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新表現主義？

喬治·巴塞利茲《Madame Demoiselle a long way from the coast》，布面油畫，302×427cm，2019年

上世紀80年代，新表現主義在以極少主義和觀念藝術為主導的西方藝術世界中異軍突起。作為具象繪畫的復興，它主張返回西方繪畫傳統，返回到手工圖像繪製。那麼，到底何為新表現主義?又為何會出現傳統繪畫的“迴歸”？今天，時尚芭莎藝術為你一一解讀。

二戰後，波普藝術（Pop Art）、觀念藝術（Conceptual Art）和極少主義（Minimalism）這幾類新藝術形式很快成為西方藝壇主流。其反對的正是繪畫、雕塑等傳統形式。當人們開始反問架上繪畫是否真的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時，新表現主義（Neo-Expressionism）已經帶著繪畫悄然“歸來”。

喬治·巴塞利茲（Georg Baselitz）《靜物》（Still Life），1976-1977年

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夜的秩序》（The Orders of the Night），356×463cm，1996年

新表現主義的興起

雖然，新表現主義廣義上指——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表現主義特徵、帶有具象形象的繪畫在歐洲和美國的復興。但德國新表現主義在這場藝術潮流中，卻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相比於其他國家，德國藝術家早在60年代初就已開始進行新表現主義的藝術創作活動。

安塞姆·基弗《Eisen-Steig》，綜合材料，220×380×27.9cm，1986年

伴隨二戰硝煙的結束，德國被一分為二成東西德兩個國家，柏林成為冷戰的聚集點，其影響力和地位也完全喪失。這使德國人產生了巨大的心裡落差，加之抽象表現主義和波普藝術隨美國文化一起席捲德國和整個歐洲，文化失落更是衝擊著一代人。

一方面，德國藝術家受到抽象表現主義繪畫的影響，想要更為大膽的表達；另一方面，在冷戰的現實下，藝術家開始反思戰爭和歷史帶給社會以及人類的影響，並尋找自己的文化藝術根基。

喬治·巴塞利茲《Orange Eater(IX)》，布面油畫，146×114cm，1981年

作為德國第一代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喬治·巴塞利茲在童年時期經歷二戰，長大後從東德遷居到西柏林。這些經歷都直接成為他藝術創作的靈感來源。1969年，他開始創作著名的“上下倒置”系列繪畫，作品中的倒置形象顛覆了繪畫應有的秩序感和主題性。巴塞利茲在創作中故意使用粗獷的風格和加重的顏色直接傳遞情緒，並有意忽視繪畫的敘事性和象徵性。

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

與此同時，在德國另一座城市杜塞爾多夫，新表現主義繪畫也在悄然興起。當時正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Düsseldorf Academy）任教的藝術家約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推動了一系列與政治運動相關的藝術實踐——“社會雕塑”（Social Sculpture），並積極在學生中推廣。這直接影響了比他年輕一代的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他們關心政治以及德國曆史和社會現實，主張以藝術介入社會生活，改變社會的理想。這其中就包括博伊斯的學生約爾格·伊門多夫（Jörg Immendorff）。

約爾格·伊門多夫《Lidl-Block》，木頭、尼龍，1967年

伊門多夫在學生時代非常活躍，參加各地藝術活動，並在博伊斯的影響下創作表演行為藝術。但很快，他發現自己的才能和興趣並不在裝置或行為藝術，便逐漸開始創作有主題內容和人物的“政治繪畫”。他的作品繼承德國表現主義的部分形式技巧，在內容上更加關注當時的社會生活和政治氛圍。其代表作《德國咖啡館》（Cafe Deutschland）就是對德國社會現狀的概括性描述和批判。

約爾格·伊門多夫《德國咖啡館》，布面丙烯，29.2×21.6cm，1978年

約爾格·伊門多夫《德國咖啡館（戰爭風格）》（Cafe Deutschland(Style War)），布面丙烯，280×350.7cm，1980年

從70年代末開始，伊門多夫與喬治·巴塞利玆、馬庫斯·呂佩爾茨（Markus Lüpertz）、A.R.彭克（A.R. Penck）等人，共同掀起了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浪潮，並受到國際藝術界的廣泛關注。至此，新表現主義已成為了一場國際性的繪畫復興運動。

從左至右：喬治·巴塞利玆、馬庫斯·呂佩爾茨、A.R.彭克、佩爾·基爾科比（Per Kirkeby）和約爾格·伊門多夫在德國科隆，1987年

繪畫的多樣性

呂佩爾茨曾在採訪中說道：新表現主義不過是一個暫時概念。它與產生於20世紀早期的德國表現主義實際沒有很大聯繫。而藝術家筆下狂放好戰的繪畫只與繪畫本身有關，與擺脫小市民的狹隘有關，是為使自己的繪畫更具活力。繪畫的意義在於繪畫本身。

馬庫斯·呂佩爾茨《大勺子》（The Large Spoon），201.6×331.5cm，1982年

馬庫斯·呂佩爾茨《工作室》（Atelier），41.7×55.9cm，1973-1974年

由此可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們的創作和藝術活動，並沒有形成固定團體或流派性組織，且每位藝術家的作品在形式和內容上大相徑庭。因此，除了他們都進行具象繪畫創作外，人們幾乎很難發現藝術家們的作品有相對統一的風格。

安塞姆·基弗《Seraphim》，綜合材料，320.7×330.8cm，1983-1984年

基弗的繪畫作品就極具個人特點。他並沒有親身經歷過戰爭，而是作為一位“拿著故事碎片的敘述者”，重新面對殘酷的歷史。他常運用各種不同材料實現繪畫與裝置的結合，當觀者看到作品時，很難將其定義為傳統意義上的繪畫。但具象繪畫依然是基弗作品的基礎部分，並往往在其中起主導作用。

A.R.彭克《無題》（Untitled），1974年

另一位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A.R.彭克的經歷相對比較特殊。他不像巴塞利茲、伊門多夫在藝術生涯早期就從東德遷居到西德，而是一直在東德生活和創作。但由於其作品在西德和美國展出，彭克便一直被東德藝術體制排除在外。因此，其作品更多透露出邊緣性和反叛性，以及反主流和體制的個人遊離感，且藝術語言也更加抽象和符號化。

西格瑪·波爾克（Sigmar Polke）《第二個案例》（Der zweite Fall），絲網印刷，1995年

而“資本主義現實運動”（Capitalist Realism）的創立者西格瑪·波爾克，也被認為是德國新表現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二戰後從東德逃往西德，並在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學習。西格瑪在早期創作中將廣告、雜誌和報紙的視覺材料用拼貼方式與繪畫結合，以此諷刺50年代“經濟奇蹟”之後在西德蓬勃發展的消費主義文化。

國際潮流的發展

1981年，在英國倫敦舉辦的展覽“繪畫的新精神”（A New Spirit of Painting），宣告了繪畫在歐洲的整體性“迴歸”。而該展覽上最重要的兩個群體，除德國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外，另一個則是意大利超前衛藝術家。與德國藝術家作品中帶有的強烈政治色彩不同，超前衛藝術家更關注本地藝術和文化傳統。

超前衛藝術家中著名的“3C”——桑德羅·基亞（Sandro Chia）、弗蘭西斯科·克萊門特（Francesco Clemente）、佐恩·庫基（Enzo Cucchi）都在作品中以不同繪畫方式探索著自己的文化淵源。

桑德羅·基亞《西西弗斯的懶惰》（The Idleness of Sisyphus），1981年

弗蘭西斯科·克萊門特《無題》（Untitled），1984年

在“繪畫的新精神”展覽上，藝術家朱利安·施納貝爾（Julian Schnabel）是僅有的兩位美國參展藝術家之一。作為美國最著名的新表現主義藝術家，其早期作品大多是具象形象和對現成物質材料的綜合運用，這與基弗的繪畫形式有相似之處。不過，施納貝爾並不像德國或者意大利藝術家對本國民族文化和歷史有濃厚興趣，而是在創作中更多滲透著抽象表現主義的視覺和情感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