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是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高漲的世紀。18與19世紀之交，德意志民族受到了來自法國的雙重衝擊。法國大革命給德意志民族送來了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思想，而拿破崙戰爭則摧毀了古老的“德意志民族神聖羅馬帝國”，嚴重傷害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感情。在此雙重衝擊下，德意志進步人士萌生了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國家的夢想。但在1814—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德意志封建君主建立了一個鬆散而反動的“德意志邦聯”，德意志進步人士大失所望，由此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民族統一運動。1848年，德國爆發了試圖建立自由平等的民族國家的資產階級革命，但終因封建勢力的強大、革命任務的複雜、革命陣營的分裂等原因而失敗。自1864年起，在俾斯麥的領導下，普魯士通過三次王朝戰爭（1864年德丹戰爭、1866年普奧戰爭、1870—1871年的普法或德法戰爭），於1871年1月建立了以普魯士為核心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即“德意志帝國”。蘭克出生於1795年，卒於1886年，其一生經歷了19世紀德意志民族運動從興起到德國統一的全過程。他是如何看待德意志民族統一運動的？對此問題，史學界一般認為，蘭克不是很熱心於德國統一運動，他注重的是歐洲多個民族國家的體系。如格奧格·G.伊格爾斯就曾讚賞蘭克在歷史編纂中民族情感不斷上升的時代裡沒有放棄他對歐洲共同體的信仰。胡昌智認為，蘭克對德意志帝國的建立沒有感到歡欣。應該說，此類觀點確實有其史料依據。例如，1854年秋蘭克曾給巴伐利亞國王馬克西米利安二世講授歷史，在課程的最後對話中，國王問及19世紀的主要趨勢，並問民族性（Ausprägung der Nationalitäten）是否也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特徵。蘭克回答，一個民族可以團結起來抵禦外來侵略，例如，法國人作為民族抵抗過外族統治，俄國人與德國人也曾抵抗過法國的統治，“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則是將民族組織成國家，這也屬於這個時代的最為矚目的目標，但是德國人沒有建國，卻能夠像一個人那樣奮起抵抗法國，所以這兩個概念，民族性與民族建國，並不必然相關，民族之間的相互隔絕現在已經無法實現，所有民族都屬於一個宏大的歐洲樂團”。蘭克的意思是，在1813—1815年的反法“解放戰爭”中，德意志民族雖然沒有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但還是能夠萬眾一心地抵抗並擊敗拿破崙軍隊，因此建立民族國家是不必要的，而且歐洲各個民族已經高度融合，難以按民族屬性割裂開來，它們應該在一個“歐洲樂團”裡生存與合作。這可以說是蘭克對民族國家，包括德意志民族國家最為清晰的否定態度。不過筆者認為，蘭克與德國統一的關係不能就此蓋棺定論。蘭克是19世紀德意志統一運動全過程的見證者，而晚年的蘭克屬於社會名流，應該與德國統一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有所交集，並留下一些相關歷史記錄。通過對以蘭克書信為中心的史料考察，我們可以看到，蘭克與德國統一的關係要比史學界至今所認識的複雜得多。這首先表現在蘭克對德國統一的肯定與支持上。在瓦爾特·彼特·福克斯（Walther Peter Fuchs）1949年編輯出版的蘭克《書信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一次珍貴的相關書信來往。1885年4月1日是“鐵血宰相”俾斯麥70華誕，德國報刊《漢堡通訊員》（Hamburger Korrespondent）與《股市交易廳》（Börsenhalle）駐柏林記者赫爾曼·海貝格（Hermann Heiberg）約請蘭克寫一篇評價俾斯麥生平功績的文章。蘭克以“正忙於研究9世紀的糾葛、危險、趨勢”為由婉拒了這一約稿，但他還是寫了一篇篇幅較長的對俾斯麥統一德國過程的回顧與評論。我們可以從中看到，蘭克對俾斯麥用三次王朝戰爭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政策做了幾乎毫無保留的理解、支持與辯護。蘭克在開篇就十分犀利地指出，德國統一的實質是普魯士的擴張過程。在文中，蘭克幾乎把兩者視為同一事物。他認為，俾斯麥針對丹麥、奧地利與法國的三次王朝戰爭（蘭克稱之為“政治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的出發點：解除普魯士的外來壓力。丹麥因王朝關係對德國北部的影響必須解除，如果德意志民族要統一的話。如果普魯士想獲得完整的獨立性，普奧之間長期存在的、因德丹戰爭更加激化的矛盾，也必須有個了結。德意志糾紛的“戈爾迪之結”不可能被解開，只能被斬斷。而普魯士對奧地利的勝利，削弱了法國對德國事務的影響，法國出於持續不斷的嫉妒心理向普魯士宣戰。在德法戰爭中，“弗里德里希王朝戰勝了拿破崙軍隊”，由此保障了普魯士完整的獨立性。蘭克對德國的勝利極為興奮，認為它是上帝的意志，“幾十年來政治與軍事領袖們的夢想完全實現了。一個民族自我感覺的最大滿足在於知道，在地球上，在它之上有一個更高的存在”。“幾乎自動地，普魯士王朝擴大為德意志帝國”，所有參戰的德意志力量都參與了新國家的建立。蘭克高度評價了俾斯麥在其中的作用，因為“三次戰爭行動，其真實的原因是內在力量的發展，但其開始與過程，不能沒有領導外交事務的部長而完成，他的內心有著思想的整體性，並能在有分歧時機智地維持這一整體性。最強大的思想能力與普世性關切相認同”。蘭克也基本認可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制度，認為它符合歐洲國家的主流思想，試圖儘可能地團結廣大民眾。雖然帝國遇到了反對力量的挑戰（暗指俾斯麥針對天主教會的“文化鬥爭”與針對社民黨人的“反社會主義者法”），但他還是深信，那些“造反的被誤導者”能夠通過普遍包容的思想與所有力量的發展而被擊退。蘭克還特別指出，德國的科學研究在當代獲得空前的發展，這也是俾斯麥的功勞，因為科學研究依賴於長期的和平，而俾斯麥在德國統一後一直致力於維護歐洲的和平。蘭克不僅在1885年的回顧中肯定了俾斯麥統一德國的過程與功績，而且在1870年德法戰爭期間為普魯士政府與軍方提供了重要的情報與建議。這是蘭克與德國統一關係中最具戲劇性的一幕。1870年7月，法國向普魯士宣戰，9月初，普魯士軍隊在色當戰役取得了對法軍的決定性勝利，並俘獲了拿破崙三世。巴黎爆發革命，帝國被推翻，共和國成立，但繼續抵抗德軍。德軍兵臨城下，與法國新政府談判。德方要求法國割讓阿爾薩斯-洛林，遭到拒絕，談判陷入僵局，巴黎面臨一場惡戰。就在此期間，蘭克前往維也納檔案館查閱檔案資料，在其下榻的酒店，偶遇了多年的老朋友、法國著名政治家與歷史學家路易·阿道夫·梯也爾（Louis Adolphe Thiers）。梯也爾剛從俄羅斯聖彼得堡來到維也納，並行將前往意大利佛羅倫茨。蘭克估計，梯也爾正受法國政府委託尋找外援。兩位歷史學家各自代表本國的利益，進行了一場交鋒。就戰局，蘭克認為巴黎守不住，而梯也爾則認為可以守住，不過兩人都認為戰爭結局不容樂觀。德法談判的難題，德國是否有理由要求法國割讓阿爾薩斯——洛林，成為他們談話的焦點。蘭克認為，出於歷史的原因，德國必須堅持割讓法國東部省份的要求，作為未來德國的安全保障。而梯也爾則認為，曾經威脅普魯士的拿破崙三世已經倒臺，法國的帝國主義黨派影響有限，德國面對的是一個不想打仗只想要和平的法國，因此不需要什麼保障。蘭克辯解道，德國要求保障，不是為了防範法國，而是為了預防法國可能發生的革命。近幾十年來法國發生了多次革命，未來也可能發生，並且會有一個好戰的領導人上臺，隨之攻擊德國。梯也爾認為這不可能，不管哪個法國政府都不可能簽訂一個割讓大片領土的和約。他警告這種和約的後果：隨之而來的只能是一場持續的戰爭，它將持續激怒法蘭西民族，深深地侮辱法國。蘭克繼而認為，普魯士不想把法國降低為二等國家，割讓阿爾薩斯——洛林只是把一個歷史上的德意志省份收回德國，因此不會使法國人十分憤怒。普魯士國王不是在針對拿破崙三世，也不是針對法國，他是在回擊路易十四的政策，後者在德國分裂與軟弱的時候奪取了斯特拉斯堡與阿爾薩斯。實際上1814—1815年戰勝拿破崙一世時，德國人就想這麼做，這是全德意志民族的要求。我們得以瞭解蘭克與梯也爾在德法戰爭時期的這次交談，是因為蘭克在事後將交談的內容以信件的方式轉告了時在法國戰場上的好友埃德雲·馮·曼託伊費爾（Edwin von Manteuffel）將軍以及普魯士駐奧地利大使漢斯·羅塔·馮·施崴尼茨（Hans Lothar von Schweinitz）。蘭克給他們的談判建議是，可以向法國要求割讓說德語的法國省份，作為未來的安全保障，同時要求一筆大額的戰爭賠款。而梯也爾則在1871年2月當選法國新政府首腦，並負責與德國談判。法德於5月達成《法蘭克福和約》，其內容與蘭克的建議基本相符，確定法國割讓阿爾薩斯與洛林並賠款50億法郎。應該說，蘭克關於與梯也爾交談的報告與建議對和約的達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從蘭克與梯也爾交談的內容可以看出，蘭克完全站在當時德國政府與軍方的立場上，強烈要求法國割地賠款。而其歷史學家的特色，僅在於強調奪取阿爾薩斯與洛林的歷史理由。正如梯也爾所警告的那樣，苛刻的和約條件加深了法德之間的民族仇恨，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而蘭克卻未能預見到這一未來。德國兼併阿爾薩斯——洛林之後，曼託伊費爾於1879年被任命為該州的首任總督。為了擴大德意志文化在阿爾薩斯——洛林的影響，德國在該州重建了斯特拉斯堡大學，蘭克也對德國的文化侵略政策做出了支持的表態。1884年10月19日，在斯特拉斯堡大學新樓啟用舉行儀式之際，蘭克給曼託伊費爾寫信祝賀，他在信中毫不迴避德國的政治意圖：“我懷著非常愉快的心情期盼著在您的參與下大學新樓啟用的那一天，因為大學的建成是兼併的一個重大步驟。和約是基礎，真正的征服只有從逐漸增長的內在的共同體中成長起來。沒有比圖書與教學能夠做出更大的貢獻。對於兩者來說，大學在德國都是最高級的工作坊。”福克斯指出，蘭克這兩句話被曼託伊費爾在其在大學新樓啟用儀式的致辭裡完全照搬了，可見他說出了後者的心聲。
蘭克曾明確表述，普魯士德國在德法戰爭中的勝利是其晚年撰寫多卷本《世界史》的重要推動力。在蘭克1885年自述的最後一段，他說，“然後是兩大改變了世界命運的戰爭，即普奧戰爭與普法戰爭，它們最主要的結果是，政治形勢在一個統一的平坦的基礎上發展。德國與世界的普世性前景鼓勵我將我最後的精力致力於一部我正在撰寫的世界史著作”。在其同年年底的90歲生日慶典上的致辭中，蘭克進一步地闡述，普魯士及德國對法國的“革命的凱撒主義”的勝利，為“世界歷史循序漸進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機會，“我要在此哭泣：這是上帝意志的偉大壯舉，我們都成為了其見證人”。“兩大世界力量經過長期的鬥爭”以“革命力量的失敗”而告終，他因此受到鼓勵，“對以往的多個世紀作一客觀的回顧”。蘭克把普魯士及德國在普法戰爭中的勝利視為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轉折或大結局、上帝意志的壯舉，並視為自己在晚年動筆書寫世界歷史的主要推動力，無疑賦予了德意志統一戰爭及德國勝利極其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與宗教意義。如何理解蘭克的上述表態？為此，我們有必要回顧蘭克投身歷史研究的心理過程。蘭克在萊比錫大學學習的是神學與古代語言專業，歷史研究是他自己開拓的新領域。他懷著濃重的宗教情結投入歷史研究，期待在歷史中找到上帝。在他與弟弟海因裡希的通信中，我們可以看到蘭克從神學向歷史學的轉變過程。例如，他於1821年11月在奧德河畔法蘭克福中學任教時曾向海因裡希傾訴：“我希望認識上帝與人類即民族與歷史，不，不是上帝（本人），而是對他的一種感覺。”在對歷史的深入研究中，蘭克開始遠離正統的神學觀點，他在1822年11月就向弟弟透露了自己對《聖經》的不屑：“《聖經》還不是一本理想的書。”而在1823年4月給朋友裡希特（Carl Anton Richter）的信中，蘭克表現出了更強的自我意識，認為“上帝不僅存在於認識對象，也存在於認識者的眼睛裡”，儼然以上帝自居。海因裡希前往紐倫堡慈善機構工作後，陷入了虔信教派的圈子，著迷於《聖經》與福音作者的著作，蘭克很不以為然，兄弟之間發生了嚴重的神學分歧。海因裡希表示願意妥協：“你在歷史中尋找上帝，我在福音作者那裡找……對於你來說，耶穌也是世界歷史的中心。”而蘭克則堅持認為將《聖經》以及福音作者的著作絕對化是盲目崇拜：“上帝存在於所有材料中，而把某一物認定為上帝，是盲目崇拜（Götzendienst），而語言（Wort）呢？”1824年年底，蘭克出版了《羅曼與日爾曼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冊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也給海因裡希寄去贈書，並特地指出《羅曼與日耳曼諸民族史1494—1535》有兩處冒犯基督教信仰的地方，其中自認為“太大膽的”一處文字是：“是什麼使各民族興盛與衰落？是它們的本質的發展、生長與凋零，如一種機緣巧合導致了成功？那生活中就不存在意義，我們就像被夜霜凍死的花朵。是否是那個不僅是造物主的，而且是摧殘者的，對人既愛又恨的上帝？”1825年4月，蘭克被普魯士政府聘為柏林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到柏林大學工作後，蘭克便開始講普遍歷史或世界歷史，並持續幾十年。1826年11月，他在給海因裡希的信中寫道：“你知道我的老想法，即去尋找世界歷史的傳奇，我們這個物種的事件與發展的軌跡（Gang），作為它實質性的內容、核心與本質。這一野蠻的、劇烈、玷汙的、善良高尚安靜的、被玷汙而又純潔的創造物，這是我們本身，在其形成與形態中進行理解與記錄它。我又在講世界史的課。在我觀察人們的事情時，經常心跳加快。但在表述上我還不大成功，可能我還沒有完全理解。”而海因裡希在此前就去信蘭克，希望他能夠懷著敬畏上帝的心情書寫歷史，以堅定人們的宗教信仰：“我感到世界歷史的研究對於基督教越來越重要了。我深信就此需要上帝特別的保佑，我要與你，親愛的利奧波德，一起就此向上帝呼籲。否則，科學的每一個方面都在為上帝不存在的觀點作貢獻。我不知道，還有什麼能夠比懷著敬畏上帝的心情來書寫歷史更能給人們動搖的腳步提供一個指向基督教的更堅定的方向。”事實上，海因裡希擔心蘭克正朝著“為上帝不存在的觀點作貢獻”的方向發展。蘭克兄弟提及的“世界歷史”，首先是出於宗教視角的概念。研究“歷史”的目的，是要在歷史中尋找上帝的蹤跡，論證上帝的存在。而研究“歷史”一開始就是研究“世界歷史”，因為與“上帝”相對應的概念當然是“世界”。後來“世界歷史”的概念被逐漸學術化，被理解為相對於局部史、民族史的全部史與普遍歷史，並從學術角度得到進一步的論證。例如，蘭克於1835年2月就對海因裡希寫道：“從根本上來說一種觀點在我心中紮根，即最終只能寫普遍歷史。所有我們的研究都在向著推出它的方向努力。只有在其普遍的關係中來理解，才能使個體完全顯現出來。你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這樣我們在研究中與生活中都聯繫在一起。”在同年11月給海因裡希的信中，蘭克又提到我們後來在其學術著述中經常看到的一些概念或表述，如“世界精神”“趨勢”“內在變化”“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在此期間，我在世界歷史（Welthistorie）的廣闊天地裡到處遊歷。……我嘗試著書寫一種不能期待得到廣泛關注的歷史，但它是從我的感觀方式中自然出現的。如果上帝願意，我會實現我心中的理想。世界的精神與世俗的趨勢的內在變化，它們是如何從一個時代到另一個時代顯現出來，相互鬥爭、戰勝並一直擴展的。其中存在著一種發展的前後一致性(Konsequenz)、生活的豐富（Lebensfülle）與偉大（Erhabenheit），以至於每個微小的觀察都讓我們感到幸福。”而在1865年5月31日給曼託伊費爾的去信中，蘭克又說道：“您知道，我不是將所有這些作為法國史或英國史，而是作為普遍的歐洲史、作為世界史（Weltgeschichte）來研究，在其中，一個時代連接著另一個時代（in welcher eine Epoche an die andere schliesst）。”在蘭克1854年與巴伐利亞國王交談中，我們可以看到其偏向於基督教與羅曼—日耳曼思想的世界歷史觀。他認為，“歐洲的基督教精神，特別是日耳曼思想對世界上所有其他元素的征服，完全是史無前例的”，“羅曼—日耳曼精神的傳播是非常廣大的，甚至更廣大，因它不再受宗教形式的限制。羅曼—日耳曼精神超越了宗教的形式，作為文化在全世界自由而不受限制地擴展開來”。蘭克雖然注重歐洲民族共同體歷史的研究，但並沒有喪失對德意志歷史與文化的偏愛。這一點也可以在其通信中得到證實。1867年2月，是蘭克獲得博士學位50週年，德國與歐洲眾多大學與學術機構紛紛來函祝賀，其中包括“德意志自然研究者科學院”。該科學院的賀信可能寫了一些拉近歷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距離而強調科學的跨民族性的話，不過蘭克的回覆卻特別突出了史學的民族性：“我同意您關於科學在各民族都有效的觀點，但史學與文學一樣，還有一個民族的血脈（eine nationale Ader）。”對屬於瑞士德語區的蘇黎世大學的校長及校董事會的賀信，蘭克則回覆道，“我完全同意您的說法，我的研究雖然總的來說是關注歐洲民族的，但尤其是關於德意志精神的”。蘭克這種表態，可能與當時的政治形勢有關。此時，普魯士已經在普奧戰爭戰勝了奧地利，成立了“北德意志聯邦”，下一步只需統一德國南部。而如上所述，1871年德國統一後，蘭克則將普魯士與德國的勝利視為世界歷史的結論與上帝意志的顯現，並因此要撰寫世界史。蘭克傳記作者容克（Dominic Juhnke）認為，蘭克這麼說，是在向當時洶湧的民族主義史學潮流靠攏。總結起來，我們可以看到兩點：在自我理解上，青年蘭克懷著濃重的宗教情結開始研究歷史，以求在世界歷史中尋找上帝的蹤跡。1825年，他以中學教師的身份憑藉《羅曼與日耳曼諸民族史1494—1535》第一冊及其附本《近代史家批判》進入德國大學史學界。到他告別大學講臺的1871年，蘭克不僅可以回望成就輝煌的史學人生，而且可以將其終身尋求的上帝的意志“鎖定”在普魯士及德國對法國的勝利之上。經過一生的探索研究，蘭克可以告慰自己，終於在晚年“找到了”上帝，看到了世界歷史的結局，而且是一個由德意志民族主導人類未來發展的結局。他怎能不喜極而泣？但客觀地看，我們可以觀察到，早年蘭克雖然宗教情結濃重，但批判意識較強，不輕易接受正統神學提供的答案，頗有反叛心理。同時，蘭克的德意志民族情結也不是很突出。但是，至遲在19世紀50年代以後，蘭克的批判意識似乎開始退化，關於德意志民族的積極論述有所增加，最後發展到頂點，把1870—1871年普魯士及德國對法國的勝利作為世界歷史發展的結論及上帝意志的體現。這種變化，首先要歸結於蘭克個人處境的改善。通過幾十年的奮鬥，他從一個卑微的中學老師上升為普魯士國家的歷史學家，成為受人尊敬的史學泰斗，功成名就的他失去了青年時代的批判鋒芒。其次是文化環境與政治形勢的影響。在蘭克與他人的書信交流中，我們可以看到對“上帝”概念的過度使用，這既是出於對周邊社會宗教壓力的屈服，也是對這種難以抵抗的壓力的一種敷衍與利用。只要提及“上帝”，顯示自己的“信仰正確”，就可以方便而有效地與對方達成某種思想上的一致與情感上的和睦。同樣，關於蘭克在德國統一後提出的民族國家史學藍圖的敘述表明，蘭克對於與自我願望與信念不同而又不可抗拒的政治形勢，也進行了敷衍與利用。面對洶湧而來的時代潮流以及根深蒂固的文化傳統，老年蘭克即便有自己的想法，也已經完全無力進行抵抗，只能希望與之保持和諧關係，能在新形勢下繼續推進自己的史學事業，並以此繼續獲得社會的關注與尊重。他的公開說法，在普魯士及德意志精神的勝利中終於看到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結局與上帝的意志，因此要把最後的精力投入到以德意志精神的勝利為終結點的世界史的書寫中去，對於他個人、德國政界、學術界與公眾來說，這都是一種皆大歡喜的說法，但不能說沒有自欺欺人的成分。他所做的，是對政治形勢與宗教信仰的一種敷衍，目的是在宗教與政治的夾縫中推進自己的史學事業，維護自己的社會地位。蘭克曾於1873年給在德國軍隊裡擔任牧師的兒子奧托寫信，在信中他將歷史學家與牧師的職業相提並論。他寫道：“歷史科學與書寫是一種只可以與牧師的職業相比較的職業，儘管它研究的對象是如此的世俗。因為當代的潮流（die laufende Strömung）試圖掌控往事，只做出符合其意義的解釋。歷史學家的職責是，理解並教會他人理解每個時代本身的意義。他只須客觀地關注研究對象本身。在所有事務之上存在著上帝安排的萬物的秩序，這一秩序雖然不可被證實，但可以被感悟（ahnen）到。在這一上帝的秩序裡，它是與時代的承上啟下相同的，重要的個人有其相應的位置：歷史學家必須如此理解他們。歷史的方法，它只尋找真實，並如此與人類的最高問題直接相關。”可以看到，蘭克對於時代潮流對歷史學的影響有著很清晰的認識，而且他主張歷史學家要堅持學術立場，只“關注研究對象本身”。而他對宗教觀念對歷史學的影響的認識，則不是那麼清晰，或許他也不願弄清晰，因而再次提供了一種敷衍性說法。不管怎樣，蘭克在史學實踐上，未能完全堅持自己的原則。總而言之，與史學界以往的印象不同，蘭克支持與肯定俾斯麥統一德國，並且試圖以統一德國為平臺實現自己宏大而豐富多彩的民族史學藍圖。他還賦予德國統一戰爭以世界歷史結論與上帝意志的至高意義，並以此為公開的理由推進自己的世界史書寫。蘭克對德國統一戰爭的具體支持與肯定，或許主要是出於情景的壓力。而以統一德國為平臺實現自己的民族史學藍圖，賦予德國統一戰爭以世界歷史結論與上帝意志的至高意義，以此為理由推進自己的世界史書寫，則是對形勢與環境的有意識的利用。作者景德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註釋從略，完整版請參考原文。 編輯：湘 宇 校審：水 壽中國歷史研究院官方訂閱號歷史中國微信訂閱號
