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人是王洪文身邊的得力干將，曾跟著王幹了不少的錯事，是動盪的次要推手之一。70年代初，他出任滬地市委書記，不久後又當選中央委員，步入國家核心權力層。但到了1976年，隨著王、江等人被捕，他也黯然倒臺，被送上被告席，接受人民的審判，他就是徐景賢。
徐景賢的出身很好，他的父親是一位紅色志士，是黨組織發展早期的骨幹成員之一，學識出眾、信仰堅定，在革命時期立下了汗馬功勞，備受世人尊敬。父親對他的教育很嚴格，早早就為他開蒙，親自教他讀書寫字，中學畢業後，他被選入幹訓班，成為新中國第一批專門培養的學生幹部。畢業後，他被選入上海市委負責宣傳工作，因為文筆出眾、思維活躍，很受上級領導看重。
時間來到1964年，黨中央指令上海市委成立一個專門的寫作班，加強對“左”的宣傳，抨擊國內的“右派”、“投降”勢力，同時抵制“修正主義”。此舉本意是好的，但在具體執行的時候，卻意外“跑偏”，墮入“左傾”的陷阱。徐景賢當時也在這個寫作班，他在一系列激進思想的影響下，言行舉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凡事都要講“主義”、講“鬥爭”。
1966年，動盪由北京迅速蔓延到上海，王洪文等人紛紛拉起民間組織，以“鬧革命”的名義胡作非為，沒過多久，徐景賢也加入其中，成為王的“筆桿子”，經常寫一些毫無根據的文章和虛浮的材料，暗中對動盪推波助瀾。
1967年初，王洪文帶人公然衝擊上海市政府，奪取了滬地最高行政權力，徐景賢馬上跟進，一連寫了好幾篇文章歌頌此番“壯舉”，並一再抹黑原市委、市政府的領導人，將他們比作“十惡不赦”的走資派。1971年，經由王洪文、張春橋兩人保舉，他當上了上海市委的一把手，“十大”的時候又被選為中央委員，王洪文對他很是器重，以至於旁人經常說，他是王的“接班人”。
錯誤是終究不可延續的，王洪文光輝的履歷在1976年戛然而止，動盪也隨之開始瓦解。遠在上海的徐景賢得知王被抓，一時憤怒又驚慌，他還想負隅頑抗，遂妖言惑眾，鼓動一群不明真相的群眾成立所謂的“第二武裝”，公然和黨中央搞對抗，甚至揚言要去北京救出王洪文。此等雕蟲小技自如同小醜跳樑一樣可笑，黨中央很快便將民間組織瓦解，並輕而易舉將徐逮捕，押送北京進行隔離審查。
1980年，他被開除出革命隊伍，次年作為王的同黨被提起公訴。他在法庭上的表現還算老實，主動交代了一切罪行、承認了當初犯下的錯誤，並且做出了深刻的懺悔。法官認為他有悔過、坦白情節，因此酌情對他減輕處罰。1995年，他被批准保外就醫，當年下旬，他回到上海生活。晚年的徐景賢過著清貧的生活，終日與書報為伴，有媒體記者來採訪他，他倒也不避諱，大方談及動盪時期的一些往事。他認為這都是客觀發生過的東西，沒必要遮遮掩掩的不敢說，一切都要實事求是嘛！
值得一提的是，徐景賢雖然生在舊時代，但他卻一點也不迂腐，電腦時興的時候，他還專門買了一臺學習使用。後來他學會了發電子郵件，便經常藉此和老友聯繫、聊天，頗為“時髦”。他餘生唯一的心願就是寫一本回憶錄，講述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他原本計劃寫上、中、下三冊，總計百餘萬字。但遺憾的是，他才剛剛寫完第一冊，還沒來得及校稿，就因為心臟病發離世，終年73歲。去世前的1個小時，他還給老友發去了一封電子郵件，叮囑對方看自己寄過去的手稿，批註修改意見，可老友的回覆他卻永遠也看不到了。
徐景賢這個人比較複雜，一方面，他給國家帶來了深沉的災難，差點將人民政權推入無盡的深淵，但另一方面，他又是一個極其自律、自潔的人，他在擔任上海市政府要員的時候，秉公為先，從來沒有搞過貪腐，更沒有藉著權勢之便為親屬謀利。動盪結束後，他被革除一切職務，還坐了牢，但他從未因此怨恨過任何人，一直秉持著豁達、樂觀的態度，並且積極追逐時代潮流，堪稱一個“老頑童”，著實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