規模最大、年代最早，最具代表性的石窟。洞窟主要開鑿在木札提河北岸懸崖峭壁上，分為谷西區、谷內區、谷東區和後山區，現有編號洞窟236個，壁畫保存較好的有81個。開鑿年代約4世紀初到7世紀後期。

主要禮拜窟有塔廟窟、大像窟、方形窟，另外還有供僧人起居、修行的僧房窟。

《絲路遺蹟·宗教篇（下）》

一、引言

宗教是人類文化行為的一部分。世界上有許多宗教，不同宗教間存在較大差異，甚至彼此嚴重隔閡。但當我們回顧絲綢之路，特別是中國新疆段的宗教遺存時，卻有另一種不同的感受。人類歷史上幾大宗教在這裡共存、交融，異彩紛呈，這樣的情形在世界上相當罕見。由此也可以看出古代絲綢之路極具包容性的特點。

在絲綢之路上曾經流行的有瑣羅亞斯德教（中國古代稱祆教、拜火教）、佛教、道教、摩尼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等六大宗教。道教源自中國內地，佛教來自南亞次大陸，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來自伊朗高原，基督教來自於敘利亞，伊斯蘭教則來自阿拉伯半島（圖1、圖2）。

▲福建泉州清淨寺大殿遺蹟

▲北京房山十字寺遺址

這些宗教齊聚西域，與絲綢之路上人口的流動是分不開的。絲綢之路上往來的人們，除了攜帶各類商品之外，行經之處還帶來他們的信仰。客觀地說，古代人們的文化狀態決定了宗教必然是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宗教的傳播帶動相應物質文化和藝術的傳播，而物質文化和藝術的流動有時也帶動了宗教的流佈。這兩個方面經常是互為因果的。

值得注意的是，絲綢之路上宗教及其藝術的流動並非單向的，而是雙向多元的。各種宗教在向外傳播的過程中，為了適應在當地生存，多多少少都因地制宜地作了改變。比如，中亞地區的瑣羅亞斯德教就與波斯有所不同，加入了許多中亞本地的信仰因素。經由中亞輸入中國境內的瑣羅亞斯德教，又與波斯和中亞有所區別。中國南方瑣羅亞斯德教寺院，形式上已經接近於佛寺了。即便同樣是在新疆地區，遊牧地區和綠洲地區的祆教儀式也因生活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區別。我們在敦煌壁畫上能見到的祆教女神，已經宛然是唐代仕女的樣式。傳入中國的佛教，因為各地自然條件的差異，和不同部派的需要，寺院佈局也就有所不同。隨著佛教的傳入，犍陀羅藝術和西域繪畫暈染法也傳入中國內地。而經過漢地改造過的佛教藝術的印跡，在西域地區也隨處可見。

絲綢之路上來自不同地區、不同信仰的人交錯雜居，促進了各種宗教之間的相互交流、借鑑、融合。不同宗教混雜的情形，在絲綢之路上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在高昌地區，佛教和摩尼教寺院互相改造利用的現象所在多有。有些窟寺壁畫同時包含了不同宗教的內容。

正是這種不斷適應、變化的過程，使得絲綢之路上的宗教內容變得更加豐富。考察宗教在傳播、交融、反饋過程的環節變化，也就更加引人入勝。

絲綢之路上宗教之所以能有絢麗多彩的內容，無疑與絲綢之路的開放性、包容性分不開。

瞭解絲綢之路上宗教遺存，將使我們更深刻地體會絲綢之路所蘊含的文化精神。

二、火祆教在絲綢之路的傳播與遺存

火祆教是伊朗的古代宗教，歷史上有不同的稱謂：或根據它所崇奉的主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而稱為馬茲達教（Mazdeism）；或根據該教傳說的創始人先知瑣羅亞斯德（Zoroaster）而稱為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或因為其崇拜“聖火”而稱之為拜火教；或因為其信奉的主要經典《阿維斯塔》（Avesta）而稱之為阿維斯塔教。

火祆教晚出的一個支派由於信奉密特拉，因而得名密特拉教派。印度西北帕西爾人（Parsis）信奉的這種宗教已經和伊朗本土有所不同，因此別稱為“帕西教”（Parsisism）。現在學界一般稱之為瑣羅亞斯德教。由於瑣羅亞斯德教崇拜光和日月星辰，古代中國人認為這是對天的崇拜，所以稱之為火祆教、祆教。

伊朗先知瑣羅亞斯德（波斯語作Zarathushtra）是火祆教的創始人。瑣羅亞斯德族姓斯比泰瑪，可能出身於帕提亞（安息）貴族騎士家庭。按傳統說法，瑣羅亞斯德生於公元前628年，死於公元前551年，出生地在波斯西北米底省的拉格斯鎮（今伊朗德黑蘭郊外）。另一傳說認為，瑣羅亞斯德生於伊朗烏爾米阿湖畔的伽山。

瑣羅亞斯德教注重獻祭、潔淨、崇拜聖火，其一切宗教儀式均操諸祭司“阿特拉萬”（āthravan）之手，其他人不得躐等。

潔淨被認為是瑣羅亞斯德教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阿胡拉·馬茲達所造的世界本質是潔淨的，因而每個教徒都有義務維持世界潔淨，同邪惡不淨做鬥爭。瑣羅亞斯德教有三大重罪：焚屍、食自斃之牲、行淫穢之事。屍體被認為是最不潔之物，禁觸及如土、水、火等各種自然之物。為了保證屍骸不觸及水土，瑣羅亞斯德教實行天葬。瑣羅亞斯德教認為達克瑪為眾德弗所麇集，應力避涉足。那些接近過屍體或從事殯葬的人要接受巴樂溼祓奴（Bareshnum）一類淨禮。瑣羅亞斯德教徒在日常生活中還將有各種淨禮來保持潔淨。

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魯士定瑣羅亞斯德教為國教後，拜火習俗更為流行。公元前4世紀時開始出現聖火神殿的崇拜。供聖火的神殿成為祭祀及各種宗教活動的中心。紀元初時代的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波（Strabo）筆下瑣羅亞斯德教的聖火是：“他們有火廟，四周明顯有圍牆；中間有祭壇，壇上有大量的火燼。麻葛（Maga）們保持著火永不熄滅。他們每天都來祈禱一個時辰……在火前，披著頭巾垂至面頰，遮住嘴唇。”唐代文獻《通典》裡也稱祆教寺廟裡“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咒詛”。

瑣羅亞斯德在“而立之年”受到神啟，在米底創立火祆教。由於官方神權代表術士們（Magian）的強烈抵制，瑣羅亞斯德不得不到處流浪，最後來到中亞大夏。

《絲路遺蹟·墓葬篇》

一、絲綢之路及其起點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的《中國》一書出版。在該書中，他將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又稱“河間”）及印度的絲綢貿易路線，稱為“Seiden Stra Ssen”，英文將其譯成“Silk Road”，中文譯為“絲綢之路”。這是第一次出現“絲綢之路”的命名。1910年，德國學者阿爾巴特·赫爾曼（A. Herrmann）在《中國和敘利亞間的古代絲綢之路》一書中又作了進一步闡述，並將絲綢之路延伸至敘利亞。一般認為絲綢之路的開通時間始於張騫出使西域，其實，張騫的兩次出使目的是聯合月氏和烏孫在軍事上夾擊匈奴，與開拓商路並無多大關係。但在客觀上，張騫出使西域確實強化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在漢代以後，這條道路上使團與商隊絡繹不絕，成為中西交通的一條主要通道。現在，“絲綢之路”已成為古代中國、中亞、西亞之間，以及通過地中海（包括沿岸陸路）連接歐洲和北非的交通線的總稱。由於中國與中亞、西亞等地的這條交通路線必須途經一段沙漠地帶，所以人們又稱其為“沙漠絲綢之路”（或稱“綠洲絲綢之路”）。與這一名稱相對，後來學術界又陸續提出“草原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和“西南絲綢之路”等。

“絲綢之路的最東端始於中國的西安，位於該國的中東部。這條4000英里（6400km）的公路在到達歐美地區的地中海之前越過了山脈和沙漠。主要路線基本上是沿著中國的長城到西北，繞過塔克拉瑪干沙漠，攀登帕米爾山脈，越過阿富汗，並繼續向西穿過當今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和土耳其。運輸的貨物可以通過地中海運輸到羅馬。很少有人旅行整個路線，相反，一個商人把貨物沿著一個預定的段，然後把商品傳遞給下一個交易者。在公元200年的鼎盛時期，這條路線和它在羅馬土地上的西方聯繫構成了地球上最長的道路。”

絲綢之路的基本走向奠定於兩漢時期。大致東起漢長安，西行上隴坂，通過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門關或陽關，穿過白龍堆，先到樓蘭。樓蘭在古鹽澤（蒲昌海，今羅布泊）西北部（今羅布泊已近乾涸，古樓蘭遺址幾全為荒沙所湮沒）。漢代西域有南北兩道，樓蘭是兩道的分岔點。北道自此向西，沿孔雀河至渠犁（今新疆庫爾勒）、烏壘、輪臺，再西經龜茲（今新疆庫車）、姑墨（今新疆阿克蘇）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南道自鄯善的囗泥城，西南沿今車爾臣河，經且末、囗彌、于闐（今新疆和田）、皮山、莎車至疏勒。由於千餘年戈壁沙漠向南移徙，致使南道東段逐漸沙漠化，伊循、囗泥諸古城均為沙漠所湮，所以今日的南道東段已遠在古南道之南。永平十六年（公元73），漢明帝劉莊北攻匈奴取得伊吾廬（今新疆哈密）地，置宜禾都尉屯田，以阻截北匈奴之南侵西域。此後，漢與匈奴曾互爭伊吾而多次交戰，終於迫使北匈奴西遷，漢政府遂開闢了“新北道”，改由敦煌向北到伊吾，然後西經柳中、高昌壁、車師前部交河城（均在今吐魯番盆地）、越天山經焉耆至龜茲，再循漢北道西行抵疏勒。新北道即《魏略》中的“中道”，以別於天山以北的“北新道”。南北朝時期，南朝與西域的往來，主要是從益州（今四川成都）北上龍涸（今四川松潘），經青海湖旁吐谷渾都城，向西經柴達木盆地，北上敦煌，或更向西越阿爾金山口進入西域鄯善地區。因經吐谷渾境，故稱“吐谷渾道”或“河南道”。隋唐時期，又開闢了從瓜州北玉門關經伊州、北庭、輪臺，越伊犁河至碎葉進入中亞的道路，即北新道。

從疏勒西行越蔥嶺抵大宛（今蘇聯費爾干納），其都城貴山約當今柯柬德（Khojend）。自此向西為粟特、大夏。大夏都城監氏城（Bactra）即今阿富口巴爾赫；自疏勒直西穿阿萊高原（Alai）亦可直抵大夏。大夏之西為安息，其都城為番兜（和櫝，Hecatompylos）。自粟特西南行達安息東邊重鎮木鹿（Merv），亦西抵番兜。自此西南行過阿蠻（Ecbatana），抵底格里斯河岸邊的斯賓（Ktesiphon，安息晚期的都城），渡河數里即商業重鎮斯羅（Seleucea）。自斯賓順流而下可達波斯灣頭的條支（Charax-Spasinu）。自斯羅西北行可達古敘利亞的安條克（Antiochea），《魏略》名之曰安都；自此再南下，越西奈半島可達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此城在漢代或稱犁口（黎軒）。後漢時，羅馬勢力已佔有近東、北非，漢人對以亞歷山大城為中心的羅馬帝國東部稱為大秦。另外，沿漢的南道“自皮山西南往烏囗，涉懸度，歷囗賓，六十餘日行至烏弋山離國”。懸度為今之達麗爾（Darel），口賓即今阿富口首都喀布爾，烏弋山離為今錫斯坦（Seistan）。這條路東漢時稱作“囗賓烏弋山離道”。從烏弋山離西南陸路行可抵條支。又，從囗賓南行至印度河上游，沿河南下可達河口處羅馬人名曰“Barbaricon”的海港，即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除上述絲路幹線外，還有許多支路，而且隨著時代變遷，政治、宗教形勢的演變，各條路線在不同時期的重要性不同，而且不斷有新的道路開闢。近年來一些學者更擴大了絲綢之路的概念，認為上述道路只是通過沙漠綠洲的道路，因稱之為“綠洲道”。又將通過中國北方遊牧民族地區的道路稱為“草原道”，經中國南方海上西行的道路稱為“海上絲綢之路”或“南海道”，等等。

近年來，有日本學者認為日本平城京是絲路的東延終點，中國一些學者也認為洛陽應是絲路起點，“但按科學的觀點來分析，開通絲綢之路最早，外國僑民來華居住最多，西域文化影響最深，國都建立時間最長，絲路暢通時國力強，考古文物種類最全，出土文物精華水平最高，現存名勝古蹟最廣……只能是漢唐長安”。

二、絲綢之路起點的特殊陵墓

中國：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唐長安城大明宮遺址、漢魏洛陽城遺址、隋唐洛陽城定鼎門遺址、鎖陽城遺址、北庭故城遺址、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玉門關遺址、新安漢函谷關遺址、崤函古道石壕段遺址、懸泉置遺址、克孜爾尕哈峰燧、大雁塔、小雁塔、興教寺塔、彬縣大佛寺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克孜爾石窟、蘇巴什佛寺遺址、張騫墓。

哈薩克斯坦：開阿利克遺址、塔爾加爾遺址、阿克託貝遺址、庫蘭遺址、奧爾內克遺址、阿克亞塔斯遺址、科斯托比遺址、卡拉摩爾根遺址。

吉爾吉斯斯坦：阿克·貝希姆遺址、布拉納遺址、科拉斯納亞·瑞希卡遺址。

值得加以認真思考的是，上述33處遺產點中城鎮遺產佔了相當大的比重，陵墓類遺產只有張騫墓一處，這固然充分說明了城鎮在絲綢之路中特殊重要的地位，但也不能依此否認陵墓在絲綢之路中同樣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和地位，因為“古代墓葬作為人類共有的文化遺產，自然是古代物質文化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一直是考古學研究的核心對象。其中，中國古代帝王墓葬——陵墓，作為政治集權和禮儀規範的重要載體，更是古代喪葬禮制研究的重中之重。毫無疑問，中國古代陵墓及其相關制度反映的是不同時代政治背景、思想文化、宗教觀念乃至禮儀化的行為方式，對認識兩千多年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以及價值趨向都有著深刻的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一座陵墓就是一段歷史”，研究絲綢之路沒有陵墓、陵墓資料不足都是有所缺憾的。

張騫墓之所以能夠入選“絲綢之路-天山廊道”世界遺產項目，是因為張騫是“鑿空西域”第一人，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但是，具有中西文化交流價值和意義的“特殊”陵墓，早於張騫墓、重要於張騫墓的陵墓在絲綢之路起點的古城長安及其附近數量相當可觀，現擇要遴選若干予以簡述：

雍城秦公一號大墓：

雍城秦公陵園位於鳳翔縣南五時原上，總面積約21km²，目前已鑽探出的49座大墓，平面形制可分為“豐”字形、“中”字形、“甲”字形、“凸”字形、刀把形、“目”字形、圓形等七個類型。根據陵園內的兆溝設置，可分為14座分陵園，陵園大多坐西朝東。每座陵園及部分“中”字形大墓的周圍都設有中兆溝或內兆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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