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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世紀末，中國先進分子接觸西方近代歷史著述後，在美國建國曆史的激勵下，將“華盛頓建國”與中國“湯武革命”對接，試圖開闢一條政治革新和國家富強之路，並塑造了以古代君主比附“華盛頓”的“英雄華盛頓”形象。20世紀初年，為糾正“英雄華盛頓”形象中的封建專制因素及其引發的民眾對革命的誤解，革命派藉助西方民權思想和歷史敘事塑造出“國民華盛頓”形象，以伸張民權思想。然而“國民華盛頓”形象，多被革命派用於闡發“排滿反清”思想而非民主共和思想，這一差謬體現了革命派知識分子認為推翻清政府即可實現民主共和的簡單認知。“國民華盛頓”形象反倒成為袁世凱用以竊取革命果實的偽裝。
1900年前後，“革命”一詞突然流行於中國，旋即成為一個時代話語，深刻影響此後中國政治的表達與實踐。清末中國革命話語的興起過程，是重要的研究課題。目前學界主要聚焦於概念本身，探究傳統思想和文化語境中的“（湯武）革命”與西方“revolution”的關係問題。應該注意到，近代中國知識界是通過域外革命的歷史敘事來接觸和認識“革命”的。在這類歷史敘事中，知識的選擇、組織和陳述，帶有深刻的主觀性。不同的情節和表述方式，表現了不同的革命含義。美國獨立戰爭與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是時人用以表達革命理唸的重要載體。學界對華盛頓在近代中國的被接受情況已多有研究，但甚少細究華盛頓在美國建國曆史敘事中的形象轉變及其與清末革命話語建構之間的複雜關係。因此，本文以美國建國曆史敘事中的華盛頓形象為線索，探討清末革命話語建構過程及其歷史內涵，進而省思清末革命的歷史侷限。
19世紀，傳教士是向中國傳播西方史地知識的主要群體，他們對於美國建國曆史的敘事方式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類：“集體建國”和“華盛頓建國”。
所謂“集體建國”，即以“集體”作為美國建國曆史的敘事主體。較早的中文記載是刊印於1819年的《地理便童略傳》，在該書關於北美殖民地獨立過程的描寫中，北美十餘個“小國”被當作抗擊英國殖民統治的主體，並未出現華盛頓這一具體人物。與之相似，1821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刊登的《全地萬國紀略》則說，北美“十三省”因不願接受英國殖民統治而自立為國。無論是十餘個“小國”還是“十三省”，都是集體性概念。此外，“民”也是在這類敘事中常見的指稱。如《亞美理駕會邦國紀略》以“會邦之人（民）”作為美國獨立故事主角。可以看到，雖然華盛頓是美國建立的關鍵人物，但這些文本是以集體性概念為敘事主體呈現這段歷史。另外，也有部分文本細節涉及華盛頓，但整體故事仍圍繞“民”來展開。以刊行於19世紀30年代的《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為例，該書專設一節講述美國獨立，名為《百姓自脫英國之制》，章節名稱已顯示，這裡塑造的是“百姓”建國的故事。該文多以“新國之民”或“衿耆”作為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的主體，僅有一處提到“衿耆”推舉華盛頓為將帥。19世紀60年代，作者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出版此書修訂本，措辭、內容更加雅緻清晰。《百姓自脫英國之制》改為《民脫英軛》，“新國之民”多改為“新民”，“衿耆”則改為“紳董”，但“新民”與“紳董”仍是敘事主體。所以，裨治文塑造的，美國開國史，雖談及華盛頓，但僅將其作為細節元素，而不是推動整個故事發展的主角。
所謂“華盛頓建國”，即以華盛頓為美國建國曆史的敘事主體。例如，1838年《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登的《華盛頓言行最略》，講述華盛頓領兵戰勝英軍並贏得國家獨立，同時強調華盛頓所為是開基創業。另外，當時傳教士主辦的報刊也刊登過類似文章，更為直白地稱華盛頓是美國的開國之君。如1879年，《小孩月報》登載的《華盛頓傳略》所謂“華盛頓者，創立美國之第一皇帝也”；《萬國公報》刊出的《華盛頓肇立美國》稱，華盛頓“以己肇國”，是“肇國之君”。
需要注意的是，19世紀中國知識界對這兩種美國建國敘事的接受狀況明顯不同。相較而言，19世紀中後期尤其19世紀末，“華盛頓建國”逐漸成為中國知識界關於美國建國曆史的主流敘事，相關著述可分為三類討論。
第一，史地著述類，如《合省國說》《瀛寰志略》。如上所述，《美理哥合省國志略》關於美國建國曆史的敘事主體是民眾，該書是梁廷枏撰寫《合省國說》的重要參考，但《合省國說》側重凸顯華盛頓的英雄形象，將其塑造為美國建國曆史的敘事主體。梁廷枏不僅在描寫華盛頓被推舉為統帥的情節中凸顯其民心所歸，同時將發佈《獨立宣言》的主角設定為華盛頓。該書寫道：“七月初四日，華盛頓乃榜曉居民曰：‘凡不遵王法而自創邦國者，叛逆所為，豈欲冒此不韙名哉？奈王加徵，又非法苦我。始設新政，自守疆域，非得已也。’隨詳舉其再三請命不得，非復可忍，今議立首領，永不受英吉利節制之故，分訴遠近諸國，使知其萬不得已。”在《美理哥合省國志略》中，這原是“新國衿耆”發佈《獨立宣言》的情節，反映的是美國“新民”集體建國。梁廷枏並未照搬裨治文塑造的美國建國故事，而是調整敘事主體，凸顯華盛頓的主導作用。徐繼畬《瀛寰志略》對華盛頓英雄領袖形象的刻畫更加明確，“有華盛頓者（一作兀興騰，又作瓦乘敦），據地起兵，英人以大眾攻之，八年不克。佛郎西與英世仇，舉傾國之師助華盛頓，英不能支，乾隆四十七年與華盛頓和，聽其自立為米利堅國（亞墨利加之轉音，即花旗國）”。
第二，人物傳記類。本土知識分子創作華盛頓傳記時，多傾向採信“華盛頓建國”說。如蔣敦復《華盛頓》說道，“華盛頓起兵，自為大將，登壇誓眾，馳檄背英”。又如1886年刊印、黎汝謙和蔡國昭合譯的《華盛頓全傳》，黎汝謙在其撰寫的“敘”中說道，“華盛頓者，合眾國開創之君也”，又在“凡例”中指出，該書敘述“美利堅全國開創事實”“無不備具”，可稱為“美國開國史略”。
第三，日記與筆記類。19世紀中後期，不少中國士紳赴歐美遊歷，得以聞見更多關於美國建國曆史的信息。這些士紳在日記、筆記中基本以“華盛頓建國”展開敘述。例如，1877年李圭談道：“頓，美之別部人，嘗事英立有戰功，不見賞，乃退閒於此，為美人夙信服。迨舉境群推，頓見勢有不能卻，遂統其眾以抗命。英舉兵來徵，血戰七八年不勝，乃與頓盟，聽其自立為國。”他稱華盛頓是“美開國祖”，並將美國國慶日描述為“華盛頓有國首日”。另外，張德彝、張蔭桓、傅雲龍、崔國因、薛福成等也有類似認識。
此外，19世紀末“華盛頓建國”說已常見於報刊文章。如《申報》所謂“華盛頓崛起，與英人抗，再蹶復振，遂聽其為自主之國”；“北美為英人所隸，華盛頓崛起為雄而合眾成國”。當時的官方文書也有類似表達。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報刊和官方文書的語境，大多不是在專門講述美國曆史，但描述美國建國曆史的語句基本都呈現“華盛頓建國”說。應該說，19世紀末，“華盛頓建國”已是中國知識界、輿論界關於美國建國乃至美國曆史的重要話語和常識性認識。
19世紀中後期，受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刺激，中國知識精英試圖發掘本國傳統政治思想中“民本”等理念的近代價值，以實現文化自新和救亡圖存。保留湖南時務學堂師生政治議論的《湖南時務學堂遺編》，即展現出這一思想面貌。其中，湯武革命常被學堂師生闡釋論說。
中國古代思想家對湯武革命的評價存在較大分歧。時務學堂師生對湯武革命多持肯定態度，例如，教習韓文舉指出，周武王以救民為心，伐商的正義性無可辯駁，湯武革命是“順乎天而應乎人”。在這裡，“民心”是韓文舉讚揚湯武革命的主要依據。學生陳其殷則談到，暴君夏桀和紂王，致使生靈塗炭，湯武二人為救民於水火，發動“義戰”。湯武革命的核心意涵是，若統治者殘暴不仁，諸如湯武這類民心所歸的英雄，可揭竿而起推翻暴政。因此，中國古代統治者在異姓鼎革後，常對湯武革命諱莫如深。19世紀末年思想激進的時務學堂師生，一再肯定湯武革命，並非單純探討學理，而具有現實革命傾向。梁啟超回憶，學堂師生“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時務學堂甚至被視為“革命造反之巢窟”。
時務學堂所謂“革命”具有怎樣的內涵？1922年梁啟超回顧說這是“民權革命論”。但實際上，當時革命一詞還囿於傳統語意和用法，“革命”與“revolution” 尚未真正確立對譯關係。湯武革命是由民心所向的英雄領袖主導革命的故事，在此典故中，湯武是得民心的英雄領袖，也是革命成功的關鍵。對於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讀書人而言，這都是熟知的。可以說，認可湯武革命並藉以表達民心為本的舉動，實際已暗含言說者對該故事基本情節的默認；或者說他們頭腦中的革命，便是以這樣的基本情節展開的。所以，在被稱為“造反巢穴”的時務學堂中，知識精英對暴力革命的思考，實際依託的是湯武革命的故事情節。時務學堂師生對湯武革命肯定的闡釋，並未停留於中學範圍，也向外尋求相關例證。在歐風美雨壓迫的時代環境中，本土文化不如外來資源、前者需取法後者是較為常見的觀念。時務學堂的“學約”，就強調這一理念。作為總教習的梁啟超不僅安排時務學堂諸生參看中外書籍，還提出中西曆史比對的思考方式——“博觀歷朝掌故沿革得失，證以泰西希臘、羅馬諸古史”。梁啟超希望時務學堂學生，以關聯中學與西學的方式，發明時局所需的“新義”。在這種治學旨趣的驅動下，學生周鎮藩對湯武與華盛頓產生微妙的聯想：
蓋伐人之國，必其君有桀紂之暴，時君如湯武之賢，而後可弔民伐罪，為蒼生請命……英人得花旗，不為設法以治之，而奴僕其人民，攘奪其生計。故華盛頓以草野匹夫，乘眾怒，因民憤，揭竿起義，血戰數年，卒平大亂而挫強敵，變美州之草昧為極樂世界。……如華盛頓者，固亦千古人傑哉。
在周鎮藩看來，“英人”殘暴無道，英雄領袖華盛頓率民眾揭竿而起，推翻暴政，與湯武革命的基本情節若合符契。周鎮藩筆下的美國建國曆史敘事，是典型的英雄領袖開國故事。如前所述，“華盛頓建國”的說法在當時已頗為流行。為踐行“證以西國近史”的治學理念，周鎮藩擷取這一異國事例，與湯武革命並列言說，梁啟超則認為“比例恰當”。1898年唐才常在《瀏陽興算記》中引用其師歐陽中鵠之語，稱“華盛頓為堯、舜、湯、武合為一人，皭然西方之聖者”。雖然這是轉述他人之說，但唐才常對此也表示認可。作為時務學堂骨幹，唐才常對湯武與華盛頓關係的理解，應已超出歐陽中鵠的原意，而與梁啟超等人的想法相近。換言之，他很可能借此萌生革命的觀念，甚至更為激進。1899年唐才常提出在“勤王”計劃中加入“南方自立”的主張，正反映了他激進的思想。
因此，如果不以後來的革命概念作為觀察基點，19世紀末年時務學堂師生的革命憧憬，是英雄領袖揭竿而起，而非梁啟超總結的“民權革命”。當時，民權與革命尚未形成直接關聯。美國建國曆史被納入湯武革命的故事框架，作為同類敘事中的相似符號，華盛頓甚至被視作“湯武”，這就是他們對於中西革命關係及革命話語形態的最初思考。
將華盛頓視為“湯武”，時務學堂群體並不是個案，孫中山也表達過類似觀念。1896年11月，在與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談論撰寫自傳時，孫中山展露出革命的宏圖遠志——“心傷韃虜苛殘、生民憔悴，遂甘赴湯火，不讓當仁，糾合英雄，建旗倡義”，並且表示“於人則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焉”。由英雄領袖主導的革命模式，頻繁出現於孫中山的早期革命論述。1902年8月，在為《三十三年之夢》所作的序言中，孫中山以唐太宗自況，並肯定唐太宗的功績，“後世民起義師，除隋亂，果興唐室，稱為太宗”。同年，孫中山囑託劉成禺編著太平天國史這段“吾國民族大革命之輝煌史”。對於這段歷史，1903年他概述說：“洪以一介書生，貧無立錐，毫無勢位，然一以除虜朝、復漢國提倡漢人，則登高一呼，萬谷皆應，雲集霧湧，裹糧競從。一年之內，連舉數省，破武昌，取金陵，雄據十餘年。”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對這種革命模式的認可，不僅體現在肯定歷史上的革命領袖，還明確表示自己要身體力行。1897年8月，孫中山在與宮崎寅藏的交談中講到，自己短才淺智，不足以擔任大事，但當千鈞一髮之秋，他將不得不“自進為革命之先驅”，“自奮以任大事”。另據馮自由的說法，19世紀末孫中山在最初選用“革命”一詞時曾對陳少白講道：“革命二字出於易經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一語，日人稱吾黨為革命黨，意義甚佳，吾黨以後即稱革命黨可也。”馮說在時間等細節方面有誤，但聯繫孫中山的言論，湯武革命是當初孫中山等人豎起革命大旗的主要參照，應可採信。同時，“華盛頓建國”說在19世紀末國內知識界的流行，為孫中山提供了一個與湯武具有類似形象且可供效法的域外領袖。1900年孫中山對黃乃裳說，華盛頓“起以十三州拒英，竟令美人脫英羈軛”可為榜樣。因此，孫中山所謂“仰中華之湯武暨美國華盛頓”中的湯武與華盛頓，屬於同類的革命象徵符號。
當人們最初遭遇異域文化或陌生事物時，通常藉助已知的事物或經驗，以類比的邏輯認識對方。19世紀中後期，面對湧入國內的西方知識和文化，中國知識界常以本土思想資源中的某一“套式”，解讀名詞概念或事件人物。華盛頓被視為中國古代革命故事中的同類英雄領袖，並非始自時務學堂師生和孫中山等人的論述。在此之前，徐繼畬《瀛寰志略》已指出，華盛頓“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提三尺劍，開疆萬里”。廖平《知聖篇》也講道：“平大災，御大難，與夫開闢疆宇，如華盛頓之類，中國古之帝王，實亦如此。”徐繼畬和廖平都將華盛頓類比為中國古代開創新朝、平定天下的君主。但與徐繼畬等人不同，思想激進的時務學堂師生和孫中山等人言說本國的湯武和作為異國“湯武”的華盛頓時，實已具有現實革命的指向。
19世紀末，以湯武革命為原型的英雄領袖揭竿而起，是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頭腦中最初的革命類型。20世紀初，隨著西學東漸深入和政治形勢變化，孫中山等人從時間和空間層面再次定位自身革命，構造了以“英雄”與“國民”為革命主體的兩類系譜，並將華盛頓從與湯武比附的話語結構中分離，表明他們是效法“國民華盛頓”進行“國民革命”，不是以當皇帝為目的的“英雄革命”。
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湯武革命雖然體現了“順天應人”的正義性，但其“革命”實質是改朝換代，並不包含社會變革和社會進步的意涵。在20世紀初西方民主思想的刺激下，君主專制遭受輿論抨擊，湯武革命的侷限性更加凸顯。其一，孫中山等人倡導的革命，容易被誤解為古代“馬上得天下”的現實翻版。1907年吳稚暉說到，時人“一聞革命兩字，便認作攘奪權位，定是孫逸仙要做皇帝。凡革命黨，都是小說中所謂張飛、趙雲、秦叔寶、程咬金一流，抓住龍腿吃蟹腳的人物”。其二，古代英雄豪傑們“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得償所願，也被反對勢力作為攻擊革命派的武器。正如1902年康有為所言：“中國梟雄積於心腦者，人人有漢高、明太之心，吾見亦多矣。”其三，當時的所謂革命派魚龍混雜，20世紀初孫中山意識到有人“懷帝王之思想”，尤其擔憂起事後有人割據稱雄。1924年孫中山回憶說：“當我提倡革命之初，其來贊成者，十人之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一種皇帝思想的。”這就迫使孫中山等人必須重新界定革命話語，尤其要與中國傳統的“革命”話語相區別。
孫中山等人切斷中國“古代革命”與其所主張之“革命”在思想內涵上的關聯，並對“英雄革命”和“國民革命”兩個概念作出嚴格區分。1906年《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強調，“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 二者雖都有“革命”一詞，但內涵不同，“惟原用此革命二字者為湯武，彼時之道理，與今時之道理，大有不同”。對於兩種“革命”的區別，陳天華有如下總結：
有國民之革命，有英雄之革命。革命而出於國民也，革命之後，宣佈自由，設立共和，其幸福較之未革命之前，增進萬倍，如近日泰西諸國之革命是也。革命而出於英雄也，一專制去而一專制來，雖或有去舊更新之實，究之出於權術者多，出於真自由者少。或則群雄角逐，戰爭無已，相持至數十百年，而後始底於一，幸福之得，不足以償其痛苦，中國曆來之革命是也。
陳天華明確指出，所謂“中國曆來之革命”，無非是用“一專制”代替另“一專制”，其目標並非出於推動社會進步，不過是圍繞權力的政治鬥爭而已，其結果是群雄紛爭，生靈塗炭，即便“分久必合”，但對於民眾而言則得不償失。西方諸國的革命則真正出於建立自由共和制度之目的，革命成功後，民眾幸福會“增進萬倍”。吳稚暉也表示，如果知曉“西文革命”的含義，人們便不會再將革命派視作“謀皇篡位”之徒，並強調他們使用的革命概念屬於“西文革命”範疇，革命派則是“文明世界之革命黨”。
為明確自身所為是“國民革命”而不是“英雄革命”，革命派作了多方面努力。第一，革命派對中國古代類似湯武革命的事件和人物展開批評，尤以民眾熟知的劉邦等人為批評對象，藉此表明自己不是欲取天子而代之的當代劉邦。第二，革命派努力從整體層面區分古今革命者的本質不同，以維護革命群體的聲譽。在1906年的《民報》創刊週年慶祝大會上，孫中山指出，“凡是革命的人”都應清除想當皇帝的思想，呼籲全體“革命家”在此問題上形成共識。第三，在國內外輿論界，革命派嘗試將“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的說法，塑造為一種更為深廣的認識。中國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有不少文章在宣揚這種觀念，這些輿論強調，古代中國的“英雄革命”以當皇帝為根本目的，因此君主專制無法通過“英雄革命”根治；但今日的“國民革命”已進入歷史“新紀元”，革命主旨已徹底改變，不可再將古今革命混為一談。為給讀者營造“國民革命”的切實觀感，《新世紀》報館建議對徐錫麟的追念活動，應努力迴避個人英雄形象的塑造，著意於普及革命是國民應盡義務的認識。1907年1月10日，宋教仁在與日本《國民新聞》記者的論說中表示，中國當前革命與古代革命不同，是“國民的革命”，也是“國民的事業”，“貴紙”不應再給予負面評價。
在革命派極力辯白“前代為英雄革命，今日為國民革命”的同時，反對革命的群體卻更強調革命的開展須符合湯武革命的道理，保皇派更是強化湯武革命與近代歐美革命的一致性。1906年，康有為特意從《法蘭西遊記》中摘出專論法國大革命的部分，冠以《法國革命史論》之名刊於《新民叢報》。梁啟超在該文登出時專門寫了一篇導讀，點明其“最博深切明”的地方，是“末段論法國不得不革命之原因”。所謂“最博深切明”，實際是康有為通過重新解釋法國大革命的原因，將之定性為一場發生在法國的“湯武革命”，以表明“此吾國故事，最古而最多”。保皇派在新加坡的輿論陣地《南洋總彙新報》主筆唐璆亦作如是說——“在昔我祖國，湯武行之，孔子與之”，“至於秦漢以下，至於本朝”，“不足以盡革命之能事”；外國能稱革命的事件，則只有華盛頓領導的美國獨立戰爭，“此外皆不足道者”，甚至汙衊革命派為“憤恨派”、“野心派”、“邪僻派”、“盲從派”以及“虛偽派”的組合。保皇派如此作為的根本目的，是為爭奪“革命”的解釋權和話語權，進而奪取政治運動的領導權。他們試圖通過重新定義“革命”和“革命者”，來剝奪孫中山等革命派人士的“革命”資格。
對於唐璆以“人民歸心”來統合“湯武”與“華盛頓”的做法，孫中山批評“真不通之極也”，華盛頓只是“十三州國民之一分子”，出任統帥也只是履行國民義務，不存在“誰歸心於誰”的問題。陶成章也指出，唐璆“誤以革命之事業，屬之所謂聖人英雄之個體，而不以屬之國民之全體，於是遂強加湯武、華盛頓以聖人英雄之名號”，所謂湯武與華盛頓歸屬“聖人英雄”的說法，實屬牽強附會。
“英雄革命”與“國民革命”的區別，最直觀的表現是革命主體不同。“國民革命”話語建構的一項核心任務，正是圍繞“國民”這一新的革命主體展開。“國民華盛頓”是革命派塑造革命主體常用的象徵符號，具體表現為如下方面。
第一，革命是國民的職責和義務，革命的成功須依靠全體國民而非英雄領袖的個人力量。正如1903年鄒容《革命軍》所言，“革命者，國民之天職也”，華盛頓雖被“推尊為大豪傑”，但若只有一個華盛頓，“而無百千萬億兆華盛頓”響應，“十三洲之獨立”顯然無法成功。第二，革命派致力於打造千千萬萬個“國民華盛頓”。鄒容表示，“今日之中國”，必須出現數量眾多的無名“華盛頓”，並且呼籲“黃帝子孫皆華盛頓”，以革命為“人人應有之義務”和“日日不可缺之飲食”。1905年2月6日，宋教仁於日本“購得華盛頓肖像一張”，計劃將其作為《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配圖。該雜誌主旨是提高“國民程度”， 雜誌配圖理應符合這一旨趣。所以，宋教仁此舉意在配合雜誌內容，塑造類如華盛頓的國民。在致歐陽俊民、曹德民的信件中，宋教仁還指導他們如何成為“華盛頓”—— “願為華盛頓”則“政治、軍事不可不學”。第三，針對當時有人只當表面國民的現象，革命派還將華盛頓塑造成實行國民理念的“志士”。在1902年刊印的《自由生產國生產日略述》中，楊毓麟認為民眾應學習華盛頓，內化國民理念，成為真國民而不是假國民。楊文聲明，美國成功建立，不是因為有一個英雄領袖華盛頓，而是因為有千千萬萬的國民，“華盛頓亦必援旗擊鼓於自由民族”。同時，楊毓麟強調華盛頓不是徒有其表的國民，更著意塑造華盛頓作為踐行國民內涵的“志士”形象——“生死食息於自由獨立者”，藉以批評那些僅會“手民約論、口自由書”的假國民。第四，革命派還將“孫中山”比作“華盛頓”，呼籲人人既要當美國的“華盛頓”，更要當中國的“孫中山”。在1905年日本東京中國留學生歡迎大會演說中，孫中山強調革命是四萬萬國民共同事業，需要四萬萬國民一起承擔革命責任。繼孫中山演講後，有留日學生髮言說，因為美國先有無數個無名“華盛頓”，因此那個為人所熟知的“華盛頓”才“能奏其功”；中國革命若要成功，應先有無數個“孫中山”，“人人志孫君之志，為孫君之為，中國庶克有濟”。
在革命主體的話語構造中，“國民華盛頓”的形象向民眾展現了革命者不必有“湯武之聖”，無疑使革命宣傳更具動員力量。但此類革命話語在反對專制政治層面的思想效力如何，還應從具體論述中加以理解。
大致從19世紀末始，有關國民的論述逐漸流行，“國民”一詞甚至成為時人描述世界的基礎性概念之一。美國建國曆史敘事也受其左右，並經國民鏡面折射而重新呈現。整體而言，20世紀初年，中國知識界有關美國建國曆史的主流表達，已由“華盛頓建國”轉變為“國民建國”。孫寶瑄日記反映了這一轉向。1898年3月3日，他在日記中談到“美國合眾世界創於華盛頓一人”但他在1902年3月9日的日記中表示，華盛頓的功業實由國民為之基礎。這並非個案，而是20世紀初年較為普遍的現象。當時即使不是旨在鼓動革命的輿論，也會強調華盛頓的國民屬性以及華盛頓成功背後的國民基礎——“實賴有活潑特達之國民，各鼓其精神，各殫其才力”。
清末“國民”概念寄託了時人的民主訴求，是與君主專制相抗衡的權力主體。1901年《國民報》刊文明確表示，馴服於專制政體的人，是“傭役”、“奴隸”而非國民；與之相反，“其民有完全無缺之人權，可表而異之曰國民”。從表面看，以“國民華盛頓”為代表的革命主體的話語塑造，同樣表達了打破專制統治的願望。正如鄒容所言：“今試問吾儕何為而革命？必有障礙吾國民天賦權利之惡魔焉，吾儕得而掃除之，以復我天賦之權利。”但應追問的是，國民到底代表誰。1904年林白水錶示，國民是聚居於一定“國土”內的“同種同族”者。有學者總結說，清末國民論述誕生於群體性的危機時刻，實質是“國族主義”。
在革命派看來，群體性危機主要來自國外和國內兩方面，“我同胞處今之世，立今之日，內受滿洲之壓制，外受列國之驅迫，內患外辱，兩相刺激”。因此，以國民概念為基礎構造的“國民華盛頓”和革命話語，同樣具有應對群體性危機的特徵，而其蘊含的反壓迫訴求，也指向內外兩面。
其一，就外部而言，在帝國主義侵略導致的亡國危機，以及世界處於弱肉強食的“民族帝國主義”的時局判斷中，“國民華盛頓”進一步被用於國家救亡的論述，即從國家整體層面表徵追求國家獨立之義。在《革命軍》正文開篇，鄒容表示要爭當“華盛頓”，隨後說道：“吾於是沿萬里長城，登崑崙，遊揚子江上下，溯黃河，豎獨立之旗，撞自由之鐘，呼天籲地，破顙裂喉，以鳴於我同胞前曰：嗚呼！我中國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強並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長存於二十世紀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為地球上名國、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
其二，就內部而言，在清末“驅除韃虜”的語境中，“國民華盛頓”被轉化為鼓動“排滿革命”的象徵符號。在鄒容《革命軍》和陳天華《獅子吼》中尤為典型。鄒容認為，能成為“華盛頓”的人是“黃帝子孫”和“四萬萬同胞”。當時“黃帝”和“四萬萬”兩個概念常被革命者用以凝聚民眾，進而鼓吹“排滿革命”。鄒容從誰是“華盛頓”的角度確定了該符號發揮意義的層面。陳天華的相關著述同樣存在類似現象，他曾批評當時“公使隨員”、“出洋學生”未能將“盧騷的《民約論》”和“美國的《獨立史》”所蘊含的民主理念，用以“喊醒祖國同胞的迷夢”。但他同時在《獅子吼》中虛構了一個名為“民權村”的世外桃源，該村所處社會環境，具有“反清復明”的歷史記憶，還有以“排滿”為主旨的始祖遺言，故事主人公的名字是“念祖”，意為不忘祖訓。可以發現，陳天華建構的“民權村”，實則具有濃厚的“排滿革命”色彩。因此，所謂“盧騷的《民約論》”和“美國的《獨立史》”等語詞元素，看似是被陳天華用作表達民主觀念的象徵符號，但它們的內核呈現出“我群”反抗“他群”壓迫的鮮明特質。
所以，儘管革命派表面力圖塑造“國民華盛頓”的形象，來彰顯其反抗清政府專制統治、伸張民權，進而建立民主國家、實現獨立自強的政治理想，但在清末特殊的時代環境中，“國民”一詞更多被作為國家和民族的群體象徵，“國民華盛頓”更多被用於國家獨立及“排滿革命”的論述。實際上，除“國民華盛頓”外，諸如“不自由，毋寧死”、“法國大革命”、“盧梭”等反對專制統治的典型話語元素，在清末革命語境中，同樣被轉化成以國家和民族為主體的反壓迫符號。
由思想現象入手，可進一步理解辛亥革命的歷史侷限性。1906年孫中山公開表示，“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層次分明，各具特定的革命目標。“政治革命”的提出，是因“民族革命”無法將“惡劣政治的根本”一掃而淨，因此必須以政治革命推翻君主專制政體。在孫中山的計劃裡，“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但實際情況卻是，清末革命派人士的論述和實踐呈現的核心面貌是“民族主義”，甚至已簡化為“民族革命”。究其原因，一方面，為了動員更多的民眾尤其是會黨勢力參與革命活動，革命派的宣傳動員以“排滿革命”為主，而在這一“最大公約數”的統合之下，“排滿革命”觀念自然被進一步強化，正如孫中山後來回憶，“當日革命黨員多注重於民族主義，而鮮留心於民權主義”。另一方面，建構“民權主義”所藉助的“國民華盛頓”等象徵符號本身就存在問題——就當時而言，“國民華盛頓”中的國家、民族意涵已壓過民權、民主意涵。清末滿漢矛盾的激化，其根源在於封建制度的腐朽而非真正意義的民族壓迫，中國真正的民族矛盾實則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推翻封建專制、實現民主共和——即“政治革命”才應該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然而，正如蔡元培指出，作為反對“少數特權”及追求民權的“政略”，卻與“種族之爭”混為一談。為此1903年他甚至專門撰寫《釋“仇滿”》以求糾偏，但“當時注意者甚鮮”。
思想理論的侷限必然帶來實踐上的問題。如前所述，革命派傾力打造的“國民華盛頓”革命符號，除了“革命者不做皇帝”這一頗具感召力的標誌性因素之外，並沒有豐富完善的民主內涵。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袁世凱對辛亥革命勝利果實的竊取，正是在“中國之華盛頓”的輿論鼓譟聲中完成的。1911年12月南北議和之際，輿論作出兩種預測，袁世凱或挾天子以令諸侯，或成為中國之“華盛頓”。藍天蔚致電袁世凱：“時事日非，惟公任之；曹操、王莽、華盛頓，惟公擇之”。袁世凱如願當上臨時大總統後，順勢對外表態自己只願當中國的“華盛頓”。一時之間，甚至有人產生幻覺：袁世凱真的成為中國之“華盛頓”。但袁世凱漸露稱帝野心，還請汪榮寶為其站臺背書，但後者答覆“願公為華盛頓，不願公為拿坡侖”之語令他大失所望。最終，袁世凱一意孤行，撕掉“華盛頓”這塊遮羞布，不僅沒有成為時人幻想中的“世界第二華盛頓”，反而當了“中國第一拿破崙”， 逆流而行、復辟帝制。
清末中國革命話語興起與建構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19世紀末，中國先進分子在西學東漸的時代背景下接觸到西方近代歷史，在美國建國曆史敘事的激勵下，他們試圖將“華盛頓建國”與“湯武革命”對接，從而為中國開闢一條政治革新和國家富強之路。於是，以“湯武革命—華盛頓建國”為標誌的革命話語開始在中國興起，但此時中國知識界尚未完全認識二者的迥異內涵。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派對以湯武革命為文化背景的“英雄華盛頓”形象加以批判，藉助西方民權思想和歷史敘事塑造出“國民華盛頓”形象。然而，儘管孫中山等強調民權主義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但“國民華盛頓”形象多被用於闡發“排滿反清”思想而不是民主共和思想，與塑造這一形象的初衷相去甚遠，體現出革命派知識分子認為推翻“滿清”即可實現民主共和的簡單認知。
民國肇造，“民意”是政治權力的表面來源，標榜效法“國民華盛頓”正是高舉“民意”旗幟的一項措施。但實際情況是，“得軍權者得天下”的武力強權才是當時真正的政治邏輯，缺乏民主內涵和制度支撐的“國民華盛頓”話語符號，容易被強權者用以裝點門面。袁世凱藉助“排滿”之“功”，扮演“眾望所歸”的“國民華盛頓”，最終撕破“國民”偽裝，盡顯“英雄”本色。革命派千呼萬喚的“國民華盛頓”沒能橫空出世，反倒是“中國第一拿破崙”在“湯武革命”的舊劇中粉墨登場。
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雙重壓迫的特定歷史條件下，“國民華盛頓”形象的出現，既有革命派宣傳策略的因素，也有現代政治話語的流行作為思想基礎，在民眾的現代國家意識及民主思想的啟蒙層面，實有一定裨益。但清末革命話語中的“國民華盛頓”及類似思想符號，並未觸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根源。辛亥革命後，孫中山不斷對其革命理論進行修正和發展。民族主義方面，更加明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強調中華民族團結一致，釐清當時中國真正的民族矛盾；民權主義方面，在俄國革命及中國共產黨的影響下，重新闡釋和豐富民權主義內容。然而，孫中山去世後，蔣介石等“並未真正按孫中山的遺教辦事”， 背叛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所謂“國民革命”的內涵離中國人民的實際需求漸行漸遠，最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爆發，宣告“國民革命”如同“國民華盛頓”一樣，徹底淪為反革命者粉飾裝扮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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